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涛出来是六年后，动**岁月终于结束，虽然还有知青下乡，但老知青们大多已返城，进入工厂、商店、学校、码头、煤场什么的，散落到黑压压的人海里不见踪迹。那一天很冷，阴雨霏霏，我和马楠都去迎接她哥，去了湖区那个农场。
他走出电动铁门时，留着长长的胡子，身上还套着囚衣——后来才知这是他坚持的出狱条件。狱方要他剃了胡子再走，他说剃了就不走。狱方要收回他的囚衣，他说不穿囚衣就不走。最后僵持不下，狱方只好妥协。
这一形象很特别，让人嘘唏不已。稍有意外的是，他对无罪改判一事似乎并无喜色，听说有关部门宣布平反后还承诺补偿，也只是微微拉抬一下眉眼。他身正容端，矜持淡定，与老友们重逢既不拥抱，也不落泪，逐一握手，不怎么说话。只是开车前，他让大家等一等，去附近农田转了一圈，去高架哨所那边张望片刻，突然哈哈哈一阵放声大笑——他大概是要用大笑结束这里的六年，见证对自己命运的预言。
大甲给他拍了一些照片，包括长须异人的雨中照——当时飘小雨了，他执意不让别人为他打伞，不愿妹妹给他披上外套
一辆七座的小面包上，他听大家七嘴八舌说了些新鲜事，不知何时突然插上一句：“楠楠，我那笔记本呢？”
“什么笔记本？”
“黑皮的。”
“黑皮？你的东西都在这里，就几件衣，一双球鞋。我没看见什么……”妹妹以为是说狱方发还的私人物品。
“不是，我是说我的手稿，那两个黑皮本，你收藏的。”
“哦，那个呀，对不起，哥，当初我给烧了。”
“你说什么？”
“我……”
“你再说一遍！你没烧吧？你没烧吧？你肯定是开玩笑的，是不是？”
问题似乎有些严重了。
那黑皮本是我和马楠一起烧的，当时完全是防止节外生枝，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听说这一点，也一把揪住我，脸色铁青，目光直勾勾的，简直盯得我的脸皮差一点冒火泡。
这事很重要吗？黑皮本里有些什么呀？就不能回家后再说？大甲和尿罐也劝他，你先养养身体，见见朋友，好好吃上几顿再说……大家都想缓和一下气氛。但他双拳重击太阳穴，爆出一声长嚎，突然拉开车门，拉得车身一阵摇晃。“停车！让我回去，让我回监狱！”
马涛！涛哥！涛哥！我们惊慌不已扑上去，三四只手拉住他。
“我宁愿坐牢——”他的声音已经飘出车门外。
车停了。马楠完全懵了，吓哭了。我手足无措地上前向他解释，想说说当初气氛的紧张和可能的连环性招供。但没等我开口，他就更加震怒，成了一座爆发的火山。“你们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不早说？你们出卖我！你们太无耻！”
他不但把我骂了，把大甲、尿罐这些没心没肺的劝说者也骂上了，似乎大家都见死不救、隔岸观火、麻木不仁。我们只好面面相觑，左跟右随，七求八劝，足足跟着这位长须人走出一两里，才让他止步在河边。要不是大甲气力大，死死抱住他，他可能气得一头撞树，真是不想活了。
回到城里，街面上已华灯初上。我们几乎每个都流鼻涕或打喷嚏，被冷冽寒风中停车的一个多钟头闹得够惨。
对不起，他可能真被伤了，被伤大了。就像他后来说的，两本手稿即便可以重写，但往日灵感难以找回。六年前与六年后写的，价值区别也太大，就像宋瓷与清瓷根本不是一回事。即便知情人站出来，证明他写的就是宋瓷，但灰飞烟灭了呵，只有一片空白呵，你凭什么要拍卖起价一百万、一千万、一万万？那岂不是天大笑话？再说，他在受难时守口如瓶，一个人扛下全部指控，保护了好多人的安全，到头来却痛失宋瓷，落一个两手空空，落一个大家的隔岸观火无关痛痒，这件事说得过去？谁想都会为之不平吧？
问题在于，如果警方拿到了那两个黑皮本，据此把他判得更重，甚至送上了刑场，那怎么得了？
问题又在于，他一条命算什么？难道妹妹如此不理解他，对于人民来说，他神圣的学术生命和思想成果岂不是更重要？
