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学贝拉分校并不如他所料。
它看着像个美化的退休社区。一排排的预制板房层层叠叠，临时运动场点缀其间。原本在如此气候中不可能存在的绿色落叶植物与棕榈树、仙人掌并排生长。每条街看上去都差不多，均以著名作家或科学家命名。他们大多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钱德拉看见了一片空地，起重机和挖掘机正在上面忙碌。他不想问它们在干什么，生怕它们在建设一座公墓。
“欢迎来到加利福尼亚。”菲利克斯说。他来机场接机了。
“镇子在哪儿？”钱德拉问道。他凝视着地平线。
“它就在那里等着你呢。你是怎么想的？”
“真了不起。”
“难道不是吗？”菲利克斯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背。
看见新家时，钱德拉感觉好些了。它有四间卧室、一台电子白板大小的电视、一个带热浴缸的花园。学院还给他配了一辆越野车。这还是他头一次享受到这样的待遇。沐浴之后，他开车进镇。他留意查看后视镜，但最多只能看到三分之一的路面。这让他一直感到不安。
镇子看上去就像个巨大的零售点，一家家商店差不多和候机大厅一般大，每隔两三英里就有同一家餐馆的连锁店。钱德拉意识到，只要从一家星巴克步行到下一家(他在十分钟里看见了四家)，他就能够做到钱尼医生要求的那种锻炼。那天晚上，菲利克斯和另外四名教师带他去了一家墨西哥餐馆。在那里，遵照低脂肪、低钠、低糖的饮食规定，他吃了全麦烤鸡肉加鳄梨馅儿饼。菲利克斯敲了敲他的玛格丽特酒杯，讲了几句话。在此之后，服务生端来了一个馅儿饼。馅儿饼上插着烟花棒，向钱德拉致敬。这几乎算不上礼遇。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出乎钱德拉预料的是，开车去洛杉矶既不令人激动，也不刺激。他任由GPS摆布。当他行驶在一条五车道公路最左侧时，GPS习惯于告诉他，“现在右拐”。文着文身、貌似黑帮分子的家伙给他指了三次路(有一次还是用手枪指的)。更糟糕的是，他发现那辆SUV很难停车，只好让收费高得离谱儿的服务员来停。终于，他再也不去洛杉矶了。到了晚上，他多半待在他的后院里，听听给草坪浇水的橡胶软管发出的声响，读读丹敳布朗[1]的书。不然就去邻居家(和他家的布置差不多)，吃着烤鸡肉，喝着冰茶，唠唠系里的事情。
至于学院自身，由于周围的环境没那么高大上，让他感到轻松。他的办公室在一座建于二十世纪、装着空调的混凝土建筑里，而非在一座建于十六世纪的城堡里。和他打交道的职员既不称呼他“先生”，也不戴圆顶礼帽。但是，本科生的素质甚至比剑桥的还差。他们不知天高地厚，邋里邋遢，厚颜无耻，相信只要巧舌如簧，就算是不下工夫的陈词滥调、荒唐透顶的观点，也会让他们赢得赞扬。钱德拉一直坚信，大学的百分之九十都被这些惯于拍马逢迎的家伙糟蹋了。但是，由于在剑桥遭到过申斥，他现在力图只想不说。
不过，待在加利福尼亚，最让他开心的是，他离贾斯敏更近了。三月份，他在约翰敳韦恩机场等她时，尽管珍妮警告过他，他还是非常激动。他拿着一袋巧克力复活节彩蛋。那是他在剑桥的西姆斯先生老甜品店里买的。
贾斯敏出现时，眼睛盯着手机。她脸上抹了某种淡色粉底霜(哥特风格的，他记得拉达就是这样)，睫毛上抹了黑色睫毛膏，嘴唇上抹了黑色唇膏。她的衣服也是黑色的，连雨衣都是，在洛杉矶显得有些滑稽。她没笑，但她的确用胳膊搂着他的脖子，搂了至少有一分钟。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他不停地对她说，见到她有多么开心。他差不多一路都这样唠唠叨叨，试图避开与她的大学申请有关的话题，以免过早惹恼她。但是，贾斯敏好像既不恼，也不沮丧。她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问他是不是还抽烟、吃红肉。她还对他说，游泳显然是最好的锻炼方式。
