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许多参与普鲁士十字军运动的战士，也在1396年投入了那场世纪最大且最具野心的远征运动——尼科波利斯十字军之中。通过这场运动，西方回应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军事活动，尤其是塞尔维亚人在1389年于科索沃战役中的惨败，这导致了土耳其人前往匈牙利边境作战，还使威尼斯人对于亚得里亚海地区的安全性感到忧心忡忡。东方的局势如此恶劣，以至于那些顺从大裂教的人也准备支持大型的十字军运动。然而，促使此类十字军成立的先决条件，是要终止英、法两国的对抗状态，促成停战协议。因此，在双方的王室宫廷中，我们能发现极具游说能力的和平团体，他们将巴尔干半岛的危机视作一次机会，以促成两国的最终和解。在1392—1394年，两国之间有大量的外交活动，这些活动均在展望远征运动的可能性。这次远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特殊性征战，由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奥尔良的路易（Louis of Orleans），以及勃艮第的“勇敢者”菲利普（Philip the Bold of Burgundy）带领，于1395年出发；第二阶段则推行十字军的总路线，由查理六世与理查二世指挥。同马赫迪亚与亚历山大城的情况类似，收复“圣地”的理论家们的战略思想对这次十字军依然造成很大的影响。不论是当下时局的严重性，或是在布达与威尼斯敲响的警钟，还是威斯敏斯特与巴黎之间互利且积极的关系，都将人们对于这次十字军运动的期望推到了自14世纪30年代以来——甚至是自格列高利十世去世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
1395年，这场战争的规模缩小了不少。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三位大公也从这次十字军行动中退出。到了1395—1396年冬季，征战挺进的主导力量变成了法国与勃艮第的联盟势力，以及一群法国权贵。前者由“勇敢者”菲利普的长子讷维尔的约翰（John of Nevers）指挥；而在后者的这群法国权贵中，还包含当时的十字军英雄让·勒曼格尔（Jean Le Maingre），也被称为布锡考特（Boucicaut）元帅。在1396年从蒙贝利亚尔（Montbéliard）出发的军队，其经历依然令人感到印象深刻。这支队伍在布达得到了由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率领的匈牙利军队的支援。当这支军队在保加利亚的尼科波利斯城镇以南，同苏丹巴耶塞特一世开战的时候，他们之前在多瑙河流域所获得的胜利，在9月25日迅速宣告结束。我们很难弄清楚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法国骑士先天就有很强的优越感，他们不愿深入了解土耳其人的战略战术，这在远征历史中其实非常常见，也许正是这一点导致了这场灾难性的失败。许多十字军战士被俘虏，其中也包括讷维尔的约翰。至此，所谓十字军运动的总路线也已不复存在。
这支在尼科波利斯遭遇惨败的军队，成为西方派出的最后一支同土耳其人交战的大规模联军。历史学家们认为，这场战役对后世的影响之深远，不亚于哈丁战役与拉佛比战役。然而，这样的推断要比具体的求证工作容易得多。毫无疑问，不论法兰西的还是英格兰的贵族，他们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之后，对十字军运动的兴趣都在下降。然而，这种情况的发生本可以是出于其他原因，而非战争失败的缘故。法国王室虽然对十字军的兴趣在逐渐消退，但勃艮第公爵那持之以恒的、几近为了了结世仇的军事行动，却弥补了这一损失。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无论如何，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之后，世人对十字军运动的态度都发生了转变。在此之后，企图激起军事阶层的远征热情已不再那么容易。在15世纪，十字军运动已很少被人奉为欧洲贵族价值的首要体现。总体而言，正是这种热情，曾为14世纪的大部分十字军运动提供了内在的一致性，并为其非凡的潇洒气质以及运动本身所具备的恼人的盲目性，做了绝佳的注解。
东方的失败与西方的胜利
尼科波利斯战役不论在心理层面对欧洲贵族带来了多大影响，毋庸置疑的是，远征运动所发生的变化已经开始清晰地为人们所感知。运动的范围与多样性在14世纪是如此突出的特点，但在此时，其范围已经萎缩，形式也越发单一起来。在十字军宣传方面，全新的主题与想法开始萌发。至少对于基督教世界中的一些世俗君主而言，大规模的远征计划在总体上意味着一种转变，即从之前深受广大民众响应的、由大批骑士志愿者（他们大多来自天主教的核心地区）参与的前线运动，再次成为欧洲几大势力所开展的活动。除了个别情况，如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一世发起的十字军运动，以及尼科斯十字军运动，这些势力自14世纪30年代晚期，在法王腓力六世收复“圣地”的项目宣告失败之后，便长期处于失声的状态。而到了15世纪，这些势力再次走上历史前台。
