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 1332—1406年）是中世纪最伟大，也最具原创性的穆斯林历史哲学家。他生于突尼斯，但在基督徒占领这座城市之前，他的祖辈们就已从塞维利亚逃来北非了。伊本·赫勒敦所钻研的是一种循环性的历史哲学。在他的学说中，静态的文明始终处于衰落的状态，并会对社会边缘的游牧民族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害，具体体现在对该族群原有天性的损害，如天然的凝聚力以及对宗教的热忱。这样的游牧民族在建立王朝之初的历史时期可谓一路凯歌高奏，然而，最多几代人的时间，他们的热情与凝聚力便会被新的生活方式侵蚀，这种生活方式便是他们所逐渐适应的、安定的，而非游牧式的生活方式。伊本·赫勒敦的历史视野是通过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形成的，其中就包括西班牙与北非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阿尔摩哈德王朝与马林王朝，以及它们所经历的种种幸与不幸。伊本·赫勒敦倾向于将十字军运动早期获得的胜利仅仅看作单一特定因素所造成的后果，即基督教世界自11世纪以来在海军领域的崛起，其势力主要集中在地中海地区。就他所处的时代而言，伊本·赫勒敦认为，权力的中心已经逐渐向北方移动，似乎到了法兰克人与奥斯曼人的领土。他还特别提到在战争中，北非的统治者们应当使用欧洲的雇佣兵为自己提供援助，因为欧洲人在军队中具有更好的组织纪律性，可以有效地维持行列队形的编排。

为了抵抗基督徒势力，马林家族与奈斯尔家族曾断续有过几次联盟，但彼此之间都心存顾虑——奈斯尔家族怀疑马林家族有侵占西班牙的企图与野心，而对于后者而言，他们更倾向于将格拉纳达视为作战的最前线，仅用于保卫其在北非的领土。14世纪40年代，马林王朝进入衰败期，这使格拉纳达变得孤立无援，找不到任何可靠的盟友。基督徒于1344年占领了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这里成了西班牙与非洲之间的桥头堡；而奈斯尔王朝的统治者穆罕默德五世（Muhammad V）又在1369年重新夺回阿尔赫西拉斯，这场小小的胜利在阿尔罕布拉宫（Alhambra Palace，位于格拉纳达城外）的铭文上被大肆夸耀。在14世纪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战争中，前者取得胜利的次数少之又少，占领阿尔赫西拉斯便是其中一次。

卡斯蒂利亚王国与阿拉贡王国在1469年统一，这进而决定了格拉纳达的长期命运。1482—1492年的十年运动期间，大量火炮攻下了一座座穆斯林堡垒。而格拉纳达的最后一位统治者穆罕默德十一世（Muhammad XI）——也被人称为巴布狄尔（Boabdil）——始终试图得到马穆鲁克与奥斯曼人的援助，然而这些尝试都归徒劳。最终，经协商，穆罕默德十一世于1492年宣布投降，并放弃格拉纳达城。埃及编年史学者伊本·伊亚斯（Ibn Iyas）将穆罕默德投降的那个秋天描述为伊斯兰世界发生过的最不幸的灾难。虽然如此，在15世纪90年代的那个时段，马穆鲁克王朝苏丹也的确爱莫能助，因为他们一方面在北方边境受到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胁，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在印度洋也对他们构成隐患，所以很难伸出援手去帮助遥远的格拉纳达。

马穆鲁克王朝

整个14世纪，以及15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马穆鲁克王朝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始终是最强大的存在。虽然蒙古人曾屡次试图攻下马穆鲁克王朝辖下的叙利亚，但均未获得成功。1322年，马穆鲁克苏丹纳西尔·穆罕默德（al-Nasir Muhammad）与伊朗的阿布·赛义德（Abu Said）达成和平协议。1335年阿布·赛义德去世时，伊朗的汗国分崩离析，经历了一系列内部纷争后，最终覆灭。