“我不会游泳。”钱德拉说。
“你会，爸爸。我见过你游泳。”
“我只会漂着，”他说，“那不一样。”
“嗨，”贾斯敏说，“我可以开车吗？”
贾斯敏学开车已经学了两个月了。珍妮自己不会开车，但她说，史蒂夫开车“很棒”。
“当然可以。”钱德拉说。他靠边停了车。
钱德拉看着贾斯敏坐到了驾驶座上。她花了几分钟调整后视镜(在一辆越野车上做起来不容易)，然后开走了。让他放心的是，她开车不快，比较保守(苏尼和拉达可不是这样)。回到家，她把那辆越野车干净利落地停在了车道上(比他强多了)，然后把车钥匙交给他。
“你看，”他说，“这就是我住的地方。”
“是呀，”贾斯敏说，“看着挺好。”
“和博尔德一点儿都不像。”
贾斯敏耸了耸肩。
“你的朋友怎么样？”他问道，他觉得自己像个白痴，“苏茜和……其他人。”
“他们挺好的。”
“你母亲说你一直在和那谁聊，”钱德拉说，“进展得……怎么样？”
贾斯敏叹了口气：“我不需要治疗，爸爸。我那么做只是为了哄人开心，不是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一切都挺好。妈妈好，史蒂夫好，学校好，生活好。生活没什么特别的，没什么了不起，不精彩，可我好像还没打算用土豆削皮机切开自己的动脉。懂不？”
“懂了。”
那天晚上，他腰缠浴巾，正要去外面洗澡，透过窗户看见贾斯敏在花园里抽烟。她满不在乎地盯着他，然后才转过身去。她头上戴着棒球帽，看上去和她十三岁时没什么两样。他很容易就能想象出，她右膝上贴着一块橡皮膏，他们两个在花园里那张生锈的桌子上打乒乓球，或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废话，一边粉刷那座小屋。
他们第二天上午参观了盖蒂中心。他又让她开车，但这一次那辆越野车让她犯了难。在停车场，她踩油门太狠，结果撞到了一堵水泥墙。苏尼说得对：安全气囊虽然让人不舒服，但相当安全。
钱德拉做好准备，打算应付一个眼泪汪汪、后悔不已、悲痛欲绝的孩子，但贾斯敏却从那个塑料泡里挤了出来，并在此过程中把裙子撕破了。她从车里下到停车场，开始尖叫。她尖叫连连，叫声急促，仿佛有人在用匕首捅她。一名保安走了过去，帮着钱德拉从后座上下来，然后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后面靠近贾斯敏，好像在围捕一头熊。
“我希望你们俩都立马消失!”她尖叫道，甚至连身体都没转过来。
“那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保安问道。
“你和妈妈!你和你的小命儿，好像这个世界无论他妈的发生什么，都和你脱不了干系!”
四个女人停下来，痴痴地看着，用法语交谈着。贾斯敏精通法语。
“你们给我滚一边儿去，一群臭婊子![2]”
那些女人拔腿就逃，她们齐腿肚的名牌裙子和高跟鞋疾风一般地刮了过去。钱德拉看着保安，想请他帮忙，但他只是耸了耸肩，说：“她是你的孩子，伙计。”
“我他妈谁的孩子都不是!我看着像个孩子吗？”
“不像。”保安说，他四十五岁上下，胡子都有些白了，“可你说起话来绝对像个孩子。你要是我的孩子，那我就会把你放在膝头，打你的屁股，我才不管你有多大呢。”
“是呀，你喜欢那个，是吧？”贾斯敏说，“你喜欢把你恋童癖的手放在我的屁股上。不搞女学生，换个花样，挺不错的!”
“抱歉，朋友，你自己的事自己解决吧，”保安说，“我可以叫一辆皮卡，可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你不是说要打我的屁股吗？”贾斯敏说，“来呀，大个子，来打我的屁股呀!”
