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为马涛悬着心，觉得他去游南北，交友太广，说话又敞，很可能遇上什么叛徒或密探。他曾提议建党，建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党，还草拟过党纲。考虑到他周围的面孔太多和太杂，出事的风险超大，我们大家都反对。
我得承认，谨慎的别号就是怯懦，我们的勇气远不如他。我一直为此暗自羞愧，总觉得自己骨头软，离烈士气节差一大截，一旦碰上小说里描写过的老虎凳、辣椒水、大烙铁一类，肯定受不了，肯定会招供，说不定还丢人现眼地尿裤子。我太想当英雄但从小就怕打针。我太想当英雄但千万不要受刑。要死就快死，挨枪子踩地雷都无所谓，只是不要面对老虎凳……我最大的隐私就在这里。
好几次，眼看就要出事了，特别是春节回城聚会的那一次，涛哥进门后摘下口罩，大声招呼各位，但迅速低语一声：“我被跟踪了。”
我如遭电击，好一阵目瞪口呆。
事情原来是这样，他发现自家楼下突然换了房客，是一对夫妻，但女方支支吾吾，说不清自己所在的单位，说不清单位的业务，表情很不自然，估计就是探子。更可疑的是，他收到来自四川的两封信，从邮戳的日期判断，都比以前反常地慢了两三天，那么这种延误意味什么？难道不正是秘密邮检所需的时间？就是刚才，他出门后发现身后总有一个人影，不远不近地尾随。他试探了一下，把一张废纸揉成团，扔进街口的一个垃圾箱。果不出预料，他后来躲在墙后偷看，发现那个身穿深蓝色夹克的家伙，正朝垃圾箱里查看，大概想找到他扔掉的纸团。
我们慌了，顿时觉得门外充满风险，布满了警察的眼睛。不知谁撞倒了一个茶杯，发出惊天动地的恫吓。
涛哥若无其事地一扬手，“打牌。”
他指了指上下左右，又指了指耳朵，意思是这里也可能有窃听器。这样，他接下来要说的话，在一片发牌和叫牌的嘈杂声中，由他写在一块纸片上：第一，这两天大家不要互相联系。第二，分散出门，若被查问，就说今天是打扑克，说说招工的事。第三，回去后销毁一切可能引起麻烦的文字，特别是信件、日记。第四，以后见面时吹一声口哨表示安全，摸一摸头表示有麻烦。
他把这张纸片交大家看过，划燃一根火柴，烧了。
我们给窃听器热火朝天打了一通扑克，分批离开了。我一路走得胸口大跳，见谁都紧张，见警察和军人尤其心慌，于是两次进入商店，上了一趟公共厕所，看一下路边墙上的公告，还仿照涛哥的办法，故意丢下一个纸团，看是否有人随后来捡。还好，我觉得最可疑的一个撑伞女人越过纸团径直往前走了。
也许事情没那样严重？也许刚才那间房间里并没什么可怕的？也许就像报上说的，形势越来越好，大乱走向大治，全国正在一步步落实政策，扩大化和残酷化已成为过去？我怯怯地这样想。
一定是某种奇妙的感应在发生。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我深夜醒来，确定自己躺在**，躺在县电影公司的客房里，听到了窗外的风声、雨声、雷声、树枝折断声，还有火车站那边的汽笛声。我还听到了隐隐约约的一丝呼唤，侧耳再听片刻，觉得那呼喊似与我有关。是的，应该有关，好像就是喊我的名字。我打开电灯，穿好衣服，开门下到一楼，没找到保管院门钥匙的老王。
仍然能听到远处飘忽不定的什么，好像那个声音不是越来越近，倒是越来越远，消失在邮电大楼那边。
我只好翻墙出院，撑一把伞，来到了街上。我赶到邮电大楼，发现积水的广场上空无一人，只有水渍中的路灯倒影。再找一找，才发现声音已飘至农机厂那边：“陶——小——布——”
果然是我的名字！
这太奇怪了。这么晚，是谁在找我？是谁用这种奇怪的方式找我？
我赶过去，发现昏暗的路灯下有一个人影。一张半藏在雨帽里的脸看上去很眼生。“你找陶小布？”
