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少女时代读杜子美五言古诗（新婚别），虽然不能深入体味其间“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的痛楚，以及“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惨烈，却已经为诗中女子“罗儒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人事多错连，与君永相望”的爱情誓言所震撼，为她的坚贞而感动得叹息不已了。
少女时代还看过一出戏，叫《孟姜女哭长城》。说的是秦朝有个范祀梁，新婚之夜被士兵抓去为秦始皇筑长城。他的妻子孟姜女万里寻夫，寻到长城脚下，却得知其夫已不堪劳苦病死了。孟姜女痛不欲生，哀哀啼哭，竟将修筑好的长城哭倒了一截。这出剧似乎是杜子美（新婚别）的演绎铺陈，查阅资料，方知祀梁原是春秋时齐国人，随齐庄公出征而战死。传说他妻子哭夫10天，城便崩塌，投淄水而死。当时齐为姜姓，“孟姜”指齐君之长女，亦通指世族妇女，故而以“孟姜女”称祀梁之妻。这个传说历经数代演绎便成了“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了，人们借此表达对统治者不顾百姓死活，大肆征兵征丁，穷兵默武的痛恨。这些民间传说与当今影视圈内对封建帝王的歌功颂德大相径庭。
2.
人生的悲剧莫过于生离死别。还是苏子瞻说得贴切，“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好一个潇洒通达的东坡居士，以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的咏叹来面对命运的坎坷磨难，终成了千百年来饱尝别离之苦的人们慰藉心灵的名句。
体味艺术作品中人物情感的波折，引动内心的感慨，那是一种审美的享受，然而，真轮到自己经历磨难，那便是一种人的意志与品格的考验了，人便是在命运一次次的考验中成熟起来的呀。
我曾在题为“挥手自兹去”的短文中描写过我的第一次离别，20岁的少女，第一次离开家庭，离开大都市，到神秘莫测的大山里去落户。那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年代的人头脑都比较“简单”，那个年代的人思想也比较“统一”，那就是党和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想怎么做。
当然，活生生的人，妙龄青春的女子，面对命运的突然改变，心里面自然会冒出许许多多东西，诸如忧虑、依恋、悲伤、惶恐等等等等，就像春天的竹山，会不可阻挡地窜出许许多多的嫩笋一般。
然而，那个年代的人不敢**内心的真实，只能拼命地压抑内心的涌动，努力用勉强的笑容与空洞的语言把自己装扮成跟内心完全不一样的坚强和激昂。记得当时我们还唱着歌与亲友告别，唱着唱着，声音就硬咽了，眼泪就落下来了。
许多年以后，当我也“兔丝附蓬麻”般嫁作他人妻时，不期而至地，竟也遭遇了“新婚别”的折磨。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我遭遇的“新婚别”，远不如杜甫《新婚别》诗中那女子的遭遇惨痛。我们并非是“暮婚晨告别”的匆忙，我们的别离是在新婚半年之后。诗中那女子的丈夫是被强迫征往战场打仗，而我的丈夫，当初却是主动报名，争先恐后，决然离别新婚的妻子，前往抗震救灾第一线的。然而对于我，与丈夫从恋爱到结婚，这毕竟是第一次的离别啊。
3.
我和丈夫结婚于上个世纪的70年代中期，我们的婚礼非常简单平淡，婚后的日子也是简单平淡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还是很留恋那一段简单平淡的生活。
当时我们已从农村调回了上海，丈夫在卫生局的信访办公室处理群众来信，我在机电设计院做描图工。
那个时代同龄人的工资都一样，36块，大家心里都很顺坦。而我们却有幸在公公婆婆的家里占有了一间十七八平方米的婚房，这在那个时代简直是天大的幸福了。有许多如同我们这般从农村回城的大龄青年，因为没有婚房而找不到对象，也有为了在并不宽敞的家中摆下一张婚床而弄得手足翻脸，亲人如同陌路的。所以，那时我们对我们的生活状态非常满足，只有勤勤恳恳地工作，并无其他奢望。