保安走开了。他的身影渐渐变得模糊，就像远处的海岸线的剪影。
后来几天，贾斯敏的表现和珍妮描述的一模一样。在他试图和她谈她的大学申请后，她走进她的房间，锁上了门。钱德拉站在外面，一再喊她的名字，试图装出愤怒的样子。当他闻到大麻的气味时，他几乎要喊了，但他克制住了自己，又慢条斯理地敲了敲门。
“好啦，”贾斯敏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我一会儿就下去。”剩下的那个夜晚，他们默默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第二天，他送她去了机场。她敷衍了事地抱了他一下，然后说了句“回头见”，就走开了，边走边看手机。钱德拉又在机场待了两个小时，喝着柠檬汁，看着飞机起飞。他所接受的熏陶告诉他，要对他的女儿严厉一点儿，她的行为太不像话，粗俗无礼，放纵，可恶，但他不能再犯错误，不能在拉达之后重蹈覆辙。
他那天晚上给珍妮打了电话，说一切都挺顺利，“除了一些小问题”。
“那正是我担心的。”珍妮说。
“是呀，她简直像变了个人。”
“我不是那么说的。我说的是，她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你甚至看不见她的性格。”
“哦，现在情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钱德拉说。
“那你给我说说，查尔斯。”珍妮说，她的声音流露出不屑，“关于贾斯敏，你了解到了什么？她对你说了什么？”
“很多东西。”
“说得详细点儿，查尔斯。说吧。”
“好吧……”钱德拉说。
“抱歉，查尔斯，”珍妮说，“可我觉得这不正常。无论谁说什么，我都不在乎，不在乎你，不在乎史蒂夫。”
他想知道史蒂夫是否在房间里。史蒂夫也许正揉着她的肩膀，低声说：“我知道你不在乎，亲爱的，没关系。”他们家和钱德拉在格兰切斯特的家一点儿也不像。他们家的灯和音响拍拍手就能激活。他们家有四个水龙头，分别放热水、凉水、过滤水、起泡的水。珍妮说过，他们家没有造作的东西，完全没有。
“也许吧。”钱德拉说，承认自己说不过她，“也许你是对的。”
贾斯敏返回博尔德后，他继续每个星期给她打两次电话，但她总是用单音节词应付他，有时候连单音节词都懒得说。他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当今世界经济”系列讲座上，却发现学生太自以为是、太直言不讳，让他喜欢不起来，只会让他想起拉达。他们似乎是带着火气来听课的，喜欢情绪化的、愤怒的表达，不喜欢任何分析性的内容。到了四月末，在他就信贷紧缩作的最后一讲中，一名研究生站了起来，先喋喋不休地讲了几分钟一切是多么令人愤慨，然后说：
“毫无疑问，教授，有人应该进监狱，不是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
那其实是一个可怕的问题，一个让他左右为难的问题，因为真相是，到了2008年末，每家银行、抵押贷款机构、保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连同哈佛商学院一半的教师，都应该进监狱。但是，在一场公开讲座上，这话他几乎不能说。
“这些东西很复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高盛公司和其他公司，说他们在他们的产品上撒了谎，不过在这方面，他们和拿柠檬冒充李子的汽车销售差不多，或者和把一个纸板做的煎饼当成一个汁多、直径两英寸的煎饼拿给你的汉堡店差不多。至于信用评级机构，他们回答说他们给出了意见，结果错了，但除此以外，我们又怎样才能证明他们错了呢？”
“于是他们就操了我们的屁股，难道不是吗？”楼座上有人喊道。
钱德拉摘下眼镜，哈哈大笑。学生们也哄堂大笑。如果他停下来，他们说不定会嘲笑他。
“如果要简单回答你的问题，”他说，擦擦镜片，又戴上了眼镜，“那么答案就是——是的。”
房间里人声鼎沸，表示认可。
“但并不仅仅如此。那场崩溃是体制问题，因此也必须这样来应对它。监管不力，向次级借款人鲁莽放贷，贪婪，等等，很多问题，蠢不可及。有些经济学家站在屋顶上大声疾呼，还有记者，就连证券交易人也是如此，但他们都被忽视了，而这都是因为体制。我们必须确立一种体制，加以适当的保护，如此这种情况才永远不会卷土重来。显而易见，这才是亟须解决的问题，比把银行业者关起来要紧迫得多。”