伊本·泰米亚（Ibn Taymiyya， 1263—1328年）是中世纪晚期最重要的宗教思想家之一，他始终认为，在马穆鲁克王朝苏丹的政治议程中，“圣战”应当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了推行这一学说，他比其他同代人走得更远。让伊本·泰米亚感到特别不安的是以下两种趋势的出现。首先，伊斯兰教可能出现倒退的迹象，并回到发展初期很简陋的宗教规范与具体实践中去；其次，则是扫清一切不为人们所接受的开拓与创新。他教导世人，不要简单地将“圣战”看作抵抗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工具，对于所有虔诚的信徒而言，他们甚至有责任将矛头指向自己的统治者。这些统治者虽承认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但对宗教法规却没有半点儿热情。不论对一位君主，还是对一个战士而言，放弃“圣战”都是一个穆斯林可能犯下的最严重罪过：“有些人对‘圣战’的信仰已经沉睡，并且过着奢靡无度的生活。若这已变成一种普遍现象，那将对穆斯林百姓造成巨大打击，不论出于穆斯林的宗教利益，还是世俗利益，他们对‘圣战’的玩忽职守将导致难以挽回的损失。”

在14世纪上半叶，马穆鲁克王朝苏丹将大量精力放在了大型建筑的修建工作以及同样奢华的宫廷事务上，在扩张伊斯兰教领地方面则几乎毫无作为。他们仅将军事活动局限于有利可图的战争之中，例如攻打基督教王国，其中包括西里西亚人治理下的亚美尼亚，以及努比亚。马穆鲁克王朝的统治者当时正忙于同威尼斯与热那亚进行商贸合作，远没有向欧洲发起“圣战”的想法。1347年，从俄国南方草原传来的黑死病登陆埃及与叙利亚。在接下来的五至八年时间里，瘟疫在马穆鲁克王朝的土地上肆虐。黑死病不仅在境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同时波及了草原地区年轻的钦察奴隶，这致使14世纪晚期的奴隶价格飙升。许多奴隶在购入不久还没完成军事化训练，便因瘟疫死去。苏丹为确保军队人数，在绝望之际，决定缩短新兵训练时长。人口减少还影响了苏丹与埃米尔的农业收益，并越来越普遍。

塞浦路斯国王彼得一世（Peter I）于1365年发起了远征运动，并占领了亚历山大城，这对马穆鲁克王朝造成了巨大打击。在这次远征之后，在马穆鲁克领土上经商的人都被抓了起来，而作为一种惩罚手段，本土的基督徒被课以重税。为了一雪前耻，埃米尔雅布哈·卡萨吉（Yalbugha alKhassaki）下令组建一支复仇舰队。雅布哈当时主要负责处理埃及与叙利亚的相关事务，他趁苏丹阿什拉夫·沙班（al-Ashraf Shaban）尚未成年，怂恿阿什拉夫做出了这个欠考虑的决定。然而，雅布哈却于次年被谋杀。在学界，好战分子掀起了新一轮“芙鲁西雅”论文风潮，但在现实的层面，具备足够政治影响力的“圣战”游说团体已经不复存在。马穆鲁克王朝不得不在1370年同塞浦路斯达成和平协议。其实，对于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劫掠自11世纪便已开始，而亚历山大城的陷落只是这一系列突袭事件中最令人惊叹的一桩。亚历山大城虽然在此后被夺了回来，并依然是地中海地区的重要港口，但罗塞塔（Rosetta）、达米埃塔与蒂尼斯镇（Tinnis）——这几个地方均是工业重镇——就没那么幸运了。

