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们后来回忆白马湖，最烦最恨的其实还不是吴天保，而是另有其人。如大家说的，当时走了一只猴，来了一只羊，这是指新任场长杨某，谐音“羊”。他在外当过兵，篮球打得不错，也有刷牙的习惯，当民兵营长那一阵喜欢与知青们混，讲半吊子的普通话，暗地里经常撇一撇嘴，把本地农民叫做“土皮虫”，把自己撇在城里人一边。
他曾拍打这个或那个的肩膀，吹嘘民兵马上就要改编成预备役，拉到中苏边境去打仗，到时候每人都有一条真枪，半天劳动，半天练兵，每个星期天就放假打球，食堂里保证供应回锅肉，晚上放电影的话还有面条加餐……这一前景让我们十分向往，浮想联翩了好长一段时光。
他抱怨场领导不重视体育活动，这也很对我们的胃口。
没料到，接替场长兼书记一职后，他立刻变了一张脸，不仅回锅肉和电影没有下文，而且动不动就抽检知青的书信和日记，看里面有没有反动话，夜里还常到知青住房外偷听，看是否有人收听敌台。他最快乐的事就是找女知青谈话，东敲一句，西打一下，时不时翻动自己的笔记本，抖落一点有关告密材料，享受对方恐惧万分的等待。这时候，他有一种老猫戏鼠的饶有兴趣，慢条斯理，拖腔拉调，讲话留半句，笑声掐半截，后半截压在舌根处下的某个位置，挤揉出一丝奇怪的尖声。
他把好几个女知青都吓哭过。只有小安子同大甲一起煮过死人脑壳，还敢晚上一个人上坟地，有无形的杀气，他不敢怎么招惹。
这家伙不会扶犁掌耙，但头戴最小号的军帽，一颗小脑袋里能琢磨出很多批斗会的新花样，对付敌人的招式不断改进。比如罪人罚站要站在高凳上，罚跪要跪在碎石上，挂的黑牌越挂越大，最后大成了一张门板，几乎把罪人的脖子当成起重机吊臂。他还不知从哪里还引入一些奇怪的刑讯手段，比如把罪人绑在木梯，再将整个木梯翻转倒挂，这叫“翻身探海”。把罪人的两个拇指捆在木桩，然后从桩顶的缝隙钉下木楔，随着打手挥锤钉楔，随着木楔一分分往下挤，绷紧的绳子几乎勒断罪人的拇指。这叫“猴子献桃”。总之，自他官升一级，批斗会多出很多鬼哭狼嚎。
有一次，是三工区一个新来的农民往家里偷运了三根木头，被他派人一绳子捆上了台，跪在一层碎石上。
“你老实交代，家里到底是什么成分？”杨场长这样大声喝问。
“成分？”那个盗木贼满头大汗，“哪有什么陈粪（成分）？队上每个月上门收几轮，粪池都被他们刮塌了。”
“胡说！成分你不懂？成分就是阶级！”
“阶级？我家就两间茅房子，连门槛都没有，哪有什么阶级？”
“你小子装疯卖傻？‘阶级’就是……”
“我懂呵。”
“你懂个屁。你老实说，你和刘老四走得那样近，是不是他们一伙的？你们密谋过什么？有什么纲领？”
“纲领？”
“对，你们的政治纲领。”
“缸（纲）倒是有一个吧？”
“谁搞的？是你，还是刘老四？”
“当然是刘老四。我劝他不要搞，他硬要搞，说这家伙比木桶好，还借了我五角钱。结果有什么用呢？他家娃仔太调皮，上房揭瓦的货，一个石头就把它打烂了。”
“打烂了也要交出来。你们休想隐瞒罪证！”
“就在他家后院里，已经不能装酒了。你们去看一下么。”
“你说什么？你是说瓦缸吧？我们问的是纲领，你同我们哩咯啷，东扯葫芦西扯叶。告诉你，你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货，今天不挤出你的屎，你不晓得东南西北是吧？”
“我是交代缸呵。”
“纲领不是水缸，不是酒缸，你猪耳朵打蚊子去了？”
这里简直是鸡同鸭讲，折腾得双方都满头大汗。很多人还忍不住笑，大甲一笑就大嘴哈哈欢天喜地，又拍手，又跺脚，一不留神往后翻，只能到板凳后面去找人了。这让杨场长脸色很不好看。
不久后的一天，大甲就为他的这一笑付出代价，更是为他多次逃会付出代价，为他在篮球场上一再把杨场长撞翻付出代价。杨场长发现他拿一张旧报纸擦画笔，刚好污损了报纸上一张领袖照片，立刻激动不已，两手搓个不停，摘下小军帽，往桌上狠狠一掼，当晚就把他五花大绑。好小子，好小子，总算暴露了吧？你胆敢在老人家脸上打叉叉？他亲自主持批斗大会，说毛主席领导我们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你一家人都暗地里恨得咬牙切齿是吧？
事涉国家领袖，问题比较严重了。一些本地农民不知详情，一听也大吃一惊，怒气冲冲地在台下大喊：
“绹起来！”
“绹起来！”
“绹起来——”
意思是吊上梁去，吓得大甲张皇无措，一对大眼睛眨来眨去的，大概以为这一次自己死定了。
“你不是喜欢笑吗？你笑呵，怎么不笑了？” 小军帽更得意，“告诉你，我不是吴天保，不怕你抢饭吃，不怕你放刁。你是一只老虎，我今天也敲掉你满口牙。你是一条毒蛇，我今天也要让你脱层皮。像你这样的资产阶级狗崽子，我一口气毙上七八个，也只是踩死几只蚂蚁！”
