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败犬”拥有独身的资本。具体来说，她们具备不需要结婚也可以生存下去的经济实力、资格、住房以及生活能力。像酒井老师这种靠自身能力赚出上述资本的女性可能属于少数，但女性还有一个强大的盟友。那就是可以作为“基础设施”的父母。在男女经济差距依旧显著，女性就业形势日益恶化的今天，能够真正“独居”的女性并没有增加很多。但是，如果女性寄生在父母家里，无论收入多低，那么她的可支配收入就会增加。有住房这个核心基础设施，还有“吃饭、泡澡、洗衣”的配套服务，女儿们实际上过的是拥有家庭主妇的“老爹生活”——让女儿过上父权制家长生活的社会背景，正是少子化。
而这种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是父母一代的富裕。
以酒井老师为先驱的“败犬”一代，她们的父母现在都已七八十岁。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正是由她们父母一代人支撑起来的。这一代人就是一生背负房贷，最终赚得一套房子的“社畜”丈夫以及他们的全职太太。同样，他们也是日本第一代二孩家庭的父母，体验了漫长的“后育儿期”。在这个时代，每个孩子都能分到一间“儿童房”，所以如果孩子永远不走出自己的房间，父母也就永远不会成为空巢老人。
对于光棍儿们来说也是如此。有父母提供的基础设施兜底，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可以花在手办模型或者游戏之类的个人兴趣上。并且，那些人生价值在于服务儿子的父母绝不会忍心剥夺他们的爱好。他们到家就有饭吃、有热水澡洗，衣服也已经洗好叠好、放回了原位。性欲可以在外面随时处理：自由自在地找一个单间放映厅，看着**撸一发就可以了。他们过的是随心所欲的生活。这些在儿童房里长大，长大了也不会离开儿童房的孩子，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父母只是口头上催促孩子自立，内心并不想让孩子离开儿童房——这些光棍儿就利用了父母的这一弱点。
在这些单身寄生虫中，有一种“家里蹲”男性。根据家里蹲思想家胜山实的《家里蹲日历》，他家里蹲是为了“不让当专业主妇的妈妈失业”，真是恬不知耻。不过，盗亦有“道”，胜山的话不无道理。母亲承担了照料家庭的性别分工，如果没了照料对象，确实会“失业”。孩子自立之日，就是母亲退休之日，这个孩子给母亲办了一个延迟退休。更深入地讲，家里蹲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儿童房”这个住宅基础设施；二是父亲的经济支持；三是母亲的照料劳动。总而言之，离开了现代家庭这个机制，家里蹲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而在上述叙述中没有登场的，其实还有一位关键角色——对儿子的状态视而不见的父亲、对妻子的苦境充耳不闻的丈夫。
《社会意义上的家里蹲：无尽的青春期》的作者、心理医生、家里蹲专家的斋藤环预言，将来的日本是个“百万家里蹲时代”。他的预言引发了社会热议。家里蹲的年龄和原因都各不相同。据了解，有人因遭受霸凌、学习成绩差而辍学，从学龄期就开始家里蹲；也有人因求职失败、失业、企业改制等原因，在就业年龄陷入家里蹲，并且这些人往往陷入了长期的困境。而且众所周知，如果没有第三方的强力干预，从家里蹲状态中恢复出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家里蹲赖以存在的基础设施”这个问题，我曾向斋藤老师询问过。他同样指出，带有儿童房的住宅和家庭主妇支撑了家里蹲的存在。即使儿子没有收入，即使儿子从不外出，甚至即使从来不和儿子打照面，母亲还是会每天做好饭，送到儿子房间门外。有其母必有其子，只要自己的主妇职责尚未终结，自己尚未从母职中失业，这些母亲就十几年如一日。等她们回过神来，儿子已经过了不惑之年……