从14世纪60年代开始，在马穆鲁克王朝苏丹所有购买的奴隶中，钦察人的占比越来越低，而切尔克斯人的数量却在不断上升。一方面是由于生活在草原地区的钦察人很多死于瘟疫；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钦察人已皈依伊斯兰教，而依据伊斯兰教法规，这些人从此不再是奴隶了。1382年，一位名叫巴库克（Barquq）的马穆鲁克（切尔克斯裔）篡夺了苏丹王位。在巴库克统治时期（1382—1399年），社会动乱频发，切尔克斯人与钦察人之间的纷争愈演愈烈，这种状况延续到了巴库克的继位者，其子纳西尔·法拉吉（al-Nasir Faraj）的统治时期（1399—1412年）。就在这一动**时期，来自中亚的军阀，未来世界的征服者塔尔梅兰（Tamerlane）——也称帖木儿（Timur），向叙利亚发起进攻，并随后入侵大马士革（1400—1401年）。马穆鲁克王朝在此后开展了收复失地运动，这场运动大概由穆伊亚德·谢赫（al-Muayyad Shaykh， 1412—1421年在位）发起，并在阿什拉夫·巴尔斯拜（al-Ashraf Barsbay）在位期间（1422—1437年）获得最为显著的胜利。

在15世纪由巴尔斯拜及其后代所领导的收复失地运动中，最大的特点便是海上舰队的成功建立。自法蒂玛王朝全盛期起，直至此时，穆斯林海上势力终于在地中海地区达到顶峰状态。但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海上战争更像是某种海盗行为，而并非出于宗教目的。由于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在1191年攻占了塞浦路斯，因此这里已经成为信仰基督教的十字军与海盗们的大本营，尤其是对于15世纪早期的加泰罗尼亚海盗而言。现在马穆鲁克军人占领了叙利亚沿海地区的港口城市，这使基督徒同这座岛屿间的距离变得异常遥远。在1425年埃及舰队袭击了塞浦路斯之后，一支马穆鲁克军队摧毁了这座岛屿，并于次年捕获了国王雅努斯。塞浦路斯由此成为马穆鲁克王朝的辖地，而这里也不再是海盗的庇护所。

15世纪40年代，马穆鲁克王朝将火力转向了罗德岛。苏丹扎伊尔·雅克马克（al-Zahir Jaqmaq， 1438—1453年在位）决定终结基督徒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所从事的海盗行为。同时，他也希望由此能为奥斯曼人提供间接的帮助。1440年，马穆鲁克苏丹首次攻打罗德岛，我们很难判定这次袭击是毫无条件的。第二次发生于1443年，而单单在小亚细亚南部沿海地区与基督徒对垒期间，马穆鲁克的军队便已将所有战斗资源消耗一空。1444年的两次入侵，马穆鲁克军队虽然将精力完全投注在罗德岛的堡垒上，不过均被击退。按照当时一位穆斯林编年史学者的说法：“这些军队既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也未能收获到其他成果；因此，在该地开展‘圣战’的热情始终受到强烈的压抑。毕竟，真主才是万事万物的终极目的。”在1446年，经法国商人雅克·柯尔（Jacques Coeur）协调，马穆鲁克王朝同罗德岛的医院骑士团签署了和平协议。

马穆鲁克与奥斯曼苏丹的共同利益，是对抗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十字军与海盗，但在其他问题上，双方却是分歧不断的，尤其在土耳其南部与东部地区，在他们所支持的土库曼公国，他们是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虽然两者的矛盾是以谁作为土库曼公国代理人呈现出来的，但在1486—1491年，马穆鲁克王朝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奥斯曼人。马穆鲁克最终获得了战争的胜利，这部分是缘于其对火炮部队的成功部署。然而，由于战争拉锯时间过长，这在财政方面对马穆鲁克王朝造成了沉重打击。而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出现，使马穆鲁克的经济问题进一步恶化——葡萄牙人当时试图封锁红海，并剥夺埃及在香料贸易中所获得的收益。1516年，出于恐惧，马穆鲁克王朝同伊朗新的什叶派政体萨非王朝（Safavid）形成联盟，奥斯曼苏丹“冷酷者”塞利姆一世（Selim the Grim， 1512—1520年在位）便先发制人，向马穆鲁克王朝发动进攻。塞利姆一世周围那些温和的法学专家声称，这场战争实则是一场“圣战”，因为马穆鲁克妨碍了塞利姆一世同基督徒与什叶派裂教派分子之间的战斗。1516年，奥斯曼人在叙利亚北部获得了达比克草原（Marj Dabiq）战役的胜利，又于次年在埃及赢得了里达尼亚（Raydaniyya）战役的胜利，这两场胜利主要归功于奥斯曼军队的人数优势，以及充足的后勤补给，即便其军队中也时常有背叛与逃逸的情况发生。马穆鲁克王朝最后一位苏丹图曼巴伊（Tumanbay）在开罗的祖维拉（Zuweyla）城门上被绞死，而塞利姆一世吞并了叙利亚与埃及，并宣称自己是麦加与麦地那的守护者。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奥斯曼人的领土不断扩张，其中包括北非沿海的大部分地区。

