罗伯特·欧文
末日期待
世界将如何终结，中世纪的穆斯林对这个问题的种种细节简直了如指掌，以至于14世纪的阿拉伯编年史学者伊本·卡帝尔（Ibn Kathir）在为其伊斯兰史著作《开端与终结》（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收尾的时候，认为具体描述这个结局将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符合穆斯林对世间万物的期待。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许多穆斯林相信，当西方升起一轮黑日的时候，即意味着末日的到来，之后歌革（Gog）与玛各（Magog）会带领成群的野人出现。然后他们又消失了，根据一份12世纪记载于叙利亚地区的资料，在前往东方以前，他们喝干了提比里亚湖（Lake Tiberias）里的湖水。这时，独眼的反基督者（Antichrist）达加勒（Dajjal）会带领他的7万犹太人扈从，骑着一头驴穿越巴勒斯坦。达加勒会以模仿耶稣的戏谑方式，在人们面前施展虚假的奇迹。然而，40天后，也就是在他毁灭十字架并号召所有人信仰伊斯兰教之前，耶稣会从天堂降临，杀死这位反基督者。最终，太阳将从东方升起，随着第一声号角的响起，所有生灵都将死亡。而当第二声号角响起的时候，所有曾活在这世上的男男女女都将复活，并被带到耶路撒冷接受最后的审判。像这样的描述还有很多，它们之间只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有些资料则强调马赫迪（Mahdi）的重要性，他是一个受上帝指引的角色，在审判日先于达加勒出现，最终为穆斯林带来正义与胜利。
对于末日审判的推断，以及对马赫迪这一人物的猜测，常常同伊斯兰教终将战胜基督教的预言，以及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与罗马未来的命运纠缠在一起。根据圣训（Hadith），或者说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记录（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发起之前已在世间流行）：“时候未到，要等到上帝赐予我的族人以胜利，我们要赢得君士坦丁堡。”除了圣训，还有许多包含启示内容的材料，人们假设这些材料都来自凯尔布·伊本·阿赫巴尔（Ka'b ibn al-Akhbar）， 7世纪的时候，他是先知身边的伙伴。还有一种专门以末日惨烈的战争场面为主题的文学形式，人们一般都推测那是出自《圣经》中的先知但以理（Daniel）或是13世纪安达卢西亚的苏非派潜修者伊本·阿拉比（Ibn al-Arabi）的手笔。此类杀戮文学（malahim literature），其早期作品一般创作于穆斯林为保卫叙利亚地区的土地而奋力抵抗的时期，此前，拜占庭人试图重新夺得叙利亚地区而向他们发起了进攻。在这些文本中，先知们通常倾向于强调在获得最终胜利以前穆斯林所面临的艰辛与挫折，在同基督徒的斗争中，穆斯林可能会遭遇溃败，甚至会使耶路撒冷经历短暂的沦陷。有一则故事讲到，在君士坦丁堡的城中央，竖立着一座辟邪用的雕塑，这个塑像手中抱着一个球，球上面写着“只要这个球还在我的手里，我便将一直统治这个世界”。然而，根据阿拉伯的历史资料记载，那个球早已不在塑像的手上了。按照一些穆斯林传奇故事的说法，真正征服君士坦丁堡的人是马赫迪，在此之前他先拿下了罗马。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发起前的那段时期，穆斯林（还有犹太人）都格外期盼希吉来历（AH，又称“伊斯兰教历”）500年的到来，相当于1106—1107年。
不论对穆斯林、基督徒，还是犹太人，11世纪晚期的近东地区始终十分动**。一些人希望在伊斯兰教纪元的第五个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复兴伊斯兰信仰；而另一些人则恐惧地等待着马赫迪的出现，以及世界末日的到来。与此同时，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与穆斯林东部土地上的塞尔柱王朝苏丹，为争夺叙利亚地区已经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在更加世俗的层面，穆斯林期盼能够在双方持续的纷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不论当时的人们期待什么，其中绝不会有西方人对他们的入侵，况且还打着宗教的旗号。
破碎的中东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近东地区纷纷建立起基督教王国，然而从塞尔柱王朝瓦解——以苏丹王马立克沙（Malik-Shah）于1092年去世为标志——的角度来看，这些功绩只是相对次要的结果。塞尔柱人的生活遵循着部落传统，他们更倾向于在家庭内部共享统治的权力，可是在马立克沙死后，族人为了争夺他的帝国而打得不可开交，战争遍及伊朗、中亚河中地区、高加索地区、伊拉克与叙利亚。叙利亚等地的突厥将军与军阀支持几位处于竞争关系的大公，并在本土逐渐建立起越来越独立的政体。与此同时，效力于埃及法蒂玛王朝的将军趁着塞尔柱王朝时局紊乱，在巴勒斯坦与叙利亚获取了大笔利益。马立克沙的长子巴尔克亚鲁克（Barkayaruq）在帝国腹地勉强建立起宗主权，但权力基础极不稳定，1105年他去世的时候，依然是将各地联合在一起的唯一关键人物。