波罗的海地区，作为十字军运动的主要作战前线，到了1500年已经不复存在。立陶宛大公雅盖洛（Jogailo）在1386年接受浸礼，并宣称要帮助他的异教徒臣民转变宗教信仰，而这最终成为条顿骑士团向立陶宛人宣战的理由；另一方面，由于雅盖洛大公受洗同他与波兰的雅德维加（Jadwiga）公主的联姻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波兰是骑士团主要的天主教对手，进而使波兰与立陶宛形成了联盟关系，因此，这也威胁了骑士团对普鲁士（骑士团国家）的统治。新的战略局势对条顿骑士团的挑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骑士团声称要使立陶宛“基督教化”（Christianization），这种说法只能算作一种伪装，而从西方涌来的志愿者也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但若要将波兰与立陶宛两国的力量联合在一起，以对抗骑士团国家的势力，还要再等上几十年时间。
从1410年开始，灾难纷至沓来。1410年7月15日，在波兰与立陶宛联军的进攻下，骑士团的军队于坦嫩贝格（Tannenberg，后来的波兰斯滕巴尔克）战役中遭到了惨烈打击，进而使骑士团越发依赖于西方志愿者的援助。然而，在几年后的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上，志愿者代表却没能说服委员会向骑士团伸出援手。随后，自愿前往普鲁士的骑士人数锐减，到最后几乎一个人都没有了。一些德意志十字军战士，会继续向北前往利沃尼亚，在那里，抵抗信仰东正教的诺夫哥罗德与普斯科夫的运动依然享有十字军式的待遇。为了帮助利沃尼亚的兄弟们分担沉重的战争开销，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与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曾举行远征布道，来筹集救赎金予以资助。但在利沃尼亚，十字军运动依然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那些在坦嫩贝格战役之后依然热衷于十字军运动的人，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希望对其在土耳其前线的战争资源进行再次利用，以帮助条顿骑士团。
后者的发展表明，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成为十字军运动的主要敌人。苏丹刚刚在与帖木儿对战的安卡拉战役中吃了败仗，而在1402—1420年一直处于恢复阶段，除了这段时期之外，在整个15世纪，土耳其人不断向西挺进，这迫使十字军的理论家与支持者们始终将注意力投注在巴尔干半岛。在这个漫长的时间跨度中，有几个阶段集中出现了大量的外交活动。在1440—1444年，教皇尤金四世（Eugenius IV）积极地投入到抵抗巴尔干半岛的基督徒的运动中去——尤其是针对卓越的匈牙利指挥官匈雅提，并协助威尼斯的海上力量，还同其他西方统治者一起，为使君士坦丁堡免于土耳其人的侵占而做出了巨大的努力；1444年11月，由于巴尔干半岛的统治者在瓦尔纳战役中遭到惨败，这项外交政策也随之宣告破产。1453年，新继位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而在接下来的28年里，这位苏丹始终致力于扩张领土，势头极为强大。瓦拉几亚、阿尔巴尼亚与希腊都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而西方的教皇们则不断地做出各种尝试予以回击，要么鼓励本土的抵抗势力，要么在西方动员十字军运动。在穆罕默德二世于1481年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巴耶塞特二世的西方政策相对温和，没有那么强的进攻性。但即便如此，依然有十字军运动处于酝酿之中，尤其在1490年罗马教皇会议以及4年后当法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进攻意大利的时候，远征的筹划工作也从未停止过。
