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一个月，已经到了一千九百四十八年的三月中。大雁已经从南方逐渐地回到北方来；越过冬天的小麦，已经从冰雪泥泞的大地里冒出头来；春天已经真正来到了。王庄三个村子的土地改革运动也已经到了决战前夕。大家磨拳擦掌，准备斗争地主、富农，斗争旧基层的坏干部，并且准备将地主跟富农扫地出门。大王庄、北王庄、南王庄三个村子的空气都非常紧张，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群众在街头巷尾，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地窃窃私议，多方猜测，都不明白这个工作怎样开始，也不知道工作组整个部署，只知道早晚会有什么惊人的行动。’吴生海在工作组里面，做了比较周密的部署：斗她主的时候，要求大家全体出动，一齐上阵；斗争富农的时候，按照十个富农，将贫农团分成十个组，土改工作组盼同志每个人参加一个组，斗争党员和干部的时候，由五个人具体负责，张纪文负责斗争赵国光，何守礼负责斗争贾宜民，周炳负责斗争郑得志，胡杏负责斗争王福嫂，吴生海自己负责斗争蒋忠顺；整个工作组的指挥工作也由吴生海担任。大家的任务分配停当，各自分头去准备，随时把准备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向总指挥吴生海汇报。
这些天来，工作组里面各人的情绪很不一样。吴生海、张纪文、何守礼、杨承荣这几个人是兴致勃勃，笑口常开的；李为淑跟张纪贞两个人，按着组织上的部署，勤勤恳恳地工作，既不感到特别的高兴，也没有什么格外的担忧；江炳跟区卓两个人，虽然觉着许多事情值得怀疑，仍然迷迷糊糊地随着大流走；只有周炳跟胡杏两个人，感觉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十分担忧，生怕按照这种部署，一捅出什么漏子来，就会弄得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因为饭吃不下，觉也睡不安稳，他们两个人都瘦了。他们彼此都把真相隐瞒着，不向对方说出来。他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整个工作组里面，他们两个人正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在最近这两三天里面，胡杏曾经分别找贫农团里面的王洛正、王玉成、郑得望、赵国华、王祖业这几户人家谈过话。她恭恭敬敬地虚心向他们请教，贫农团所划的那十户富农，除了王三杠子那三户，很明显是划对了的以外，其他七户人家，到底是不是富农。王洛正眯起一双眼睛，把胡杏望了很久，然后心疼地说道：“胡大姐，我老实告诉你吧。你们到王庄来，也已经有八个多月了。看见你们这样子日夜操劳，我实在觉着于心不忍。其实，你们所划的那十户富农，只有三户是真的，其他七户都是假的。我跟他们每户都打过短工。他们的情况，我多少知道一点。”胡杏责备他道：“你既然这样想，为什么在贫农团的会议上，又不提出来呢？”王洛正替自己辩解道：“胡大姐，别难为我。我不是跟你讲过么？我惹不起呀！万一我讲了出来，岂不成为包庇富农了么？这个罪名，试问我担当得起么？再说，土改分田，谁不想多分点东西？我怎么能够把大家吃进嘴里的肥肉往外抠呢？”
其他的人不像王洛正这么熟，也不像王洛正这么豪爽。他们回答胡杏的问题，总是吞吞吐吐，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王玉成表示，他们几户人的情况，他不太了解。按早几年看，没有听说过他们是富农。至于近两年怎么样，他就说不清了。郑得望的回答是，他也不了解那七户人家。他认为可以找更多的人问一问，多方打听一下，也许能够打听出真情。赵国华却认为，既然贫农团已经通过他们是畜农，恐怕也不好再怎么更改了。王祖业比较干脆，认为谁是富农，谁不是富农，都不能空口说白话，只要把他的剥削账算准了就行，就可以明明白白地决定下来了。不管他们的回答怎样千差万别，胡杏从里面听出一个道理：所有的人都不能肯定，那七户人家就是富农。