“你是陶小布？”
“你是谁？”
“你不认识我。”
“你找我……有事吗？”
“马涛你认识吧？”
“当然，当然……”
“他进去了。”
我吃了一惊，顿觉脊梁后一股凉气往上冒。看来，该来的终于来了。当然，既然来了也就踏实了。我觉得自己还不错，开始沉着地掏烟。
“你好像不太吃惊？”
“早晚都会这样的。”我得提防来人是一个探子，是一个什么圈套。
其实对方也不知具体案情。他是一个窃贼，看上去是一个真窃贼，与马涛在号子里萍水相逢。听说他今天将获释，马涛便托他捎出口信，而且要求快，十万火急，万勿耽搁。但他不知如何才能找到我。从马涛嘴里得到的信息，只知我最近借调在县里写幻灯脚本，具体地址并不清楚。因此，他只能大海捞针，乘晚班火车赶到这里，下车后沿街寻找，借助路灯和手中的打火机，见一个招牌就看一个，直到把打火机的汽油烧光，还没找到什么电影公司。夜太深，雨太大，他找不到地方买打火机、手电、火柴，也不便敲门问路，只好一条又一条街地狂喊，不信自己的运气就那样背。
这真是太悬了。假如我这一天睡死了怎么办？假如我这一天出差了怎么办？假如我提早返回乡下了怎么办？假如我听到呼喊但没能追上他怎么办？……更脆弱的一环是，他与马涛非亲非故，凭什么费力又费钱的跑这一趟？假如他不是对涛哥高看一眼，不是一个身为窃贼的活雷锋，一出看守所就把这事忘到九霄云外又怎么办？在这一刻，我不能不相信奇迹，不能不相信眼前这个不速之客就是上帝之手，不能不相信上帝的另一只手刚才在风雨中摇醒了我。
“他说了，只要告诉你这个消息，你就知道该怎么办。”
“当然，当然……谢谢你。”我用打火机点上他的烟，“你都淋湿了，到我那里吧。你一定也饿了。”
不行，他得马上走，据说明天还有急事。于是他执意随即去车站，只是临走前找我要下了余下的半包烟，稍有犹豫后，连打火机一起塞进他的衣袋。
我回到电影公司的客房，看看闹钟，离天亮还有四小时。我的第一步是紧锁房门，拉上窗帘，烧掉身边一切可能惹事的纸片，特别是马涛的几封信。我总觉得时钟滴嗒滴嗒跑得太快，相信很多事正在这时步步逼近，比如突击审讯可能在这个雨夜继续，抓捕名单可能在这个雨夜扩充，布控电话可能在这个雨夜打向四面八方，警察们可能在这个雨夜紧急出动，扑向那些睡梦中的人……秘密逮捕图的不就是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大突破么？
县公安局那座远远的大楼，还有三四个房间亮灯，更引起我的警觉。那里的人为什么还没睡？他们在干什么？（补记：有意思的是，后来我了解的事实居然证实了这一点。那一夜省厅专案组人员确已驱车抵达这个县城，比捎信的小窃贼快了一步。幸运的是，一场大雨造成道路泥泞，困住了吉普车，加上县局同行们执意招待酒饭，他们才没有连夜下乡去，给我留下了宝贵的时间差。）
早上八点，我准时来到邮电局，第一个冲进营业厅，抢填长途电话申请单——当时长途电话都只能这样打。
我的慌乱肯定让营业员奇怪。但我顾不上那么多，第一个电话打向茶场，让王会计立刻通知马楠，“三姑要来看她了”——这是我与她约定的暗语，最高级别的警报。她一听就知道该干什么。
第二个电话打出去了，第三个电话打出去了，第四个电话打出去了……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广联公社中学的莫眼镜。这个莫眼镜与马涛走得近，也是读书发烧友，还曾把武斗中的一支手枪窝藏下来，虽只是为了好玩，打光子弹后便把枪丢到河里了，但是眼下若查出这一段，不仅他要脱一层皮，马涛也必然罪加一等。
通话的结果，是他此时不在学校。他的同事说他上午要看病，然后随校长来县城开会。这似乎证明他尚无危险。