从1038年开始，塞尔柱王朝的苏丹即自诩为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位于巴格达）的仆人，以及逊尼派伊斯兰信仰的守护者，他们的统治也是在这两个旗号下开展的。而实际上，11世纪的阿拔斯王朝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政治权力，哪怕是在巴格达城内，情况也是如此。哈里发穆斯坦绥尔（AlMustazhir， 1094—1118年在位）疏于治国，把大量精力都花费在追求诗歌与书法技艺上了。即便如此，阿拔斯王朝哈里发至少在形式上依然被大部分逊尼派穆斯林视作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与宗教领袖。逊尼派因“逊奈”（Sunnah）得名，逊奈指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同伴的言行记录，它经口头一代代流传下来，不仅塑造了伊斯兰教法——也称“沙利亚”（Sharia），还为每个穆斯林制定了个人行为规范。逊尼派穆斯林承认哈里发的最高政治权威，即便这个权威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墨守成规的假象。
正是在这一点上，什叶派不同于逊尼派。在什叶派穆斯林看来，他们的政治与宗教的最高权威必须掌握在先知的女婿阿里（Ali）的手中，在这之后，则由伊玛目即阿里的后代或精神继承者担任。“什阿里”（Shi‘a‘Ali）即阿里派的意思。什叶派中的大部分穆斯林相信，在第十二任伊玛目于878年消失（或者也可称为“隐遁”）之后，精神的终极权威便随之消失。什叶派中的十二伊玛目派（Twelver）等待着隐遁伊玛目（Hidden Imam）[1]的回归，随着他的到来，伊斯兰教的正义将波及全世界。然而，什叶派中的另一派——伊斯玛仪派——却认为，应当将时间向前推至760年，即伊斯玛仪（Isma‘īl）消失的时候，伊斯玛仪是第七位名副其实的伊玛目，教长职权（imamate）在他之后便进入隐遁。在11世纪，教派的分裂愈加严重，德鲁兹派（Druze）、尼扎里派（Nizari Isma‘ili）——或称阿萨辛派（Assassins）——相继出现，这些教派脱离了法蒂玛王朝伊斯玛仪派的哈里发在开罗的统治，并与之形成对立。
我们的判断虽不可武断，但在11世纪与12世纪，生活于大叙利亚地区（Greater Syria）——叙利亚、黎巴嫩与巴勒斯坦等国——的穆斯林，可能大多数属于逊尼派，他们宣称对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效忠。即便如此，在宗教教义与仪式方面，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区别却并非很清晰。一方面，许多逊尼派有某些什叶派的倾向；另一方面，当什叶派为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及塞尔柱王朝苏丹效劳的时候，内心也并不会感到愧疚。在一些较大的穆斯林城市中，双方的关系也非常融洽。虽然逊尼派在人口上占多数，但在个别区域，如叙利亚的部分地方，什叶派也并非少数派。在叙利亚，虽然大部分什叶派似乎属于十二伊玛目派，但在选择以迈斯亚夫堡垒（Fortress of Masyaf，位于叙利亚高地）为中心创建一个小型伯国之前，下属伊斯玛仪派的阿萨辛派的支持者曾在12世纪早期反复尝试控制阿勒颇以及叙利亚其他大型城镇。
在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领土以外，即在伊斯兰教世界的其他地区，什叶派常常与逊尼派处于敌对状态。虽然如今的伊朗完全属于什叶派的天下，但在中世纪，它却是逊尼派的堡垒。哈桑·萨巴赫（Hasan-i Sabah）生于伊朗，他是阿拉伯人的后代，他在里海以南的高地上建立了一个属于伊斯玛仪派的阿萨辛派飞地。他的追随者在1090年攻占了阿拉穆特城堡（Alamut），之后该地的其他城堡也纷纷落入伊斯玛仪派手中。
如果我们将大叙利亚地区视作一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就存在的庞大阿拉伯组织，那么这种想法显然是错误的。一方面，穆斯林内部的教派分裂情况严重；另一方面，正如之前在第六章所讨论的，不论在城市还是在乡镇，一直都有重要的本土基督教社群的存在。基督徒中的麦勒卡派（Melkites）或东正教派，期望在拜占庭皇帝的羽翼下得到保护，而其他派别，如雅各派、聂斯脱利派与马龙派，却希望能够自由地实践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只听从穆斯林领主的管理。在穆斯林统治者的领导下，许多派别得到了长足发展，而在城市的官僚体制内部，以及在医疗行业，基督徒的表现又格外出众，在埃及，基督徒的影响力甚至更加卓越——科普特人（Copts），即埃及的单一性灵论者，主管政府的财政部门，而有些亚美尼亚的基督徒则在部队担任军官。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夕，相较于宗教问题，近东地区的政治局势要复杂得多。而在伊斯兰世界的背景下，想要政教分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1世纪晚期到12世纪早期的伊斯兰历史中，最富特色的事件便是塞尔柱王朝的分裂。马立克沙去世之后，哈里发穆斯坦绥尔要么试图在处于内乱的塞尔柱族人之间进行斡旋，要么以提升他在巴格达地区独立性的方式，从塞尔柱人的纷争中获得利益。同样地，那些曾经被分派到各地的官员与士兵，趁着王朝四分五裂，在本土称王称霸，逐渐发展出许多独立的政权，这也使塞尔柱王朝进一步走向瓦解。有些人是利用他们之前的正式任期来掩盖其篡权的事实的，他们原来的职位被称作“阿塔伯克”（atabaks），字面意思是“王子之父”“太傅”，本是受托为那些塞尔柱王朝的未成年子弟（他们作为地方官员被派往全国各个省份）提供保护与政见的。但在越来越多的省份，这些“太傅”都把未成年的王子晾在一边，自己却掌握着许多实权，变得愈加独立起来。例如，11世纪90年代的摩苏尔，卡布卡（Karbuqa）原是那里的阿塔伯克，后成为摩苏尔的统治者。在伊拉克、叙利亚以及伊朗西部地区，不论独立的突厥军阀、极有野心的雇佣兵，还是篡权夺位的阿塔伯克，这些人都试图从彼此手中获得更多利益，从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11世纪晚期，大叙利亚地区已经成为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在此地作战的除了军阀和曾经受塞尔柱人保护的委托人，还有为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效力的军队。