事实上，江边停车的时候，他正是这样说的：“我真的不在乎坐牢，不在乎死。让这个国家觉醒，是我活下去的唯一意义。我病得一头栽在地上时，也没灰过心；哪怕吃饭时嚼沙子嚼蛆虫，也没灰过心；哪怕被五花大绑拉去陪斩，也没灰心过。我每天做俯卧撑，我坚持洗冷水澡，我打不过他们时就讨好每一个犯人，但我一直在咬紧牙关提醒自己，要忍住，要忍住，要忍住。我就是盼望这一天，相信有这一天……”
他哽咽了，终于蹲下去捧住头呜呜号啕。
我们也都哭了。
好吧，好吧，生活毕竟在重新开始。蔡海伦原是读书小组的一个，来看望过他，还带来一位记者，想采写一个传奇性的英雄，配合报上对改革开放的宣传。不料一开始，对方说错了一个成语，就被他当场指正。对方说到当年判决书的定罪不实，一句话也让他沉下脸。“你说什么呢？恰恰相反，我就是货真价实的‘颠覆’，就是最大的‘危险’和‘破坏’，他们的定性完全正确好不好？”
他恼怒的口气让对方吃了一惊，思路跟不上，一个劲地挠头，一个劲向蔡姐投去求助的目光。
接下来，对方换了个问题，夸他“自学成才”，更让他火冒三丈。“什么屁话？我自学了吗？我还成才了？”
“你自己刚才不是说，你只是一个高中生，但自学了哲学、政治经济学……”记者两眼大睁，不知自己说错了哪里。
“你以为我是读《三字经》？”
“你的意思是……”
“你以为我是考电大，上补习班？”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不懂得‘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区别，你就不配当一个记者，还是回去搞搞校对吧。”
他不顾母亲劝阻，气呼呼地逐客。直到这时，蔡姐才发现他不是开玩笑，是真生气了，看来自己刚与老太太一起包的饺子也没法吃了，只得狼狈不堪的告辞。
据说，她后来一路上同记者反复回忆，看到底哪些话说错了。要说，“自学成才”还算是一句好话吧？怎么说还是流行的褒奖用词吧？但也许是太流行，常用于那些无师自通的小厨师，巧手出众的小钳工，捣鼓出技术发明的大头兵，就可能让马涛不爽了。他不是看不起小人物，但他是谁？他是马涛，一个思想家，一个决心献身的战士，一个像阿·托尔斯泰所说，“在清水里泡过三次，在血水里浴过三次，在碱水里煮过三次”的，同这些七七八八的混在一起，什么意思？是准备把他放在“青春剪影”“五月花”“创业篇”一类栏目里去励志吗？
不久，一位等待复职的老部长，听说他的故事，派车来接他去谈谈。据说老部长又把他介绍给一位老朋友，一位大学校长，让马涛跳过本科直接就读研究生，这才使他心情大好，多少摆脱了前一段的苦闷。那几天，他打羽毛球，给母亲穿针线，与二姐夫碰杯喝酒。关于研究生的课程和前景，成了大家好几天餐桌上唯一的话题。
不料研一还未读完，因一个观点上的分歧，他就与身为校长的名教授翻了脸，闹到了要退学的程度。我对此十分着急，建议他千万要忍住，屋檐下一定要低头，万万不可一时意气冲动。
“忍什么忍？这种书只能把人读蠢。”
“有一张文凭，好歹也是块敲门砖吧。”
“对自己不自信，就不要在社会上混。”
我记得要文凭正是他以前多次强调的，研究生正是他以前憧憬的。但我收住话头，因为直觉告诉我，这话他可以说，我不可说，否则便有指导之嫌。他不习惯被别人支使和推动。
“也是，那也是，杨鲁晋就从来没打算读研，连国外的邀请也不接受，反而要去走黄河，搞什么调查。”我是指另一位熟人。
“他是什么人？官宦子弟，有人给他铺路，搭桥，抬轿子，还用得着文凭？”
看来我又说错了。
“当然，你是靠自己的实力，与他不是一回事。”
“实力？眼下谁承认实力？如果那些家伙看重实力，就不会联手来打压我。如果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讲实力，就不会不同意我转学。这个社会，蝇营狗苟，拉倒吧。”