奥斯曼人的崛起

根据历史记载，奥斯曼土耳其人最先于14世纪初占领了布尔萨（Bursa）地区，这个奥斯曼公国是在塞尔柱人的罗姆苏丹国政权瓦解之后，于小亚细亚建立起来的众多公国中的一个；其时，蒙古人也已经从该地区撤离。对奥斯曼人早期的故事，我们需要警惕，因为其中含有许多传说，许多问题我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例如其第一批省督，也称贝伊（Beys），是不是来自部落的天然领导者，或者，他们的支持者是不是那些曾在拜占庭帝国边境地区为获取战利品，或愿为理想而殉道，从而加入“圣战”的加齐勇士。很明显，加齐勇士的道德体系在其他一些公国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沿海公国，如艾丁（Aydin）公国与门特瑟（Menteshe）公国，这些公国的海上加齐勇士（sea-ghazis）会在港口毁坏基督徒的船只。同其他地方一样，在小亚细亚半岛，苏非派是宣扬“圣战”的主力军，根据后世的一份历史资料显示，在梅夫拉维教团（Mevlevi）——也称德尔维希教团（Whirling Dervishes）——中的一位“谢赫”（shaykh，意为“长老”）的影响下，艾丁公国的一位埃米尔加入了勇士的行列。在宣誓之前，谢赫拿出一根军棍（war-club），把它放在这位埃米尔的头上，之后埃米尔宣誓：“首先，我将用这根军棍抑制个人的情感与欲望，之后，再用它讨伐所有同信仰作对的敌人。”

布尔萨在1326年落入奥斯曼省督奥尔汗（Orkhan，约1324—1360年在位）之手，然而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奥斯曼首都一直都没有固定下来，省督的帐篷支在哪儿，首都就在哪儿。不论部落成员还是勇士，那些早年为奥斯曼省督征战的战士始终相信，他们受到了真主的垂青。东正教大主教格里高利·帕拉玛（Gregory Palamas）曾在1354年做过突厥人的战俘，根据他的说法：“这些人臭名远扬，上帝对他们恨之入骨。他们还吹嘘说，正是由于上帝的恩宠，他们已经将大部分罗马人（拜占庭人）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他们如今的生活都是靠刀剑厮杀掠夺而来，这些沉湎于酒色的暴徒，乐于让别人臣服于脚下，变成他们的奴隶。对于这些人而言，唯一有意义的，便是谋杀与巧取豪夺……反常的是，他们对犯下这些罪行不但不感到羞愧，反而认为那是上帝的旨意。”

在奥尔汗的领导下，奥斯曼人在小亚细亚半岛西南部的领土扩张速度非常快，而奥尔汗也是第一个自称苏丹的人。奥尔汗的领土扩张是以牺牲拜占庭人，以及与其对立的公国的利益为代价实现的。在西方人眼中，他们认为艾丁公国所带来的威胁要比奥斯曼人大得多，因此，在1344年，一支十字军海军选择艾丁公国君主乌穆尔（Umur）的港口城市士麦那作为进攻对象。与此同时，突厥入侵者们（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服役于奥斯曼王朝）跨越了达达尼尔海峡，在14世纪40年代于亚德里安平原（Plain of Adrianople）开展军事活动。加里波利半岛（Gallipoli）在1354年（或1355年）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奥斯曼人趁机占领了那里的港口，并将其作为他们在达达尼尔海峡以西的第一处军事基地。加里波利随后被一支由萨伏依的阿梅迪奥（Amadeus of Savoy）率领的十字军攻陷。虽然如此，奥斯曼人仍在1369年占领了亚德里安平原，从而使他们在欧洲的地位没有受到任何动摇。在穆拉德一世（Murad I， 1362—1389年在位）统治时期，奥斯曼人还拿下了色雷斯与马其顿。