鼓掌声此时变得稀稀落落。听众不满了。钱德拉怪罪起了拉达。他觉得当今的一切都或多或少是她造成的，仿佛她一直和他在一起，像一块弹片那样寄居在他的脑子里。无论他到了哪里，他都能听到她在嘲笑他，说他软弱、阴险、自以为是、无知、自私自利、糊涂。当那个听众大喊“被操了屁股”时，他感觉她和他在一起，就像上个星期，当他意识到他忘了带钱包时，一个出租车司机在人行道上骂他，冲他喊“你要是掏不起钱，就他娘的别坐车”，她也在那里。
还有就是，钱德拉根本不知道拉达在哪儿。他觉得她不在英国，但她好像也不大可能在美国。她很有可能在印度，或者像中国这样更遥远的地方。俄罗斯也不是不可能，但愿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如果她死了，或加入了“伊斯兰国”，或签了2036年移民火星协议，他们应该会告诉他。
他曾经试着问过珍妮，问了好几次，但她总是这么回答：“对不起，查尔斯，我答应过她。”要不就用一种夸张的方式回答：“对不起，查尔斯，可我就是喜欢折磨你。”当他动身去科罗拉多时，他突然想到，史蒂夫说不定知道拉达在哪儿，她说不定甚至经常去他们家。
五月初，钱德拉飞往博尔德，去参加贾斯敏的毕业典礼。着陆时，他看了看史蒂夫发给他的指示。那是珍妮通过电子邮件转发给他的。他注意到了下面这句话：
尽量在日落前赶到——沿路景色是帝国主义的[3]
帝国主义的!他想。美国人懂什么帝国？这样敏感的话能对一个被窃妻的白人殖民数百年的国家的人说吗？那个儿童精神病专家连这一点都知道？但是，史蒂夫肯定不知道。史蒂夫是美国人。在美国，他们把那个次大陆的人都称作“印度人”。就他们对外国的无知而言，这是典型的例子。噢，对了，美国人真是想拿什么就拿什么，甚至不会停下来思考他们是从谁那里或什么地方拿来的。那就是他们所谓的天命论。
钱德拉抵达时，正是日落时分。史蒂夫和珍妮住在一座山脊上，只有一条土路可通。他只在离婚后不久去过一次，去查看贾斯敏将要生活的地方。那是一座线条清晰、现代模样的白色平房，建在支柱上，不高，带着一座敞开式车库。他看见车库里停着一辆黑色保时捷敞篷车、两辆摩托车。车库里还有一个深色皮肤、穿工装裤的男人。那个男人遮着眼睛，挡住落日耀眼的红光，打量着他。那个男人如今在冲着他笑，并打开车库门，好让他把车停在摩托车旁。摩托车锃亮锃亮的，闪着异样的光彩。
钱德拉关掉引擎，意识到他的手在抖。他摘下领带，塞进手套箱，闭上眼睛。他试图背诵一句他儿时学的经文，但记不全了，于是转向了里昂惕夫悖论：“对一个国家来说，如果劳动力人均资本高，那么在资本/劳动比率上，出口产品低于进口产品。”由于他把方向盘上的人造革揉进了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流出了一滴泪。
那个穿工装裤的男人走了过来，打开了车门。
“欢迎[4]，先生，”那个男人说，“我叫拉斐尔。”
“很高兴见到你，拉斐尔。”钱德拉说，他真希望自己懂一点儿西班牙语(如果珍妮提及此事，他面子上就挂不住了)，“喊我钱德拉就行。”
“好的，钱德拉。”拉斐尔一边说，一边伸出双手，握住了钱德拉的一只手。
他们转过房子，经过一行玫瑰，空气中芳香四溢。房子后面有个池塘，里面青绿色的水似乎是从一个峭壁的边缘上滚落下来的。在峭壁外面，钱德拉可以看见博尔德刚刚亮起的灯光。隐藏的音响正在播放维瓦尔第[5]创作的曲子。
房后的平台上放着两张灰沙发，珍妮躺在其中一张上。她身穿套装，脚穿凉鞋，脖子上挂着一串珊瑚项链。她剪了头发，把头发从难看的灰色染成了金色。她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两个马提尼酒杯和一个装满的酒壶。珍妮抬起头，坐起来，用遥控器调低了音量。
“查尔斯。”她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她站在池塘边上，拍了拍手，圆形的地板灯便照亮了花园。她之前对他的到来似乎感到紧张，但现在看样子放松了。她朝他走去。他不得不承认，她看上去年轻了。他感到悲伤好似一块软软的毒药，堵在他的喉咙里，让他不想吞下去。但是，今夜不是悲伤的时候。
珍妮避开他伸出的手，松松地抱了他一下。他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咳嗽。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史蒂夫说，他赤着脚，“你看上去真精神，钱德拉塞卡。”
和珍妮一样，史蒂夫也穿着一身白，亚麻的裤子，丝绸的衬衫。那就像一种制服，标志着他们是这里的，而他不是。史蒂夫有六十多岁了，但有一股不服老的劲头儿，仿佛在和年青一代直接竞争。钱德拉想知道他们是否对他感到歉疚。
