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应该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他的小女儿贾斯敏从科罗拉多飞来，分享他的胜利。《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上已有几篇文章在提前祝贺他了。“就像百米赛中的尤塞恩敳博尔特，”《金融时报》的文章中写道，“就像十一月总统选举中的克林顿夫人，这是一位不可能失败的赢家。”瑞典皇家科学院一向以他们的机密性和保密策略闻名，但这一次，就连赌徒也认为，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非钱德拉教授莫属。
他那晚没能入睡，只是在**躺着，想象自己该如何庆祝。当然会有人来采访他，例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天空电视台。结束后，他还会在贾斯敏登机之前带她去吃顿早午餐，也许还会允许她喝一两杯香槟。傍晚，学院会在剑桥的某个地方举办一场庆祝宴会。他的竞争者会到场。他们都是与他唱反调的人，是阴险小人、平庸之辈，但他会宽大为怀。他会告诉大家，无论是百万美元的支票，还是十二月份和瑞典国王共进的晚宴，于他而言都没有任何意义。真正让他高兴的是，他可以以此来回报一些人曾经给予他的信任。这里面包括他已故的父母、他信赖的同事，以及他过去的导师米尔顿敳弗里德曼。在他还是个职位卑微的副教授时，米尔顿敳弗里德曼曾在雪地里帮他换过轮胎。
那天上午，他已将获奖感言排练了十多次。他穿着睡衣，把一杯咖啡端到卧室，放在电话旁，然后舒展身体躺在**，头枕着手，期盼着电话打来。一个小时后，他的女儿走了进来，发现他睡着了。
“爸爸，醒醒，”贾斯敏一边说，一边晃晃他的脚，“爸爸，你没获奖。”
钱德拉愣住了。他等这一刻等得太久了，吃尽苦头。他在海德拉巴获得学士学位，在剑桥获得博士学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第一份工作，在芝加哥度过令人精疲力竭的十年。返回剑桥后，又碰上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他的团队立即遭到中伤、怀疑，头上扣着屎盆子。而之后的每一年里，他都清楚地记得——尽管他的名字会先出现在评奖委员于四月份公布的初选名单中，接着再出现在夏天公布的决选名单中，但那枚十八克拉的金质奖章总是落入他人之手。他的苦日子本该在这一年到头，他所有磨难本该在这一年获得回报。
“我想问一下，这一次，那个幸运的获奖者是谁？”
“获奖者有两个。”贾斯敏说。
钱德拉一跃而起，把两个枕头推到他的背后，将老花镜戴到了鼻子上。
“名字呢？”
“想不起来了。”
“试着想想。”
“心脏和色拉酱肉[1]，好像是。”
钱德拉哼了一声：“不是哈特和霍姆斯特罗姆？”
“是他们。我觉得是。”
“那明年又会是谁呢？星空和小屋？”
“我不知道，爸爸。有可能。”
“好了，那就这样吧。”他一边说，一边把被子拽过来，盖住身体。他意识到，假如不是他女儿来了，他也许会就那样躺着，一直躺到明年。
十分钟后，贾斯敏回来告诉他，房子外面有一群记者。钱德拉没有换下他的睡衣，直接与记者们见了面，彬彬有礼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女儿建议他邀请他们进来喝咖啡，于是他和四名当地记者坐在了餐桌旁。在这四名记者中，一名来自格兰切斯特公报，一名来自安格利亚邮报，两名来自坎布斯时报。
“我们非常遗憾，先生。”来自公报的年轻女人说。她看上去快哭了。
“那个奖应该是你的，”来自时报的男人说，他嘴里散发着杜松子酒的气味，“我们原本希望今晚好好庆祝一番呢。”
“好啦，没事，没事。”他回答道，他被他们的善意感动了，“生活就是这个样子。[2]”
“获奖的应该是你，先生，”那个女人说，“真的应该是你。”
“嗯，没什么，没什么。[3]”他说。他希望自己能够停止说法语。他对这种语言一窍不通。“顺其自然吧。[4]”