不过蹊跷的是，这莫眼镜什么人？一直无官无职，大头兵一个，什么会议轮得上他？
我对“开会”的说法放心不下，便去汽车站拦截。查了一下班次表，发现从广联来的最早一班车是中午抵达，太晚了，太晚了，晚得有点悬了。我必须把拦截的位置前移，移到对方上车之前。
我去外贸公司找郭又军问货车的情况，恰好军哥去了香港。我只好上路拦货车，在在公路上窜来窜去，太想自己变成一个花姑娘，让货车司机们动心；太想衣袋里有钱，让货车司机们对一张钞票动心。但这一切都不可能。我更不可能操一挺机关枪立在路当中朝天点射，把开车的吓下车来，只能眼看着货车一辆辆飞驰而过。经验丰富的司机们，越是见路边有人探头探脑，越是把汽车开得飞快。
最后一招，只能是爬车了。我追赶的第一辆，呼的一下如炮弹出膛，只给我一个眨眼的机会，连车影子都没摸上。我追赶的第二辆，哗的一下溅我全身泥点，待我抹去脸上的零碎，目光重新聚焦，眼前只剩下一条空空的道路。
一直走到350公里路牌处，我才看出一点点门道，发现货车减速的条件，一是上坡，二是转弯，三是载货重。这样，我选定一段上坡的弯道，在那里蹲守，终于等来一辆摇摇晃晃的运粮大卡。
破釜沉舟在此一举。我一听到汽车喘息减速，立刻从路边跃身而出，拿出跑道冲线的疯狂，把随身的挎包首先扔上车厢——这相当于来一次豪赌：能上车则已，不能上车就一输到底，挎包里的钥匙、粮票、雨衣等统统奉献给司机，给你大爷尽孝吧——事实证明，这种自逼绝境的一招确实有效。赌徒一旦孤注一掷，脑子便是一片空白，眼睛是充血的，两脚不再属于自己，爆发力不可思议。不知何时，我发现自己已摸到车厢板，扣住了车厢板，呼呼呼脚下生风，忽感一阵轻松……全身飘飞之际，脚下的模糊路面已离我下沉。
谢天谢地，我的挎包算是失而复得。
到达广联时，我选择一个上坡地段跳车，在路边候车的人群里一眼看见了莫眼镜，正在与一中年人说话。他看见我，显得有些奇怪，不知我为何出现在这里。他身旁那中年人大概就是什么校长，此时也不知发生了什么，大概只是把我当作莫老师偶遇的熟人，冲我点了点头。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听了不要慌。”我把莫眼镜拉到一边，“我不能确定现在有没有人注意我们……”
对方已经紧张了，面目开始僵硬。
“看着我，看着我，保持微笑，保持全身放松，就像没事一样。”
远处有汽车鸣笛，班车已驶近。这就是说，对方马上要上车了。不过串谋无需太多时间，哪怕一分钟，哪怕半分钟，就已经足够。
魂飞魄散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事后得知的情况是，共有七人在这一天来县公安局接受询问。从警察话里话外的迹象判断，马涛似乎不算太糟，牵扯的事似乎并不多，很多可能性还未列于调查范围。幸好这边的受询者也多是有备而来，没放出多少料。
这些人事后都来过电影公司，享受我的一包花生米，一盆豆腐干，两瓶白酒——算是我给他们压惊，庆贺意味也在不言之中。
马楠不知她哥眼下到底怎么样，在我的房间里急得哭。蔡海伦在一旁尽力安慰她，说你哥就是读读书，怕什么怕？我们商议的结果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为了应对事情进一步可能的恶化，有些人最好避避风，到外地躲一段，比如马楠，为她哥抄写和保存文稿最多，是最可能深挖目标。
“我不走！”她连连摇头。
“就算你相信你哥，但还有哪些同案人？他们是否都扛得住？”我尽量说服她，让她相信，她的安全对大家都有好处。
“他们来抓我吧，我不怕。”
