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的有一天，冼鉴在周家神厅和胡杏谈话。冼鉴说：
“组织上决定你去延安学习。”
胡杏一听，登时把那小小的圆眼睛瞪得像荔枝那么大，两只手抓住冼鉴的一只右手，连声呼叫道：
“大叔，大叔。”此外，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过了一会儿，她松开了手，把那古铜雕刻般的莲子脸儿仰起来，望着屋顶，她的眼睛感激无限地红了起来，接着，眼泪就从那小小的圆眼眶里流出来了。
冼鉴说：“怎么，你们不是很想去么？”
胡杏敏捷异常地回答道：“足足有一万人想去。”
冼鉴接着说：“那就好了。这是党组织的决定，这是党组织对你的培养。”
胡杏用高亢的声音说道：“把一个没人瞧得起的贱妹仔——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送去革命的圣地，这不是什么培养，这是大大的恩典！”
冼鉴结实、矮小，硬朗、端方，这时候，他沉静地，严肃地望着胡杏，说：
“不错，党爱她的儿女，党的恩典是至大、至深的。不过，你要知道，这个担子很重呵。还不说你将来完成学习任务以后，回到广东来要做更多的事情，光说目前你们去延安这一路上，这担子就不轻。”胡杏接着问他路上还有什么担子，他就对胡杏说道：
“你先不要把自己看作是妹仔，在党内是没有什么丫头跟太太的区别的。你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这就有共产党员的担子。不过，我说的还不是这些。我说的是，你们这回去，一共有六个人：你一个，杨承荣一个，张纪文一个，李为淑一个，张纪贞一个，还有一个何守礼。你们同去，一共是六个人。你看，现在就只有你跟杨承荣是党员，这个担子重不重？”
胡杏温柔婉顺地说：“是，是。不过担子再重，我也愿说我不怕。有党带着我，我还怕什么！”
临走的时候，冼鉴又一再对胡杏叮咛道：“你们这六个人都要做好准备。你们这六个人到底怎各组织起来，今天晚上，我们组织上先研究一下，有什么决定，叫周炳给你传达。我再说一遍，这一次只有你们两个人是党员，一路上可要小心。”说完之后，又跟胡杏握了握手，然后才走了。
当天傍晚，胡杏刚刚把行装收拾好，其他那五个人也都披挂齐全，陆陆续续地来到三家巷周家集合。他们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背包、干粮袋、挂包、雨衣和雨帽，样样停当。他们把东西都放在神厅里，然后，集中在周炳住的神楼底那个小房间，免得被人发现。
周炳还没有回来，他们就谈起各自离开家里的情况。李为淑首先对大家说我今天晚上一吃过晚饭，就悄悄地把东西都带齐了，又悄悄地从家里面走了出来。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我解放了！可是，我没有对爸爸、妈妈说什么话，他们也不知道我离开了家。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我就溜掉了。”张纪贞接着也说：“对，正是这样，我也是这样的。我也是把东西悄悄地收拾齐全了，弄成一个大包，一溜烟就走了出来。我要到新的世界去，多有意思，家里面一个人也不知道。我敢打赌，到他们知道我不在家的时候，恐怕我们都早就过了韶关了。”张纪文也说：“当然，我们这样走欸、走法干脆是干脆，也很罗曼谛克。可是我想，其实也用不着这么神欸、神秘。为了抗战，为了进步，又不为别的……堂、堂堂正、正正地对家里讲一讲，他们还是会答应的。不过妹妹坚持不讲，我也就算了。反正过了韶关以后，咱们每一个人写封信回来告诉家里，也就行欸、行了。”何守礼看见他们说得高兴，也就过来凑趣道：“对，你们这个走法倒是不错，不过我的情况不一样，我跟妈妈说了。我撒了一个小小的谎，我说，我要到乡下去宣传宣传，过不几天就回来，我妈妈也相信了，我就走了出来。我自由了！天涯海角……多少诗意！其实，家里除了我妈三姐以外，也没有谁来追究我在不在家。我想，我出门一个月，家里其他的人也不一定发觉。何况，现在社会上多少人都是这样背起背包下乡啦，宣传啦，到前线啦，到延安啦，什么什么啦，都已经是很时兴的事情了，很摩登的事情了。”杨承荣也接着说：“我跟你们的情况都不一样。我跟爸爸老老实实地说了：我要到延安去，要到那里去学习，要到那里去抗战，要到那里去革命，我爸爸都同意了。所以，我的情况他们都是知道的，一点也没有隐瞒。”胡杏见大家说得这么热闹，也就笑笑地说：“好呵，你们都有人关心，都怕人家挂念着，都有个说还是不说的考究。我可就没有这许多事情，我自己决定走，就走了。我告诉我自己： ‘去吧。’我自己对自己说：‘好。’这就行了，谁也不会来干涉我。”人家一听胡杏说得这么有趣，都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个个人都表现出踌躇满志，兴高采烈。同时，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他们最好来共同庆祝一番，他们大家到底冲出了漫漫的长夜，向着光明奔去了。