在记者离开之前，他让他们相信自己为获奖者感到开心，并为一切都已结束感到高兴，期待明年能再次与他们相会。他的表演骗过了贾斯敏以外的所有人。那之后的整个上午，贾斯敏以一个十七岁女孩的残忍，反复问他：“你没事吧，爸爸？你没事吧？”无论他说什么，她都不断地重复提问。终于，在去机场的路上，他发了脾气，喊道：“我没事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如果是在过去，他会认为贾斯敏的追问只是出于体贴和关怀，但他现在相信，她不怀好意，她终于染上了折磨家长的家族传统。不过，他还算是她的家长吗？毕竟，她现在已是妙龄少女，和她母亲在博尔德生活了三年。她母亲不仅把离婚归咎于他，还指责他导致了埃博拉病毒爆发和“博科圣地”崛起。
就在他回到家的瞬间，电话铃响起。慰问的电话如溪流一般，流淌了整整一天。在那个星期的剩余日子里，还有零星的电话打来。剩下那个月，不少他几乎不认识的人会在街上叫住他，表达他们的慰问。这些男男女女明明连三个经济学家的名字都叫不出来，现在却好像指望这个活一样。
到了十一月，那种歇斯底里的劲头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美国选举的恐惧。到了这时，钱德拉才意识到，他多半永远也不可能获奖了。十年前，在那个孟加拉人施展其油腔滑调的魅力时，钱德拉获奖的概率就下降了。即使时光荏苒，又轮到一个印度人获奖，这个领域也已经发生变化。多年来，经济学家肆无忌惮，把他们的专业搞得晦涩难懂，用无法压缩的对数让一切都专业得要命，好让人们把他们当成神秘的先知，而非社会科学家。经济学现在差不多成了“穷人的”数学，但钱德拉仍用不好微积分，他觉得那应该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研究助理的任务，他亲力亲为有失身份。
无论如何，他的右翼倾向已经让他成了斯堪的纳维亚人[5]不愿意奖励的对象。那个平庸的次-次大陆会认为这是知识和道德越轨的一个信号。那是自由主义者最令他讨厌的地方。他们不知羞耻地自以为是，仿佛人类的过失都是别人造成的，而他们无论做什么，哪怕是杀人放火，都是英雄壮举，都是为自由和正义服务。事实上，瑞典人连自由主义者都算不上。他们是中立者、弃权者，仿佛他们是有意选择不成为超级大国，来保持他们的客观公正。
钱德拉希望自己能有个瑞典学生，好让他狠狠折磨一番。但是，在他的学生里，与瑞典人最接近的也只是个操着美国口音的荷兰女孩。令人遗憾的是，她极其聪慧。因此，他继续授课，假装埋首于自己的研究，全然不觉史上居然有诸如诺贝尔奖这样微不足道的存在。
在学期结束后的某个星期三早上，钱德拉从他在格兰切斯特的家中出来，步行穿过草地，前往大学。只有在和学院院长共进早餐时，他才会这么做。他就职于冈维尔与凯斯学院，担任克利福德敳H. 道尔名誉教授。这是个终身教职，意味着教多教少随他意。与霍金教授相同，他是学院的固定装置，就像屋顶上的那群滴水嘴兽石像一样持久不变。
“早上好，教授。”门卫负责人莫里斯一边打招呼，一边碰了碰他的圆顶礼帽。
“早上好，莫里斯。”钱德拉一边说，一边接过了他的邮件。他的邮件包括最新一期的《经济学杂志》、六张茶会和宴会的请柬。他基本确定自己不会参加这些活动。
“院长在等你呢，先生。”莫里斯说，像很多门房那样，他能同时表现出谦恭有礼和颐指气使，“小心脚下。今天早上霜重。”
“好的。”钱德拉说。他步入了大树庭院。大树庭院因排列在小径两旁的“瑞典豆”树而得名。它们现在光秃秃的，挺着细长的枝丫。
院长室入口，一个穿着马甲、面无表情的仆人迎接了他，接过了他的大衣和围巾。钱德拉穿过走道，进入餐厅，发现院长正在火炉前阅读《泰晤士报》。
“很高兴见到你，钱德拉。”院长说。他每次叫钱德拉的名字时，好像总是以“枝形吊灯[6]”的发音开头，然后才回过神来。
“也很高兴见到你，院长。外面真是天寒地冻。”
和众多英国知识分子一样，院长只将暖气打开一点，让家里像半生不熟的牛排那样不冷不热。他声称这有助于“改善头脑”。
“寒冷的日子到了。”院长说。他这话很可能在暗示美国选举。
“的确。”钱德拉说。