虽然有人将禁卫军（Janissaries）描述为“伊斯兰世界的天选之兵”，但我们不宜夸大禁卫军在中世纪的重要性。禁卫军更准确的名称应当是“耶尼切里”（Yeni Cheri）或“新军”（New Troops），它原本是从年轻的基督徒那里征召而来，这些基督徒都是巴尔干战场上的俘虏。然而，单单这些年轻的基督徒是不够的，因此从14世纪晚期开始，新兵征召逐渐向“德米舍梅制”（Devshirme，也译作“德夫希尔姆”）转变。“德米舍梅制”指的是从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乡镇中强制招募8～15岁的男孩，他们被当作奴隶带走，并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在这些被征召的年轻人中，最出色的会留在王宫，为进入行政高层而接受进一步训练。而禁卫军则是由在“德米舍梅制”中被淘汰下来的不合格者组成的。在整个15世纪，禁卫军中主要是步兵弓箭手，虽然早在40年代个别部队的战士就已经配有手枪，但直到60年代晚期，大多数禁卫军才配备火枪。与禁卫军并行的另一支规模更大的步兵军团被称作“亚亚”（Yaya），其军队组织纪律性没有禁卫军严明。在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中，精英部队当数“西帕希”（Sipahis），它由出身自由的骑兵组成，他们参与军事活动能够分配到“蒂玛”（Timar）——一片可以得到收益的地产——作为回报。“阿金基轻骑兵”（Akinjis）则为得到战利品而参战，他们也让奥斯曼军队进一步得到扩充。

穆拉德一世在欧洲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他的军队一路挺进至多瑙河，这迫使巴尔干半岛的几个基督教公国不得不联合起来，以抵抗穆拉德一世的入侵。这支联合军队在1389年参与了科索沃战役。虽然穆拉德一世在这场战役中阵亡，但他的儿子巴耶塞特一世（Bayezid I， 1389—1402年在位）——人称“闪电”（Yilderim或Thunderbolt）——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并直接获取了战役胜利的果实。科索沃战役的胜利确保了突厥人接下来对保加利亚的征服，并明确了塞尔维亚未来的长期命运。但巴耶塞特一世并没有为难塞尔维亚人，这使他能够沉着处理卡拉曼王朝（Qaraman）的土库曼人在小亚细亚半岛的起义。奥斯曼帝国声称，卡拉曼人要向他们开战，他们认为这是为了阻碍“圣战”的进行，并为异教徒提供帮助。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巴耶塞特一世利用旗下的欧洲附属国（这些附属国对巴耶塞特一世的忠诚程度值得怀疑），向亚洲开展军事活动，而小亚细亚的7个公国也在这样的情况下被相继吞并。

由于基督徒长期控制着君士坦丁堡，因此，在奥斯曼苏丹的领土中，东部与西部之间的沟通是非常困难的。1394年，巴耶塞特一世下令封锁君士坦丁堡。虽然法国与匈牙利在1396年联合发起十字军运动，旨在为君士坦丁堡解围，但在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却以大败收场。君士坦丁堡的得救是由多方面的不同合力造成的。巴耶塞特一世在小亚细亚半岛实行极富攻击性的吞并政策，这使得他与帖木儿的附属国发生冲突，从而激起了中亚军阀的介入。1402年，巴耶塞特一世在安卡拉城外组织了一支军队来对抗帖木儿，其中大部分是士气低下的仆从军，他们很快就倒戈投向了帖木儿。巴耶塞特一世在战役中被俘，不久死于监禁中。在这场战役之后，帖木儿重建了土库曼公国。但奥斯曼帝国却在巴耶塞特一世之后面临其几个儿子——苏莱曼（Suleyman）、伊萨（Isa）、穆罕默德（Mehmed）与穆萨（Musa）——的继承权之争，势力遭到削弱。争战最终以穆罕默德一世（1413—1421年在位）的胜利宣告结束。