六个人在等待着。自己谈笑一会儿，又把周贤找来玩一会儿，一直等到十点钟过后，周炳才踏着登登的脚步回到了家。他坐下来，定定神，又跟每一个人寒暄了几句，然后对他们宣布道：
“你们六个人组织成一个行军小组。组织上决定了由胡杏担任正组长，杨承荣担任副组长。你们看，这样好不好？”胡杏听了，想起今天冼鉴大叔跟她说过的话，就沉默地坐着，没有吭声；杨承荣却匆匆忙忙地站了起来，诚惶诚恐地说：“这哪行呵？这哪行呵？”李为淑一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她马上站起来，跑到胡杏的面前，紧紧地握住胡杏的手，不肯放开。何守礼、张纪贞两个人听了，没有什么反应，好像不觉得怎么热烈的样子。张纪文却笑杨承荣道：“得了，别扭捏了！”何守礼心里想，胡杏当了正组长，自己什么也不是，觉着有点不服气，就说：“这解决定好嘛。杏表姐在咱们六个人当中，年纪是最大的。年纪最大嘛，就该当组长嘛。”张纪文对杨承荣也不那么佩服，就说：“是嘛，阿荣当副组长就很合适嘛。在咱们这些人当中，他的学历是最高的，知识是最多的。照我说，该当个副组长。”接着，周炳传达了组织上的要求。他对大家说：“这一路上，政治的环境很复杂，很不好，大家在言论上，行动上，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要非常警惕。要离开大队，就必须两个人一起走，不要一个人单独离开队伍。此外，还要留心，坏人对咱们随时有可能采取威逼、利诱、欺骗、恐吓、强迫，等等的手段，都要小心提防。特别是在行动上，一定要服从集体的纪律。”说了这些以后，周炳又总括一句，对大家说道：
“组织上要求咱们：第一，要虚心向别人学习；第二，要服从组长的领导。再没有别的事情比这两桩更重要的了。”周炳说完以后，大家都沉默着，没有一个人开腔说话。
周炳面对这种情况，也有所察觉：仿佛这六个人里面存在着一些什么不那么协调的东西。可是，仔细看下去，又觉着很不具体。于是，他就现身说法，谈起自己的经验来：
“大家要了解一个问题，既然从现在开始，咱们要走向革命，要到革命的圣地延安去，那么，就必须注意：第一是要虚心，第二是要学习。这就是刚才组织上要求我们的，要虚心向别人学习，这一点重要极了。我入党已经有六年了，正是因为我过去自以为了不起，学得不多，所以，一直是老犯错误，不是这里出了岔子，就是那里出了岔子。我自己身体跟心灵都受了创伤，才摸出这么一条经验：这就是，我从深深地相信我自己，到深深地相信组要把。要把一切献给革命，不相信组织，不服从组织的领导，是绝对不行的，可是，要是不好好地虚心向别人学习呢，那肯定就会掉队。我说老实话，我这种简单的认识，确实是付出了代价才学来的。我的心灵受了伤，你们可能看不见，我的身体受的伤害，你们都是看得到的。我没有对你们说假话，我一点没有夸张，也不撒谎。咱们现在快要分别了，我希望我的经验对大家有些帮助。”大家听了，先不去研究他的经验，却一定要周炳解开衣服，让大家看看他的伤疤。周炳在解衣扣之前，轻轻地对大家说：
“我的喉咙跟肺部都叫那些狗仔子灌辣椒水、又打又撞，受了伤，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好，经常还要疼，经常还要呛咳几声。不过这些你们都没有法子看得见。能看得见的——”说着，他举起右手那两只手指来。大家看他右手的无名指跟小指已经僵直了，不会弯曲，就都低下头来不做声，替他难过。最后，他把胸前的钮扣解开，把汗衫拉起来，让大家看他胸部的伤疤。大家凑前看的时候，果然见他的胸前有一块像一枚刀豆似的、长长的伤疤，那肌肉一直到现在还是通红通红的。接着，周炳又向他们介绍，这是一块叫敌人用火烙焦的伤疤。大家都叹息不止。
