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九百四十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以后，重庆的政局非常动**。国民党蒋介石一心想投降，一心想打内战，因此，在新四军奉命北上的时候，对它进行了突然的武装袭击。这次袭击的结果，使这一支深受人民爱戴和拥护的抗日武装力量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可同时也使得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重庆政权显出杌陧不安，摇摇欲坠的样子，就在这个时候，周炳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公开的身份是当一名中尉副官。一场非常悲壮，非常激烈的斗争刚刚过去。当时，周恩来同志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卑鄙龌龊的行径，亲笔书写了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又亲笔书写了一首慷慨的悲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真是何等的庄严壮烈，何等的铿锵有力！当这些题词在《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以后，又引起了多么剧烈的反响和震动！全世界的人民都为此而感到何等的震惊和愤慨！以上种种，都还是办事处的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后来，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他讲述那些日子里的有趣的故事：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如何惊慌错乱；如何动员大小特务到街头上没收《新华日报》，殴打贩卖报纸的报童，企图封锁正义的声音；周恩来同志又如何动员全体报馆的工作人员，跟他们一道，亲自上街叫卖这份报纸，使得国民党当局束手无策……每个人都结合了自己亲身的经历，讲得亲切动听。周炳听得十分神往，深深地懊悔自己没有能够参加这一场艰苦的斗争。尽管这样，他仍然看得出来：中国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反对投降，中国的革命充满了胜利的希望。
两个月以后，一个多雾的春天的早晨，周炳去南岸海棠溪探望亲戚。白濛濛的，无边无际的云雾覆盖着整个临时的首都，覆盖着北面那滚滚流过的嘉陵江，也覆盖着南面那浩浩****的长江，给这个被敌人的轰炸机摧残得不成样子的山城设置了一张安全的天幕，使得敌机不能前来轰炸。一团一团的，棉絮般的云雾承受着太阳的压力，一会儿明亮，一会儿阴暗地彼此推挤着，撞碰着，翻腾不停，构成一片迷迷茫茫的云海。周炳没有见过这样的大雾，他站在过江轮渡的船舷边，一次又一次地伸手去抓那缭绕的云雾，对这种极为壮观的奇景十分赞叹。
到了海棠溪，他转来转去地找了半天，才在路旁一个木桩子上找到了一块上面写着“海棠别墅”四个字的木头牌子，他跟着这个路标所指的方向，沿着那条斜坡小路，走上了一个小丘陵，不久，就看见有一带雪白的粉墙，墙当中有一个大门口。斜坡小路到此为止，拐进了右边的大院子去了。这就是海棠别墅。周炳把这座别墅打量了一番，只见它背着长江，坐北朝南，门墙都很高大，也很气派。虽然工程质量非常简陋，这种临时建筑也自有它富丽堂皇的外表，一看就知道是有钱的“下江人”所暂时居住的避难之地。他动手去拉那个门铃，门铃响了半天，才听见里面有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问道：“谁呀？”这个声音，周炳非常熟悉，他一听就知道是他的姐姐周泉来了，便连忙答应道：“姐姐，是我，姐姐。”门一打开，周泉带着惊讶的神气站在他的面前。她仍然是那样瘦弱，那样高贵，脸上显露出一种惨白的颜色。周炳还没有说话，只见周泉露出非常亲热，又非常迷惘的神气，对他说道：
“真没想到！阿炳，快进来吧。真没想到！八路军，你看，整个都是八路军……整个都是八路军……你看，胡子都长出来了……快进来吧。”
她的嘴里这样说，她的身躯可一点也没有移动，她那两只好奇的眼睛一直贪婪地望着周炳那个推了平头的脑袋，那张圆圆的，五官端正，血色红润的大脸和那一套草绿色的军装……后来，她自己哑然失笑道：