院长看起来比实际岁数要年轻一些。他一头浓发，上了润发油，向后梳着。他的眼睛湛蓝，只是瞄准的方向不同。他多年前是个跨栏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后来一个对手把沙砾踢到了他脸上，致使他右眼失明。有传言说，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去过肯尼亚，当过伊迪敳阿明[7]的径赛私人教练。从他脸上饱经风霜的皱纹不难看出，他是个阅历丰富的人。
院长把他领向了餐桌。餐桌大得足够四十人用餐。钱德拉依旧喜欢这餐桌周围的环境，喜欢墙上挂的荷兰大师的画作、站在门边的仆人，喜欢加在一起差不多值五十万英镑的光滑的银质刀叉、银质汤碗。通常，他们的谈话与经济有关，而钱德拉得充当一个治疗师的角色。他会用温和的语气告诉他五年内英国不会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那么，你的情况怎么样，教授？”院长问道，“从你的小失落中恢复了吗？我必须说，我们都非常遗憾，你没有成为我们的第十五位。”
到目前为止，学院已出现了十四位诺贝尔奖得主。老实说，一些消息比较灵通的同事，在年初就开始把钱德拉说成是“第十五位”。现在，他们不这么说了。
“噢，我很好。”钱德拉说。他把他的咖啡杯推向仆人，并顺势对仆人要给他拿新鲜草莓的提议点头表示同意。那些草莓正好可以配着羊角面包吃。
“但最近几个星期肯定挺难熬的，是吧？”院长说，“有些压抑？”
“噢，哪有!”钱德拉说，他现在已经习惯了整个周末都不起床，“我一般不把这些东西太当回事。奖章不过是过眼云烟。”
“是呀。”院长说，他放下餐刀，然后挠了挠头，“是呀，的确是这样，可……这个奖章多少还有些精美。一些人似乎认为，你最近可能多少有些不高兴。”
“他们真的那么认为？”钱德拉问道。他感觉院长话里有话。
“不瞒你说，有人投诉。”
“谁投诉？”
“学生，”院长说，“主要是本科生。”
“哦。”钱德拉说，心情放松下来，“哦，我知道了。”
“是的，你好像说了一些比较粗鲁的话。当然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有几个学生不太好受。我的意思是，这通常来说是系主任的事，但考虑到是你，我觉得我最好亲自和你谈谈。”
“我很抱歉，院长，”钱德拉说，“可我真想不起来我说过什么粗鲁的话。”
“是的。”院长一边说，一边拿出了他的笔记本——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哦，他们有些人有点儿太敏感了。有个女孩子，你好像当着她同学的面一再说她是个‘白痴’。在她的描述中，你还将她的‘白痴’归因于合理的智力差异。”
“是的。”钱德拉说，那件事他记得很清楚，“你看，院长，我对我的学生一向比较宽容。我不指望他们严肃对待专题报告，我不反对他们抄袭我的书来写他们的论文，但我真的希望他们承认基本经济事实。这个女孩子把凯恩斯乘数描述成‘涓滴效应神话’。这不是你可以有自己的见解的东西，院长。这是一个事实：如果公司获取的利润较高，那么他们就会投入更多资源，因此就业也会增加。人可不能走入一场暴风雨，然后说，‘在我看来，太阳明晃晃的’。但是，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女孩正是这么做的，于是我就指出了另外一个事实。”
“说她是个白痴。”院长说。
“是的。”
“嗯，当然了，我很理解。但是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会说‘白痴’这个词在政治上有点儿不正确。”
“即使我们谈到的那个人真的是个白痴，也不行吗？”
“如果那个人真的是个白痴，更行不通。”院长说着便微微一笑，不过，他的笑会让人以为他是牙疼，而非高兴。“这么说吧，钱德拉，你最近心情郁闷，这可以理解。当个经常在媒体上露脸的名人不容易，加上那么多人抱着那么多的期待。所以我觉得你也许应该休个短假，休个轮休假也可以。事实上，我们当中不少人也是这么想的。当然了，这要看你的意愿，我们绝不会强迫你的。不过，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我不想休假。”钱德拉说。
“可它值得你考虑，不是吗？”
尽管钱德拉根本不打算那么做，但他还是点了点头：“是的，值得考虑。”