“你也是呀。”钱德拉说。
“不，说真的，你瘦了。”
“唉……”钱德拉叹了口气。
史蒂夫握了握他的手，按了按他的背，严格说来不能算是拥抱。
“听到你身体出了点儿状况，我们都感到难过，”史蒂夫说，“你让我们揪心了一阵子。”
“哦，我现在好了。”钱德拉说。他想改变话题，不想让人觉得他不如史蒂夫，忽视了健康，结果吃了苦头。“你们家看上去挺智能的。”
“是的，谢谢你，钱德拉塞卡，”史蒂夫说，“你也知道，喊你钱德拉塞卡让我觉得有些古怪，不是吗？”
“是吗？”钱德拉说。他讨厌史蒂夫能够正确念出他的名字。通常，这是他最厉害的武器。
“是呀，听起来像是贝诺维茨，不是吗？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不直接喊你的名呢？”
“严格说来，我就叫钱德拉塞卡，”钱德拉说，“是全名。”
“因此没人喊你P. R.。”
“嗯，没，没有。从没人喊过我P. R.。”
史蒂夫的头发白了，但他汗毛很重的胳膊显示了一种正经八百的活力。不难设想，他每天早上会游四十趟。他看着像个把大把时间花在海滩上的人。
“你也知道，”史蒂夫说，“我认识你的时候感到很紧张。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个蠢货什么的。我的意思是，我认识了多少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啊？”
“那我认识了多少精神病医生呀？”
“怎么说呢，我这些日子差不多已经退休了。我只是帮助朋友摆脱危机。过去几年一直经商。我猜珍妮已经对你说了。”
“没有呢。”钱德拉说。
“那是家族业务。我的兄弟去世了，公司是我父亲的，我觉得，我最好承担一下责任。总之，它可以让我们衣食无忧。”
珍妮微微一笑。她过去紧张时总是微笑，不过笑得很拘谨。她现在轻松的微笑还是第一次见。
“那是做什么生意的？”虽然知道答案，但钱德拉还是这样问道。
“花卉，”史蒂夫说，“普普通通，简简单单。在温室里种，在商店里卖。我们也邮递。餐馆、殡仪馆，任何需要它们的人。人们总是需要花。在城市里你整天都能看见花。即使我们没有留意过，但花总能神奇地让我们的心情好起来。”
“是呀，”钱德拉说，“我也喜欢花。”
“但生意如今对我来说却很严肃，不是可以闹着玩的东西，其实自日子不好过以来就是这样了。总之，我不该对你说这个。你差不多是个世界级的权威。”
“这么说吧，我觉得那是我的家族业务。”
“啊，这么说，你父亲是个经济学家？”
“不是。”钱德拉说，他有些慌张，“根本不是。”
他瞥了一眼珍妮。她仍在笑。他想知道她是否服用了安定，或服用了他电子邮箱里的邮件一直邀请他尝试服用的那些新药中的一种。这大概是和一个精神病医生过日子的附带效应。
“哎，还有苏尼呢，”史蒂夫说，“我觉得你可以把他算作经济学家。”
钱德拉再次被那种可怕的偏执狂幻想缠住了。他觉得，苏尼、拉达都和那个给他戴绿帽子的家伙一起过了圣诞节，而苏尼掩盖了自己的行踪，通过一种新技术，把家庭电话转到了博尔德。苏尼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坐下来聊，好吗？”珍妮指着沙发说，“或者你更愿意去室内，查尔斯？”
“这里就挺好的。”钱德拉说，他想知道她是否像在马上长矛比武中受宠的夫人，真心喜欢他和史蒂夫进行的这场交锋。“这真是个好地方啊，史蒂夫。”
“好了，结果并不完全像我想象的那样，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不是吗？”
“是呀。”钱德拉说。他想就他的婚姻开个玩笑，那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让他感到自在，但他没那勇气。
钱德拉很小心，以免在平台上滑倒。他穿的鞋子是意大利生产的皮鞋，是专门为这个场合买的。在走到沙发那里时，他缓步来到珍妮面前，以免面对峭壁边缘。
“查尔斯有恐高症。”珍妮说。
“我过去有恐痛症，”史蒂夫说，“我没跟你说过吗？我估计没说过。那是一种几乎让人受不了的东西。对疼痛的恐惧。真的。那就是我成了一个精神病学家的原因。我治疗了很久，于是我想，我自己干吗不做这个呢？百分之九十的精神病医生刚开始都有些精神失常。”
“我上大学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钱德拉说，“我觉得那和你的情况比较类似。”
史蒂夫赶忙把视线移开了。珍妮没有反应。这种笑话她听过三十多年。
