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文提到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差距扩大是由劳动管制的放松带来的，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劳动大爆炸”。这一变化的标志就是日经联发表于1995年的著名报告《新时代的“日式经营”》。与资方预想不同，雇佣崩溃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女性，同样对男性造成了冲击。在泡沫经济崩溃后，大萧条降临。团块世代的子女一代，在毕业求职季正好赶上就业冰河期，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但是，对于一直生活在经济上升期的团块世代来说，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子女的生活水平竟然会不如自己。
应届生统一招聘制、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是“日式人事管理”的三件套。这意味着，一旦无法顺利进入应届生市场，那么“再挑战”就变得异常艰难，起点的悬殊差距往往会造成一生的悬殊差距。尽管政府要求企业将“应届生”范围扩大至毕业后三年以内的人，但实际上，企业对于“长期积蓄能力活用型”人才的招聘依然坚持“应届生统一招聘”，并没有颠覆传统的日式人事管理。与此相对，大量求职者以“第二年应届”“第三年应届”等名义背负着第一年求职失败的烙印。治本的解决办法是禁止“应届生统一招聘”，但这意味着，对于尚未开发出新型人事管理机制的企业来说，政府的要求无疑是纸上谈兵。
如上所述，雇佣崩溃不仅打击了女性，男性同样受到冲击。而且，首当其冲的就是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2011年非正规劳动者的比例（1—3月的平均值，不包括岩手县、宫城县和福岛县[4]）占全体劳动者的35.4%。在女性劳动者中，非正规劳动者占总数的54.6%，而这一比例在男性中为20.1%。这似乎意味着雇佣崩溃是一个性别问题。但如果着眼于15～24岁的年轻一代，我们会发现，在年轻女性中，非正规劳动者的比例为51.3%，而在年轻男性中则为49.1%。
自21世纪初，媒体开始热炒“差距”问题。在此之前，差距并非不存在，而是表现为性别差距。但男女之间的差距似乎是“天经地义”，已经被“自然化”了。年轻女性就业的非正规化也被父母和她们本人正当化为“待字闺中”的过渡期。只要不平等表现为性别不平等，那么不管是政客还是媒体，都不会把这种问题当成问题。而当不平等问题在男性之间产生的时候，这个问题似乎才变成了“政治问题”。这就是日本政客和媒体男性中心主义的明证。不仅如此，似乎在这些人眼里，只有当学历无法保证地位的时候，换句话说，当东京大学毕业生也可能上街要饭的时候，差距问题才真正能够成为政治问题。
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的罪犯加藤智大[5]就是泡沫经济崩溃后走进社会的那一代人。加藤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绝对称不上贫困。因为没有考上大学，因此进入了短大。毕业后，他进入了一个保安公司工作，之后被转为“注册型派遣员工”。后来他作为劳务派遣员工进入一家汽车公司工作，成了制造业劳务派遣“派遣合同终止”[6]的受害者。当然，“派遣合同终止”的遭遇并不能为他脱罪，但这条滑向深渊的人生道路仿佛是被什么人精心设计的剧本。这不得不令全社会为之震惊。
注册型派遣业务最初是为女性设计的。其目标群体是拥有丈夫或父母提供的基础设施，因此只需要赚点儿小钱“补贴家用”的女性。限制她们的工资，让她们成为经济波动的安全阀，就是资方的如意算盘。出乎资方设计者意料的是，这种本意是“补贴家用”的雇佣形式变成了“养家糊口”的劳动形式。加藤搬出了父母家单过，许多单身女性和单亲妈妈也拿着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由于最低工资一直没有上调，因此也有人即使劳动时长达到了标准劳动时间（每日8小时、每周40小时），收入还赶不上低保户。他们被称作“穷忙族”（Working Poor）。有的单亲妈妈同时打两三份工，有的只好沦为性工作者。这种状况同样发生在男性身上。日本的企业家们一致认为，在日元走强的情况下，要想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非正规劳动者当成用完就扔的一次性耗材。并且，这个阴谋还得到手握正规就业既得利益的工会的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