“你都已经是一个大人了，我还把你当作一个小孩子呢。唉，进来吧。”说着，就在前面带路，把周炳引进了别墅里面。周炳看见这间海棠别墅占地约莫有七八亩，里面有很多花草、树木和四幢高大阔气的简易平房。从外表看来，这些建筑物虽然不很牢靠，不是一种经久耐用的结构，但是却都带着欧洲建筑的风味儿，很有点儿洋气。周泉告诉他，这些平房，每幢都有一个客厅，两个房间，另外还配备着下房、厨房和卫生间。虽然没有电灯、自来水和抽水马桶，但是住起来也满舒服。周泉又告诉他，在这四幢平房之中，前列两幢是陈文英居东首，她和陈文雄居西首；后列两幢是陈文娣居东首，陈文婕和李民天住西首。周炳看见别墅里面每幢房子前面都有一个花圃，房屋、花圃之间都有圆石子铺成的小路做通道，就对他姐姐说道：
“姐姐，你这里真是世外桃源呵。”
周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没有说话。她把周炳让进自己那幢房子的客厅里，叫周炳坐下，在暖壶里给周炳倒了一杯热茶。周炳问：“姐夫呢？”周泉说：“咋天晚上睡得很晚，现在还没有起来——他总是这样的，每天要到吃中饭的时候才起来。”周炳又问道：“外甥们呢？都上哪里去了？”周泉又叹了一口气，回答道：“唉，有什么办法呢？孩子们都大了，国栋今年都十三了，国梁也十一了，也不能整天到处逛，到处耍呵。要找个学校给他们念书，这儿又没有学校，没有法子，只好临时找了一个熟人，给他们补习补习英文。其实呢，他爹能够自己教，那该多好，可他爹又不肯，说自己教自己的儿子教不成，何况他又没有那么多时间——我真担心，这场仗这样打下去，把孩子的学业都给荒废了。”等了半天，她又接上说道：
“唉，你说这里是世外桃源，可是我倒没有这种感觉。你站起来摸摸这堵墙，只要你轻轻一推，它就晃呀晃的，好像要倒的样子，连屋顶都晃动起来。这是什么建筑呵！这完全是一种竹织批**的建筑。你别看外面光光鲜鲜的，里面只有几根竹子，糊上一层泥巴，在外面再抹上一层石灰——这是什么房子呵，就好像纸糊的一样！比起我们广州三家巷那幢房子，才真是差天共地啦！总之，一切都不稳定，一切都浮浮****的。仗还要打下去，咱们明天不知道又该搬到什么新地方。到底哪一天才能回老家呢——一切都说不定，一切都是临时措施，这叫人怎么能安下心来过活呢？这只能说是临时避难的地方，哪里像什么桃源，唉，总之是样样都动**不定，兵荒马乱，六神无主……”
周炳把自己离开重庆以后怎么样到晋察冀前线去打仗的事情简单地跟周泉说了一遍，接着，就问道：“姐姐，你说起广东，我倒想起来了，广东的情况如今怎样了？”
周泉听见他这样问，又愁眉不展地叹了一口长气，半晌没有回答。后来才慢慢地说道：“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亡国奴的日子，当然不堪一提了。我想，用十六个字就能够说明全部的情况。哪十六个字呢？那就是：大劫大难。生灵涂炭。任人宰割。惨绝尘寰！”
周炳笑道：“姐姐，两年不见，你倒成了个诗人了。”
周泉严肃地回答道：“我如果能够成为一个诗人，那些诗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呀！”
周炳听她这么一说，心里有点着急了，连忙追问道：“姐姐，怎么了？咱家里没有什么意外吧？”
周泉放松了脸孔，和颜悦色地安慰她弟弟道：“不，我不是说的这些。咱家倒还好，区苏最近有信来了，说两位老人家身体都不错。他们都已经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真难得。二嫂跟贤儿也离开了震南村，搬回城里去住了，贤儿也念书了——当然，是受的奴化教育。”说到这里，周泉把声音放得很低，告诉周炳道：“二嫂的来信还说，冼鉴他们生意兴隆——这是一种暗语，你当然懂了。又说，西门口那个姓王的得了急症，身亡了，这又是一种暗语，你当然也是懂得的。”周炳一听，眼泪立刻簌簌地流了下来，哽咽着声音说道：
“唉，茅通死了。你看，真可惜呀！你看，真可惜呀！”
后来，周泉又说：“陈万利和何应元都回了广州，陈万利照样做生意，何应元还在汪精卫那边做了官儿，照样发财。有人说了他们不少的闲话，甚至有人说他们两个老头子简直都是女字旁。”听到这里，周炳笑了一笑。周泉最后说道：
“什么是女字旁？那不是个奸字么？至于他们到底算不算汉奸，那我就说不上来了。”
快到吃中饭的时候，陈文雄才从卧房里穿了一件上等英国呢子做成的晨褛，慢步走了出来。他一见周炳，就站定了，把客人好生端详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周炳面前，伸出手来，对周炳说：“在这样一个简陋的地方，用这样一种简陋的方式，穿这样一种简陋的衣服来迎接你，实在抱歉。可是，国难期间嘛，一切从简嘛，哈、哈、哈！”周炳看他的神气还是那种飘洒俊逸，落落大方的样子，好像对于世界上发生过的一切事情他都觉着满不在乎。坐下以后，陈文雄也不问周炳的来意，也不谈自己的情况，开口就说道：