在穆罕默德一世及其儿子穆拉德二世（Murad II， 1421—1451年在位）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的元气迅速恢复过来。虽然再次攻占君士坦丁堡的尝试（1422年）失败了，但此时土耳其人所重新拥有的，要比他们在1402年失去的多。早在1432年，勃艮第密探布罗奎尔的贝特朗顿（Bertrandon de la Brocqui?re）就曾指出，只要奥斯曼苏丹“愿意动用他的权力和财富，即便在基督教国家会遇到些许反抗，他也完全有能力征服那里的大片土地”。匈牙利将军匈雅提（John Hunyadi）在1441年与1442年抵抗土耳其人的战役中获得过几次胜利，但是1444年的瓦尔纳十字军运动——这是匈牙利与西方的海上军团在黑海联合开展的一次军事行动——却并不成功，这次十字军运动也成为遏制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继续扩张的最后一次尝试。

1451年，穆拉德二世的继位者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对君士坦丁堡展开围城战。在这场战役中，火炮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早在14世纪80年代，奥斯曼人便已经在战场上使用大炮了。从15世纪20年代开始，大炮已经普遍用于围城战中。这些大炮都是在欧洲战场上从基督徒的手中缴获的，当然，还有很多是投诚土耳其人的基督教叛教者提供的。有一位名叫乌尔班（Urbanus）的叛教者，来自特兰西瓦尼亚，他专门为奥斯曼帝国提供大炮；穆斯林在1453年攻下君士坦丁堡，他功不可没。

“在真主的援助下，苏丹穆罕默德征服了君士坦丁堡。这里已成为神的住所……他将华美的教堂变成了伊斯兰清真寺。”穆罕默德二世的胜利，让人们更加确信传统伊斯兰教的预言，即这座城市终将回到穆斯林的怀抱。然而，征服了东罗马帝国的古城，这不仅使穆罕默德二世成为伊斯兰英雄的传人，同时也让他继承了亚历山大大帝与恺撒大帝的衣钵。当时，一位意大利评论者曾说，穆罕默德二世宣称，他将由东向西挺进，正如从前的西方人向东方进军一样。他说，这世上只能有一个帝国、一种信仰和一个最高的权威。

征服君士坦丁堡不仅让奥斯曼苏丹收获了一座大型的造船厂，还外加一座兵工厂。在君士坦丁堡围城战中，奥斯曼舰队始终谨小慎微，显得非常不光彩。然而在1453年以后，奥斯曼海军开始变得具有攻击性，战事一路告捷。黑海已经变成了土耳其人的一片湖，而穆罕默德二世的陆军与海军继续在爱琴海等地组织军事行动。到了1460年，奥斯曼帝国攻下了拜占庭帝国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最后一个前哨基地。1480年，奥斯曼舰队将火力对准了罗德岛。正如莱昂内尔·巴特勒（Lionel Butler）所言，穆罕默德二世“急于将罗德岛这个古典世界的希腊名城纳入他的征服之列，而在此之前已将君士坦丁堡、雅典、底比斯、科林斯与特拉比松（Trebizond）收入囊中”。不但如此，占领罗德岛对穆罕默德二世也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土耳其人的这场猛攻却被击退。1481年，穆罕默德二世不仅计划再次对罗德岛发起攻势，还打算强化土耳其远征军的实力，这支远征军于1480年在意大利南部的奥特朗托（Otranto）登陆。不幸的是他于1481年去世。土耳其海军在意大利搁浅，并在同年9月投降。

