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新自由主义改革吹响了把女性和年轻人当成“一次性劳动力”的号角。然而，改革的结果让人始料未及：那就是远超预期的不婚和少子化。

上文提到，在“1.57冲击”之下，政界、商界和官僚界争先恐后地采取措施应对少子化，这一事实在第一章已经论述过。然而，这些措施非但没有一点效果，总和生育率的下降速度更是刹不住车，2005年竟然降至1.26，到了世界最低水平。处于同一水平的国家只有西班牙、意大利和韩国。之后，生育率一直低位徘徊于1.39左右。虽然2012年生育率突然达到1.41，但这应该只是一时的现象，而非生育率趋势转向上升的征兆。

生育率如此之低，我认为是理所当然。这是因为育龄男女在经济衰退中首当其冲。

把女性和年轻人当成一次性劳动力，主要是试图在短期内抑制日本在全球化中高企的劳动力成本。伴随着“合理化”的努力，资方把工资牢牢控制在手中。与各种高度刚性的支出相比，工资更容易控制。如果遇到工会意料之中的抵抗，资方就会一方面保证那些拥有既得利益的劳动者的工资，同时在还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上砍一刀。

资方购买了劳动力，那就必须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简单地说，工资要足够让劳动者有的吃、有的住，第二天还能接着奋斗。这就是“可持续”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而其标准是社会公认的“正常生活”水平。如果你是大企业的员工，这个水平就是养活老婆孩子，供孩子升学，到退休能够还清房贷，最后能落下一套一户建[1]。

与此相对，资方不必为一次性劳动力的再生产承担责任。这一政策瞄准妇女和年轻人是有原因的。女性有丈夫养着，而年轻人有父母养着（更准确地说，是资方不分青红皂白地“假设”这一条件），这样一来，资方就认为这些人的工资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也没问题，并且不管什么时候解雇他们，他们的生活都不会陷入困境。所以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实际上依赖于日式家庭的存在。

劳动力市场不仅要完成个体劳动者的再生产，还要再生产劳动人口本身，即再生产下一代劳动者。通过抑制工资，企业可能获得了短期利润。但是如果他们有心的话，就会注意到由于出生率下降，新生儿越来越少。饮鸩止渴，后果大约会在20年后显现。很容易预测，从长远来看，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将越来越紧张。因此政界和商界已经着手制定少子化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