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飞快地过了两个月。最早的轻霜已经开始出现，花圃里的波斯菊跟菜园里的西红柿都枯萎了，什么东西都变得干燥起来。英明的党中央纠正了反特扩大化的偏向，保卫了伟大的整风运动的辉煌成果。延安县从县委机关开始，陆续开展了“脱帽”运动。李为淑跟张纪贞一马当先，带头轻松愉快地脱了帽。何守礼跟张纪文却闹了一些别扭。脱帽运动是以个人主动地找组织谈话的方式开始的。李为淑跟张纪贞都找杨生明谈了，而何守礼跟张纪文高低不肯去谈话。
曹店区助理员刘满浩主动去找何守礼，把中央的精神详细地对她重复说了一遍。何守礼说：“道理我都知道了。你想想看，好容易我才把帽子戴上，如今要我脱下来，那可不简单。我不愿意脱，谁愿意脱谁就来脱吧。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人格，谁高兴这么揉过来、捏过去的！”桃林区助理员任步云也主动去找张纪文，也像刘满浩一样，把中央的精神详详细细地重复对他说了一遍。张纪文大声吆喝道：“什么胡球日鬼！难道说你要我戴就戴，要我脱就脱么？你知道，戴帽是我的自由，我愿意戴就戴上；脱帽也是我的自由，我愿意不脱就不脱。谁也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这回，帽子我是戴定了，一直戴到进棺材那一天为止。你让郝书记来给我脱帽，我还不一定高兴呢。”
县委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经过一番考虑，决定让学习大组召开大会，由郝书记亲自出席讲话，来向大家赔礼道歉，并且重申党中央一向重视和保护知识分子的政策。大家听了以后，这才心悦诚服，连何守礼、张纪文也都脱了帽。
全大组都重新对自己的思想作风做了检査，继续用开头一段整风运动的精神认真检査了各人自己的错误。杨生明检査了自己跟知识分子合不来的问题，说他跟知识分子接触，总感觉得格格不入，这其实是一种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吴生海检査了自己瞧不起别人，以为别人是只会口说，不会实干的文化人，以为一个人越没有文化越是革命的错误思想。刘满浩检査了自己总是喜欢拿知识分子来开玩笑，对知识分子很不尊重。任步云却检査了自己对知识分子漠不关心，保持一种冷淡的、疏远的态度的错误。张纪贞检査了自己的傲慢任性，不能虚心接受群众的改造。李为淑检査了自己的胆小怕事，不敢进行原则斗争。胡杏也对大家做了检查，说她没有能够很好地把上面的政策往下贯彻，也没有能够很好地把下面的意见往上反映，证明思想上还有一些个人打算这种不纯洁的东西掺杂在里面。可是大家众口一词，都不同意她的检査。大家认为她在这次抢救运动当中表现是非常好的。她一方面能够把上面的政策很好地贯彻执行，一方面又能够实事求是，没有搞出别的什么乱子。在整个运动当中，她都能够任劳任怨，毫无私心杂念。这样的同志，简直应该受到表扬。大家七嘴八舌地把胡杏的脸说得通红，怪不好意思。
没有想到何守礼跟张纪文又闹了一次小小的别扭。他们看见胡杏受大家表扬，互相在暗地里藐嘴藐舌，不以为然，却又不便发言反对。当轮到何守礼跟张纪文两个人发言的时候，他们差不多一齐开口，说既然杨生明、吴生海、刘满浩、任步云都把问题讲清楚了，事情就已经解决了。只要他们好好改正错误，相信以后大家会相处得来的，他两人也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后来，经过李为淑跟张纪贞两个人的严肃批评，他们才改变口气。何守礼检査了自己那种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张纪文也检査了自己那种闹地位，闹特殊，破坏制度，破坏纪律的自由主义。到这时候，一次几乎长达两年之久的整风学习就圆满结束了。
周炳因为工作的需要，又要调去重庆了。他这一次到底要去多久，谁也不知道，他自己也同样不知道。他首先到曹店一乡找到何守礼辞行。何守礼问他对自己有什么意见，要他临别赠言。他就老老实实地劝何守礼不要过于重视个人。不要把个人的东西看得太大，太眼紧，太放不下……其次，他到二乡找着李为淑。李为淑也要他临别赠言。他就告诉李为淑，在集体生活当中，不要筑起一道防线来保护个人。接着，他又跑到桃林三乡，找着张纪贞，跟张纪贞说，在革命大家庭中，不要放纵个人。最后，他跑到桃林四乡，找着张纪文，对张纪文说，在有组织，有纪律的社会里，不要神化个人。事后他们凑在一起，谈起周炳的嘱咐，都说周炳劝他们四个人反对四“个人”，都觉着怪有意思。
