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情况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冯大姐召集临时支委周炳、李英、蒋贵、赵老头四个人一起开会，研究对策。大家的情绪都非常愤激，说国民党这样倒行逆施，不过是想破坏团结，准备投降。冯大姐还提出了请大家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个车队到底应该后撤，还是应该继续前进。支委会上，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都主张绝对不能后退，只能继续前进。冯大姐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说既然要继续前进，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大家思索了一会儿，李英主张继续交涉。赵老头说：“李大姐的意见很好，可是你交涉尽管交涉，只怕顽固派始终顽固。”司机班长蒋贵提出，如果交涉不成，不如冒一次险，硬冲过去，看来那挺机关枪也阻挡不住他们。周炳想了一下，就说：“蒋贵的意见固然痛快，要冲也许冲得出去。不过这个车队能冲出同官，却不能冲过宜君，更不能冲过洛川；这也是白搭。”最后，冯大姐决定，一方面要告诉大家，继续提高警惕，防止出现事故；一方面由周炳出面，继续跟检査站交涉放行。
周炳接受了车队的委托，散会以后，马上到检査站去找胖子站长，跟他讲抗战、团结、进步的大道理。那胖子像个摇头泥娃似的，一味子摇头。到了下午，周炳第二次到检査站去，同样跟他讲道理，他也同样地一味子摇头。当天晚上，周炳第三次去会见站长，非常恳切地对他说：“如果检査站不放他们过去，那么，对抗战的事业会产生很坏的影响，会招致很坏的后果。”并且，“他后来又加上说即使退一万步来看，放行的问题暂时不能实现，也至少应该把机关枪撤去，对这个车队以友军相待，这样才是。”站长一味坚持他自己的看法，说第一，他们的护照没有有效期限，按规定只能通用十天，现在已经过期了；第二，照样说他们要査对所有的物品，如果不经査对，他们不能放行；第三又说车队里面的人员和名单不相符合，这个事情也要调査清楚，要找到适当的证明。至于撤枪的问题，他说不关他的事，他无能为力。末了，还说他很同情周炳他们这个车队，可是，他的职权有限，不能超过规定，办理通行的手续。周炳见不得要领，准备回旅馆去。他走到大门口，看到站岗的那个持枪的士兵对他微微笑着，旁边站着一个上士阶级的班长之类的人物，也对他微微笑着。那上士陪他走到马路外面，机关枪的旁边，悄悄地对他说道：“大哥，你应该知道，国民党这边办事情都得有‘孝敬’才行。”周炳问他孝敬给谁，他用下巴指示给周炳看，远远站着一个人，是一个少尉排长之类的人物。他走到那少尉旁边，对他说：“老兄，你能帮点儿忙么？”那少尉对他笑了一笑，说：“忙倒是可以帮，我认识我们的营长，我跟他有一点儿交情，我可以跟你说说看。”周炳说：“既然这样，那就拜托了。如果能够成事，那真是抗战的福分儿。”那少尉说：“这倒没有什么，我跟你奔走一下，说说人情，这都是可以的，我也不要你的报酬。可是，你难道要我空着手去见我的营长么？那恐怕不大好办吧！再说，这些弟兄们日夜辛苦，保护着你们，你们连一根烟都不请他们抽么？这恐怕也不大好办吧！”周炳说：“你知道的，我们八路军很穷，拿不出什么钱来。我们只打日本鬼子，又不骚扰老百姓，哪里有什么油水呢？”那少尉排长看见周炳拿不出东西来，脸色忽然一变，就非常正经地对周炳说道：“是，老兄，你讲得很对，我也很佩服。可是这样一来，我就没有法子跟你去说话了，那也只好让他们检查站公事公办吧！”说完以后，对周炳敬了一个礼，周炳也还了一个礼，那个人一扭头，就走掉了。
周炳回去，把这件事情对大家说了，大家都觉着很有趣味儿，乐不可支。那赵老头作古正经地对周炳说：“阿炳，这也是你的造化，让你学一学什么叫做人情世故，这对你有益着呢。”
第五天，情况逐渐地更加恶化。小鱼自己要求在车队旁边值班站岗——其实，他只是在马路旁边站着玩耍。不晓得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兵痞，一步一步地走到车队的旁边，好像要伸手去抓车队上的什么东西。小鱼看见，就大声叫嚷起来。那个兵痞听见小鱼叫嚷，就凶神恶煞地在小鱼的脸上扇了几个巴掌，把小鱼的脸颊都打肿了。周炳听见小鱼的哭声，赶到现场，那兵痞已经跑掉了。他把这个情况回去向冯大姐汇报，大家一商议，都觉着这是国民党故意派人来挑起纠纷，是情况逆转的一种征兆。