“马楠同志，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不是做最坏的打算么。你没看出来？这次来的警察非同一般，至少是省厅的，你以为是吃干饭的？”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把我判刑吗，把我枪毙吗？我们什么坏事也没做。如果连这样的人也只能死，那我就死好了。我陪我哥去死，像秋瑾、赵一曼、江竹筠那样去死，砍头也只当风吹帽！”
横到这一步，气壮山河到这一步，电影台词都冒出来了，我就显得很小人了。结果，胆小惜命的角色只好由我来勇敢担当。送走他们以后，我在床前扔了三次硬币，以正面为吉，以背面为凶，竟发现凶凶凶三卦无一例外，吓出了自己一头冷汗。我不能再犹豫，不能再犹豫了，哪怕十个小人也得一口气当下，于是留下一张请假条，买一张火车票，急匆匆去外地暂时投靠朋友。我希望案情的证据链上，能少一环就少一环。
附记：
到底是谁告密？没有人知道，但大家在事后一直都在暗中打听。马涛下乡插队的那个县，离我所在的县两百多公里。那一次我从报纸上得知，那里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雨。河流上游的水库观察员疏于职守，喝醉了，睡着了，没发现洪水来得太快和太猛，形成了深夜里的漫顶的溃坝。上万吨固体般的泥浆翻腾跳**轰然直下，惊得方圆数里之内的老牛、小狗、老鼠、鸡鸭、鸟雀一齐呜咽或号啕。
事情来得太突然。一个吊脚楼里入睡的五位女知青，不解动物们的警告，连人带房被洪流席卷而去。直到七八天后，人们才在下游的漫长水岸，陆续找到一具具泥糊糊的遗体——其中便有阎小梅。
我去探访马涛时见过她，发现她身上可能有蒙古人血脉，身体高高大大，说话快人快语，有时还像男人抽上一支烟。
据说县里举行了隆重集会，追思英灵，表彰勋业。据说小梅的父亲出现在会上。那位风度翩翩的前驻外大使，反而为渎职的年轻观察员求情，希望有关方面不要重判。他说，他和妻子已失去了孩子，不希望另一对父母也失去孩子。他只是带走了一面镜子，女儿唯一的遗物。
很多年后，我在一个知青网站上发现有人还在回忆这事。一位网友写到小梅，说她当年外号“老佛爷”，是北京某中学的学生头，在乡下时特别爱孩子，一旦发现村子里有孩子失学，就叫上女知青们去孩子家，责问当事父母为何不重视教育，简直是开批斗会。另一位网友还说，小梅当年是了不起的才女，有一次在火车上迷倒一位男教授，对方到站了也舍不得下车，硬是听她说完了几部法国电影，反正到前面的车站时还可另外买票往回赶。
但这个网站上没人提及当年隔河两岸知青们的交往，更没人提到马涛被密报一事——那封要命的举报信，到底是出自小梅，还是出自她的男友，还是出自其他什么人，大概都说不清了。是否真有密报这回事，看来也成了一个永远扑朔迷离的疑点，甚至因马涛后来的最终平反，变得不太重要。
人们肯定都希望往事干净一些，温暖一些，明亮一些，最好是皆大欢喜。
清明时节，知青网上有祭奠活动，挂上了一些亡友的照片、简介、悼文以及追怀者们献上的电子花篮。我在这些照片中发现了没入洪水的那五位花季少女。她们不失满脸朴拙，如一棵棵白菜天使，水淋淋的动人，与时下的卡通女、野蛮女、职场女、小仙女、豪华女形成了鲜明对比。她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化妆品以及敌视化妆品的时代，一个生活尚未精装化的时代，一个更靠近泥土的时代。
稍感意外的是，小梅的名下连照片都没有，仅留一个黑边空框。祭奠发起者这样解释：当年照相机很稀罕，留下的照片本就不多，何况她父母觉得女儿的照片太伤心，早就把那些照片全部毁了。
少女就这样成了一个永远的空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