自1064年起，土库曼人（Turkomans），一支突厥人的游牧部落，南下进入叙利亚；这些土库曼人当时并不受塞尔柱苏丹的统治，然而几年以后，塞尔柱的军队陆续占领了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其中包括叙利亚腹地中几个重要的穆斯林城镇，从北方的阿勒颇，延经哈马（Hama）与霍姆斯，一直到南方的大马士革。不过塞尔柱人及其同盟者很少能够在沿海城市获得成功，而埃及法蒂玛王朝则始终占据着巴勒斯坦及沿海地区。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夕，阿勒颇以及叙利亚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处于马立克沙的侄子里德万（Ridwan）的统治之下。当时有些地方虽并未真正受控于里德万，但人们也会声称此地受这位统治者管辖。里德万不久之后便受到了阿萨辛派的影响，而在阿勒颇又常常不得人心。此外，里德万对叙利亚的野心也遭到他的兄弟杜卡克（Duqaq）的反对，后者是大马士革名义上的统治者。另外，位于阿勒颇以西的安条克公国由埃米尔亚吉西延（Yaghi Siyan）统治，而安条克已经与大马士革形成同盟，一同对抗阿勒颇。1084年以前安条克公国一直隶属于拜占庭帝国，因此，那里的穆斯林人口可能相对较少。里德万的领土还会受到来自东部地区的威胁，摩苏尔阿塔伯克卡布卡对这片领土也虎视眈眈。
在叙利亚，几乎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统治者。在这些统治者中，有不少是突厥人，还有很多是士兵出身。霍姆斯处于亚纳道拉（Janah alDawla）的统治之下，他就是一位突厥的阿塔伯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阿拉伯人在叙利亚的人口中占据大多数，但当地的军事精英却以突厥人居多，其次是库尔德人（Kurdish）。从1086年起，位于叙利亚北部的谢萨城（Shayzar）受巴努·芒奇德家族（Banu Munqidh）管辖，这是一个阿拉伯家族，属于什叶派下的十二伊玛目派。港口城市的黎波里于1070年成功推翻了法蒂玛王朝的统治，在1109年被十字军征服之前，都是由伊斯兰教法官（qadis）管理的，什叶派在这里占大多数。在其他港口城市中，贾柏莱（Jabala）也属于一个独立王国；贝鲁特则受法蒂玛人的统治，法蒂玛人会通过水路向这里运送物资；虽然泰尔、西顿和阿卡也由法蒂玛人控制，但他们的统治是从1089年才开始的，且其势力并不稳定，时常有叛乱发生，并试图推翻其统治。
至于耶路撒冷，突厥将军阿特西兹（Atsisz）在1071年将其从法蒂玛王朝手中抢走，然而到了1098年，由于突厥人把精力都放在叙利亚北部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上，因此法蒂玛王朝趁机又把这座城市夺了回来。波斯旅行者纳西尔·胡斯拉夫（Nasr-i Khosraw）曾在11世纪50年代前往耶路撒冷，依据他的记录，当地人口约有2万，有很多穆斯林去那里朝圣，他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能前往麦加或麦地那朝圣。这座城市是神的第三大“圣地”，很多穆斯林潜修者选择生活在这里。在穆斯林对末日审判的设想中，耶路撒冷享有特殊地位：等最后的审判之日到来的时候，复活的号角将再次吹响，所有圣灵都将复活，人类会聚集在欣嫩子谷（Valley of Gehenna），而欣嫩子谷恰恰位于耶路撒冷的东面城墙之外。因此，许多穆斯林选择将自己葬于此地（或周边地区）。位于耶路撒冷圣殿山地区的穆斯林神龛，即圆顶清真寺于692年完工。至于当初建造这座清真寺的具体原因至今是个谜，但在11世纪以前，穆斯林普遍认为，长有翅膀的马形神兽布拉克（Buraq）正是从位于神龛中央的石头上飞起，将先知穆罕默德带向天堂，此即“夜行登霄”（Night Journey）。
1098年，虽然法蒂玛王朝竭力从塞尔柱人手里重新夺回了耶路撒冷，但对他们而言，这个地方已经不再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了。拉姆拉是他们在巴勒斯坦的首都，而阿斯卡隆成了主要的海军基地。他们的书面命令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城镇几乎没有效力，作为战争掠夺者的游牧民与土库曼人对城镇中的居民、商人以及各个宗教的朝圣者都形成了巨大威胁。一位滞留在埃及的犹太朝圣者在一封写于1100年的信中揭示了他在过去5年中屡次尝试前往耶路撒冷，但土匪与游牧民却让这条道路变得不可通行。
然而，巴勒斯坦的朝圣者所面临的危险并不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直接原因，而是罗姆塞尔柱苏丹基利杰·阿尔斯兰一世（Kilij Arslan I）以牺牲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为代价，对土地进行掠夺，从而导致拜占庭皇帝阿列克塞一世向西方寻求军事援助。基利杰·阿尔斯兰一世属于塞尔柱宗族中的一个分支，该分支同伊朗与伊拉克的“大塞尔柱”（Greater Seljuks）家族之间常常发生冲突。事实上，基利杰·阿尔斯兰一世企图从伊拉克北部的混乱局势中获益，反而导致他于1107年死亡。在小亚细亚，罗姆塞尔柱人的地位受到了达尼什曼德人（Danishmendids）的威胁，他们都属于突厥前线的勇士，其势力集中在小亚细亚半岛北部。不论在罗姆的塞尔柱人，还是在达尼什曼德人所统治的土地上，其人口都大多由希腊基督徒构成。
基督教“圣战”与穆斯林的应对