有一天早上，胡杏单独一个人到屈县县委去找副书记麦荣大叔。麦荣恰好正在开会。她就坐在接待室里，等了约莫一个钟头。麦荣开完会，看见了胡杏，就把她带到自己的宿舍里，非常热情地款待她。胡杏仔细看看麦荣，仍然像在广州的时候一样，精神奕奕，热情健谈，只是他的头发有一点灰白，他的腰杆也更加弯曲，问起来，他已经是快五十岁的人了。
他们先谈起广州许多人，又谈起延安许多人，最后，才由胡杏把王庄土地改革运动，这八个月来的情况，一件一件地向麦荣汇报。麦荣坐在一旁，细心地听着，不住地点头。他没有发问，没有插话，也没有做记录。对于胡杏提出来的种种问题，他也没有做具体的回答，只是十分关心地、全神贯注地听着。胡杏讲完了，他又带她到饭堂去吃饭，吃完饭，才打发她回王庄去。临走的时候，他十分平静地对胡杏说道：
“这样子吧。听了你的汇报，对于王庄土地改革运动的情况，它的前前后后，各种各样的做法，我已经比较明白了。你们先在工作组里面，把这些问题摊开，讨论清楚，然后给县委写一个书面报告。意见一致最好。不一致的话，就把不一致的地方，在报告里写清楚，送到县委来。县委准备就王庄的问题讨论一次。”
胡杏从麦荣那种又亲切，又信任的态度里面，得到了很大的鼓舞。当天下午，她回到北王庄，决定先找张纪贞个别谈一次，把北王庄的问题弄得更清楚一些。她走进张纪贞的住处一看，想不到李为淑也在座。她心里面更加欢喜，觉着跟她们两个人同时深谈一次更好。她们两个人坐在炕上，见胡杏从外面回来，就连杧让她上炕，不住地问她：“你从县委回来啦？”胡杏说，是的，我从县委回来了。”她们问她：“见着了什么人啦？”胡杏说：“见着了麦荣大叔。”她们又问她：“麦荣大叔说了些什么啦？”胡杏回答道：“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要咱们工作组自己先把问题搞清楚。”张纪贞快嘴快舌地说道：“我的妈呀！要咱们把问题搞清楚，咱们能，清楚么？”
胡杏转向李为淑，问道：“为淑，为什么你也跑到这边来了？”李为淑没有来得及回答，张纪贞就抢先说道：“这不是么？我正在算账，算来算去算不清楚。她忽然地跑到我这里来了。原来她也在算账，也是算来算去算不清楚。好，我们两个人一起算。谁知算来算去，还是算不清楚！你看，叫这些人怎样把问题搞清楚呵！这不是要我们的命么？这不是分明要和我们为难么？”胡杏笑道：“什么账，怎么这么难算？你们怎么会一下子就给蒙住了？”
张纪贞指着炕几上她面前那一叠子材料回答道：“这不是？我正在给我们北王庄的朱启昌家算账。他全家四口人，种了三十亩地，平均每人占有土地七亩半，土地的确是够多的了。他全家有三个全劳动，没有雇长工，只是每年雇了不少的短工，剥削也肯定是有的了。到底他们雇的短工，是不是超过了三个全劳动？如果把那些短工加起来，超过了三个全劳动，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就是靠剥削；如果没有超过三个全劳动，他们家就不能说是主要靠剥削生活。在这个问题上，简直搞得我莫明其妙……”
李为淑接着说：“我的困难也跟张纪贞差不离儿。我跟我们南王庄的焦遇春家算账。他们全家四口人，种了二十八亩地，平均每人占有土地七亩，也是够多的了。他们全家也跟朱启昌家一样，有三个全劳动，没有雇过长工，可是在农忙季节，也雇了不少的短工，剥削也肯定是有的了。我跟他们算剥削账，把他们所雇的短工一天、一天加起来，可是怎么算，都没有超过三个劳动力。我实在急得没有办法，跑过来跟张纪贞研究，谁知她头疼的也是这个问题。她自己也正在苦恼着，没有办法解决。”
胡杏笑道：“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么？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呢？我的看法和你们完全一致！你们把两家所雇的短工，都加起来算过了，如果超过三个全劳动，就说明他们家靠剥削为主过生活；相反，不超过三个全劳动，就说明他们家不是靠剥削为主过生活。这不是再简单也没有了么？”张纪贞跟李为淑异口同声地说道：“事情如果真是这么简单，那倒不费事了，可惜不是这样。”胡杏再问她们还有什么复杂的地方，她们都说，根据现有的材料，朱启昌跟焦遇春这两家人，都划不成富农。这可不是好玩儿的！这牵动太大了，太不好办了。她们觉着十分为难的地方正在这里。