“那就好，这个问题就不说了。”院长说，就在此时，仆人端着熏猪肉、鸡蛋、烤面包进来了。“我们聊聊经济，好吗？”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院长表达了他对英国脱欧、信贷紧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询问这是否会让世界“漂在粪坑上”。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因为它相当于在问“我会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死掉吗”，或者是“我们会在赛艇比赛中获胜吗”。从微观经济方面来看，正确的答案应该是“难说”，但这样一来，钱德拉就没时间吃完第二个鸡蛋了。第二个鸡蛋煮得好极了，依旧如丝般柔滑。他决定尽可能表现得积极一些。对付诸如此类的情况，这一向是个好办法。
“真是难以想象呀，”他说，“当美国打喷嚏时，全世界都感冒。说到底，这是个资本控制问题。”
“嗯，这真是令人宽慰，不是吗？”院长一边说，一边拂去他裤子上的面包渣，“听到真正懂行的人这么说，我就安心了。”
“不用客气。”钱德拉说。
“我只是搞不懂贫困。”院长说。他换了个话题。这个话题有可能永远也扯不完：“我们是能够养活全世界的，可看看我们都干了什么。这真是荒唐呀，钱德拉。我的意思是，这种状况究竟能不能被改变？我们究竟能不能恢复理智？”
教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肯定能。”
“那就好。”院长说。
他们握了握手。钱德拉大步走进门厅，拿了他的大衣和围巾，走了出去，走进了十一月的凛冽寒风中。他之所以回答得那样斩钉截铁，并不是因为他反感贫困问题(他并不反感)，而是因为他和一个学生约了见面。他现在已经迟到二十分钟了。
他步履匆匆地穿过草坪(一种只有教师才享有的特权)，走出学院大门(即所谓的“谦卑之门”)。冈维尔与凯斯学院有些离奇，因为它被道路一分为二。在横穿三一街时，他几乎没有注意游客和骑自行车的人(他一贯如此)。然后，他跳上了木质旋转楼梯，朝他三楼的房间走去。
他带的博士生拉姆敳辛格正坐在楼梯平台上，眼睛盯着手机。他的学生似乎都这样，总是用手机来打发漫长的清醒时光。
“对不起，拉姆，”钱德拉说，“抱歉。”
“没事，教授。我也迟到了。”
“那就好，很好……那究竟是个什么？”
拉姆敳辛格的胳膊下夹着一本《傻瓜统计学》。
“就是一本消遣读物。”
钱德拉打开门，叹了口气。他实在搞不懂，一个全国一流大学的经济博士生，为什么要读那种蠢得要命的书？但是，这正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畅销书试图通过对专业学科“去术语化”来打破知识壁垒。这种想法虽说是出于善意，但未免荒唐。别人花很多年才掌握的东西，你是不可能在三个小时内学会的。无论公众喜欢与否，知识依然重要。经济学仍旧是专家的菜，而不像他三十四岁的儿子苏尼总爱说的那样——“不过是些常识”，仿佛随便哪个阿猫阿狗都能当剑桥的克利福德敳H. 道尔名誉教授。
“德里怎么样？”钱德拉问道。他在房间里踱步，把书从沙发上拿走，冲咖啡，给他的吊兰浇水。这些都是收拾宿舍的人忘了干的事情。
“德里还是那个老样子，”拉姆敳辛格说，“没什么变化。啤酒越来越贵了。”
“实地调查呢？”
“实地调查真是太棒了。我获得了大量数据。只是有个问题……”拉姆拍了拍他的《傻瓜统计学》。
“嗯，看来我们没多少可谈的，”钱德拉说，“很高兴看到一切进展顺利。”
“还是关于巴西的问题。”
拉姆敳辛格的学位论文打算比较古吉拉特邦和他坚持称作“特洛伊[8]”的地区的经济表现。他总在谈话中不经意地插入这个词汇“如果你审视特洛伊的平均增长率”，而钱德拉在这种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阿伽门农和一千艘船，然后才会想起来拉姆指的是“印度其他地区”。
“巴西，没错。”钱德拉说。
这是一个他们争论了几个月的焦点。他们都知道，巴西之所以突然变得对那篇学位论文那么重要，是因为拉姆敳辛格的女友，也就是贝蒂娜敳莫雷拉小姐，一年前回到圣保罗去了。