根据这种情况，支委会又作出了新的决定，一方面要大家做好准备，进一步提高警惕，防止任何事故的发生；一方面又做了一些新的规定，车队值班站岗的人由每班两个人改成每班三个人，日夜二十四小时都要站岗，所有外出的人，不能一个人单独行走，必须有两个人才能出去。周炳跟蒋贵一起到电报局去，打电报回重庆请示。他们打了一个加急电报，把这个地方的一些重要情况向重庆汇报了，希望很快得到重庆的指示。在客找里，李英跟赵老头两个人负责检查了所有的文件，凡是秘密的文件，不能泄露的文件，都一律加以销毁，防止顽固的反动派对他们进行意想不到的破坏。
当天晚上，夜深的时候，周炳、蒋贵、小张三个人值晚上的最后一班岗。纵使白天怎样子繁忙、劳累，周炳跟蒋贵都抢着要值那最艰苦的一班。五月的西北，满天的星斗都有一点儿凉意。整条马路上空****的，既没有人，也没有车子，看起来像一个黑黢黢的，长长的山洞。只有检査站门口跟小客找门口都挂着一盏小煤油吊灯，发出微弱的灯光，互相交映着。在这种微弱的灯光下面，实际上五步以外就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周炳正在黑暗中慢慢地行走着，忽然发现有一个黑影子朝他慢慢地走过来，他定神一看，原来就是检査站门口站岗的那个国民党士兵。那个士兵走过来以后，也不说话，就跟周炳并排着一起在车队旁边来回走着。走到第三回的时候，周炳忍不住问他道：“老兄，你可是有什么事儿么？”那士兵回答道：“没有事儿，一个人站着，孤零零的，怪寂寞，想找个人说说话。”周炳很有兴致地说道：“那敢情好，让咱们一道走，来它一个联防吧。”国民党士兵说那可不敢。你们是这个，是么？”说完以后他又举起右手的大拇指跟食指，做了一个八字的手势。周炳说：“是呀，我们是这个。”那士兵说：“既然如此，兄弟怎么敢高攀呢？你们打鬼子很勇敢，是全中国、全世界都闻名的。相比起来，我们就差得远了，我们连一个硬仗都没有打过，一直往后撤，撤，没尽没头地撤。人家都说，你们是天兵天将。”周炳判定这个人没有什么恶意，就坦然地对他说：“老兄，也不是这样的。你是人，八路军也是人，都是一样的有血有肉，要吃饭，要睡觉的人，不过，八路军是解放了的人，他们脑子里面多了一些东西，他们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打仗的，不是为了自己吃饭糊口去跟别人卖命的。不敢说他们特别勇敢，所不同的，只有这么一点点。”那士兵接上说道：“你们对待俘虏也很讲义气。过去，你们跟老蒋打的时候，对待俘虏很好，有几个俘虏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对我说得确确实实的。如今，你们对待鬼子兵的俘虏也很好，你们真讲义气。”这时候，远处、近处响起了一声、两声的鸡啼，周炳笑着说道：“老兄，你搞错了，那也不是什么义气不义气，那是我们的政策。我们认为，国民党的士兵也好，日本鬼子的士兵也好，他们大多数都是贫苦的工人、农民，都是我们的兄弟。他们打我们，是被迫这样做的，或者是受了别人的挑拨怂恿这样做的，不是他们的本心。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虐待他们呢？”那士兵喷喷称羡道：“老兄，你太客气了。你们除了那些好处以外，还有一个大大的好处，就是你们讲道理。你要知道，在我们国民党的队伍里面，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或者不妨说，是完全不讲道理的。自己对自己，上面对下面，军队对老百姓，都是蛮不讲理的。你们就好在这一点，对什么人都讲道理。”周炳只是简单地“欸——”这样子应了一声，没有多说话。两个人结着伴，又在车队旁边来回走了四五遭。这个时候，各处的鸡声都此起彼伏，此伏彼起地叫了起来，很有点儿热闹。那士兵后来就站着不动了，周炳跟着他也站着不动，那士兵在周炳的耳朵旁边低声说道：“老兄，你们天天去跟检査站那些人讲道理，其实是没有用的。我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权放你们通行，他们只是在那里跟你们打官腔，瞎扯淡。他们的用意不过是想敲诈你们几个钱。你们真是把钱花了去，他们也不会把你们放行。老兄，你得注意，千万别上当，千万别上当！”周炳对他拱了一拱手，说道：“谢谢老兄的指点。”说完以后，两个人就分开。周炳去跟蒋贵、小张他们会齐；那士兵也回到检査站的门口，像一根木桩似地站着不动了。周炳把士兵刚才那番话对蒋贵跟小张说了，大家都非常高兴，觉着自己虽然暂时被困，但是他们并不孤立。