没料到大甲就是命大，瞎眼鸡仔天照应，哪怕走错路也能遇贵人。不知什么时候，眼看着几个人七手八脚，往梁上挂绳子，台下冒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杨场长，你讲得太好了。但毛主席说过，在革命队伍内部，要批评，还要自我批评，你那个脸盆的事，今天是不是也要说一说？”
大家回过头来，发现说话的是小安子，正梳理自己一头湿发，说话有点没头没脑。“没听懂呵？”她站起来，指着杨场长，“你那个脸盆，好几次都把我吓出汗来了，心脏病都吓出来了。你思想觉悟比天高，怎么会干出那种事？”
台上的杨场长莫名其妙。
小安子也莫明其妙，又梳了一把，一甩长发，大摇大摆移步了，挤出人群了，走到门口了，径直飘向门外。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脸盆不脸盆的怎么啦？……人们面面相觑，议论纷纷，抓耳挠腮，争相在记忆中打捞有关脸盆的细节。片刻之后，小安子提来一个脸盆，亮给这边和那边看看，然后咣当一声扔在台上。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对呵，这不就是杨场长的脸盆么？不就是他从部队里带回的那个搪瓷盆么？里面果然大有文章，有一圈“毛泽东思想万岁”的红漆字。这不想不是事，一想还真是事。天啦，大甲他不敬领袖固然可恶，你堂堂的场长也不含糊，一直在用神圣无比的革命口号洗脸、洗脚、洗短裤，洗臭袜子，算什么？更加难以启齿的是，很多人想起来了，他家娃仔上次吃坏了肚子，哇的一声，一口秽物不就恰恰喷在脸盆里？他婆娘来场里过夜，不是还用那东西洗过女人的什么……
小军帽捡起脸盆看了看，脸上红一块白一块，情急之下振臂高呼：“革命群众一定要擦亮眼睛——”
台下的跟进呼号却已寥寥无几。
“毛泽东思想就是万岁——”
跟进的人更少了。
他看来已乱了套。眼看着险情迎刃而解，有人前来松绑，大甲早已眼泪花花，委曲和感动得像个孩子。
批斗会再一次虎头蛇尾。
接下来的几天，没见新场长人影，直到他后来再次出现在大会上，传达什么文件，大家发现他瘦了不少，连连抽烟和咳嗽，目光躲闪，很少抬头。不知讲到哪一段，他突然卡住了，咳一声，再咳一声，然后再无言语。台下很多人发现不对劲，抬头一看，才发现他半张嘴，茫然的目光投向前方，似乎同一根房梁较上了劲。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三分钟、四分钟也过去了，他还是凝固成直愣愣眺望远方的形象。身边的李会计又是给他的杯子加水，又是扯他的衣袖，还是未能把他从不屈不挠的远望中拉回来。
最后，他被别人请下台，脸上毫无表情，只是目光呆呆的，全身汗湿，像从水里捞出来的，连头发梢都在滴水。
他去过医院，在伙房里熬出浓重的中药味，后来慢慢恢复了正常，包括恢复了领导工作。只是落下两个小毛病：一是见到小安子就脸色变，急忙绕道走；二是半夜里经常不由自主尖叫，有点怪吓人的。这当然也不算什么大事，在医生们眼里，他既然可以吃饭如常，查工如常，打电话如常，那就够了。至于夜里遭遇什么噩梦，或者说也不一定有噩梦，只是喉头无端地搞搞怪，闹点小动静，那也不算什么事，应该会慢慢好起来。
据梁队长说，后来有一次，他住进县招待所，一个同房的后生被夜空中一道尖声惊醒，面色惨白地求饶：说这位叔，你不让我睡不要紧，留我一条命吧。然后夹上枕头和被子，情愿去走廊里打地铺。又一次，他住在邻县一家旅店，店主竟带上警察半夜里敲门，一进门就床下、门后、被子里到处搜查，似乎不相信这里没有血迹——否则怎么会有那样的惨叫？怎么把全旅店的人都吓了个半死？
他尝试过很多办法，比如睡前用毛巾塞嘴，但到了夜半三更，自己扯出毛巾还是叫，完全是下意识的非叫不可。无奈之下，他只好采取提前道歉的办法，特别是出差在外，总是及早向同房旅客献上笑脸，递上一根根烟，说对不起，很对不起。今天晚上可能有点那个……到时候你们莫慌，莫怕，不会有事的。
“对不起，我有个小毛病，今天晚上可能会……你们把窗子都关紧点就好。”他对住地附近的陌生人也连连鞠躬。
值得一提的是，我听多了这种深夜呐喊，倒也习以为常。如同靠近海关的人听惯了钟楼报时，靠近铁路的人听惯了火车鸣笛，如果一夜下来寂静万分，反觉得少了点什么。有一段，我离开茶场，受队上派遣，去了一个更偏僻的地方，一个人在山谷守夜，防止野物偷吃庄稼，发现自己常在半夜里醒来，好一阵不易重新入睡。我思来想去，确信自己不是怕鬼，不是怕野物，倒是山谷里的夜晚太安静，成了一种难耐的惊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