总体而言，针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运动彻底失败，虽然偶尔也会有成功的情况，如1443年匈雅提组织的野战，以及1456年对贝尔格莱德奇迹般的解围行动。不论是调动西方的海上势力（在当时依然处于统治地位，但在不久之后也将不复存在），还是动用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摩尔多瓦人，或其他巴尔干地区的陆地力量，这些尝试最终都无甚结果。投入东方的财政与军事援助并不充足，且时机不对，方式也不够恰当。最重要的是，西方也不再派出十字军部队了，只有教皇庇护二世曾试图发起远征运动，并在1464年几乎成行。讨伐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运动的失败，可以同早期为收复“圣地”而开展的十字军运动进行比较。大量起到顾问作用的文章随着这两个阶段的远征运动的开展而陆续出现，之前那些文章以收复“圣地”为出发点，对于许多政治、经济与军事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讨论，而此后的这些文章，对这些问题做出了新一轮的考量，即使战略方案今非昔比，且急需一种全新的作战方式。许多遭遇流放的统治者轮番在基督教世界的各大宫廷中游说。他们向西方的君主们请求援助。另一方面，也有像红衣主教贝萨里翁（Bessarion）这样令人敬畏的个人，他们也积极地投身于十字军事业中。与此同时，西方的皇帝、阿拉贡国王或是勃艮第公爵，也致力于一系列的十字军运动中。为了这些远征计划，教会筹集了税款，还为募得救赎金而开展远征布道，但这些计划都未能实现。
在很大程度上，针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运动的失败，也可以通过那些使收复“圣地”运动落空的因素予以解释。为了开展十字军运动，拉蒙·卢勒提出了“能力”这个概念，若想要掌握这样的能力，需要克服许多障碍，而相较于讨伐马穆鲁克王朝的十字军运动，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十字军运动则需要克服更多困难。在两次十字军运动中间的这些年月里，作战技术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战争开销也越来越巨大。官方在说服人们参与远征并使他们相信这些计划的可行性的时候，却滋生了越来越多的幻灭与怀疑的情绪，这些情绪正在不断累积。上层高度依赖底层的信徒，前者的需求永远都要放在首位，而臣民本该享有的资源却总是次要的，这样的认知理论体系在1300年后尚且不算成熟，但在之后却得到了长足发展。大裂教使教皇的政治权威进一步衰落，像庇护二世与英诺森八世（Innocent VIII）这样的教皇由此发现，基督教世界中的世俗统治者们甚至懒得向教皇会议派出代表，而这些会议却是旨在讨论土耳其人的威胁而召开的。那些在东方投身于远征事业的各方势力，原本形成了一个联盟（这一联盟的形成当然是以实际利益为基础的），而这种关系也一次次遭到欧洲众多复杂的政治结盟的破坏。匈牙利受到威尼斯的威胁；威尼斯的势力也使其他意大利国家担惊受怕；勃艮第试图插手其中，却遭到法国的反对；而德意志诸侯们相信，任何一次大型的十字军运动都会触发帝国权威的复苏。每一位身处14世纪欧洲的统治者都承认十字军的必要性，它是集中资源以抵抗外界敌对势力的唯一有效方式。然而，在实践层面，这些统治者的计划在组织阶段便遭受到了巨大的阻碍。
至于大众对讨伐土耳其人的远征运动的态度，这可能会引发许多问题，这些问题让过去的夸夸其谈变得不再安全。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十字军运动与骑士精神之间的联系正在逐渐减弱，这主要是因为十字军运动的衰败让其最常规的表象不复存在，正如勃艮第旅行家——兰诺伊的吉列尔伯特（Guillebert of Lannoy）在1413年所描述的，他当时就已经称十字军运动为一段过去的历史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十字军运动已经同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相去甚远，而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对于普通人而言，远征意味着当权者将为征收赎罪金而举行布道活动，而其成败有赖于许多其他因素，如神父的业务能力、当地信徒的态度，以及布道在近期（或是在其他地区的）贯彻的程度。因此，我们若将这些反应视为人们对于远征事业的看法，这种做法很难有说服力。在1488年，乌得勒支主教辖区的瓦格宁根（Wageningen）教区居民拒绝让收税人将他们的捐款带走，因此遭到了当地神父的非难。同年，在埃尔福特（Erfurt）举行的十字军布道却非常成功，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然而，相较于编年史上的记载，上文提到的这种对立情绪又何足挂齿呢？更不用拿1456年的远征布道来做比较了，那场远征的目标是解救贝尔格莱德，当时也同样得到了人们的热烈响应。这样的问题会使人陷入阐释的雷区，但我们所掌握的证据显然不足以支撑这样的观点，即正是大众的冷漠或敌意，同当时的政治与经济问题相对立，其压倒之势使针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运动无法成行。