下班回家，两人互相述说各自单位里的人与事，6睡前，各自捧着自己喜爱的书凑在床头灯下读上一段。星期天，有时我会陪他去机关，帮他处理上班时来不及拆封的群众来信，有时候，他陪我回娘家，去和我的诗人兼画家的父亲吟诗评画。
我经常坐在他的永久牌自行车的书包架上，由他载着我慢悠悠地沿着武康路骑去，武康路的一头是我公公婆婆的家，武康路的另一头是我爸爸妈妈的家。当年的武康路鲜有机动车行驶，路两旁高大的梧桐树将树阴斑驳地铺在路面上，掩映在树阴后的是一幢幢风格迥异的洋房，整条马路显得优雅而幽秘。谁能想到30年后的武康路会变成车水马龙的交通干道？这已是后话。
我们以为日子就会这样简单平淡地延续下去，生活却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一马平川的道路，也没有一帆风顺的河流。
次年夏天，一日下午，临近下班，我正加紧描图，希望能赶在下班前完成任务。
忽然有人叫：“王小鹰听电话”我十分惊讶：谁会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我？那个时代，手机这个东西还没有出世。我们整个描图室只有一部电话，且是分机，没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私人电话，谁敢呀？我忐忑不安地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去接电话，丈夫喘喘的声音逼近我的耳膜，丈夫说，他马上要去机场。我有点慌，我说，我马上请假回家送你。他说，来不及了，我就告诉你一声。我生气了，什么事？哪有这么急吼吼的？丈夫的声音很闷很重，他说，唐山发生了特大地震，他参加了卫生局组织的第一批医疗救援队，马上要出发！
我还来不及关照他几句，他的电话已经挂断了。
第二天，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新闻才在报纸电台中出现。
我就是这样碎不及防地遭遇了新婚后的第一次离别，并且连一点告别的举动都没有。
记得那天下班回家，心里面竟是那样冷落和荒芜。听家中外婆说，丈夫下午3点多匆匆回家取了几件替换衣服就走了。便又担忧起来，丈夫是个生活马虎的人，自从与他恋爱，他的衣物都由我为他安排。不知他此行带了几套衣服？换不换得够？衣服脏了谁替他洗？
不过，我在公公婆婆跟前是不敢流露些许思念与忧虑之心的，他们都是抗战初期的老布尔什维克，都是经历过战争洗礼的新四军老战士，战争年代中，他们曾几度经历生离死别的考验。况且，公公婆婆对他们的儿子能参加首批赴唐山灾区的医疗救援队非常引为自豪，我也只得表现出很支持很理解的样子，心里却暗暗埋怨：你又不是医生，你那么积极地冲到第一线干吗？
接下来的日子，新闻中每每报道唐山余震不断，死亡人数上升，救援工作十分艰难，我便于思念与忧虑中又添加了恐惧，害怕丈夫万一不慎遭遇余震、万一感染上瘟疫等等，恐惧常常惊扰得我彻夜不眠。
当时最让人焦灼的是得不到任何丈夫的消息。唐山大地震是毁灭性的，电讯和邮路几乎都中断了。这种无望的感觉，令人就像跌进漆黑一团的山洞，呼吸都窒息起来。强握了几天，我实在忍不住了，也是急中生智，就鼓起勇气给卫生局的领导打电话，询问他们派出去的医疗队队员的情况。当时卫生局领导回答说，去唐山的医疗队队员工作环境十分艰苦，但队员们情绪十分高涨，身体状况也还可以。我清清楚楚听到自己的心“咯瞪”一下落到了原位。卫生局领导还真能体贴人，他说，卫生局几乎每天都要送药品去唐山，你们家属若要给队员捎些食品和信件，可以送到局里来，不过不能太多哟！那一刻我真是欣喜若狂，恨不得将自己打了包裹捎到丈夫身旁。
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公公婆婆。公公沉吟着说，在唐山，大家都吃压缩饼干，我们最好不要搞特殊化。你可以给他写信，要多鼓励他。当时作为新媳妇的我，还不敢怜逆公公的意思，便只有写信。信中鼓励的话甚少，却都是思念担忧之情，只希望他平平安安早点回家。当天就将信送到卫生局去了。
这以后便有了期盼，盼丈夫的回信。既然有人送药品去唐山，应当也有人从唐山回上海吧？我想，如果他心里有我，一定也会托人带信回来的。