有一个黄昏，周炳叫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难住了。他计算行期，也就在这一两天。该去辞行的地方都去过了，就剩下一个地方没有去，延安县委。他有心避开这件事，老是躲着、拖着，不希望到那里去找胡杏话别。他非常想去，想去看看胡杏，但是不跟她辞行，不说告别的话。任何辞行告别的话都将会引起一个非常难堪的局面。他想不去。可是不去的话，在情在理都说不通。他怎么能够不跟胡杏说一句话就悄悄地溜到重庆去了呢？那将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三心两意地反扣了窑门，走到延河旁边，遛达了一会儿，又悄悄地走回招待所来。
没想到，他这种焦躁不安的心情却被田家坪招待所的通讯员孙福贵看出来了。他是一个矮矮胖胖，圆头圆脸，穿着一件过于宽大的棉袄的“小鬼”，对客人非常热情，学习文化跟政治也很积极。他看见周炳每次从重庆回到延安来，都住在他们招待所里，又不知道周炳干什么工作，只因为周炳给他们做过几次时事报告，就把周炳叫做周政委。这天晚上，他发觉周炳出去走了半天又回来，就给周炳提了一盏擦得非常干净的马灯来，放在周炳的桌子上，擦亮洋火，把它点着，对他说：“周政委，你要出去，还是带上灯好。”说完，把灯罩摁下，就走掉了。
还是孙福贵这盏马灯替他拿了主意。他提着这盏灯，快步走到二十里铺延安县委。可是，走到胡杏的窑洞门口，他又有点踌躇起来了。他不想声张，只是轻轻地推开窑门，探头向里面，好像一个小偷似地张望着，见胡杏正盘腿坐在炕上，对着一盏小油灯学习。他踮起脚尖儿，轻轻地走到胡杏身边，一面举起那盏马灯向她示意，一面在她的耳朵边悄悄地说道：“小杏子，咱们出去散散步吧。”胡杏看见他那鬼鬼祟祟的样子，就说她今天割了一天谷子，身体非常累，不想再走动了，让他到炕上坐。
周炳没有上炕。他只是一口把马灯吹灭了，自己独个儿坐在地上那张镢头把子上面，不动也不说话。过了好一阵子，还是胡杏开口问他道：“哥，你这么晚提着马灯来看我，敢情有什么事儿吧？”周炳没有回答，觉着胡杏这是在明知故问，心里面还有点儿怪她。这样子，他们两个人又相对无言地坐了有一袋烟工夫。周炳觉着，这样相对无言地坐着就非常美妙，就是他最理想的一种生活，或者是最幸福的一种生活。他不想动，不想说话，又不想走，生怕打破这种幸福的和谐，使自己回到庞杂的现实生活里面去。
胡杏又问他道：“怎么了，哥，你是不是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了？”周炳同样没有答话，觉着胡杏把问题越扯越远，心里面还着实怨她。
胡杏料想他心中有难言之隐，第三次催问他道：“哥，有什么话，你尽管吩咐吧。我留心听着。”
周炳用一种低沉得不能再低沉的声音说道：“我又要走了。”胡杏点点头，说：“我早料到了。”
这个时候，胡杏的眼圈红了一红，周炳的鼻子酸了一酸，两家就都不说话了。
周炳茫然地望着胡杏的脸孔，好像在等待什么奇迹。不久，奇迹果然出现了。胡杏那张左边带着一个又大又深的酒窝儿，浅棕色，娇憨的莲子脸儿上面，突然显现出一种平时隐藏得很深，不大容易碰到的，罕见的美——这种罕见的美是那样高贵，又是那样忧郁，恍恍惚惚，闪闪烁烁，若有若无，时隐时现。周炳不敢怠慢，愣愣地瞪大着眼睛，贪婪地望着胡杏，欣赏着，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一瞬间。一秒钟，两秒钟……说也奇怪，这回胡杏的秘密的显现却持续了差不多半分钟。周炳感到特别沉醉，屏着气，不敢呼吸，不敢打搅，希望把奇迹显现的时间尽量延长，好使自己能够看得心满意足。胡杏看见他这个样子，先就笑了起来，缓缓地说道：
“哥，你怎么这样子瞧我？你莫非又傻了么？难道你还不认识我么？”
周炳像喝醉了酒，陶陶然地答道：“你——我倒是认识的。不过刚才那一眨眼之间，我好像反倒不认识了！”
胡杏听见他越发说起傻话来，就赶忙用别的话岔开他道：“哥，说老实话，你也算奔波了半辈子了，也应该有个比较安定的工作岗位才好，你说是不是呢？”