除了几次海上活动，以及由巴尔干半岛本地势力开展的运动以外，针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运动在草创阶段便已宣告失败。在陆地战争方面，更为戏剧性的失败经历发生在1420—1431年。在此期间，为了抵抗波希米亚的胡斯派教徒，官方发起了一系列十字军运动，但这些运动遭受到许多次打击，且均极具侮辱性。针对胡斯派教徒的这次运动是中世纪晚期唯一一次反对异端的远征运动，其源头是多方面因素相互角力与互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非正统的宗教、政治的动**，以及波希米亚王室内部的民族主义萌芽。对于教会滥用职权的行径，布拉格学者兼教士胡斯（John Hus）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他的讨论将这一问题不断深化，进而拓展至对于天主教基本信仰的重新解读。这令他招来许多批评的声音，而胡斯也因此在1415年的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上被处以火刑。卢森堡王朝统治阶层在这个悲剧事件中与教皇的相互勾结，以及许多捷克贵族对于胡斯派的同情态度，最终导致了1419年的布拉格起义。胡斯派与捷克的民族认同联系在了一起，再加上教会与王室（连同波希米亚的德意志少数派）极具压迫性的力量，为天主教与胡斯派之间的纷争添上了某种民族主义色彩。
被迫面对这一复杂局势的人，便是卢森堡王朝的西吉斯蒙德，他同时也是匈牙利国王。1419年，前国王瓦茨拉夫四世[3]（Wenceslas IV）因布拉格起义事件受到惊吓而去世，他的兄弟西吉斯蒙德因此继承了王位。西吉斯蒙德决定用一把大斧解决当前的局势，这种做法非常不明智。当然，我们也都是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才看出，这些问题需要的不是大斧，而是手术刀。由于西吉斯蒙德是一位候任皇帝，而波希米亚及其附属领土均在帝国的统治范围内，因此他便有资格向德意志诸侯们寻求援助。另外，他也必须这么做，因为在土耳其人正向其南部边境持续施压的关键时期，清除干净匈牙利的武装人员是十分危险的行为。然而根据以往的经验，西吉斯蒙德也知道，这些德意志诸侯，不论世俗的还是从属于基督教会的人员，都不愿参战，尽管他们也害怕胡斯派会在其领土上蔓延。面对这样的两难情况，西吉斯蒙德接受了教皇马丁五世（Martin V）及其军事说客在宫廷中的提议，即应当重视宗教事务，而王朝在波希米亚的事业应当上升至十字军征服的级别。因此，西吉斯蒙德以十字军指挥官的身份，在1420年春季进入自己的这片领土。
然而西吉斯蒙德并没有在1420年占领布拉格，虽然他曾在圣维特大教堂接受加冕，而这座教堂刚好位于布拉格城墙外的赫拉德卡尼堡垒中，但他却在1421年被驱逐出自己的王国。而这只是一系列悲剧的开始。他在1421—1422年发动的两次远征也接连遭遇失败，其严重程度同1420年的行动不相上下。1427年所发动的十字军运动应当是其中最具野心的一次，而这次行动则在波希米亚西部遭遇溃败。此时的胡斯派教徒已然占了上风，乃至于向周围德意志的领土发起了一系列突袭，他们将这些军事行动称作“美好的旅程”。1431年夏，第五次十字军活动最终不得不选择从多马日利采（Domazlice）原路返回。显而易见，主战的鹰派分子彻底失败了，而主张和平的白鸽们接管了这片土地。在经历了痛苦的协商后，西吉斯蒙德必须妥协，并于1436年同桀骜不驯的臣民达成和解。虽然在1465—1467年依然有试图镇压胡斯派的十字军活动存在，但胡斯派已经在波希米亚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胡斯派的十字军运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其失败的缘由，有些是相当清晰的，而有些却并非如此。从胡斯派的角度来看，有两方面因素强化了胡斯派中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原本相对脆弱的联系：一是天主教徒的愚蠢暴行，二是在面对大量由德意志人构成的十字军的时候，人们所顽强主张的一种捷克的民族情感。在战场上，胡斯派则极大地受益于杰士卡（John Zizka）超凡的组织才能以及极具革新性的战略战术。考虑到14世纪战争条件相对原始，相较于十字军在理论上对敌人所造成的打击，以及他们从几个不同的方向合作进攻的作战形式，胡斯派似乎享有更大的优势，他们在人员之间的沟通与物资的配给方面所要跨越的距离更短。从天主教徒的角度出发，他们不仅被敌军击败，而且一次次遭遇彻底的溃败，这也见证了军队士气的严重下降。一如在十字军运动中所见到的那样，这些失败的经验使人们对于天主教事业的正当性心生疑窦；双方最终以协商的方式达成和解，这一解决问题的方式同讨伐穆斯林的十字军运动完全不同，反而让这种对正当性与否的怀疑变得更加强烈。远征的领导者也曾尝试效仿胡斯派的做法，并试图在战略战术上做出创新，例如1431年的运动便以杰士卡的做法为基础，采用了军事法令，但这些尝试只获得了局部性的成功。总体而言，神圣罗马帝国分散的组织形式妨碍了其方针的有力贯彻与管控，而这正是他们所缺乏的。