天亮以后不久，重庆的回电就来了，重庆办事处指示他们要“沉着坚定，据理力争”，除此以外，还要记住“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斗争到胜利。众人看见重庆这样指示，觉着重庆办事处的决心很大，信心也很足，他们自己的信心因此也一倍几倍地增加了。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决不后退，一直斗争到取得胜利为止。
第十一天，双方仍然僵持着，局势没有一丝一毫的进展。检査站的胖子站长似乎越来越胖了，举动说话都表现出更多的饱气。按照赵老头的评论，简直是“吃了三斤肥肉的一般”。当天下午，国民党那个少尉排长之类的人物又出面了，他跟周炳现在已经成了很熟的朋友。他对周炳说，国民党有另外一位长官要约他见面。看见周炳犹豫不决的神色，他就加上说道：“老兄，这回可是跟上回不同，这回要跟你见面的人官儿大得多，权力也大得多。”那少尉走了以后，周炳就跟冯大姐商议对策，他根本不相信有什么更大的官儿要找他，也不相信跟那些官儿见面会有什么结果。可是冯大姐说：“去一去吧，去一去反正咱们也不吃亏。”周炳听见冯大姐这样说，也就不再说什么，缓缓地向检査站信步走去。他每天都要上检査站去三回五回的，也就成了那儿的熟人，既没有人盘问他，也没有人阻拦他，也用不着什么通报，他就昂然直入地走进了那个大办公室。他在门口站定，往里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原来这回不是李民魁，却是他的亲戚，他的表姐夫何守仁。他忍不住惊叫了一声：
“哦——”何守仁连忙站起来，说道：“不错，没有想到吧，是我。是我叫他们请你来的。坐吧，坐吧，不用客气，反正都是自己人。”周炳满腹狐疑地坐下，何守仁站起来，亲自给他倒了茶，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就寒暄叙旧起来。何守仁首先问他在重庆的时候见过他表姐陈文娣没有。周炳说，他已经见过他二表姐，她可会料理自己了，可会打点自己了。她不单是春风满面，并且越来越发福了。何守仁满意地点点头，又问他看见自己那小淘气何汝温没有。周炳说，何汝温他也见着了，满聪明，满体面的。何守仁又满意地点点头，微笑着。周炳不想在这个时候跟他谈什么正经事，就问他官居何职，为什么会跑到陕西地面上来。何守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回答道：
“有什么职务呢？还不是一个破专员！其实，跑到这样苦寒的地方来当一个专员，还不如在广东当一个县长呢。欸……”周炳又问，何家老太爷跟陈家老太爷如今在什么地方，身体可都健壮。何守仁又叹了一口长气，才慢慢地说道：
“我们家老头子如今已经回广州去了，他在那里还担任了一些什么公职。他自己想，香港是别人管辖的地方，终归不是一个中国人长久停留的所在，因此，他就回到自己的家里。可是一回到家里，你看那许多人，都登门来啰嗦他，纠缠他，要他出来维护秩序，替桑梓尽一点力，也保护一下咱们的中国同胞，免得受日本人欺凌，或者不如说，受过分的欺凌。我们老头子也就答应了。老弟，你看，这样一来不要紧，禁不住别人又说起闲话来了，又说他是顺民哪，又说他是汉奸哪，什么不好听的话都说出来了。有谁知道他的一番苦心呢？”说到这里，何守仁故意停了下来。可是，周炳也不追问，只是默默无言地等待着，不久，何守仁又往下说了：
“至于陈家老太爷，我那个老丈人呢，他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在香港可以做买卖，在广州也同样做买卖。英国人来了，他是大老板；日本人来了，他还是大老板。他回广州以后，生意倒是越做越大了，他现在更加富有了，这也难怪，买卖人嘛，有奶便是娘嘛。说起来，他做人也跟我们家老太爷不一样，他多么灵活，多么乖巧，多么善于观测事变，多么善于把握机会！不像我们家那个老太爷，笨笨拙拙的，一句漂亮话也说不出来，一个人也不会去拜候，纯粹是一个腐儒的样子。这又怎么比得上陈老太爷，钱赚得多，社会上面子大得多，可是，没有一个人说他的闲话，好像他这样做完全是合情合理似的。你看一个人会做人跟不会做人有多么大的区别！”周炳不想在这个时候研究这些事情，更不想在这个时候跟他讨论何、陈两家老太爷的是非，就用话支开他道：
“表姐夫，你既然是当了专员，怎么会跑到这个小县份来呢？”何守仁拍着手说道：
“问得好，问得好。说起来，我这次到这个地方来，确确实实是狗抓耗子——多管闲事。只因为你们这个车队卡在这个地方，问题拖了很久还不能解决，所以，他们就打起我的生意来了。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看，这不是真真正正的多管闲事么？”