大约过了一星期左右，果真收到他的来信。信是早几天写的，兴许是托人带到上海再投寄的。全家人如获至宝，我拆了信封，匆匆瞄了一眼，正想回房细细品读，公公却让我将信中“要点”念给全家人听。其实丈夫信中并无不宜示众的亲昵话，甚至连称呼也是“爸爸、妈妈、外婆、老阿姐、小鹰‘”冰糖葫芦似的一大串。我自然没有理由不读信，并且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读下来。
丈夫简单描述了他在灾区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住帐篷，吃压缩饼干，洗脸的水要留着洗脚等等，而他的工作主要是联络和干一切使力气的杂活。“问全家好！”我读完了最后一句，心中若有所失，因为他没有一句话是对我单独说的。
可公公婆婆很满足，对儿子在灾区的表现也很满意，嘱咐我说，若写回信，代爸爸妈妈问候他。又补充道：信不要回得太勤，不要干扰军心！
我对公公婆婆的嘱咐“阳奉阴违”，当晚就给丈夫写回信，嘘寒问暖了一番后，便责备他的冷酷、无情，措辞相当严肃和激烈。第二天下班后，我又将信交到卫生局去了。这一回，我守口如瓶，没告诉家人。
却再也没有丈夫的回信了！我因为没告诉任何人我写了回信，所以也不好意思查询，只得独自闷着急，任许多的猜忌疑惑焦虑愤慈全在心里面拥堵挤压绞拌。
直到半月之后，卫生局又向灾区派出了第二批、第三批医疗救援队，而第一批去唐山的医疗队成员大都返回上海。得到消息后，我再也沉不住气了，我想丈夫也是第一批奔赴灾区的队员，人家都回来了，为什么惟独不见他的踪影，莫非他出了什么事，卫生局还瞒着我们，莫非他做错了什么，领导上要惩罚他？我带着杂草丛生的问号冲到卫生局去询问，得到的是截然相反的回答。原来新去的医疗队对灾区情况不熟悉，丈夫便自告奋勇继续留在那里工作了。
卫生局的领导将丈夫大大地表扬了一通，而我心里却将他狠狠地骂了一通。
其实我了解丈夫的性格，应该猜到他会那样做的。我开始担心，医疗救援队一批一批轮换着去灾区，每去一批新队员都存在着熟悉环境的问题。丈夫成了灾区救援队的三朝元老，他回上海的日子岂不是遥遥无期了吗？
我必须想办法让他早日回家，灵机一动我便有了主意。于是，我每天都给丈夫写信，隔两三天就往卫生局送一次，我要让他的领导知道他的家人是如何地想念他期盼他回家。
自然是不会有他的回信的，我已经不奢望能得到他的回信了。我只是不间隔地给他写信，写信成了我排遣思念的良药。
我甚至在信中虚构了我因为对他的担忧而积郁成病，希望他能尽快回家。
又过了半个月，他依然无声无息无影无踪。我明白自己嫁了个多么铁石心肠的丈夫。我对感化他已彻底失去了信心。我坚持着每天给他写信，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苦闷。
4.
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独自去父母家吃晚饭，强打精神跟父母和妹妹们说笑。突然，门铃响了，心想大概总是父亲的诗友画友上门聊天吧，我去开门，门拉开，一个又黑又瘦又高的人影撑满了门框！当时我真的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以为这是我的幻觉，所以我只是呆呆地站着。直到他叫了我一声，我才敢相信真是他回来了，就在人完全失去希望的时候，他突兀兀地出现在眼前了。
当着我父母和妹妹们的面，我不便有些许热烈的举动。我们相逢得异常平静，仿佛他从未离开，与往常一样，踩着他永久牌自行车来接我回家。
那是夏天，武康路上的梧桐树叶非常浓密，遮蔽得路灯光稀落而凌散，整条马路便愈显得深邃幽长。他不说话，一路猛踏。我坐在他自行车的书包架上，听得见他的心脏跳得很重很急。我知道他在生我的气，便也不敢出声。惟一的一次，我们一路上沉默无语。
回到家，进了我们自己的小屋。果然，他发作了。从包里取出我写给他的厚厚一叠信，往桌子上一摔，低声吼道：“你这是做什么，啊，人家灾区天天都在死人，每个人都想伸出十双手去帮助他们。你倒好，装病，动摇军心……”我知道我错了，任他骂，决不回声。原来，真是我源源不断的家信起了作用，领导下命令调他回上海，否则他恐怕会坚持到整个救灾工作的最后一刻。
这就是我的“新婚别”。虽然因为我的脆弱和任性，我们夫妻之间产生了矛盾。毕竟我们是相爱的，我做了检讨（只要他能回来，我是宁愿做检讨的），他也很快就原谅了我感情的冲动。于是我们和好如初，并且为我们能够长相厮守而感到幸福。
我无法预料，新的别离又在不远处等待着我们。
5.