要获得额外的研究经费，拉姆需要钱德拉的支持，但到目前为止，钱德拉一直都不太同意。钱德拉突然想到，拉姆说不定就是告密者之一。毕竟，就在上月，钱德拉还错误地引用丘吉尔的话对拉姆敳辛格说，只要他“再多那么一点儿脑细胞，他就只算半个白痴”。
“好吧，如果你能得到那笔钱，为什么不呢？它会让你的学位论文改头换面，工作量就不要提了，但如果你觉得有必要……”
“你的意思是，你会给我写一封推荐信，先生？”拉姆说。
“嗯，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作决策失误的例子，因为正如你知道的那样，巴西的信用评级就要变成垃圾了。”
拉姆敳辛格笑嘻嘻地记着笔记，钱德拉假装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当然了，”钱德拉接着说，“要考虑世界杯、奥运会等因素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听到世界杯，拉姆不由得舔了舔嘴唇。他上次的“研究之旅”碰巧与世界杯时间重合了。
“你的头几章不妨集中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然后引入莫迪。就现在来说，这应该够了。”
“谢谢你，教授。”拉姆说，几乎要做出鞠躬的姿势了，“我的家人让我代他们向你问好。”
“噢，是吗？”钱德拉说，“不胜感激。”
“是的。我父母表示，你下次去德里时，一定要去我家看看。我相信你会喜欢那些狗狗。我一直都很想念它们。”
“狗狗呀，好的。”钱德拉应道，尽管事实上他讨厌任何长尾巴的东西，“挺好的。”
“对了，先生……”只有来自印度次大陆的学生才称呼他“先生”，就连那些对其他导师直呼其名的学生也是如此，“我忘了表达我的遗憾了。对于诺贝尔奖，希望你不要过于烦恼。”
“哦，我已经忘光了。如果我干这行就是为了获奖……”
“是的，当然了，我完全同意。”拉姆敳辛格说。他自己是为了钱才入行的。
“那好，你今天能来一趟挺好的。”
这句话无论如何都不能当作一次辅导的结尾，因为这样一来，拉姆好像就只是过来归还割草机的延长电缆一样。一些人甚至可能会说这违反职业道德，但那些可恶的领导可能不知道，两年前，当他的学生去巴西见女友时，差旅费差不多都是他掏的。
“我会尽快开展工作。”拉姆说。他个别词的发音有些不准。
拉姆识趣地离开了。钱德拉打开电脑，盯着书桌上那越积越多的书。他想起刚才煮的咖啡，便把牛奶倒进了那个写有“保持冷静，研究经济学”字样的杯子里。那是他的长女拉达送他的礼物，在把他逐出她的生活之前。他想，他真的应该请拉姆喝一杯。但是，先提起诺贝尔奖的是拉姆，这意味着拉姆已经没什么重要的事要说了。
该死的诺贝尔奖。他们总是摆出同样的面孔，仿佛在努力劝说一个两岁的孩子把枪放下。
钱德拉坐到沙发上，把脚搁在咖啡桌上面。当他和珍妮已覆水难收，他就陆续把他的整个生活转移到这些房间里。而他的全部生活也不过是孩子们的照片，以及那张他从没站过的“站立式”办公桌。他在那张红色的切斯菲尔德沙发上睡过几个晚上，穿着睡衣、拖鞋进行过不止一次辅导。但是，珍妮刚搬到了科罗拉多时，钱德拉大多数晚上还是在家里度过的。他谢绝晚宴邀请，以便可以看看电视，或读一些他不敢带到学校教职工宿舍的小说。他现在渐渐明白，他不仅离婚了(用中世纪英国人的话说，那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犯罪)，还成了孤家寡人(这个词远远谈不上稀奇古怪)。格兰切斯特的那座小屋的屋顶盖着黑茅草，房梁是十七世纪的，过去充满了孩子的身影和欢笑，现在却成了一个悲情隐士的幽暗居所，里面住着印度的哈维沙姆小姐、一位名誉教授，以及一张外卖菜单。
他有时候想，那一大堆以他的名义发出的信件，与安吉拉敳默克尔、纳伦德拉敳莫迪共进的晚餐，对戈登敳布朗和拉里敳萨默斯表达钦佩之情的便条，这一切难不成是一场巨大的骗局？它们就像那些在一英镑商店里买的假奥斯卡雕像。这些雕像被颁发给雇员，上面刻着“世界最佳照片复印者”或“银河系最佳灯泡更换者”。等他死了，只有他的著作会留存下来。直到石油和煤炭枯竭、人类在火星上建立第一个定居点，这些著作才会过时。