“我从来都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史蒂夫说，“我的意思是，确实需要某种再分配，但所有这种对公平的痴迷……我过去不太明白这一点，但我学了NVC[6]课。你知道NVC吗？”
钱德拉摇了摇头。
“就是非暴力沟通。那个叫马歇尔敳罗森伯格的家伙说，我们必须关注情绪和需要。如果我总是说‘你在让我觉得……’或‘你的愤怒是……’，那么最终都难免干一架。任何精神病医生都能告诉你这一点。NVC有个比较好的处理方式，触及问题的核心。”
史蒂夫把手伸到了沙发扶手的下面。被放大的拉斐尔的声音立即在夜晚的空气中响了起来。
“好的，先生。[7]”
“拉斐尔，麻烦你把吉他拿来。[8]”
“史蒂夫，”珍妮说，“不要，真的不要。”
“为什么不要？钱德拉想让我来一下，不是吗？”
钱德拉点了点头：“当然了。为什么不呢？”
“他甚至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珍妮说。
“我打算唱首歌，用得着说吗？”
“我们一起上的课，”珍妮说，“唱歌和这没一点儿关系。史蒂夫就是喜欢表演。”
“我一开始就喜欢民谣，一直没给自己一个机会。”
“史蒂夫多才多艺。”珍妮一边说，一边抚摸着史蒂夫的脸颊，这让钱德拉想钻进池塘里，直到水没过头顶。“但歌唱得不怎么样。相信我。”
“哦，不，”钱德拉说，“我确信……”
珍妮去掉酒壶上的塑料盖，倒了两杯马提尼酒。没过多久，拉斐尔就端着一个盘子出现了，盘子上放着橄榄和两个小木勺子。
“看见了没？”珍妮说，“拉法[9]‘忘了’拿吉他。”
“真了不起，拉法，”史蒂夫说，“没有父母，五岁时非法跨越边境，口袋里甚至连二十美元都没有。九个月学会了英语。九个月。他的英语现在说得很溜。读莎士比亚、梅尔维尔[10]，只要是你能想到的。我们说西班牙语是为了我们，不是为了他。我在资助他的孩子上学。我作了个承诺，要供他们一直上到大学。”
“你真慷慨呀。”钱德拉说。
“我不是吹牛。我就是喜欢这个家伙。他就像家人。我知道这是陈词滥调，不过就此而言，真是如此。他是个英雄，他所经历的一切，他为其他人做的一切。当我帮助某个人时，我会让全世界知道，但拉法不同。他会帮助任何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他不在意，不那样想。他会帮助我的家人，就像帮助他自己家的人那样。一个名副其实的圣徒。”
钱德拉和珍妮过去共同感兴趣的东西不多，政治是其中之一。珍妮一直是个保守主义者。她现在正用勺子把橄榄舀进马提尼酒杯里。他注视着她。史蒂夫也许已经让她显露出了她内在的自由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也许就在那种放松的微笑和头发后面。
“你呢，史蒂夫？”钱德拉问道，“不喝吗？”
“戒了，”史蒂夫说，“二十四年了。”
“很好，”钱德拉说，“做得不错。”
“并不是我的功劳，”史蒂夫说，“多亏了我的更高能量。”
“查尔斯不相信更高能量。”
“那说明你在加利福尼亚待的时间不够长。”史蒂夫说。
“加利福尼亚人就是这么干的，”珍妮说，“他们说服你，让你像他们那样直率，然后他们就强迫你。一群狡诈的浑蛋。”
史蒂夫冲着珍妮努了努嘴。
“哎哟哟，亲爱的，你喜欢加利福尼亚人，你自己知道，”史蒂夫说，“你描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加拿大人才那样呢。”
珍妮喝了一口酒。“总之，”她说，“史蒂夫最喜欢的是印度。”
“我好像记得，你去过的邦比我去过的都多，”钱德拉说，“你在那里待了好几年，是吧？”
“两年，”史蒂夫说，“绝妙的两年。”
“和他的首任妻子。”珍妮说，面无表情。
“我上次想和你聊聊这个，但我不想听起来像他妈的老一套，”史蒂夫一边说，一边意味深长地看了钱德拉一眼，“我是1968年去那里的，去寻找自我。”
钱德拉记得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见过嬉皮士[11]。他的父母曾告诫他，千万不要靠近他们，说他们都是瘾君子，是西方的人渣。等到他到了英国，和他们真正聊过，他才克服了恐惧，意识到他们基本上是人类学家。
“不同之处在于，”珍妮说，“史蒂夫真的找到了自我。他几乎从未故态复萌过。”
“我主要是在孟买、普那、里希凯什和瓦拉纳西，”史蒂夫说，“我学了梵语和印地语，不过现在忘得差不多了。”
“史蒂夫是西方一流的吠檀多派[12]专家之一。”珍妮说。
“啊，不，”史蒂夫说，“我不过是混进了一位智者的小圈子，一个非常睿智的人。等到我失去了他的信任，我就漂回了这儿。我在伊莎兰生活过一阵子，不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伊莎兰？”