次年，传来了恢复高考的喜讯。我们两人都报考了，并且都考取了大学。
可惜，我们考取的不是同一所大学，我们“分居”了。重新开始了住男女生宿舍的集体生活。事实上，即便我们考取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也是无法“同居”的。而这一次的“分居”却是我们心甘情愿的，我们太想圆我们的大学梦了。何况，这样的”分居”每星期还能团聚一次，每星期的团聚便是我们的节日。
上大学的日子，较之新婚初期那一段简单平淡的日子紧张得多，丰富得多，快乐也多，烦恼也多。
我很难说出自己究竟是更喜欢哪一段生活，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是上大学再一次地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如果在那个国家与社会发生根本性转折的关头我们没有把握命运赐予我们的机遇，我们满足我们相对稳定的工作，我们贪恋我们还算舒适的小日子，我们沉溺情感不想再“分居”，我们没有勇气放弃已经得到的种种实惠，重新投身于拼搏和奋斗，那么，我们的生活道路肯定会是另外一番风景了。
回首当年，我们都很庆幸当初我们毅然决然的选择。
上大学给予我们最大的收获，便是唤醒我们继续奋斗努力学习的**和理想。我丈夫在上了一年半大学以后，考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的研究生。那一年，他的导师原打算招4名研究生，最终只招到我丈夫一名，因为只有他的成绩过了研究生的分数线。复习世界史时，丈夫捧着一本《世界史词典》硬背，背出的条目就撕掉。他便是以这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笨办法考出了高分。
丈夫在读了一年半研究生后，获得了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读书的机会，这于我们，既是一桩喜事，又是一桩难事。
那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出国留学还未形成潮流。我们都隐隐地感觉到，这是使我们的人生跃上一个新台阶的机会，我们不约而同作出决定，决不放过这个机会。那年我们都34岁了，我们原本计划着，再过一年，他研究生毕业，我大学毕业，我们就该生个孩子了。如果他要出国留学，我们的计划就将泡汤。最最让我们难以承受的是：我们将面临夫妻长长的离别，不知道将离别多久，也不知道其间会发生什么变故。我是个爱情上的理想主义者，即便我相信我们之间爱情的真实与忠诚，却不敢保证距离与时间不会磨蚀双方的感情。
所以，当我笑着说出“支持你出国留学”几个字时，我的眼泪也跟着涌了出来。
等待离别的日子真是难握呀。我们订了机票，是在一个星期以后。那一个星期中间是什么事都没心思去做的，就眼睁睁地看着那离别的时刻一分一秒地逼近，仿佛看着一只猛虎一步一步地朝你走来，你却束手无策。
这期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公公的一位同事能替我们搞到一张去美国的很便宜的飞机票，可省下我们好几千元钱。那时我们虽是带工资上大学，可每月的工资仅仅36元，几千元钱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笔数目了。不过，那张便宜的飞机票是隔天的航班，也就是那会将我们离别的时刻骤然提前四五天。丈夫想着省钱，差点就要下了那张便宜的飞机票。扭头却看见我哭得红肿的眼睛，心软了，便婉言谢绝了那位好心人。日后，丈夫常常笑话我，说，当年就为了你两行眼泪，便多花了我们几千元钱啊。
那是我们30年婚龄中最长的一次别离。
当年的留学真可谓“洋插队”，丈夫虽有助教金可供付学费，但仍必须课余打零工以维持生计，根本没有钱买机票回来探亲。那个年代，不仅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大部分家庭还没有电话，往往是弄堂口一间传呼电话亭，值班的大爷大妈满弄堂的喊，“x x x听电话啦！”我们家虽然有电话，而且为了丈夫的出国，公公婆婆还开通了国际长途业务。然而国际长途费用之昂贵，实在不是我们36元工资所能承担得起的。往往在信中与丈夫约定，大年三十几点几分通电话，于是全家人都在话机旁087守着，电话铃一响，每个人掐着秒表轮流与他说上几句，也只能是问候祝福之类的大路话了。
我和丈夫在漫漫两年的离别中最常用的联络方法便是写信了。
在离别之前，我们就约定，每星期必须互通一封信。丈夫的行李里，有厚厚一叠国际航空信封，并且每封都用打印机打好了家庭地址。
丈夫没有爽约，基本上每星期都有信来，我都按顺序编了号。有一次，因为邮路的原因，在应该收到他信的时间里没有收到他的信，我便一下子慌张得失去理智。趁公公婆婆不在家，我擅自使用了国际长途通道，拨通了他宿舍的号码。他曾在信中说过，有什么急事要找他，拨长途可用“对方付款”的方式。他是体贴我，生怕我为节省钱而不敢给他打电话。国际长途台的接线生问我：“用什么方式付费，”我便说：“对方付款。”电话接通了，他紧张地问道：“家里出了什么事？”我说我没收到你这个礼拜的信，生怕你出了什么事。他哑口片刻，道：“信已寄出，你耐心等两天。”为了节省电话费，我们只得狠狠心挂断了电话。隔天我便收到他的信了，好一阵懊恼，白打了一个长途！
事后，他告诉我，就为我心急慌忙的一个“对方付款”，他打工一天的工资就没了。
两年后，丈夫学成回国：将我们互相保存着的信件拿出来，数一数，共有两百多封。后来，丈夫凭藉着这些信件，写出了广获好评的纪实文学《闯**美利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