钱德拉教授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贸易经济学家，可以随时给任何国家的财政部长打电话，而他们也不会拒接。然而，如果全世界对他的艳羡不过是他自己的想象呢？如果他们其实是在可怜他膨胀的自我，可怜他的萨维尔街套装，可怜他浓重的印度口音呢？
他的妻子早就离他而去，他的孩子也是。假如他获得了诺贝尔奖，生活将一如既往，几乎没有任何盼头。经济学领域必读的书籍，他似乎都已经读过了。他的职业目标只剩下了超过对手，获得他应得的认可，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他遭受了致命一击。
他放下咖啡，大步走出房间。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哪儿，只知道唯有如此，他才不会坐在沙发上，一直坐到吃午饭。他厌恶自己的生活。
他来到三一街上，左转，朝铜壶酒吧走去，想着喝一杯早间的佳酿，上午也许就会快点儿过去。本科生们骑着自行车路过，叼着香烟，围着学院的围巾，准备去上第一节课。在国王学院外面，为了捕捉那座著名的、有五百年历史的小教堂，来自波士顿、东京、香港的游客正在摆弄巨大的尼康相机。
国王学院坐落在城市中央，仿佛霸占了所有的阳光。这是钱德拉最不喜欢的学院，相当于知识界的迪士尼公主，朝那些狗屁不通的游客摆动着她的睫毛。游客们会问“大学在哪儿”之类的问题，直到有人给他们指出国王学院的方向。接着他们会拍几十张照片，然后怀着“已见过剑桥”的满足回家。当然了，在经济学这个领域，剑桥拥有许多值得自豪的名人，如琼敳罗宾逊、J. K. 加尔布雷斯，以及凯恩斯本人。但是，现在的校园里充满了半吊子的本科生。他们相信，他们牺牲休学年来帮助的非洲人之所以贫困，都是因为钱德拉这样的人。不过，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看待教育的：那些受过正规教育的人用它来耍无赖，那些没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又觉得它不过尔尔。
钱德拉来到了西姆斯先生甜品老店。尽管本周已经采购过了，他还是走了进去。迎接他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店员。她围着围裙，戴着玳瑁色眼镜。他原本确信自己从没见过她，直到对方与他打招呼：“上午好，钱德拉教授。”
“上午好。”
“今天过得怎么样？”
“哦，不错。”钱德拉说。这简直就是撒谎。
“想买点什么？”
他一般会买两百克小熊软糖，足够吃上一个星期，但今天特殊。
“那就给我拿五十克的巧克力小熊软糖吧。”
“好的。”那个女人应声后，开始从她后面的一个罐子里拿出软糖，往一个纸袋子里装。
“天气真冷。”她一边说，一边把他要的东西放在柜台上。
“太冷了。”钱德拉一边回答，一边递给她一张五英镑钞票。随后，他的手机响了。他开始了他老一套的做法，一边依次拍他的每个口袋，一边嘀咕：“技术越先进，麻烦越多。”他终于找到手机，接起电话，问了声：“哪位？”
“先生，”在电话那头，一个操着印度口音的人说，“您之前对一款内存16G的三星银河J5智能手机感兴趣。来电话是想询问您是否考虑购买一款呢。”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他一边回答，一边接过找他的零钱。
“先生……”
无论他按了多少按钮，钱德拉似乎一直没办法挂掉那个电话。他把手机放进了衣服里面的口袋，但尽管如此，他仍能听到在手机里哀鸣着的“先生”，就好像一个小妖怪被困在了他的翻领下面。
“谢谢你。”他一边冲店员喊着，一边走了出去，来到冬天的阳光下。
只要再走上几米，就可以到铜壶酒吧，喝一杯上好的里奥哈葡萄酒，但钱德拉已经注意到，路对面有个学生正在看他。他立即认出她就是那个白痴。她刚开始还一脸难过，现在却在以那种“后嘲讽”的方式微笑。这种方式总是让他不知所措。在和院长见面后，他觉得自己需要向她解释一下。
他刚走到道路中间，突然听见店员大喊：“教授!”他抓着他的小熊软糖，回过头去看她。
“嗯。”他一边应道，一边转过身去。就在此时，他听见那个白痴喊道：“当心!”