“最近发生了你们所说的皖南事变，这不管怎么说，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你们是受了很大的损失了，是受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袭击了；国民党认为它们这一回是成功了，是占了便宜了。可是，照我看起来，国民党这样干是在替共产党增加资本，让共产党好在群众当中扩大宣传，说你国民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使得共产党这也有道理，那也有道理——哼，照我看，真是愚不可及！”周炳摸不透他的用意，就微笑地说道：
“敢是你给国民党当了参谋总长了？”
周泉坐在一旁，埋怨他俩道：“你们姐夫郎舅的，见了面都不好好地拉些家常话，光谈这些没搭撒的事情干什么呢？”
陈文雄望着周泉说：“爷儿们的事情，你永远不会了解。你是一位贤妻良母，你是一位贵妇人，你的纯洁的心灵永远装不下我们所谈的事情。”说到这里，他又转向周炳道：“你看是不是这样，你现在似乎是代表一个阶级来和我谈判的，如果我光讲一些冷暖寒暄的应酬话，你会觉得我非常庸俗，是么？”等到周泉面带愁容走开去张罗午饭的时候，周炳才缓缓地说道：
“我的言论是代表一个阶级的，这没有什么秘密。姐夫，你也代表一个阶级么？”
陈文雄说：“不，我是反对阶级论的。世界上本来不存在什么阶级。我刚才不过借用你们宣传的词句来说明某种情况。你看，好端端的整个国家的人，整个社会的人，怎么能凭空分出阶级来呢？比方说，我坐在这边，你坐在那边，我们当中有什么阶级么？事情很明显，我既不代表阶级，也不代表政党，我是一个纯粹的抗战派，凡是主张抗战的人和我都是一派。”
周炳进一步问他道：“姐夫，难道你不知道现在的中国抗战是有两条道路，两种做法的么？”
陈文雄点头承认道：“不错，有国民党的道路，有共产党的道路；有国民党的做法，有共产党的做法。这两条道路，两种做法统一不起来，这就是中国悲剧产生的原因。哪一派都应该冷静客观地承认现实：国民党有儿百万军队，有中央政府，还有一个比共产党大得多的党，难道说，这还不是领导么？这不是一种举足轻重的领导力量么？”
周炳驳斥他道：“姐夫，你这就不对了。全国人民都是由共产党来领导的。共产党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胜利的办法，并且每天都在努力实行；国民党什么办法也没有提出来，整天什么事儿都不做，专门想着投降，想着打共产党……我看全国人民不会答应的，陈文雄高声笑起来说道：“不要宣传。在这里用不着宣传。论宣传是你们有本领，国民党很笨，干不过你们……让一个严守中立的抗战派说句公道话吧：国民党本来是对的——道路对，做法也对。你翻开世界史看，正规的国家，正规的政府在战争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那么，对了的事情为什么又不能成功呢？那就是因为国民党贪污腐败，各谋私利，把本来对的事情也做坏了，把本来应该成功的事情也做失败了，这就便宜了共产党。共产党只有几个乡巴佬，只有几支破枪，怎么能成大器皿，成大气候呢？这就全靠国民党那种贪污腐败，各谋私利给他们提供了方便，造成了机会。”
谈到这里，周炳用一种政治活动家的，落落大方的姿势站起来说道：“姐夫，我去看看民天他们，等一会儿再回来吃饭。”随后他又加上说道：“不过……我想，你本来是一个独创家，本来是一个很有见地的总参谋长，可惜，国民党并不赏识你。他们不能考虑你的意见当中那些符合事实的地方，他们只能够沿着他们自己的岔路坚持走下去。”陈文雄听了，冷冷地笑了一笑。
周炳在西首后座那幢房子找到了李民天和陈文婕两个人。
客厅里面陈设简单，到处堆满了书籍、报纸和杂志，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学者居住的地方。李民天和陈文婕两个人一见周炳，就高兴得不得了，叫嚷着跳了起来。大家坐定以后，这对夫妇又恢复了他们一向表现出来的那种高雅、矜持、淡薄的神气。李民天微微一笑，有意压制着自己的感情，说道：
“十几年前，在上海的时候，我就看得出来，你一定是走这条路。”
周炳点点头，也学他那个样子，微微地笑着，说道：“是呀，老伙计，我也看得出来，你也一定会走你自己那条路。”
