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周炳第一次叫人扔进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境里，这在他是事先完全没有料到的。
他在振华纺织厂大院子里那场大混战当中，被人冷不防从后面打晕了之后，就被拖出大门口，又被拖到马路外面，装上一辆载重卡车，一直开到宪兵司令部门口。有一个像是医生模样的人爬上车给他检査了一下，判断他没有死去，也用不着什么治疗。以后，他在车上昏昏沉沉地，毫无知觉地睡了一个钟头。大概为了照例的安全，人们对于这样一个两眼紧闭，毫无知觉的犯人，仍然用黑手帕给他绑了眼睛，用原来那一部载重汽车，把他运到北郊外一块高地上面。汽车在一幢古老的、破烂的砖墙房子外面停了下来。人们又把他当货物似地运了进去，放在一个阴暗的、潮湿的空房间的角落里，然后，又在外面把门锁上。就这样简单——把他扔下不管了。这幢房屋约莫有十几丈宽，坐落在一个山丘似的高地之上，四面有炮楼，炮楼之间有很高的围墙围住，像是一座古老的大书院。它里面的房间也很高大，并且到处都看得出来，曾经经过一番十分粗糙的修理。围墙外面，有许多竹树；围墙里面，也种了许多竹树。看起来，又像是一座寄放灵柩的大山庄——总之是一座幽静，阴暗，古老，高大的建筑物。它的四周没有别的房屋，也没有别的人居住，却长满了人一般高的荒草。只有在远远的山下，才看到有些树丛，有些村落，有些稻田。推想起来，兴许是从前某个财主带着他的姨太太在这里修道，念经，或者是养静，养病的地方。围墙四角那些炮楼，都是五层的坚固高耸的建筑物，这些高楼的墙上都留了许多竖立的，长方形的窟窿眼儿，可以从里面用步枪向外面射击。这应该就是保护他们的主人的那些打手们居住的地方。
周炳被解掉了蒙在眼睛上的手帕，眼睛仍然没有睁开——他昏沉沉地睡着，昏沉沉地睡着，一直没有醒。当天晚上，自从他离开振华纺织厂以后，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都完全不知道。
夜深也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总之是夜深了。周炳悠悠地苏醒了过来，缓缓地恢复了知觉。周围是一片漆黑，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他静静地躺着，用手摸一摸自己的后脑勺，觉得那里有一些黏糊糊的东西，又感觉到自己的头非常疼，一时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他把手指放在鼻子前面闻了一下，觉得有一点血腥味儿，他估量自己的头上是出了血。他忍受着头部的剧烈的疼痛，慢慢地站了起来，慢慢地迈出步子向前走，不久，他就知道了，这是一个约莫宽一丈，长一丈五的房间。他用手在四面墙壁摸了一下，知道这墙是用砖砌成的；有一道门，是用厚铁板做成的；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有摸着。他在这个黑黢黢的房间里来回走了两转，想发现什么其他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发现。在他头上一丈多高的地方，他发现了几颗很小的星星，也不知道这些是从哪里进来的。此外，他听见了远处有一些细碎的声音，他知道，那是虫叫的声音，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发规。他觉得很疲倦，头又非常疼，有点支持不住，就又重新躺在地上，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第二天一早，周炳就醒来了。他发现这里确确实实是一间长方形的砖墙平房，墙高约莫有一丈五，在墙的上端接近屋梁的地方，有一个小圆洞，直径约莫只有五寸来回，——昨天晚上的星星就是从那里进来的。