胡杏提醒她们，这里面也可能有漏账，有错账，应该详细计算清楚。张纪贞一听，果然趴在炕几上，又把面前那一堆材料，翻来翻去地重新核对。这回倒是李为淑慢慢地、斯文淡定地开言道：胡杏同志，你说的这一点，我早也想到了。我曾经把那些账目翻了又翻，对了又对，可惜终归是……”张纪贞这时候停了手，也接上来说道：“真是颠来倒去一个样儿，横来直去一个样儿。我想，除非这里面有漏账，除非——不过，纵然有漏账，一时也没有法子把它查出来。你们说应该怎么办呢？”她摊开两手，向胡杏和李为淑重复地问道：“你们说，应该怎么办呢？”
胡杏又笑道：“这句话不应该由你们来问我，应该由我来问你们。你们说，应该怎么办呢？错账、漏账有没有，固然一时弄不清，就是知道有，也没办法査出来。根据现在掌握的账目，你们耗尽全力，也算不出这两户富农来。你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张纪贞抢着回答道：“其实账算不算，算得准不准，有什么要紧？反正朱启昌是富农，照样是富农。贫农团早已宣布了的。”
接着，李为淑也说道：“是呀。算账是多余的，不过我们自己爱拿来算罢了。其实，账别人早已算好，在贫农团里面早已算好了。贫农团的眼睛是雪亮的，比我们看得清楚。”
胡杏十分温柔，又十分严肃地对她们说道：“两个大妹子，你们这样想问题就不行了。咱们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真理。咱们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要经过自己的思想，都要符合真理，万万不能够盲目乱干。”
李为淑还来不及开腔，张纪贞又抢先说道：“怎么能算盲目乱干？上面有县委的领导，工作组有这许多同志，贫农团里还有这许多群众，我们跟着大伙儿干，怎么能算是盲目乱干呢？”李为淑不说话，只是频频地点头。
胡杏十分亲切又十分耐心地对她俩说道：“不错，你们所想的果然也有道理。上面是有县委的领导，中间有工作组的领导，下面也有贫农团的决定，这都是不错的。可是，你们都缺了一样东西。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通过你们自己的脑筋。这样会使革命事业，受到不应该有的损失。一个党员，自然要对领导负责，但是不能仅仅对领导负责就算了。他同时必须对群众负责。这两个方面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或者一时看起来有矛盾，从长远看，结果总是要统一的。这在历史上不是已经多次证明了么？”
李为淑带着一片爱护胡杏的真心诚意开言道：“胡大姐，你听我说一句话。现在，领导跟群众已经完全一致了，事情眼看就要成功了。你何苦从中作梗呢？我看，这两个月来，你所处的地位也实在难受。你好比夹在一个磨心当中，两面都不讨好。你哪里知道我在暗地里，多么替你担心哪！”
胡杏使劲儿搓着自己的脸，搓了好一会儿，直到那张莲子脸儿都发烫了，才慢慢地说道：“两个大妹子，你们也听我说一句。事情要是这样的，那就好办了，我就可以安心了。可惜事情分明不是这样子。你说有一部分领导，跟一部分群众，意见完全一致，这我同意。你说整个领导跟整个群众，意见都已经完全一致，这可就值得研究了。一种决策，如果建立在正确的判断之上，主观的判断跟客观的实际完全一致，那么，这样的决策可以得到成功。如果相反，一种决策建立在错误的判断之上，那只能招致严重的失败。这不是很明显的么？你们都记得：咱们开头一进村子，埋头埋脑差不多搞了半年，已经经历过一次失败了。这回万万不允许再经历一次失败。咱们每个人，都得格外地小心从事。”
张纪贞也劝胡杏道：“胡大姐，这回不会失败的。这回跟上一回已经完全不同了。你看，这不是整个都翻了一个个儿了么？这些天来，你都累坏了，累瘦了，我心里面也实在难过。你不如暂时也随一随大流，大家欢欢喜喜地把王庄的土地改革做成，不是结了么？”