他又把身体转过来，但已经来不及了。
自行车已经拐弯，车闸已经按下。除了听之任之，骑手已无可奈何。车把就像一头猛兽的两只角，从后面卷住了钱德拉的腰。骑手戴着头盔的头撞上了钱德拉的背，结果他们俩都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倒在柏油路面上。教授先倒下，年轻的骑手后倒下，自行车则倒在了他们身上。
几分钟内，钱德拉的眼前一片漆黑，他突然觉得，说不定他已经死了，但这不切实际。他嘴里流血，耳朵能听见声音。有人正把自行车从他身上拽下来。等他睁开眼睛时，他发现身边围了一群人。他们都低着头，看着他。
钱德拉从没想过他会死在剑桥。他总是想象自己死在印度，也许是在河边，四周围着哭泣的孙子、孙女，而不是喜气洋洋的同事、蠢到家的学生和游客。围着他的人中，一些人正在拍照。
“教授!”一个刚到“后青春期”的声音尖叫道，“你这是出交通事故了吧？”
他想说：“该死的!当然了。”只有本科生才会问这种愚不可及的问题!但是，他嘴里的血太多了。
他躺在那里，等着医护人员的到来。一半的学生似乎都聚了过来，要围观P. R. 钱德拉塞卡[9]教授卓越人生受到的终极羞辱。有一些学生哭了，不过他怀疑，另外一些学生正在隐藏洋洋得意的笑容。即使现在，他还是很难相信，除了嘲笑他未能加入那些诺贝尔奖得主之列，这些人还能干出什么好事。诺贝尔奖得主的名字他已牢记于胸，迫不得已时还会把它们像咒语那样一一列举出来。不过，那当然不是真的。在他们眼里，他只是一个躺在道路中间流血的老人。他们怎么可能知道，他的人生遭遇过那么残酷的打击？
“生活就是这个样子。[10]”他对自己说。他挣扎着，想甩掉盖在他鼻子和嘴巴上的氧气罩。“生活真的就是这个样子。[11]”
[1] 原文为“Heart and Stroganoff”，发音和下文的“哈特和霍姆斯特罗姆”类似，此处是贾斯敏记错了，并且引出了钱德拉接下来的调侃：“星空和小屋”(原文为“Starsky and Hutch”)。——译者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 原文为法语“C' est la vie”。
[3] 原文为法语“de rien， de rien”。
[4] 原文为法语“Laissez-faire”。——编者注
[5] 这里特指瑞典人，因诺贝尔奖(除和平奖)每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颁发。——编者注
[6] 原文为“chandelier”，和“钱德拉”原文“Chandra”的发音接近。
[7] 伊迪敳阿明(1925—2003)，乌干达独裁者。
[8] 原文为“TROI”，与特洛伊的英语单词字母相同，但它其实是“The Rest of India”(印度其他地区)的首字母缩写。
[9] 钱德拉的全名。
[10] 原文为法语“C' est la vie”。——编者注
[11] 原文为法语“C' est la bloody vie”。——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