周炳有点惊讶，又不想在这个时候讨论这样一种问题，就无可无不可地说道：“是么？你怎么也说出这样的话来了？你觉得我现在的工作很不安定么？我可没有这样想。我觉着，长年长月地重庆、延安，延安、重庆这样跑来跑去，恰恰就是非常安定。”
胡杏叹口气说道：“欸，重庆……”她说了重庆两个字，下边好像还有很多话，却没有说出来。
周炳用很高的嗓门说道：“重庆怎么样？重庆是前线！跟你树哥在晋察冀前线，跟你松哥在晋绥前线一样，重庆的同志们都在前线。”
胡杏连忙分辩道：“哥，你别急，你别急。我当然知道重庆是前线，在重庆工作的人们都是光荣的。并且我还知道重庆是不带枪的前线——不，应该说是敌人带着枪，而我们不带枪的前线。在那里工作的人们更加光荣，更加伟大。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不能够——”说到这里，胡杏的喉咙哽咽着，说不下去。
她从炕上跳下地，拿起漱口缸子，在炭盆上倒了半缸子水，自己喝了两口，把其余的递给周炳。周炳一口气咕噜、咕噜地把水喝完了。她又让周炳在坑沿上坐下，自己站在周炳的右边，用两只手亲切地抚摸着周炳那只僵直了的右臂。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继续往下说道：
“我不能够让敌人再伤害你。哪怕再伤害你一根毫毛，我也不能够允许！你年轻的时候，是有名的美男子。你那个时候身体壮健得跟一头公马一样。可现在，你看敌人把你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周炳大笑起来道：“要国民党不敢伤害我，那就要靠你两个哥哥了。要是树哥跟松哥他们在前线打仗打得好，不断地打胜仗，国民党就害怕咱们，就不敢加害咱们。如果他们打仗打得不好，老打败仗，那国民党就瞧不起咱们，野心就膨胀起来，那个时候就很难说了。”
胡杏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不管怎么说吧。两只手指，一条胳膊，那多么值得惋惜呵！”
周炳爽朗地笑着说道：“我的身体是不是很健康，我不敢说。可是我的左手还在！它能够打枪，也能够写字，这却是事实。”胡杏心疼地叹口气说：“唉，你这个傻瓜，叫我怎么对你说呢……总而言之，你年纪也大了，也应该安排一下个人的生活了。”周炳深思地点点头，又摇摇头，望着胡杏的脸，说道：“个人的生活么？我们还有什么个人的生活呢？什么都忘了，全忘了。个人忘了，个人的生活也忘了。严格说起来，我们在蒋管区的时候也已经没有什么个人的生活。何况来到解放区，来到这么一个全新的社会里，还有什么个人的生活可言呢？真好笑。”
胡杏声音稍为有点沙哑地说道：“正因为这样，所以人家笑你是傻瓜。”
周炳用铜钟一般的演员嗓子高声朗笑道：“哈，哈，哈……笑吧，笑吧，笑吧。让他们痛痛快快，自自在在地彻底笑一顿吧。让那些乖巧的人笑咱们傻吧。他们越笑，人数越少；咱们傻子越叫人笑，人数越多！这有什么不好呢？在国民党统治区，像陈文雄、陈文婷那样的人最爱笑咱们，现在连他们本身也消失了，不能够再讥笑咱们了。在解放区，把咱们当做笑料的人本来不多，经过整风学习，如今连他们本身也都逐淅、逐渐地变成傻子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我看笑吧，让他们尽情地笑吧。”
胡杏像一个因胜利而骄傲的孩子似地，半带撒娇地质问周炳道：“那么，看起来，你连一分一毫的个人生活也没有了？”
周炳匆匆忙忙地，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没有。”紧接着，他又立刻否定自己道：“不，不是完全没有，还有那么一点儿。有一点儿什么呢？我本来自己孑然一身，了无牵挂，如今心里面总有一样东西，总觉得舍不得你！这就是我的个人生活，这就是我的秘密。谁也没有法子看得出来，谁也不会知道。”说着，说着，他用自己那只僵直的右手抓住胡杏的手，用自己那只灵活的左手抚摸着胡杏的头。胡杏柔顺地站着不动，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盯着那张饱经风霜的俊俏脸孔。