李民天说：“我自己的梦想固然没有实现，我还没有能够弄到一个自己的实验农场；可是，你那弄一个自己的大剧场的梦想不是也没有实现么？”
周炳说：“快了、快了。我那个大剧场的梦想快要实现了，不会等太久了。到那个时候，你的大农场的梦想也保险一定会实现。”
李民天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哀叹地说道：“那么，我只好等待，等待，再等待了……我的知识，谁也不感兴趣，谁也不需要，谁也把我看成可有可无的书呆子。目前，我该做些什么事呢？不错，在社会上，我的公开身份是一个工厂的筹备处主任。你表姐要办工厂，要办一个劳资合作的工厂，要振兴实业，我就来给她当筹备处主任。你要注意，一个农学家去筹办一个工厂——命运是怎样地在捉弄人呵！”
这个时候，陈文婕手里拿着一把茶壶，从厨房走出来，听见他们这样谈话，就站住了。她穿着一件杏灰色的秋绒旗袍，那浑身上下，纯粹是一副事业家的气概，十分冷静，又十分精明。周炳刚想说些什么，陈文婕抢先开口了。她说：“命运要捉弄的也不是一个人呵——我从走进社会的头一天起，就抱着劳资合作、实业救国的理想，这个理想，到现在我仍然坚持着。我认为，劳资是可以合作的，实业是可以救国的。可是命运给我安排下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我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碰到一个稍为顺当的局面，总是办这样不成，办那样也不成……现在是抗战了抗战又怎样呢？他们说，如果用进口的棉花来纺纱，再把纺好的纱来织布，那是太贵了，根本没有竞争的力量。就是进口洋纱来织布，那也不行，还不如直接进口洋布来得便宜。你们看，像这种情况，不单是农学家没有用，工业家又有什么用呢？”
周炳笑道：“所以我们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是在中国做一切事情的先决条件。”
李民天点点头，自我解嘲地说道：“是呀，仔细推敲起来，似乎不应该不承认这一点。”
陈文婕态度更加明朗。她一面坐下，一面很有风趣地说道：“完全应该承认共产党提的口号是正确的。虽然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也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共产党，但是我说老实话，我认为共产党的口号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不然的话，我能成为一个抗战派？我跟民天，我们俩都能成为抗战派？”说到这里，大家哈哈大笑一阵，空气十分融洽。后来，周炳又问他们道：
“那么，我姐姐呢？我姐夫呢？他们是什么派呀？”
陈文婕充满同情地说道：“你姐姐嘛，她是一个活菩萨。”李民天也接着说道：“你姐夫？他是一个口头的抗战派。他嘴里说抗战，实际上可什么事情也不做。他只专心搞他的炒买黄金和各种钞票的投机生意。至于他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那恐怕永远是一个谜，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他们一面喝着泡茶，一面畅叙离情。后来，陈文英跟陈文娣也走过来看周炳。大家对他不幸叫敌人把一只胳膊打残废了，都表示十分的惋惜。陈文英异常坚定地守着自己的立场，说道：
“你们看吧，什么样的和平都是好的，什么样的战争都是坏的。我敢以基督的名义宣布：任何的战争都是罪恶！表弟自己的经历可以替我证明这句话是永恒的真理。”她穿着一件黑天鹅绒的旗袍，显得圣洁和高贵。陈文娣和她姐姐刚好相反，她穿着一件粉红大花直颈驼绒旗袍，显得富贵和安康。听见陈文英这样说，她也表示自己的见解道：
“战争也罢，不战争也罢，跟我都没有关系。我们守仁——他是充满幻想的，他对于仕途还很有进取心；可我呢，我只能照顾自己的现实生活。我虽然不能说没有钱，但是我也知道金钱不等于幸福。要幸福，还得靠自己去创造。你们不要见笑，我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只要我每天都能够在幸福的生活当中——怎么说呢？我就满足了。”正说笑着，她们的下一代，十五岁的张纪庆、十三岁的陈国栋、十一岁的陈国梁、十二岁的李静、十一岁的何汝温都补习英文回来，一起来见周炳，一位在他们家里很少看见的八路军军官，大家都十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