“对不起，”史蒂夫说，“我忘了有些人不知道它。”
“请原谅我的无知。”
“哎呀，不，”史蒂夫说，“我的朋友圈很窄。还是四十年前的那帮老浑蛋。你不知道伊莎兰是应该的。它是一个精神隐修中心。你可以去那儿待三天、五天、一个星期，吃好吃的食物，放松，看看大海，学习。”
“学习什么？”钱德拉问道。
“喜欢什么就学什么。瑜伽、跳舞、脉轮清洁、原始吟唱、坦陀罗[13]。”
“它挺美的，”珍妮说，“我想说的是，我从没去过那儿，但我见过照片。”
“大苏尔，”史蒂夫说，“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
“哦，”钱德拉说，“好吧，也许我哪天应该去看看。”
珍妮哈哈大笑，但史蒂夫说：“我觉得这主意不错。”
钱德拉看了看他的腕表：“贾斯敏在哪儿？”
“哈!”史蒂夫说，“你见到她要到明天上午了。”
“不对，”珍妮说，“她会回来吃晚饭。那是约定。”
“那是你的约定。”
“那是我们的约定。她明天可以和她的朋友出去。”
“你确定吗？”
“我跟她说了，她需要见见她的父亲。”珍妮说。
“亲爱的，没一个少女想见她的父亲。无意冒犯你，钱德拉。我的孩子们也不想见我。那就是生活。”
“说好了她回来吃晚餐的，”珍妮说，“她最好说到做到。”
“她不会听话的，”史蒂夫说，“你下令，她违抗。”
“做事不能没规矩。”珍妮说。
“规矩是保护我们的。小青年不想受到保护。他们见到什么规矩就破坏什么规矩，因此我们定规矩时千万要小心。难道不是那样吗，钱德拉塞卡？”
“我几乎觉得，那和我们做什么无关，”钱德拉说，“我们管不了我们的孩子，无论有没有规矩。我们其实什么也管不了。在我思考这一点时，在我真的坐下来思考这一点时，我意识到，不存在规矩。根本没有规矩。我们只是假装有规矩。”
史蒂夫眺望着峡谷对面。钱德拉能够感受到，珍妮在盯着他。他怀疑她以前是否听到过他说这样的话。说实话，他已经有这样的感觉好几年了，但就是表达不出来，直到他出了事故。他突然意识到，如果生命真的有意义，那么他们也永远不会真的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珍妮走到峭壁边缘，仰望着天空。天色已经变黑，有几颗星在闪烁。
“我过去以为，如果珍妮变成这个样子，那她就是生气了，但她没生气，她生气了吗？”史蒂夫说。
在钱德拉看来，珍妮一向都气哼哼的。她就是那个德性。北英格兰人严厉，总是处在一种沮丧状态之中。他们由衷地接受这种状态。尽管珍妮是个彻头彻尾的撒切尔主义者，但她过去说过，生活是个贱人，首相也是如此。钱德拉相信，史蒂夫刚刚透露的信息很关键，表明他是多么不了解珍妮，但真相也许是，珍妮也正在成为一个加利福尼亚人，或现在不过是快乐了一些。后一种情况令钱德拉比较难接受。
“可贾斯敏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史蒂夫说，“上帝呀，当你不断变老，你对孩子的定义也在变化，这难道不好玩吗？我敢打赌，你把你的学生当成孩子看待了。”
“是的，他们中的一些。”
“那和儿童精神病治疗有关。你意识到，它的很多情况也适用于你自己。就好像你身上有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等到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就又变成了孩子。你相信这一点，不是吗，钱德拉塞卡？我们就是那么转世的吧？”
钱德拉想用恶毒、诙谐的话来回敬他，比如“也许你前世是个男人”。但是，他觉得有必要说实话，因为这是一个应该和谐相处的夜晚。
“我过去相信它，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钱德拉说，“但后来我就不相信了。从那时起，我什么也不相信。我没时间。”
“哇，”史蒂夫说，“我真是闻所未闻呀。‘我是个无神论者，因为我没时间。’”
“就我的情况来说，这是真的。”
珍妮正提高声音，打着电话。钱德拉无法看见她的脸，但知道它是红的，好似一只快要爆掉的气球。这意味着贾斯敏不会回家吃晚饭。他希望自己那晚能够回到宾馆，钻进被窝，看一本书，喝一杯迷你酒吧的白兰地。他几天前已经开始读《天使与魔鬼》[14]了。