看来我又说错了。
“谢老好像很肯定你吧？我是说那个……给你回信的。”
“谢老？好笑，我对现代权力的新解释，他几乎没看懂。我对自然辩证法的创见，还有对宗教的再思考……他只字不提。他不可能懂这么多，我可以谅解。但他那些廉价的大帽子，也就是耍耍滑头。”
“也许你的思想太超前，曲高和寡。”
“错！我的每一个字都是常识。”
我的好，我怎么老师说不上路呢？
“你的经历非同一般，他们应该对你更关注才对。”
“打住，你说什么？说什么呢？”他差一点气歪了嘴，“我最讨厌提坐牢。坐了又怎么样，不坐又怎么样？我还需要这件事来加分么？我还需要拿这个金字招牌招摇撞骗——你是这个意思？”
“怎么可能呢？当然不是，我只是说……”
“陶小布，你也算是跟了我很多年。可悲呵可悲，今天我总算看清了，你完全不了解我，你们没一个了解我。”
“对不起，但我一直在努力。”
“哼，卖菜的，扛包的，个个都在努力吧。”
完了，太监当不下去了。我面红耳赤，手足无措，发现任何曲意顺从都只能给他火上浇油。事情真是很难办。对他的关心，都涉嫌居高临下。对他的亲热，都涉嫌轻佻不敬。对他的规劝，统统是好为人师。对他的回避，更是小人的冷漠无情。到这一步，圣意难测，连拍个马屁都可能是冒犯，不是明褒暗贬，就是避实就虚，无不混帐透顶，这聊天还聊得下去？
自从他在老部长那里三出两进，自从他传奇性的事迹见报，条条大路通罗马，个个话题通愤怒，他的脾气已越来越坏。他已习惯于两眼微眯，用下巴指向来客，目光瘪瘪地俯行，对所有来者都布下一种警觉。在这种俯视之下，小人们的驴肝肺一律暴露无遗。说来也哭笑不得，要不能马楠听我一嘴，试着声东击西，故意表态支持他退学，引起他习惯性的反弹和批驳，他还真可能把学给退了。
郭又军也这样栽过一回。本来，他与涛哥虽不算铁交情，也算是不远不近的兄弟，听说他出来了，一定要请他喝一杯。但军哥粗心了，先给我电话，然后才给他电话，已让他脸色冷却。军哥把饭局定在玉楼东，是他不大喜欢的粤菜馆，更让他眉头暗锁。军哥叫上了另外几个，据说其中也有杨某，正是马涛看不上的，而且首席主宾是谁，没事先说个明白。最要命的，是我一时脑细胞缺氧，出门时竟然说到军哥的盲棋真不错——我真是有病，说这个干吗？
结果不难预料。他一只脚已经迈过门槛，却又缩回来，说不去了。没什么理由，就是不去了，不去了。
最后，他情愿待在家里炒冷饭。
我打回两个包，还有一瓶酒，是军哥特意留给他的。他不听还好，一听就摔脸子，立刻把菜和酒统统扔进垃圾桶。
“军哥对你确实是一番好意，你不要误会。他今天还真以为你累了，差一点要骑自行车来驮你……”
“好意？心虚吧？”他哼了一声。
这是什么意思？
“他没想到我马涛还能回来吧？”
这就更离奇了。
马楠给我打眼色，让我别问了，拉我到楼道咬耳朵。原来事情是这样，刚才她哥骂东骂西，骂到了当年的一段，说他曾一直想弄明白告密者是谁。除了阎小梅一伙是疑点，还有他与军哥共同的一位朋友，叫什么眼镜的。有一条案情，大概只有他们三人知道。但问题是，三人中有两人落网，唯郭长子一直安然无事，根据侦察理论中“受益者原理”的逻辑倒推，郭的可疑度岂是不是低不了？如果以前他马涛还觉得证据不足，那么今天的酒岂不是新添了一条？不是吗，两人并无太大的交情，如此大张旗鼓请客接风，如果不是心中鬼，还能有其它的解释？
天呵，竟然还有这种让人发毛倒竖的推断。一个酒局还引出这么大的麻烦。我全身凉了半截，回想刚才酒局上的一切，琢磨军哥的一切表情和动作，琢磨他对我的格外照顾，琢磨他对涛哥的所有回忆和赞美，看其中有无破绽，有无告密者的蛛丝马迹。他执意让我捎来一瓶价格不菲的五粮液，似乎确有几分夸张。
这些高中部的老哥们一个个真不省油，也许还真有什么秘密？也许生活就是一张严重磨损的黑胶碟片，其中很多信息已无法读取，也永远不可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