伊斯兰世界如此的分裂局势，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相继在小亚细亚半岛、叙利亚北部以及巴勒斯坦取得胜利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解救安条克，各路突厥军队于1097—1098年陆续从阿勒颇、大马士革与摩苏尔赶来援助。不过，他们的行动并不协调，计划也不够缜密。位于南部远端的小型海滨城市，由于军事实力较弱，无法抵抗基督徒的进攻。而当法蒂玛人眼看着耶路撒冷就要被十字军征服的时候，其中一些逊尼派穆斯林心中一定暗生欢喜，因为他们乐于见到那些什叶派敌人失去自己的领土。
在一封由一位滞留在埃及的犹太朝圣者写于1100年的信中，我们能够看到基督徒在征服耶路撒冷之后不久埃及的景象。信中提到，此后瘟疫在埃及肆虐，而埃及维齐尔[2]与将军阿夫达（al-Afdal）却信心满满，认为当年年底便能重新夺回耶路撒冷。多数穆斯林起初并不能完全领会远征运动的意义，也不理解基督徒占领耶路撒冷的动机。他们普遍错将法兰克人看作拜占庭帝国的军队，同时，他们并不希望这次占领持续太长时间。虽然穆斯林社群内部的宗教与政治分化严重，并且对于十字军的出身与动机，他们也都漠不关心，但随后的事件却立刻激起了穆斯林的愤怒情绪：一是十字军在各地犯下的暴行，如在迈阿赖努阿曼（Ma‘arrat al-Numan），当地许多平民百姓遭到屠杀；二是“圣地”被占领。
1099年年末，大马士革教法官（qadi）哈拉维（al-Harawi）带领一支由难民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巴格达，他们希望能够得到哈里发穆斯坦绥尔的帮助。哈拉维在哈里发面前的陈述让在场的许多人热泪盈眶。伊拉克诗人伊本·阿彼瓦迪（Ibn al-Abiwardi）曾将哈拉维诉说的内容改编成诗歌：
灾难临头，还有谁能够安然入睡？
当你的叙利亚兄弟只能睡在战马的背脊之上，
或是长眠于秃鹫的腹中，
还有谁能够安然入睡？
由于哈里发穆斯坦绥尔手里没有足够的兵力，因此他写信给巴尔克亚鲁克，希望其能够发兵支援，然而这位塞尔柱苏丹却忙着在伊朗北部地区同自己的兄弟吉亚斯丁·穆罕默德一世（Ghiyath al-Din Muhammad）作战，因此对于他的要求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1110年，阿勒颇的什叶派教法官伊本·哈什沙布（Ibn al-Khashshab）也做出类似的举动，他带领一个代表团来到巴格达，试图在哈里发的朝堂上挑起人们对法兰克人的愤怒，并请求哈里发立刻针对法兰克人采取行动。在苏非派与商界人士的支持下，伊本·哈什沙布在巴格达的哈里发清真寺组织游行，时间选在周五的祷告期间；在第二周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哈什沙布再次组织了游行活动，但这些游行队伍阻断了来到巴格达的哈里发妻子的路，哈里发大怒。在巴尔克亚鲁克于1105年去世后不久，吉亚斯丁·穆罕默德一世便自称接任塞尔柱王朝苏丹的位置，他也的确做出了保证，力图通过一些提案，从而为“圣战”做好准备。然而，即便有这些向塞尔柱王朝苏丹索要援助的人，在十字军暴行下的叙利亚受害者也没有真正得到过任何具体的帮助。
抵抗十字军的早期宣传材料大部分是以诗歌形式呈现的，它们都遵循着阿拉伯不同类型诗歌的种种创作传统。这些诗歌的主题一般都是体现十字军对伊斯兰世界的破坏，从而使穆斯林过上了流亡的生活。它们最先多由前伊斯兰教时代（pre-Islamic）的阿拉伯游牧民创作完成，诗中哀叹他们所失去的宿营地，即“那些已经不再受到祝福的地方”。正如在下面的例子中，诗人悲叹1098年迈阿赖努阿曼沦陷于十字军之手，类似的传统母题被反复提及。
我的朋友，上帝注定要让这座城市陷入毁灭。
停下骆驼的脚步，与我一同哭泣，
为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不论老少，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这里，请不要忘记，
它曾是一座广受恩宠的城市！
“圣战”的想法
对于十字军来到这里的原因，虽然穆斯林起初势必会感到迷惑，且将这些感想用较为过时的诗歌形式表达出来，但有些穆斯林统治者立刻认清了基督徒入侵的真正目的，并为反抗十字军着手准备。阿里·伊本·塔西尔·苏拉米（‘li ibn Tahir al-Sulami， 1039—1106年）是一位逊尼派穆斯林宗教学者，他同大马士革清真寺的联系颇为紧密。他于1105年完成的《论圣战》（Kitab al-jihad）是在法兰克人抵达近东地区之后第一部与“圣战”相关的作品。与他的同代人不同的是，苏拉米并没有将十字军与拜占庭人相混淆。而且，他还认为，这次远征实则属于西方基督徒所发起的“圣战”的一部分，其目的一方面是为本土的东正教徒提供援助，另一方面便是征服耶路撒冷。他认为十字军在叙利亚取得的胜利体现了伊斯兰教在道德与政治方面的堕落，以及哈里发的软弱无能；与此同时，他还向他的读者提供了对于未来的希望，穆斯林终将会获得胜利，因为根据先知穆罕默德的预言，他们的确会失去耶路撒冷，但这次失守只是暂时的，他们最终不仅会夺回耶路撒冷，还会进一步征服君士坦丁堡。
苏拉米还意识到这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纷争将会蔓延到西班牙、西西里与北非。他已经将远征放在这个广泛的背景——即两个宗教之间的斗争——下进行考察，并在地理方位上把眼光放得很远——几乎涉及整个地中海地区，这不禁使人想到13世纪的摩苏尔史学家伊本·阿尔-艾西尔的编年史著作，后者显然是前者的历史回响。
法兰克王国第一次出现、随后的势力扩张以及对伊斯兰领土的侵占，这一连串事件都发生在希吉来历478年（1085—1086年），他们当时攻占了托莱多城，以及其他几座位于安达卢西亚的城市。在希吉来历484年（1091—1092年），法兰克人入侵西西里岛，最终将这里征服，这一点我在之前也曾提及。他们一路挺进，甚至将火力开到非洲海岸，他们在那里并没有占领多少土地，因此不久之后便被当地人夺回。正如我们现在所知，法兰克人之后还侵占了其他地方。当希吉来历490年（1096—1097年）到来的时候，他们将炮火指向了叙利亚。