巴耶塞特二世（1481—1512年在位）对于西方的军事政策要温和许多，这主要是由于他首先要保住自己的皇位，以防他的兄弟杰姆（Jem）篡权。1481年，杰姆战败，次年逃往罗德岛，并经此抵达法国。杰姆在欧洲受到密切的监视。在1495年去世之前，他始终是基督教世界中一颗非常重要的棋子。巴耶塞特二世虽然在巴尔干半岛取得了一些军事胜利，但他在东方前线却面临着更加强大的威胁，首先是马穆鲁克苏丹的压力，其次是萨非王朝的第一位“沙”（shahs）[4]伊斯迈尔自1501年以后在伊朗的崛起。

在伊斯迈尔的拥护者中，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派甚至将他视为马赫迪，认为他是绝对正确且不可战胜的。然而，伊斯迈尔不可战胜的传奇却在1514年的查尔迪兰（Chaldiran）战役中被打破。当时，“冷酷者”塞利姆一世率领着一支部队，以抵抗伊斯迈尔毫无组织纪律性的追随者们，即便他们是土库曼部落中的勇士。虽然在查尔迪兰战役中遭到沉重打击，但什叶派在此后仍被奥斯曼帝国的逊尼派视为巨大的威胁。而对于塞利姆一世而言，只要马穆鲁克苏丹对其南方领土仍构成威胁，他对伊斯迈尔展开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便是非常危险的。奥斯曼帝国在1516—1517年占领了马穆鲁克王朝的领土，这使得地中海东部地区终于划归同一版图，由一位穆斯林统治者管辖。此后，君士坦丁堡每年都可以从埃及那里获取大量收益。

在塞利姆一世于1517年来到开罗之前，奥鲁奇·巴巴罗萨（Aruj Barbarossa）就已经将阿尔及尔的宗主权交给了塞利姆一世，而奥鲁奇是在一年前攻下这座城市的。奥鲁奇与凯尔丁（Khayr al-Din）两兄弟的英勇行为开创了伟大的巴巴里海盗（Barbary corsairs）时代。1533年，凯尔丁负责组建了一支奥斯曼舰队，这支舰队于次年便占领了突尼斯。虽然下一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国王查理五世派去了一支军队将突尼斯夺了回来，但凯尔丁却在1538年的海战中取得了巨大胜利，这场海战发生在普雷韦扎（Prevéza），对手是基督教世界的一支联合海军，由世俗皇帝与罗马教皇共同资助。的黎波里在1510年之前始终被西班牙人掌控，最终于1551年被穆斯林夺回。至此，除了摩洛哥之外，北非其他地区已经被奥斯曼苏丹吞并。

苏莱曼大帝（Suleyman the Magni?cent， 1520—1566年在位）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其规模可以与查理五世的基督教帝国等量齐观。苏莱曼在地中海与巴尔干半岛开展的军事活动，实则是抵抗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Habsburgs）的帝国战争，而非反对基督教世界的“圣战”，虽然支持苏莱曼的鼓吹者们更愿意强调战争的“圣战”属性，说这是为了铲除猖獗于伊朗与伊拉克的萨非王朝及其异端思想。一开始，命运之神是向苏莱曼一方倾斜的——占领贝尔格莱德（1521年）、拿下罗德岛（1522年）、在摩哈赤（Mohacs）战役（1526年）中打败匈牙利人，以及此后将匈牙利王国彻底消灭。虽然苏莱曼在1529年未能攻下维也纳，但这次失败似乎在当时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在战争季临近尾声的时候，尝试入侵维也纳只是未经周密考虑而做出的临时决定。即便如此，苏莱曼的继位者们也将会发现，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的原因，入侵维也纳已经超出了奥斯曼军队所能承受的后勤能力的极限。在16世纪，穆斯林对于长期征服的期望已经破灭，而勇士的道德体系也陷入了停滞状态。土耳其人于1565年在马耳他的失利，进一步阻碍了奥斯曼帝国的野心，而苏莱曼也于次年去世。