这时候，胡杏低声说起话来。她安详地坐在周炳的木板**，她的短头发遮了半边脸孔，露出一种神态威严、凜然不可侵犯的风度、说：“我当这个组长，其实是不配的。说老实话，自己倒吊着也没滴墨水，这一路上又没有走过，正所谓‘人生路不熟’。不过……组织上既然决定了，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这样吧。反正听大家的，以大家的意见为意见，看来只有这一条办法。”大家听了，都觉着心里高兴，对胡杏更加敬重。只有何守礼心里面还是不那么舒坦，她抢先对胡杏说道：
“得了，得了，你就当起来吧。反正没有人跟你争的，你光说这些酸话干什么呢？”说到这里，她又把眼睛望定周炳，说：“我看见炳哥的伤痕，就觉着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伤疤就表示他曾经战斗过，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我自己虽说没有什么本事，也没有经过什么斗争，可是，我自己的脸上也受了伤，毁了容。当然，我并不后悔。我谈不上一个什么英雄人物，不过后悔——我是没有的。”
周炳明白她这番话是对自己讲的；就笑着说：“阿礼，这不用你说了。这事情大家都是看见的，你右脸上的伤痕，大家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在两年前的荔枝湾事件当中，你曾经跟国民党英勇搏斗过，你是爱国的，你是要抗日的、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众人都觉着周炳说得对，就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拽着胡杏，也要看看她身上的伤疤。李为淑摇着胡杏的肩膀，恳求地说道：“杏姐，你告诉我，你身上到底有几处伤疤？”胡杏笑了一笑，说：“伤疤有什么关系呢？伤疤嘛，个个都会有的。我们做下人的，有点伤疤算不了什么。何况，我这些伤疤也不是什么英勇斗争落下来的，有什么可说的呢？”众人不依，一定要看，胡杏一定不肯。争持了老半天，胡杏没有办法，最后只得捋起左边胳膊的袖子，露出整条胳膊来。只见那胳膊的上端，有一块香蕉般大小的烫伤的疤痕。胡杏说：“看吧，看吧，有什么好看的呢？这是开水烫伤的。可是，这里面什么英勇的事情都没有，很平常嘛，这是大奶奶给烫的。说起大奶奶嘛，烫一下子、戳一下子、烧一下子，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啰，没有什么值得谈的啰。”
往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安慰胡杏，说她真是个苦人儿。又说，何家那些封建地主真是手段毒辣，惨无人道。何守礼听着，看着这一切，没有说话。她觉着，大家都争着看胡杏的疤痕，询问胡杏的受伤历史，这样一来，胡杏当然很有面子了。但是同时，她自己也在暗暗地思量，觉着胡杏虽然遍体鳞伤，然而并不是什么抗日或者反对国民党军阀的战绩，这种疤痕并不证明它的主人有什么惊人的本事。
这个晚上，大家从三更天谈到四更天，从四更天谈到五更大，一直谈到天亮，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睡觉，甚至，连瞌睡都没有感觉到。
第二天绝早，天才刚刚亮，大家觉着时间不能够再耽搁了，就纷纷站了起来，走到客厅外面料理行李。大家用凉水擦了擦熬涩了的眼睛，你推我一下、我打你一下，暗中互相祝贺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的到来，看样子，都非常的兴高采烈，最后，大家背起了背包，挂好了干粮袋，又挂好了挂包跟雨帽，就准备出发。周炳先打开大门，走出外面，看看三家巷的动静。这时候，连一个人影儿都还没有，他走回来，向大家做了一个手势，表示可以出发。于是，这一批“全副武装”的青年人就雄赳赳地走到官塘街外面来了。为了避免惹起别人的过分注意，组织上决定了，任何人都不来送行，只有周炳一个人给他们六个人做伴，一起出发。他们走出中山路，折向丰宁路，一直走进太平路，沿着朝西南的方向，向黄沙车站走去。不久以后，他们走到了黄沙车站，进了站台。时间还很早，别的一些旅客正赶快提着行李，上车去占座位，他们这批生龙活虎的青年人不在乎这些，只把背包卸在站台上，围成一堆，远远地离开其他的人群，细细地交谈着。张纪文先跟李为淑开玩笑道：“为淑，你要注意呀，你看周围有没有你爸爸派来的特务。如果让他们看见你，他们准会把你绑票绑回家去。你爸爸干的就是这个行当。”李为淑反驳道：“得了吧，你跟阿贞才要当心。你看看四周有没有卫戍司令部的那些丘八，说不定你爸爸这时候正在派人，要把你们抓回去呢。”大家听了，又嘻哈大笑一番。