在1482—1492年，阿拉贡的费尔南多二世与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一世发起了针对格拉纳达的十字军运动，这次十字军运动的成功从侧面印证了上文中的最后一个观点。事实上，通过对三次运动（针对突厥人的十字军运动、针对胡斯派的十字军运动以及格拉纳达战役）的对比，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前两次运动的缺陷。伊比利亚半岛收复失地运动的最后阶段有赖于费尔南多二世与伊莎贝拉一世的联姻（1469年），这次联姻至少在短期内终结了两个王国之间古老的敌对关系。而在10年后，伊莎贝拉一世成了阿拉贡女王，从而遏制了王国内的动**局势。在此之后，伊莎贝拉一世才能将精力投向格拉纳达。在15世纪中后期的卡斯蒂利亚，一种社会氛围正在滋生，即面对其他宗教时所展现出的偏狭态度。这种态度是通过武力的方式得以表达的，而伊莎贝拉一世本人的性情恰好与这种氛围相得益彰。此外，奥斯曼人正在培养他们的海上实力，等到其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们便可以效仿阿尔摩拉维德人与阿尔摩哈德人的做法——让自身难保的穆斯林兄弟为他们开路，进而攻占西班牙。但在奥斯曼人的这种可能性还未实现以前，伊莎贝拉一世将摩尔人驱逐出境是符合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两国的利益的。1482年早期，加的斯（Cadiz）伯爵占领了阿拉贡的阿拉马（Alhama），而通过对以上历史背景的介绍，我们能够明白，这一极具机会主义色彩的行为为什么逐渐演变成一系列入侵与征服的计划，并最终以10年后格拉纳达的投降作为收场。
自圣路易的十字军运动以后的200多年，没有任何一个欧洲政府如此直接且持续地组织并发动一次大型十字军运动。但以这样的规模开展十字军运动，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几乎在同一时期，格拉纳达的防御工事已经建起。为了攻占格拉纳达，政府不得不动用大量的军事力量，调度各路军队，年复一年、锲而不舍，且一点一滴地削减埃米尔的管辖地。政府还要大力集中一切资源来动员参战的人员、马匹与骡子、枪炮与火药、谷物与其他各类食物。在1489年持续6个月之久的巴扎围城战（siege of Baza）中，共有52,000名作战人员参与其中。按照某一历史资料的估算，官方一共征收了8亿西班牙金币（maravedís）的资助款项。军队的供给与筹款都由这位女王一人管理。正如专门研究此次战役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多·戴尔·普尔加尔（Ferdinand del Pulgar）所言：“女王一刻不得停歇，永远都在考虑如何才能筹得更多款项。这不仅为了讨伐摩尔人，也为了满足政府的种种需求。”
此次战争的开销同远征的筹款来源大致相同，一是来自教会的税收，二是通过布道征收救赎金。国王与王后也都积极参与筹款事务，并非常重视与十字军相关的教皇训谕，尽量使其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相较于欧洲各地神父零散的布道所产生的效果，费尔南多二世与伊莎贝拉一世所取得的成功是惊人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下四点：首先，人们为获得救赎所支付的金额并不高；其次，志愿参与战争的人能够得到很多特权；再次，在俗官员为神父与收税人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最后，人们能够从前线传来的布告中得知款项的花费情况，信息向世人公开。当然，战争开销不仅仅涉及以上几点。卡斯蒂利亚人为这项事业提供金钱上的资助，也在人力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许多参与到这场战役中的卡斯蒂利亚人战死沙场。对于他们而言，这不单单是一项民族大业，也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将爱国情感与宗教热情融合在一起，这在百年战争期间和15世纪20年代的胡斯派中也十分明显；而这两方面情感融合在15世纪80年代的卡斯蒂利亚最为突出。爱国情感与宗教热情的融合，连同国家对远征运动的直接管理，为远征运动在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清晰的方向。
于北方消亡，于南方幸存
传统的十字军形式是一种由教皇指导的“圣战”，它象征着基督教世界的团结统一，并增进了其共同利益，但到了16世纪，这种十字军形式很明显已经不得人心。这一点在第五次拉特兰大公会议（1512—1517年）得到了最鲜明的展现。在这次会议上，教廷再次呼吁发动针对土耳其人的远征运动，而这也是宗教改革运动爆发之前的最后一次尝试。在这次会议的各类商议中，与东方有关的事项，其背景都是非常暗淡的。土耳其人近期正大力发展其海上势力，进而对威尼斯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1515—1517年，土耳其人征服了小亚细亚的东部高原，并在1516—1517年摧毁了马穆鲁克王朝，将叙利亚与埃及置于其统治之下。土耳其人的势头正盛，未来向西继续挺进的可能性非常大。会议听取了教廷充满**的演讲，并向教会征收远征税款，还呼吁欧洲的统治者们立刻采取行动。教皇利奥十世（Leo X）对十字军运动充满热情，他竭尽一切努力，一方面，试图化解意大利的内部纷争，这场争端是由其前任尤里乌二世（Julius II）煽动起来的；另一方面，他还要帮助英、法两国间达成和平协议。正如以往一样，会议始终弥漫着乐观的气氛，像出身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以及英国的亨利八世这样的西方统治者，他们都会提出浮夸的建议，并笼统地许下诺言，但最终都不了了之。与欧洲统治者的冷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耳其人在1521年攻下了贝尔格莱德，这里是攻占匈牙利的战略要地，但也会成为他们进一步前进的主要障碍。