另一位历史学者生活在12世纪的阿勒颇，名叫哈姆丹·伊本·阿卜杜勒·拉希姆（Hamdan ibn Abd al-Rahim）。他的著作《法兰克入侵史》（The History of the Franks who Invaded the Islamic Lands）并未能存留于世，而只出现在后代学者的摘录之中。伊本·阿卜杜勒·拉希姆的著作的遗失尤其令人惋惜，因为这部著作使他在当时获得了极高的地位——他先是从阿塔勒布（al-Atharib）的法兰克领主那里得到了一座村庄，后又效力于“圣战”的第一位领袖赞吉。
虽然是苏拉米的作品最早回应远征运动，但却不是第一个关于这一主题的书籍。对于“圣战”的最权威论述，还是要在《古兰经》（Qur’an）中才能找到。
战争已成为你们的定制，而战争是你们所厌恶的。（《古兰经》第2章，第216节）
对于不信真主和末日，不遵真主及其使者的戒律，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他们依照自己的能力规规矩矩地缴纳丁税。（《古兰经》第9章，第29节）
以物配主的人群起而进攻你们，你们也就应当群起而抵抗他们。你们应当知道，真主是和敬畏者在一起的。（《古兰经》第9章，第36节）
“Jihad”一词通常被译为“圣战”或音译作“吉哈德”，但字面的意思却是“力争”“力求”，也就是所谓“力求推动伊斯兰教的发展”。按照传统的逊尼派穆斯林教义，在“圣战”中，带领人们扩大伊斯兰世界的领土范围的权力，只有哈里发才可掌握，在8世纪与9世纪的时候，指导“圣战”已经成为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职责之一。例如，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每隔一年便会带领他的军队向拜占庭帝国宣战；而在中间不开战的年份，他又会带头前去朝觐，即前往麦加朝圣。在东部地区也有“圣战”陆续开展，它们主要针对的是中亚河中地区的突厥异教徒，以及印度北部地区那些盲目崇拜的印度教徒。自愿加入“圣战”的人被称作“加齐”（ghazis），意即勇士，他们期望从中获得战利品，而若在战争中身亡，就确立了其殉教者的崇高地位。
《美德之海》（Babr al-Fava’id/Sea of Precious Virtues）更接近一篇百科全书式的而非劝诫式的文章，在“镜像叙事”中属于“王者明镜”（Mirrors for princes）一类，由一个匿名的波斯人（似乎居住于由努尔丁统治的阿勒颇）于12世纪50—60年代写成。显然由于作者对穆斯林与法兰克人在叙利亚的纷争极其关切，他向读者阐述了生活在12世纪中叶的人们对于“圣战”教义与法规的理解。“圣战”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向内的，针对的是个人的道德缺陷；另一种是向外的，针对的是异教徒。《美德之海》所表达的观点均能体现出学者对“圣战”这一主题的传统思考，而根据该书的描述，后一类“圣战”还可进一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攻击型“圣战”。这是穆斯林社群的集体义务——不断扩大穆斯林的领土，即“伊斯兰教地区”（Dar al-Islam）。有些穆斯林期望能加入这些对邻近非穆斯林地区的侵略性活动之中，而所有穆斯林都应对他们的这种行为予以赞赏，并提供金钱上的支持。第二种则是针对那些想要占领伊斯兰领土的外部入侵者的。这也是攻击型“圣战”，所有身体健全的成年穆斯林都要肩负起这个义务。
《美德之海》在某些细节上进一步考察了那些参加“圣战”的勇士所拥有的权利，以及所要履行的义务。如果志愿者是未成年人，那么他事先必须取得父母的同意；如果是已婚人士，那么要确保他的妻子在生活上能够得到良好的照顾。加齐参加“圣战”则是义务性的，他不可指望从中得到报酬。然而，统治者会从国库中拨出一部分款项，支付给基督徒与犹太人，好让他们同穆斯林并肩作战。一个穆斯林战士只有在战场上面对两个以上的异教徒敌人时，才可以逃走。不可杀妇女与儿童。
涉及战利品的规矩极为复杂，而《美德之海》在这方面的论述似乎有些古怪。书中认为，连参与“圣战”的动物都能得到奖赏，而“一头大象要比一头骆驼或驴得到更多的份额”。显然由于作者是宗教学者的缘故，在这篇文章中，他坚持认为宗教学者也有权从掠夺物中分一杯羹，毕竟这是一场针对异教徒的战争：“你可能觉得只有手持利剑的勇士，才是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功臣，我们要谨防这种想法。事实上，那些在清真寺与圣龛中奋笔疾书的宗教学者，同样是一位勇士，而他的笔甚至比勇士手中的剑还要锋利。”虽然《美德之海》的作者痛恨并鄙视基督徒，但相比之下，他认为活动于伊斯兰世界中的异教徒才是更大的威胁。“杀死一个异教徒等同于开展70次‘圣战’。”
中世纪的一些学者认为，“圣战”实则是侵略性战争。然而，持这种观点的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权威人士秉持着这样的立场，即伊斯兰教若还未遍及整个世界，那么“圣战”的义务就不能失效。《美德之海》坚持认为，一位穆斯林统治者的首要义务便是从事“圣战”，并为伊斯兰世界带来胜利；如果他不这么做，甚至还同异教徒和平相处，那这位统治者还是死了的好，因为这个世界因他而变得愈加堕落。但这篇论文的作者也意识到，不论他希望人们在宗教上多么虔诚，都只是纸上谈兵而已，叙利亚的法兰克人还在持续壮大，而穆斯林所开展的“圣战”都是针对穆斯林自己的。
在什叶派的神学理论中，只有伊玛目才有权号召“圣战”，由于伊玛目已经隐遁，因此这个义务只能搁置，直到末日审判的到来。例如，虽然伊斯玛仪派的法蒂玛人与来自巴努·芒奇德家族的谢萨城领主们（属于什叶派下的十二伊玛目派）同十字军频频开战，但他们的头脑中却没有“圣战”的概念。另外，很多穆斯林，尤其是什叶派与苏非派，都会强调他们将对外的“圣战”放在次要位置，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内的“圣战”中去，他们要竭力对抗的，是灵魂中的邪恶力量。