在日本，根据厚生劳动省的定义，34岁以下的人才能被称为“啃老族”或“自由职业者”。“啃老”和“自由职业”实际上被视为青年就业问题。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啃老、打零工仅仅是正式就业之前的过渡期而已，但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年轻人处于啃老或自由职业状态的时间不断延长，有逐渐固定为失业者或非正规劳动者的倾向。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将成为处在劳动力市场最底层、既无年金也无保险的人群。
这里同样存在性别不对称。处于毕业年龄以上、34岁以下的“自由劳动者”并不包括无业在家的未婚女性，也就是所谓的家务助手。人们始终认为这些年轻的家务助手是在待字闺中。因此不论是父母还是家务助手本人都从没认真考虑过，她们是不是非正规劳动者或者无业人员。她们始终在盼望，盼望某天和某人邂逅，盼望开启新的生活。维持家务助手身份的条件当然是父母提供的基础设施。不知不觉间，女孩子们的这种状态不断延长，等到过了“保质期”，结婚这个人生选项已经消失，她们和父母才大吃一惊。正如已经讨论过的，正规就业女性的实际结婚率高于非正规就业女性，正是这个原因。
男性也是如此。大家往往认为“自由职业”是成为正式员工之前的过渡期，他们这种“追梦人”的状态是被家长默许的。儿子们宣称：“我玩音乐玩到30岁为止。如果那时还没玩出个名堂，我就打个领带进公司上班。”慈爱的父母不想破坏儿子人生的各种可能性，便会宽容地默许他们追梦。话说回来，能够提供条件，让追梦少年当寄生虫的也只有他们的父母了。不过，让“单身寄生虫”这个词流行起来的山田昌弘指出，这些寄生虫往往自称在“追梦”，而实际上他们完全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实现梦想。“追梦”只是一个逃避的借口，而他们的父母也把“儿子在追梦”当成避免直面现实的安慰剂。追梦少年一晃眼的工夫，就已经成了40岁的追梦中年。
家里蹲也存在性别不对称性。一般认为，家里蹲是一种偏向男性的病态特征。但其实家里蹲中也有女性，只不过她们被当作家务助手，因而这一问题没有显露出来。并且，不仅有未婚的家里蹲，还有已婚的家里蹲。即使有家庭主妇成了“家里蹲”，也不会有人认为这是社会问题。不仅如此，如果家庭主妇总往外跑，一定会被指责为不守妇道。相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内人”才是好妻子。
关于日本到底有多少家里蹲和这些人的性别比例如何，我们都没有现成的数据。并且，这些人也不被统计为失业者。这是因为，在日本的失业率统计中，仅将有求职意愿的无业者视为失业者。
但是，认为家里蹲主要是“男性问题”的观点是有根据的。日语中的家里蹲（ひきこもり）是对英文withdrawal的翻译，乃是退缩之意。退缩？从什么之中退缩？从一个自身价值被别人评估的竞争社会中退缩。与女性相比，男性更是处于这种你死我活的竞争之中。事实证明，选择家里蹲的青年并非缺乏上进心。正相反，他们已经把优绩主义的原则彻底内化，因此产生了极为严苛的自我谴责。总体来看，他们一开始往往是有上进心的中产阶级子弟，与其被父母或他人责备，不如自己责备自己，这就是家里蹲青年的痛苦现实。他们不是在安逸中退缩，而是在苦闷中退缩。可以说，他们是在“拼尽全力地”退缩。这样一来，曾经是“家里蹲青年”的人，很快就会变成“家里蹲中年”和“家里蹲老年”。
如果这些家里蹲男性都是安逸平和的人就好了。行笔至此，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人。这个男青年在新潟县柏崎市诱拐了一名小学四年级的少女，并将她监禁了九年。这个“不成熟”的男性在九年间把一个人当成宠物——当成宠物一样虐待。这个男性拥有一套大房子，大到没人能察觉被监禁女孩的存在；他还拥有亡父留下的巨额财富，以及一位无法干预施暴儿子的无力的母亲；他还拥有一件东西，那就是来自社会的孤立——这种孤立使得没有任何人会去干预他的所作所为。这些就是他实施罪行的条件。如果把他这种行为轻描淡写地称作“不成熟”，不免也是残酷的犯罪。想起那个女孩以后的人生，我不禁颤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