如果十字军运动还有一线复苏的希望，那也只存在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之间已经形成了永久的联盟关系，虽然这种联盟关系并不算完美。而这股新生的势力所奉行的是一种扩张的对外政策，它不仅要凭借在格拉纳达战役中所培养起来的军事专业技能，还要仰赖宗教与爱国热情两相融合。后者正是格拉纳达战役的特征之一，而教皇也乐于促进这一融合的产生，其手段一是发放教会税款，二是再度颁布与十字军相关的教皇训谕。早在1415年，教皇便将葡萄牙人占领摩洛哥休达（Ceuta）港口的军事行动视作某种十字军运动；而在15世纪，另一批葡萄牙人征服了马格里布的西部地区，这些运动受到了同样的礼遇。格拉纳达的局势平稳后不久，卡斯蒂利亚人便效仿起他们的西部邻居，向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发起了令人惊叹的军事行动。到1510年，他们抵达的黎波里，并准备突袭突尼斯。在他们所宣称的目标中，还部分提及了对耶路撒冷的野心。这可以被看作某种宣传行为，顶多是自欺欺人，但却很符合某种神秘的、末世学的口吻，这种口吻一方面在格拉纳达战役中十分常见，另一方面也塑造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以及活动于新大陆的方济各会传教士们的思维模式。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东进运动将卡斯蒂利亚人置于与奥斯曼人（还包括受奥斯曼帝国保护的委托人，以及北非的埃米尔与海盗）间的冲突之中。因此，伊比利亚十字军运动便与讨伐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运动，在马格里布中部相遇了。
原本由教皇指导的国际十字军运动，此时似乎已势不可当地为以国家为导向的十字军运动所取代，后者以西班牙讨伐摩尔人的运动为范式。西班牙的查理五世[4]在1519年被推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使古老的远征传统得以复兴。查理五世不得不在两难间做出平衡：首先，要增进卡斯蒂利亚在北非的利益；其次，还要在欧洲中东部履行帝国的义务。最初，后者牵涉为匈牙利提供援助，1526年，在匈牙利沦陷后，帝国的义务意味着抵抗奥斯曼人的入侵，并为帝国提供保护。这位皇帝要同教皇进行密切的合作，即便双方的合作摩擦不断。教皇会时常提醒查理，他有许多职责需要履行。查理的领土面积如此广阔且多变，以至于他所发起的远征运动似乎与12世纪与13世纪的远征运动十分类似，尤其在1529年他为维也纳解围所开展的运动，以及1535年入侵突尼斯的军事行动。查理五世视自己为新的“红胡子”腓特烈，或者是查理大帝。事实上，庆祝突尼斯一役的胜利形同当年罗马占领迦太基时的庆祝规模，这也使人感受到了帝国战争的古老传统。然而，这一切都是虚假的，因为查理五世始终都在动用自己的军队与资金来维护自己的领土与利益，前者当然会受到人们的鼓励，而后者则是通过远征的方式获得的。对于查理五世而言，十字军运动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然而，正如弗朗索瓦一世以及其他帝国的敌人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军事行动实属“哈布斯堡十字军运动”，均是出于排他主义的目的而展开的。
当查理五世为维也纳解围的时候，基督教世界已经因教会分歧而变得四分五裂。在北方信仰路德教派（Lutheran）的以及后来信仰加尔文教派（Calvinist）的国家中，不论对教皇权威的拒绝，还是对救赎神圣性的藐视，均毁灭了十字军运动的发展，而后者原本是对发行远征救赎券起巩固作用的。按理来讲，此时的十字军运动已形同某一实践活动的正式终结，只剩下残余了。在15世纪早期，立陶宛前线的战役已经停止，而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十字军计划均宣告失败。这也就意味着，不论在英格兰、低地国家，还是在德意志，都已几乎不存在任何贵族家族会与十字军运动产生几个世代的直接联系了，除非其成员加入圣约翰骑士团，成为神职人员或收税人，或者以个人或团体的形式前往格拉纳达、匈牙利或罗德岛参战。就后者而言，参与的人数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例如在1464年，有大约2000名勃艮第人从斯莱斯（Sluys）出发，试图为教皇庇护二世所发起的十字军运动作战——他们中途在休达停留，并帮助葡萄牙人驱逐摩尔人的进攻；1511年，亨利八世向加的斯派去了1500名弓箭手，以援助国王费尔南多二世筹划的突尼斯远征行动。然而，他们并没有维系良好的远征传统。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天主教丰富的文化中，远征运动现在只占很小的比例，而那个曾经丰饶的天主教文化本身已被宗教改革运动破坏得面目全非了。