鼓吹“圣战”的宣传者都会突出耶路撒冷在伊斯兰世界的独特地位，而在12世纪与13世纪，学者们扩大了论述的范围，将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与叙利亚放在一起，来分析其卓越性。在阿拉伯人与拜占庭人开战期间，有许多类似的著作问世，而上面提到的作品都是以这些书籍为蓝本写成的。还有一种文类，其内容涉及一些鲜为人知的朝圣路线，如前往先知、殉道者以及苏非派圣人的墓地，这些地方原本都是穆斯林的领土，之后被法兰克异教徒侵占。
“圣战”的具体实践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11世纪90年代到13世纪90年代，近东地区的历史经历了塞尔柱王朝的覆灭、花剌子模人的兴起与衰败，最后迎来了蒙古人。这段历史时期同样见证了逊尼派对什叶派的胜利，特别是阿萨辛派在领土实力方面所遭受的打击，先后分别发生在伊朗与叙利亚。如果我们就此将这段时期的近东历史称为“十字军时代”，那显然具有严重的误导性。虽然如此，但我们的确可以将12世纪与13世纪叙利亚与埃及的历史视作伊斯兰世界为了应对拉丁定居者与日俱增的威胁而逐渐团结起来的初级阶段。
在1099年，当十字军对当地的穆斯林进行屠杀与囚禁之后，耶路撒冷已经彻底没有穆斯林了。不久之后，来自外约旦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被请到了耶路撒冷，该城恢复了常规生活状态。在一些地区，如拉姆拉，当地居民在十字军到来之前便已逃离；而在其他城镇，人们则选择留在本地。在法兰克人定居点，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社会治安更加完善，当地农民也能得到保护，免于四处抢劫的游牧民与土库曼人的侵扰。依然生活在十字军领土上的穆斯林，要单独上缴一份人头税，这与穆斯林领土上的情况恰恰相反，在那里，反而是基督徒与犹太人要上缴人头税，而同拉丁基督徒不同的是，这里穆斯林不必缴什一税。西班牙穆斯林作家伊本·朱巴依尔是一位朝圣者，他在麦加朝圣结束，1184年在回家的路上路过耶路撒冷王国，他声称法兰克领主对他们手下的穆斯林农民都非常友善，与邻近地区效忠于穆斯林统治者的农民相比，这些农民缴的税更少；朱巴依尔甚至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些穆斯林可能有皈依基督教的倾向。
然而，历史资料所提供的证据并不是一边倒的，在一些地区，即便穆斯林先前选择留在本土，但在之后也有叛乱与集体大规模出逃的情况发生。在1113年，纳布卢斯地区便发生了穆斯林反抗活动；在12世纪30年代与80年代，贾巴尔·巴赫拉（Jabal Bahra）地区同样发生过叛乱；1144年的反抗行动爆发于外约旦南部；在12世纪末期，巴勒斯坦也有农民起义间或出现，恰逢萨拉丁入侵该地。在12世纪50年代，苦于米拉贝尔领主的苛捐杂税与种种不公，在几次抗议无效之后，纳布卢斯地区八个乡镇的居民集体潜逃。他们穿过约旦河，并抵达大马士革。这些出逃的穆斯林以及来自耶路撒冷与其他拉丁公国的难民，一同定居在阿勒颇与大马士革的腹地城市中，他们组织了一个游说团体，为发起“圣战”大声疾呼。他们认为，只有借助“圣战”才能恢复家园，为此，他们需要一位合适的领导者。
首位候选人是依尔加齐（Ilghazi），他是阿图克（Artuq）家族的一名成员，这个家族属于突厥部落组织，塞尔柱王朝处于四分五裂的时候，在本土发展成为一个小型王国。正当依尔加齐统治马尔丁（Mardin）的时候，阿勒颇居民于1118年请求他来接管他们的城市，并帮助他们抵抗安条克的罗杰（Roger of Antioch）的入侵。土库曼人向依尔加齐宣誓，他们将加入“圣战”。在依尔加齐的领导下，他们在穆斯林抵抗十字军的运动——血田战役（Field of Blood）——中赢得了首次胜利。然而，依尔加齐各方面都不符合一个“圣战”领导者的理想形象。他不仅嗜酒如命，更重要的是，相较于与安条克公国作战，这位“圣战”领导者把更多心思放在了如何巩固他在马尔丁的政权这个问题上。依尔加齐直到1122年去世都没能实现阿勒颇人对他的期望。
在领导“圣战”方面，摩苏尔阿塔伯克伊马德丁·赞吉（Imad al-Din Zangi， 1127—1146年在位）显得更加成功。13世纪的摩苏尔历史学者伊本·阿尔-艾西尔写道：“要不是上主慈悲，让这位阿塔伯克（赞吉）征服叙利亚，法兰克人也许早就在这里称王称霸了。”1128年，赞吉征服了阿勒颇。当地居民一方面出于对城市内部阿萨辛派的恐惧，另一方面又害怕来自外部的法兰克人的威胁，于是对赞吉的军队没有做任何抵抗。同许多在塞尔柱王朝时期受到委任的阿塔伯克一样，赞吉也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职位之便，在伊拉克北部与叙利亚地区有效地建立起一个独立公国。在这个公国中，赞吉在许多方面都效仿了伊朗的塞尔柱苏丹的做法，这不仅体现在制度习惯与外交政策方面，还体现在对伊斯兰宗教学校（madrasas）与经学院（khanqas，音译“哈卡”）这类机构的资助上。
伊斯兰宗教学校最早源于塞尔柱王朝苏丹的东部土地，是一种教授《古兰经》与宗教法规的学校。这完全是一个逊尼派穆斯林机构，主要目的之一是与什叶派的训诫相抵抗。哈卡则相当于收容所，苏非派在其中居住、学习，并从事宗教活动。在对抗十字军的战争中，苏非派的神职人员与志愿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赞吉及其继位者的影响下，伊斯兰宗教学校与哈卡在叙利亚的数量不断增加，这种做法属于道德武装运动的一部分。在这场运动中，不论统治者还是宗教精英，都投入消灭穆斯林社群内部的腐败与异端学说之中。因此，这次大规模“圣战”，其目的不只局限于将法兰克人从巴勒斯坦沿岸赶走。上文所讨论的《美德之海》忠实地反映出时代的意识形态，除了在书中激励向法兰克人宣战以外，作者还劝告读者不要读闲书，不要坐秋千，不要穿绸缎做的袍子，不要用金樽喝酒，不要讲不正当的笑话，等等。