过了一阵子，胡杏摆脱周炳两只大手，嗤、嗤地笑着，走到纱窗底下，回过头来说道：“我又没有说我自己，我又没有说我自己。你还经常跟我见面，机会是不多，也算经常，你还有什么舍不得呢？比起我两个哥哥，一个在晋察冀，一个在晋绥，离得不是很远，可我来延安五年了，还没有见过他们一面！要是从在震南村分手的时候算起，我们没有见面已经有十二三年了！他们过得好好的，我也过得好好的，彼此都没有说舍不得。”
周炳接着就说：“可不是么？你自己的话就证明了一个真理。你说我傻，你两个哥哥比我更傻，不是么？可见天下还是傻瓜多，讥笑傻瓜的人总是少数，并且越来越少。”
周炳忽然想起，这回自己到重庆去，将要从事一番豪迈奔放的事业，过一番惊涛骇浪的生活，感情也顿时豪迈奔放起来了。他觉着要迎接这种豪迈奔放的生活，最好能够喝上几杯酒。可是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没有酒可以喝。他跳下炕来，自己拿起漱口缸子，在炭盆上面倒了一点温开水，又跳上炕，一口气把它喝了下去。猛一回头，他看见胡杏正趴在炕几上拨亮那盏油灯，把那朵小小的灯花弄得毕剥作响，便对胡杏说道：“小杏子，我也要问你一句。你为什么也不好好地安排你个人的生活呢？”胡杏听见他这样问，就跳下地来，把窑洞里所有的东西都随手收拾了一下，把那一张放在地上的镢头也拎起来竖在窗前，转过身去反问周炳道：“你怎么说我没有个人的生活呢？这一切——你用眼睛四面看一看，你亲眼看一看吧！”周炳顽皮地笑道：“是的，我看见了，我摸着了，我闻到了。我从你的手上摸出很多粗糙的老茧来，那证明你整天抓着镢头，握着镰刀；我从你的头发里嗅到一股太阳的香味儿，还有一股干草的香味儿，那证明你整天在太阳底下活动。除此以外还有啥？难道说这就是你的个人生活的全部么？”胡杏不同意地分辩道：“岂止这些呢？你再仔细看一看就知道了。我有一个很好的窑洞，有许多整整齐齐的衣服，还有很多很有价值的书。"说到这里，周炳又插话道：“别那么忙，你那些书有一多半是我的。”胡杏坦然承认道：“对、对。有一多半是你的。谁叫你没有个家呢？可见我个人的生活已经比你优裕得多！从前，我穷得连一根裤腰带也没有。如今，我不单衣、食、住都搞得很妥帖，并且还有一块波斯**圃。生活有多么美好！难道你没有看见么？”周炳含蓄地反问道：“这我都看见了。难道说，除了这些以外，你就再没有别的要求了么？你感觉着你的生活已经非常充实，非常愉快，什么缺陷都没有了么？”
胡杏听出这里面有些跷蹊，就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才对周炳说道：“不错，我的生活虽然充实，虽然满意，但是还有缺陷。这回搞抢救运动，我就觉得很遗憾。我是上下不讨好。既得罪了杨生明、吴生海、刘满浩、任步云这些人，又得罪了李为淑、张纪贞、何守礼、张纪文这些人。有什么办法呢？我相信他们会明白过来的。另外，我的父母都在广东，这也是一个缺陷。他们都老了，病了，又远隔万里，虽然牵挂，也没有办法。其次就数到我两个哥哥，他们都在部队里，长期不能见面。不过我想他们在部队里也跟我在这里一样，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因此也用不着牵挂。还有一个最大的缺陷，也是我最牵挂，最不放心，最想念的，就是有那么一个怪人——这个人哪，比所有的人，我都想念得多，牵挂得多，不放心得多！”
周炳也从炕沿上猛然咚的一声跳下地来，走到胡杏的跟前，和她面对面地站着，眼睛对眼睛地望着。他们两个人站得这样贴近，连彼此的呼吸都听得清清楚楚。周炳把那只残废的胳膊搭在胡杏那斜斜的肩膀上，又用那只左手搂着胡杏那细细的腰，就那样子站着不动，也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窑洞里很寂静，只有油灯发出微弱的嗞嗞的声音。窑洞外面，穿越山谷的一阵秋风横扫过去，把沙土撒在纱窗上，好像有什么人用一把大扫帚在上面匆匆扫过一样。忽然之间，周炳觉着自己头晕目眩，站立不住，便把浑身的重量都压在胡杏的肩膀上。又过了不知多长时间，胡杏嗤嗤地憨笑着，脱身走开了。周炳也从迷迷糊糊的梦境中惊醒过来，跟胡杏一样傻笑不止。他们笑得那样酣畅，那样尽兴，那样纯真，好像他们双方都在表白什么东西，倾诉什么东西，庆贺什么东西一样。他们那黯然魂销的离情别绪也在这种神秘的笑声中抒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