然而，奥斯曼帝国还在继续推行它的征服路线，1570年，占领了威尼斯共和国辖下的塞浦路斯的大部分地区，这导致了基督教世界新一轮海军联盟的形成。1571年，基督徒在科林斯海湾赢得了勒班陀（Lepanto）战役的胜利，对他们而言，这是针对异教徒的一次重大胜利。虽然土耳其人在这次战役中损失惨重，成百上千技术一流的水手与弓箭手战死，但这对实力雄厚的奥斯曼帝国而言并不算什么。据说，塞利姆二世（Selim II，1566—1574年在位）向一位维齐尔问到更换一支船队需要花费多少金钱，这位维齐尔答道：“帝国的实力已经非常强大，如果您想让舰队装备银质的锚、丝质的绳索以及缎子的船帆，我们也能做到。”事实上，奥斯曼帝国的确组建了一支新的舰队，其在塞浦路斯的力量也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与此同时，他们还可以在整个地中海西部地区任意发起袭击，有时甚至可以借助法国的友好港口城市来达成其军事目的。

在巴尔干半岛开展的新一轮战争（1593—1660年）中，奥斯曼军队的表现则没有那么出色。奥斯曼帝国虽然复制了欧洲人的军事技术，但却没有学到他们的战略。土耳其的评论者们可能会对西方军队的组织纪律性赞赏有加，其中还包括大炮与火枪的发明与使用，但这些并不是土耳其军队愿意向基督徒看齐的领域，土耳其将军们依然坚信挥刀弄剑的西帕希骑兵具备雄厚的实力。另外，奥斯曼苏丹同样遇上了财政问题，以及小亚细亚半岛的起义事件。

富于哲学思维的奥斯曼官员绞尽脑汁分析问题的缘由，其中一些人求助于伊本·赫勒敦的理论。在这些官员的建议书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他们觉得苏丹的首要职责已经不再是领导“圣战”了，取而代之的应当是维持社会公正，以及保障民生。1625年，一位名叫奥马尔·塔利布（Omer Talib）的官员写道：“如今，欧洲人已经找到了与世界沟通的渠道，他们的船只驶向世界各处，并占据着各大港口城市。从前，来自印度、信德（Sind）与中国的货物都被运到苏伊士，经由穆斯林被分发到全世界。而今天，这些货物却乘坐葡萄牙、荷兰与英国的船只，最终被运往欧洲，并被销往全世界。”许多人与奥马尔·塔利布有着类似的观感，由于同美洲缺乏贸易往来，奥斯曼苏丹正面临着极大的威胁。

奥斯曼帝国在1683年试图最后一次攻占维也纳，但结果依然以失败收场，这还导致了神圣同盟战争（War of the Holy League， 1684—1697年）的爆发，反而使其失去了布达（Buda）与贝尔格莱德。《卡尔洛维茨和约》（Peace of Karlowitz， 1699年）迫使奥斯曼帝国将匈牙利与特兰西瓦尼亚割让给奥地利，威尼斯与波兰也恢复了对其被占领土的主权。显然，奥斯曼帝国领土扩张的步伐从此受到了阻碍，它第一次成为失败的一方，并且不得不向基督徒屈服，放弃部分领土。“圣战”的时代已经过去，而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过程却刚刚开始。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将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世界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发生的纠纷称为“世界性的争论”（World’s Debate），纵然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这一争论也如同聋人之间的争论，直到19世纪中叶，阿拉伯还在用“Hurub al-Salibiyya”（意为“十字架之战”）来指代十字军运动。

[1]即穆罕默德·马赫迪·蒙塔扎尔。——编者注

[2]伊斯兰国家历史上对宫廷大臣或宰相的称谓。——编者注

[3]源于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一次演说，后泛指隐藏在对方内部的间谍。——编者注

[4]波斯语中的古代君主头衔，又可译为“沙阿”。——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