虽然穆斯林的虔诚信徒，尤其是阿勒颇的信徒，指望赞吉能够成为命运的强者，并领导“圣战”，但赞吉的职业生涯几乎没能满足大家的期望。他把大量精力花在同穆斯林社群内的敌人开战上。人们特别期望赞吉能够占领大马士革，并将其收编到他在叙利亚的领土之内，但是大马士革的军事统领穆因纳丁·乌努尔（Mu‘in al-Din Unur）却通过同耶路撒冷王国联盟而阻隔了赞吉野心的蔓延。1144年，由于一连串幸运与意外，赞吉成功地攻占了拉丁城市埃德萨。叙利亚历史学家迈克尔哀叹这座沦陷的城市：“埃德萨已变成一片荒漠：一个身着黑衣的身影出现，血液已经将他灌醉，其子女的尸首遍野横陈！在夜晚，吸血鬼以及其他凶猛的野兽都窜到这座城市，那些被屠杀的人变成了它们口中的美食盛宴。整座城市已是豺狼之家，除了盗墓挖宝的人以外，没有人还会来到这里。”
然而，伊本·阿尔-艾西尔的描述却恰恰相反：“在视察的时候，赞吉不仅对这座城市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还认为如果将它夷为平地，并非明智之举。因此，他令自己手下的人将城中男女老少安置回家，并归还之前掠夺来的战利品……这座城市回到了原来的样貌，与此同时，赞吉还在城中部署了一支守备军。”
1146年，赞吉被一位奴隶刺杀身亡。他的继位者，其子努尔丁，在大马士革城中一支热衷“圣战”的教派的协助下，于1154年成功攻入该城。努尔丁在位于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中安置了一个讲坛，期望随后能够成功夺回这座城市。然而，时局让他不得不将征服埃及放在首位。法兰克人于1153年攻陷阿斯卡隆，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为十字军舰队提供了一个港口。在军事维齐尔与不同民族军事力量的斗争中，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已经变成了一个傀儡。在12世纪50—60年代的埃及，一些人更倾向于同耶路撒冷王国达成协议，从而确保在其协助下法蒂玛王朝的政权能够继续维持下去，而另一些人则期望努尔丁能够帮助抵御异教徒的侵害。
最终，是努尔丁的穆斯林军队成功夺取了埃及政权，挫败了基督徒对该地的野心。然而在这次胜利中，努尔丁本人却没能得到多少好处。他派遣到埃及的突厥军队中的大部分军官是突厥人与库尔德人，其中有一位，即来自库尔德阿尤布家族的萨拉丁，于1169年有效地控制了埃及的局势。1171年，萨拉丁趁时任埃及哈里发去世，打压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权势。从此以后，每逢周五在各大清真寺举行的布道仪式便极具象征含义。这些布道仪式是以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与大马士革苏丹努尔丁的名义举行的。在埃及，虽然已经有很多逊尼派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都很有权势，但在社会上层集团中，还是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派占主导地位。对于逊尼派的强势回归，人们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即便如此，萨拉丁及其在埃及的继任者还是用心培育正统的宗教信仰，他们建立了许多伊斯兰宗教学校，同时还出钱为苏非派提供资助。
萨拉丁做好了随时向努尔丁表达忠心的准备，但事实上，他却不愿意再向自己的主子提供财政与军事上的帮助，因为这样的要求过于频繁。当努尔丁于1174年去世后，萨拉丁便向叙利亚挺进，随后攻占了大马士革，并夺取了努尔丁之子的权力。想要充分理解萨拉丁作为埃及与大马士革统治者的大部分生涯，我们要从两个方面出发，首先是他试图从赞吉王朝领主手中夺取对摩苏尔的掌控（结果以失败告终）；其次便是以其家族为基础企图建立帝国。萨拉丁要不断满足阿尤布家族成员的期待，即为他们开拓封地。这个帝国是以牺牲其穆斯林邻国——叙利亚北部、伊拉克与也门——为代价而建立起来的。在萨拉丁的整个统治生涯中，其资源大多用于实现家族成员及其拥护者的期待上。对于一位中世纪的穆斯林统治者而言，慷慨是其最核心的品质。
另外，萨拉丁还面临着另一方面的压力，即虔诚的理想主义者以及巴勒斯坦的难民，他们都指望萨拉丁能够对拉丁定居者发起“圣战”。像在萨拉丁政权文秘处任职的文人，如卡迪·法迪尔（al-Qadi al-Fadil）与伊马德丁·伊斯法哈尼（Imad al-Din al-Isfahani），就会不停地劝谏萨拉丁把炮火从邻近的穆斯林身上移开，转向他们的异教徒敌人。卡迪·法迪尔和他的下属曾试图将文秘处变成萨拉丁的宣传机构，在散布于伊斯兰世界的文件中，他们把萨拉丁的各种行为解释成只为了一个最终的目的，即消灭所有的拉丁王国。赞吉的手下以及其他萨拉丁的敌人，指控他为篡权者，还说他只对与家族有裙带关系的人委以重任。面对这样的言论，萨拉丁的支持者会拿出“圣战”作为论据予以反驳，他们认为正是由于萨拉丁履行了“圣战”的义务，才使他拥有了合法的政治地位。即便如此，对于在战场上同基督徒厮杀，萨拉丁其实一直都提不起兴趣，直到1183年，当赞吉王朝统治下的阿勒颇承认了萨拉丁的无上地位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抵抗拉丁王国的萨拉丁军队虽然把精力都投入“圣战”中了，但这些军队并非由加齐构成。事实上，同赞吉与努尔丁的军队一样，萨拉丁的军队首先是由突厥与库尔德的职业军人组成的。大部分官员（或埃米尔）会得到一份伊克塔（iqta），即一部分税收拨款，这些税款主要针对某些乡镇、庄园或大型工业企业定向征收，它们上缴税款以换取军事保护。虽然已经得到了一份伊克塔，但从军人员依然希望能够收到更多捐赠。此外，作为奴隶兵的马穆鲁克人，正如他们在所有穆斯林军队中所表现的那样，在萨拉丁军队中也形成一支非常重要的精英团体。萨拉丁及其同代人也会使用雇佣兵，小亚细亚半岛的塞尔柱人甚至还会征收法兰克人雇佣兵。最后，由于游牧民与土库曼人的部落分遣队的加入，萨拉丁的军队得以进一步扩大，这些分遣队作为轻骑兵加入萨拉丁军队，目的是得到战利品。