同样重要的是，十字军运动的形象已经变得非常不光彩，它在人们心中所引起的共鸣已是负面的。就这一点而言，没有什么比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于1530年完成的十字军论文《关于向土耳其人宣战》（Consultatio de bello Turcis inferendo）所表达的更加明显了。这本冗长的系列论文集写于匈牙利沦陷时期，即奥斯曼帝国围攻维也纳不久之后，而对于讨伐土耳其人的战争，伊拉斯谟的支持是极不情愿的：“我并非反对战争，我会尽我所能，力劝这场运动能够以最为合理的方式展开。”这样的言论实则是希望基督教世界的世俗权威能够在战争中秉持利他主义，军队应当心怀悔罪，如同圣伯尔纳铎笔下早期的圣殿骑士团成员那样。战争的财政支出应当从两方面获取：一是削减宫廷奢华的开销，“从挥霍无度中节省出来的钱，应该花在虔诚的事业上”；二是通过民间的自愿捐助，而“人们的疑惑会随着事业的进展而逐渐减弱”。总的来说，为募集救赎金所开展的布道行为应该取消了，这些布道只会带来挫败、对事实的掩饰，以及“教皇与统治者为遮蔽现实而在背地里进行的不堪的勾当。而教会也不应当参与其中，因为它既不得体，还与《圣经》或教会法规相悖——红衣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或者神父，他们都不应卷入这样的事情当中；况且，至今为止，他们的参与并没有带来任何成功”。这已经不再是十字军了，而更像是基督教为清除异己所进行的战争，它试图如凤凰涅槃，从陈旧的灰烬中重生，而传统的灰烬却是如此令人怀疑。
伊拉斯谟在《关于向土耳其人宣战》中批评了路德，因为路德谴责讨伐土耳其人的战争完全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即土耳其人是上帝派来惩罚基督徒的罪恶的。事实上，路德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放弃了奥斯定会的极端立场，其理由同伊拉斯谟在世俗层面上高度认可防御战所给出的理由如出一辙。然而不论他们秉持什么样的理论观点，没有哪个改革者能够容忍自己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1555年，德意志路德教派的大公同皇帝查理五世签署《奥格斯堡和约》，希望放下分歧，共同对抗土耳其人。他们之间在宗教问题上达成了宝贵的妥协。至此，人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教会分裂不单单是一段短暂的反常时期，而德意志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军事联盟，如同在北方残存下来的条顿骑士团那样，已成为某种标志，即事物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泾渭分明。天主教徒若是在地中海地区获得胜利，会在信仰新教的国家举办庆祝仪式，他们之间某种共同的价值依然存在，这种价值要么是宗教的，要么是从宗教衍生而来的。相对地，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土耳其人始终都属于“异类”。若新教徒与土耳其人联合起来对付天主教势力，这样的结合要么在暗地里进行，否则即是冒犯大众的信仰。由此可见，其时，古老的信仰并没有顷刻间被人丢弃。
以上是北方的情况，而十字军的传统形式，以及人们对十字军的态度，很长一段时期在南方被维系下来。这种观点近些年也在学界中得到了应有的认识。在讨伐土耳其人的运动中，海上势力从14世纪30年代微不足道的起步阶段，一路发展到16世纪海上联盟的顶峰时期。查理五世、教皇与威尼斯人在1538年组建了一支海上联军，但这支军队却在希腊西海岸的普雷韦扎遭受到严重打击。这次行动的失败以及随后招致的指责，连同联盟势力之间的政治分歧，都使新的海军联盟很难再次形成，直到16世纪60年代，各方势力对地中海中心地带的争夺到了白热化阶段的时候，这一僵局才被打破，土耳其人相继在1569年和1570年占领了突尼斯与尼科西亚，这迫使教皇庇护五世（Pius V）劝说西班牙与威尼斯再次结成海上联盟。在1571年10月7日，两国联合舰队在科林斯海湾的勒班陀赢得了该世纪海战中一次最大的胜利。勒班陀的这支天主教舰队主要是由教会的税款与救赎金资助的。参与这次海战的战士对于这次战役的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此后出版的史料中，他们被描述为一群为这次战役做好充足心理准备的人；他们人人都怀着虔诚、悔罪之心，希望得到上帝的赦免。这样的表达方式一定会得到伊拉斯谟的赞许，而圣路易想必对此也不会感到陌生。事实上，在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同时，天主教派也顺便调整了对十字军运动的投入，包括可以让人们接受的各类机构，而这是以对这些机构施行改造的方式实现的，例如佛罗伦萨公爵科西莫一世（Cosimo I）甚至在1562年自行组建了一支新的骑士团，即圣斯特凡骑士团（Knights of Santo Stefano），这将在第十三章中做更深入的讨论。