“我太羡慕了，”史蒂夫说，“你那种毋庸置疑的态度。西方有一种倾向，就是让灵性触及自我。我们开始认为我们比其他人好，因为我们冥想。这就是那时的反传统文化，也是最终让我们身在其中的东西。像我这样的人去了印度，长出胡子，回家，然后意识到我们的祖母是我们所认识的最睿智的人，于是我们变成了保守主义者。你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钱德拉想起了他自己的祖母。她是个冷酷的人，什么都要管。她在八十三岁高龄时把自己浸入一个所谓的圣湖，然后死于胸部感染。
“当然了。”钱德拉说。
珍妮把她的手机扔在了沙发上。“好了，”她说，“那就这样吧。”
史蒂夫变成了一个专业人士。他闭着眼睛，手放在膝盖上，深深地呼吸着。
“好吧，”珍妮说，“我很生气，觉得受到了伤害，感到悲哀，因为我对尊重的需要没有被满足。”
“还有吗？”
“还有爱，还有该死的体谅……”
“那是一种判断。”
“那就只有爱……和尊重。”
“我们能把这两者分开吗？”
“我觉得受到了伤害，因为我对爱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我还感到恼火，因为我对尊重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那是非暴力沟通，”史蒂夫说，“它把谴责从方程式中去掉了。”
对钱德拉的耳朵来说，那听起来像管理语言，根本不像非暴力，更像一种愚蠢、糊涂的被动攻击形式，仿佛要用气球把人打死。
“那么，贾斯敏什么时候来？”钱德拉问道。
“鬼才知道，”珍妮说，“她说她半夜回来，这就难说了。”
珍妮的眼睛仍死死地盯着史蒂夫的眼睛。钱德拉希望没有人问他感受如何。
“好吧。”史蒂夫说，他身体前倾，把一只手放在珍妮的腰部，“我觉得我最好去看看晚餐准备得怎样了。”
史蒂夫站了起来。让钱德拉感到意外的是，珍妮把史蒂夫拉向她，像不知羞耻的暴露狂那样拥抱在一起。他们抱了也许只有几秒钟，却让人觉得像几个小时。到目前为止，钱德拉能够分辨出，这种行为完全是自然的，不是一种表演。他过去总是认为珍妮太现实，不动声色得令人羡慕，但一直是这样的也许是他，而非她。
“你饿吗，钱德拉塞卡？”史蒂夫问道。
“一直都饿。”钱德拉说。他怀疑他甚至连一口也吃不下。
“好极了。”
“这儿的饭菜很简单，”珍妮说，“和剑桥的饭菜根本没法比。”
他本打算回答“简单是我的中间名”，却耷拉下了脑袋。他的焦虑感终于战胜了他。史蒂夫和珍妮开始朝房屋走去。钱德拉跟在后面，仿佛被一根虽然松但质量好的绳子拴着。
让他感到宽慰的是，电视上正在播一场史蒂夫想看的棒球赛。他们于是就在那间敞开式餐厅里吃晚餐，只在播广告时才聊天。钱德拉试图解释板球规则，但史蒂夫不感兴趣，于是他只好让史蒂夫给他解释了棒球规则。这也许是他这辈子第四十次听人解释棒球规则了。
他们晚餐吃的是印度饭菜，木豆和香辣土豆菜花，说不上正宗，但显然是用上好的食材做的。“拉法亲自磨的调味料。”史蒂夫一边说，一边指着放在洗碗机旁的大研钵和研杵。
吃过晚餐后，钱德拉拿出他的iPad，坐在橱柜边，假装看他的电子邮件，嘴里喃喃着“好的，好的”，或者“我觉得我最好回复这个”，实际上却观察着史蒂夫和珍妮。珍妮显然很快乐，比和他在一起时快乐，甚至比他们刚在一起时快乐。
“拉法会送你出去。”史蒂夫说。但是，那里一个人也没有。钱德拉只好打开大门，在黑暗中行驶着。直到行驶了一半路，他才想起他没开车灯。
[1] 丹敳布朗(1964—)，美国作家，著有《达敳芬奇密码》等。
[2] 原文为法语“Allez vous faire foutre， bande de salopes”。
[3] “帝国主义的”原文为“imperial”，在这里应该是“壮丽的”或“壮观的”的意思。钱德拉显然过于敏感，曲解了这句话。
[4] 原文为西班牙语“Bienvenido”。
[5] 维瓦尔第(1678—1741)，意大利神父、作曲家。
[6] NVC是“Nonviolent communication”(非暴力沟通)的缩写形式。
[7] 原文为西班牙语“Si， se?or”。
[8] 原文为西班牙语“la guitarra， por favor”。
[9] 拉斐尔的昵称。
[10] 梅尔维尔(1819—1891)，美国小说家。
[11]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出现的颓废派青年。
[12] 印度婆罗门教六大哲学派别之一，印度哲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哲学派别。
[13] 印度教的一种重要的哲学体系。
[14] 美国作家丹敳布朗所著的惊悚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