突厥的精英部队中个个都是使用弓箭的专家，他们所使用的可回折的复合式弓箭由层叠的牛角与肌腱制成，在未拉弓时，其长度约1米。同英式长弓一样，只有受过严格训练的人才能使用突厥弓箭，弓箭手必须具备一定的身体素质，肌肉要受过相应的训练；与英式长弓不同的是，这是一种攻击力极强的骑兵武器，具有更大的穿透力，相较于长弓，其目标范围也更远。在游牧民与土库曼人所组成的支援部队中，人们所使用的弓箭虽然同突厥人的弓箭非常类似，但其杀伤力却逊色不少，因此在一些史料中会有这样的记载：当英格兰的十字军在1191年向阿苏夫挺进的时候，战士们的身上插满了弓箭，一个个如同刺猬一般，但他们却没怎么受伤。在近距离战争中，穆斯林军队大多使用轻型长矛、标枪或剑，战士大多穿皮甲铠作为保护，而埃米尔与马穆鲁克人却身穿层状铠甲，防护措施非常严格，这与那些骑士阶层的敌人非常类似。除了引入平衡投石器（主要用于围城战，用于投掷炮弹）以外，在12世纪与13世纪，穆斯林的军事技术几乎没有任何创新之处。
一位在萨拉丁统治时期活动于叙利亚地区的阿拉伯心机家
《例习集》（Kitab al-Ii‘ibar）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战场内外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样貌，以及关于他们的种种见闻。作者乌萨马·伊本·蒙基德（Usamah ibn Munqidh）出身贵族，1095年生于叙利亚北部的谢萨城，卒于1188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年届90，书中主要讨论命运如何受到神的主宰，从而由神决定了万物（尤其是人的寿命）。由于大量例子都取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因此这本著作类似自传。但如若将其视作自传，那么它显然是一部遗漏颇多且闪烁其词的作品，书中关于作者与法兰克人打交道的内容，都有意以碎片化的形式加以呈现。事实上，在12世纪40年代，作者及其赞助人，掌管大马士革的将军穆因纳丁·乌努尔，同耶路撒冷国王富尔克曾有过许多交流，二人还因出席外交事务而前往耶路撒冷。虽然有公务在身，但其中也不免夹杂着许多乐趣。对法兰克人，作者乌萨马在嘴上从不留情，但他还会同他们一同打猎，因此，这位作者有很多深入了解法兰克人的机会。
乌萨马在书中提到，他同法兰克人之间发生过多次肉搏战，但唯独没有谈到“圣战”。这一方面反映出，当他回忆自己早年与法兰克人进行外交会晤的时候，心中难免感到尴尬羞愧；另一方面，同巴努·蒙奇德家族（Banu Munqidh）一样，乌萨马也是一个什叶派穆斯林，因此他对“圣战”的宗教合法性不抱有任何幻想，更何况此类“圣战”还是在像萨拉丁这样的篡权军阀的领导下展开的。
巧合的是，乌萨马的许多同辈作家，在见证了十字军运动之后，也都动笔书写自传式作品。我们只能从其他书籍的引述中一窥其样貌。阿布德·拉提夫·巴格达迪（‘Abd al-Latif al-Baghdadi， 1161或1162—1231或1232年）是一位伊拉克医生，他便是其中的一位。如果他的自传能够保留至今，那么其趣味程度可能比乌萨马的著作还高，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而他本人的生活也丰富多彩，他曾在阿卡围城战期间与萨拉丁会面，在不久之后的和平时期，他还同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在耶路撒冷见过面。阿布德·拉提夫还写过一篇驳斥炼金术的文章，当时的炼金术士认为，从年轻男子的眼球中能够提取出长生不老的药水，阿布德·拉提夫在其著作中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十字军与穆斯林的交战结束之后，炼金术士会游走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在一具具残骸之中寻找异教徒的尸体，并挖出他们的眼球。阿布德·拉提夫曾目睹过这样的场景，对其印象格外深刻。
战争诗人
在其所处的时代，乌萨马并不是以传记作家的身份闻名于世的，在人们的眼中，他的诗作更加出众。虽然乌萨马也会认真研习《古兰经》，但他只从中汲取了一部分道德价值观。他所认同的行为准则，以及他在描述战争（不论同法兰克人，还是同其他族裔的战争）时所使用的语言，均来自前伊斯兰教时代的诗歌传统。这一传统主要出自汉志（Hijaz）地区的阿拉伯游牧民。在这方面，乌萨马与许多倡导穆斯林反十字军运动的同代人没有多大区别。在12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萨拉丁身边的智囊团中大多是12世纪的杰出作家。如前文所提及的伊马德丁·伊斯法哈尼便在萨拉丁的文秘处工作，他不仅是一位用颂文写作的历史学家，同时还是一位知名的诗人；卡迪·法迪尔则是文秘处长官，他也是一位诗人。在阿拉伯文体风格方面，卡迪·法迪尔绝对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革新者，他的文章充满了隐喻，辞藻格外华丽，极富夸张效果，这种行文风格对后世的阿拉伯作家具有深远影响，文坛后辈争相效仿。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前伊斯兰教时期的诗作，其体裁、意象、隐喻手法以及情感立场等元素，规定了后世战争诗歌（这些诗歌通常都是对穆斯林击败十字军并取得战争胜利的歌颂）的形式，并塑造了穆斯林勇士的精英形象。从前的诗人会用各种修辞手法，吹嘘那些发生在7世纪阿拉伯半岛的肉搏战，以及在骆驼背上取得的微不足道的小小胜利，这些创作手法此后重新迸发了生机，它们被再次利用，来描绘“圣战”的场景。此时，军队中的人员是由来自不同种族的人们会聚而成的，他们大多是叙利亚与埃及的战士，具备半职业化的作战技能。萨拉丁的家族成员及其继位者都和他一样，许多人具有诗歌创作的能力与热情。萨利赫·阿尤布（Al-Salih Ayyub）是埃及最后一位阿尤布王朝苏丹（1240—1249年在位），在他的智囊团中就有两位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巴哈丁·祖海尔（Baha al-Din Zuhayr）与伊本·穆拉（Ibn Marru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