周炳听见他这么说，觉着有点儿恶心。他无可奈何地站起来，在大办公室里转了两个圈子，想走又不能走，留下来又不舒服，真是没有办法。后来，何守仁自己接着说下去道：
“不过，老弟，你不要担心，你不要以为我是国民党员，又是国民党的官吏，那都没有什么关系。你很了解我，我这个人从始至终，从小到大，都是坚持一种超然立场的。对于国民党跟八路军当中的纠纷，我抱着很客观的，超然的态度——这就是说，公平合理的态度。”
周炳带着一种极端不信仟所造成的烦恼，如坐针毡似地坐了下去。但是，同时在座位上左右摇摆着，挪动着，不得安宁。何守仁装着一种笑嘻嘻的，非常公正的样子，对他说道：
“我倒有一个建议，不知道能不能说出来——其实说出来也不要紧，大家听听，不碍事，是么？我自己是力求公正，力求不偏袒任何一方，力求能把这件事情稳稳妥妥地解决下来的。”
周炳用一种麻木的表情催促他道：“你有建议，那太好了，请说吧。不管什么建议，我想我都能忍耐着听完。”
何守仁得意地搔搔自己的脑袋，扒扒自己的头发，说道：“那也很简单，不过正因为简单，所以做起来容易，效果也好。你别急，我是想这样建议：你们所有的男子都留下来，往回走，回重庆去。我跟检查站说一说，让车上的妇女、小孩跟物资都通过这个检査站，让你们这个车队在没有男子的情况之下到达延安周炳一听，觉着好笑，就不假思索地反驳他道：“老兄，按你这么说，男子都留下，那车队怎么能到延安去呢？你要知道，这个车队三个司机碰巧都是男的呵！”
何守仁笑道：“这个你放心，我早有安排。我们给你另外派三个司机就是了，有什么难的呢？”
周炳呼啦一声站了起来，指着何守仁的鼻子质问道：“当初——十年以前，在东沙江上，如果我们那个时候按照你这个主张，只救妇女，不救男子，那也行么？”
何守仁嘻皮笑脸地说道：“你别瞎扯，老弟，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我的建议却是惟一可行的办法，你要慎重考虑。”
周炳断然地拒绝道：“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你的建议不过是一种胡说八道，根本不成为什么建议。”
何守仁想发脾气，终于没有发作出来。他只是用手指频频地叩着桌面，对周炳说道：“想不到你现在这么大年纪了，说话还这样没有分寸。做人处世，总得有点章法，守点规矩。现在是国民党在领导着抗战，它是不许可任何人随便捣乱的。”
周炳也抗声说道：“你的话我早听见了，可惜等于没有听见，因为我并没有随便掩乱。”
何守仁坚持道：“你还不算捣乱么？我跟你说话你都不相信，任何人跟你说话你都不相信，这还不是捣乱么？你不听我的劝告，只有自己吃苦。”
周炳冷冷地笑着坐下来，一面坐一面说道：“对，我自己吃苦，我这一辈子都是自讨苦吃，从来不怨天尤人。”
何守仁点着了一根香烟，猛猛地吸了一大口，差一点儿把半根烟卷都吸掉了，然后说道：“年轻人，不要过于傲慢吧，我看你那只右手是残废掉了，这大概也是因为你傲慢的缘故。一个人傲慢就得到这样的结果，如果是一支军队呢——一支军队傲慢起来，那结果就更悲惨了。你要是不相信，你就想一想过去不远的皖南事变吧，那就是你们那个新四军傲慢极了的结果。”
周炳一听，就像被一根弹簧弹了出来一样，从座位上跳将起来。他浑身颤抖——嘴唇颤动着，两只手——残废的，不残废的，都在颤动着，陷入非常激动的情绪之中。他举起僵直的右手，指着何守仁的鼻子，厉声抗辩道：“你们国民党干的全是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了要投降，就把一支最英勇的抗日部队看作敌人，对它进行罪恶的偷袭！你们有几百万军队，可是你们领导什么？广州失守那么悲惨，是你们领导的么？在广州，在广东，你们扔下了几百万、几千万的人民，置之不理，人民还要跟着你们走么？”他这样说的时候，整个人都显得非常威武，非常雄壮。
何守仁自知理亏，但是仍然强辩道：“那是一种战略。你懂得什么？”
周炳恢复了镇静，用一种蔑视的态度说道：“好一种战略！幸亏全国人民没有跟着你们的战略逃跑，不然的话，现在全国人民都要逃到国境以外去了。我老实不客气地跟你说一句知心话吧，人民信任谁，跟谁走，谁就是领导！从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开始，到在整个抗战运动当中，中国各个政党的，言论和行动，看整个局势的发展，你就不难领悟——历史是多么地冷酷无情呵！”
何守仁听了他的话，只顾发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