胡杏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拨弄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振作起精神来，对她们说道：“两个大妹子，你们对我的关心体贴，我是知道的。你们的好心好意我一定记住。可惜，两个大妹子，事情不能朝那么办。朝那么办，就亏了我这个共产党员了。既然做了党员，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一定要对群众的长远利益负责到底。就算有一点眼前利益，如果跟长远利益违背了，也不能干。何况光就目前来说，也不是有利的事情呢！我始终认为，王大成跟王七婶两个人，这会子看来好像很积极，其实都不可靠。有一天让他们掌了权，一定会成为全村群众的祸害。说到乱斗干部、乱斗党员，那也不行，将来会在政治上造成很坏的影响。至于说错伤中农，把不是富农的人家，当做富农扫地出门，那更不用说，对将来的生产有多么恶劣的影响，就是对目前来说，也一定会惹出大乱子来。我把话可是说到了尽头了，你们两个人好好地考虑一下吧！”胡杏说完了，就跳下炕，用那双浅棕色的圆眼睛，恳求地注视着李为淑、张纪贞两个人，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走出门外去了。
当天晚上，胡杏碰见了周炳。她把今天怎样到县委去找麦荣大叔，跟麦荣大叔说了些什么，麦荣大叔又怎样热情接待她，对她说了些什么，都告诉了周炳。她并且告诉周炳：她从县委回来以后，怎样找着张纪贞、李为淑两个人，跟她们算了朱启昌、焦遇春两户人家的剥削账；她怎样劝张纪贞跟李为淑两个人，要坚持真理，不能盲目乱干等等。周炳听了，觉着这样做很好。这不但对全村的土地改革运动有好处，对张纪贞、李为淑两个人本身也有好处。他自己也决定找杨承荣，做一次类似这样的谈话。
第二天早上，周炳在杨承荣的住处找着了他。他也正在忙着，替自己主管的那户畜农算细账。周炳从炕几上，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表格拿起来看。原来杨承荣主管的一户人家，叫做王先贵，是住在大王庄的。他家里有三口人，占有土地二十四亩，平均每个人八亩地。这在王庄全村，按每人平均占有的土地计算，除了王大善家以外，是最高的数额了。他家里所有的人都是全劳动，没有雇过长工，在农忙季节也雇了不少的短工。
周炳用一种单刀直入的语气问杨承荣道：“你算得怎么样啦？能算出王先贵家的生活来源，是依靠剥削为主的么？”
杨承荣支支吾吾地回答道：“唔，这个……实不相瞒，——我对你老实说吧怎么说呢？唉，我算来算去，确实没有算出王先贵家的生活来源，是依靠剥削为主。”
周炳简单明了地说道：“那么，王先贵这一户人家，就不能划成富农啦！”
杨承荣摊开两手，耸耸肩膀，说道：“不。难就难在这里。得算富农。”
周炳惊讶地追问道：“为什么？”
杨承荣懒懒散散地回答道：“不为什么。领导上都已经同意了。”
周炳耐心地劝他道：“承荣，你说得不错。咱们必须服从领导，但不要盲从。在某一个时候，咱们明知领导把问题搞错了，就要积极帮助领导修正错误。这正是真正的拥护领导，真正的服从领导。”
没想到，杨承荣反而劝起周炳来道：“炳哥，你也不要过于自认高明，反对领导了。我知道你的心目中有一本账：你认为王庄土地改革前一个时期，领导上是错了，你是对了。我想，即使领导上从前完全依靠干部，错了一次，也未必会再错第二次吧！你何必这样执拗，跟领导，跟大家都过不去呢？”
周炳苦笑道：“好了、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是好心好意来劝你，没想到你反而劝起我来了。现在，我只要问你一句：你既然算来算去，都算不出王先贵家里，是依靠剥削为主过生活的，可你又一口咬定他是一户富农，到底是什么居心呢？”杨承荣坦然同答道：“这不很简单么？我拥护领导，服从领导，要跟领导采取统一的步调。如果对了，当然没有问题；即使错了，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周炳十分友好地追问道：“难道仅仅为了这一点么？”
杨承荣的脸红了一红，跟着就避开周炳的眼睛，闷声闷气地说道：“仅仅？……不错，炳哥。我什么也不想对你隐瞒。除了给领导留面子以外，我有时候就是顺着阿礼，看阿礼的脸色行事。她往哪里走，我也往哪里走。总而言之，我不想——哪怕只有一丁点儿，伤害她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