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在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真正使十字军运动昌盛起来的，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相较于其他地方所采取的各种改革措施，十字军运动的制度连续性在这里是非常惊人的。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西班牙的骑士团在社会中始终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即使西班牙王室有种种恶劣行为，如滥用对骑士团的控制权来为自己的行政部门与土地牟取利益等。另外，为了支持针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运动，教会会定期发布教皇训谕，并征收“补助金”（subsidio），即一种通过教会征税的税款，虽然神职人员相较于以往要承担更大的赋税压力，但其形式显然脱胎自什一税。根据现在的实际情况，过去的十字军运动在西班牙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得到了合理化处理，因为不论教皇对于西班牙势力的扩张抱有怎样的想法，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在地中海、马格里布与低地国家开展的战役对维护天主教信仰无疑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当庇护五世在1567年批准为腓力二世提供一份新形式的税款——“赦免税”（excusado）的时候，他以腓力二世的开销向人们做出解释，即其开销“都用在了维护佛兰德斯与地中海两地的基督教事业上了”。同样地，在1571年，教皇训谕的有效期得以延长，这一做法也为腓力二世加入神圣同盟提供了筹码，即便它违反了特伦托宗教会议制定的改革政令。
十字军运动在西班牙以极其显著的方式幸存下来，这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解释：一是教会与社会的保守氛围，二是政府的财政支持与十字军运动收益之间的联系，后者可以追溯到格拉纳达战役。根据当时一位博学的、生活于罗马的时事评论员在1566年的估算，腓力二世每年要从西班牙教会拿走200万达克特（ducats），而骑士团所获得的利益——包括“十字军税”（cruzada）与“补助金”，便占其中的三分之二。由于国王时常宣称他要追求上帝的事业，这不禁使我们对他的动机产生怀疑。然而，国王的传记作者却倾向于相信国王心怀赤诚，在16世纪浩如烟海的评论文章中，也有许多表达了这样的含义，即西班牙的十字军运动都是因上帝而起，它们并非政府层面的行为，也并不含有任何宣传的意图。有关征服者功绩的记载、西班牙战士的回忆录、人们之间的往来通信，以及相关的历史书写（主要是在地中海和低地国家的战役，以及有关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论述），也都阐述了共同的主题：西班牙人是上帝的选民，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让新大陆皈依基督教，而在旧世界以武力的形式抵御异教的入侵，从而扩展了基督教的影响范围；他们所获得的胜利都是天意。那些在战场上吃了败仗的战士也得到了保证，他们将在天堂拥有一席之地。例如，据说在1583年的斯滕贝亨（Steenbergen）战役前夕，西班牙的尼德兰总督亚历山大·法尔内塞（Alexander Farnese）为了鼓舞士气，曾向军队中的战士们保证：“歼灭天主教的敌人，这些人也同样是国王与我们的敌人，而我们终将获得胜利。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耶稣基督将使我们永垂不朽，我们都将成为上帝的选民。”
[1]法王路易九世。——编者注
[2]天主教会大分裂。——编者注
[3]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文策尔一世”。——编者注
[4]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同时也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卡洛斯一世。——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