周炳最后用一种比较柔软的，低沉的声音对大家说道：“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好姊妹，现在，你们都远走高飞了，我还落在这块土地上，粘住了两脚，挪动不得。这真是多么羡慕你们哪，多么舍不得呵！不管怎么说，提起离别，总是舍不得的，你们认为对么？”要出发的这六个人里面，有胡杏、杨承荣、何守礼这三个人是跟周炳平辈的；有张纪文、李为淑、张纪贞三个人算是周炳的晚辈。这时候，胡杏跟杨承荣都低着头不说话，只有何守礼叽叽喳喳地说：“当然了，炳哥，这一着，我们是抢了先。革命的圣地嘛，谁也愿意去的，我们能够先去，当然是高兴极了，你也应该高兴嘛。我们能够革命，你不是也赞成的么？不说这些了。我希望你还是赶快撵上来吧，什么时候你也去吧。”周炳低着头说：“这却为难。我去，我不去，不是我自己做主的呀。”接着，张纪文跟张纪贞两兄妹走过来，对着周炳说：“表舅老师，表舅老师，咱们要走了，你再给咱们赠几句话好不好？”周炳抓住他们两个人的手，笑眯眯地说：“跟你们两个人赠几句话么？也好，反正我当过你们的老师。我还是那两句老话：第一要虚心，第二要学习，这都是讲的自己对别人跟客观事物的态度。你们记住这两点，我看事情就好办了，不会出漏子了。”李为淑也腼腼腆腆地走过来说：“炳叔，那么我呢？你就不给我讲一句么？”周炳也同样热烈地握着她的手，说：“为淑，你很好，你很好。不过要我说，我也可以说一句：你应该更坚强一点，不要凡事都拉在后面。如果我劝别人别抢先的话，那么，我倒要劝你稍为抢先一点儿。”李为淑天真无邪地，嘻嘻地笑了一阵子，表示诚恳地接受。杨承荣这个时候也走到周炳跟前，握着他的手说：“路，是咱们自己选择的，咱们当然要坚定地走下去。只是我弟弟才十四岁，爸爸年纪也大了，你如果有机会留在广州，你就照顾照顾他们吧。打起仗来，还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呢。”周炳对杨承荣的嘱托也就慷慨地答应了。最后，大家快要上车了，站台上的旅客也慢慢地多起来了。只见这一趟车足足有四五十个像他们这一批人一样的青年旅客，也是背着背包，挂着干粮袋跟挂包，带着雨帽，走到列车旁边来。这些青年人跟他们擦肩而过，人家彼此互相望一望，看见对方都有同样的打扮，不问而知，都是要上同一条路的人。于是，大家也不言语，只是相对着神秘地微笑一下，表示心照不宣。周炳看见快要上车了，就让大家准备行李，把东西都拿在手上。他看见大家都在移动着，只有胡杏仍然站着，耷拉着脑袋不动。
周炳走上前去，用手兜住胡杏的尖尖的下巴，把她的脑袋抬了起来，说：“妹妹，小杏子，这是大喜的日子嘛，个个都生龙活虎，兴高采烈的嘛，你怎么做出这副模样来了？”胡杏一对小小的圆眼睛望着他，流露出无限的惆怅，那平素的黄金光泽也变哑了。她的两只小手自然而然地举起来，握着她哥哥的两只大手，就那么默默地，相对无言地站着，一句话也没有说。胡杏准备要跟他讲的话何止一千句，一万句呢？可是她此时此地的的确确不知道该讲哪一句才好，甚至她感觉到实在没有话可讲。她只是抓住他的手，眼睛慢慢地觉着模糊了，看不见周炳还是淌下了眼泪来。周炳看见她这副模样，不知不觉地也陪着她淌下了眼泪。自始至终，两个人依然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这样子，大家都是一番离情别绪，依依不舍地分了手。
火车开动了。周炳跟着火车的速度慢慢地走着，向他们六个人招手。他们六个人也从窗子里探出头来，伸出手来，向周炳招手。火车开快了，周炳又加快了脚步。火车走得更快了，周炳拼命地追赶着，眼泪从脸蛋上流到脖子里，从脖子里流到胸膛上。毕竟火车走得快，周炳终于赶不上了。这就是说，他跟这六个青年朋友终于还是离开了。车子已经走远了，只见一小块黑东西在远方慢慢地晃动着，周炳还一直站着、望着，不肯离开。又过了一会儿，连这一小点模糊的黑东西也看不见了，周炳仍然不肯离开，呆呆地望着那个地方的房屋、树木跟天空出神，好像他的青年朋友们还在那里向他招手似的。这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使人十分闷损。最后，他终于从车站走了出来，沿着珠江北岸，慢慢地从西向东走着。走了一段，又倒回头，从东向西。再走一段，又倒回头，重新从西到东。这天整个上午，周炳就在从西堤到长堤这一段珠江岸边上逡巡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