如今，那里射进了一股金光灿烂的太阳，把房间照得通明透亮。他站起来，马上又记起，这个房间还有一扇用厚铁板做成的铁门。如今他又发现了，——铁门的上方也有一个跟墙上的窟窿差不多大小的圆洞。他马上跑到圆洞前面往外探望，只见脚底下有一条窄窄的走廊，对面有一堵灰色的墙壁，除此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回到墙边，靠墙坐着，呆呆地望着那个接近屋顶的小圆洞，望着那一片小小的天空，觉得这片天空非常可爱——从来也没有感觉到这样可爱的天空。这时候，他开始知道了，这是一个使他不能自由的地方。但是他并不甘心承认这一点，仍然自问自答道：“这就是失去自由么？”“对。这就是失去自由。”“你当真失去了自由么？”“对。你当真失去了自由。”最后，他自己嘲弄自己说：“哼！好了。这下子，你该放乖一点了……你已经失掉自由了。”
在周炳这个小小的天地里，他当然没有法子了解更多的东西。其实，这一幢砖墙房屋是很大的，像他所呆的这样的房间也有十几二十个。这里面住着一些宪兵司令部认为不应该住在别的地方的人，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周炳没有法子看见——在这个山坡上，只有这一幢砖墙房屋孤零零地站立着，它的周围长满了竹树，竹树的外面又长满了野草，开满了野花。他更加没有法子看见——除了这个山坡以外，它的南面、西面、北面都是绵绵不断的小小的山坡，只有东面望下去，远处有一块小小的洼地，洼地上种满了水稻。太阳就从这方位升起来。
不久，有两个人走到周炳房间的铁门外面站住了。一个是穿便衣的看守模样，身上背着一杆长枪；另外一个是穿便衣的杂役模样，手里捧着一碗水，从那个铁门的圆洞递给周炳。周炳接过了水，就问那两个人道：“大叔，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那两个人板着脸孔望了他一下，也没有任何的回答，就走了。他们走了以后，周炳觉得，这两个人是他唯一能够接触到的人，很想跟他们接近接近。可是想到这两个人那一副麻木不仁的，死板板的脸孔，又很讨厌，觉得不想再看见他们。
他不知道，这幢古老的砖墙房屋里，这样的人很多，很多。这里面，有十几二十个都是背着长枪的，也有十几二十个是做各种各样的杂役的。所有背着枪的人，都一律穿着便衣。也许他们的长官不想让那些四面八方来的，奇奇怪怪的人看出他们的身分。
那两个人见过周炳以后，就并排着往另一头走去。在离开周炳的房间七八尺远的地方，两个人就谈起话来了。那背枪的对那提水壶的说：“你看见没有，这个人好像叫做周炳，是个新雀儿——长得非常漂亮，不是么？”那个提水壶的回答道：“对呀，是个新雀儿——听说他就是周炳。他跟许多阔气的人还都是沾亲带故的呢！”那个背枪的说：“唉，这个世界真是！既然有了阔亲戚，还当什么共产党呢！”那个提水壶的说：“可不是么？长得这么漂亮——一表人材，一貌堂堂，干什么不能发财呀？不能挣口饭吃呀？怎么世上漂亮的人偏偏会当共产觉呢！”说着说着，两个人就走远了。
周炳捧着那碗水，喝了大半碗进去，把剩下的一些水洗洗脸，洗洗眼睛，又洗洗后脑勺子上面那一块嘎渣。他自己对自己讥笑道：“嗬、嗬，这就叫监牢了！谁叫你擅自打开公安局的监牢来着，该罚你，也要你自己尝尝这种美味儿！”
喝过水以后，他就在房间里来回走着。走几步，就回头；走几步，又回头，一直走着那走不完的路。他既不气，又不笑；既不说话，又不做事，只是这样无意识地走着。他隐隐约约地觉得，这是一种无边的悠闲，也是一种他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味道奇怪的悠闲。在别人，悠闲也许是一种自在，但是，他这种悠闲却没有自在的感觉。
离开送水大约两个钟头以后，那两个便装的人又在铁门的圆洞外面出现了。那个杂役模样的人递给周炳一个钵头，里面平平地装了一碗叫做饭的东西，这些东西上面放了几块咸萝卜干儿。周炳接过饭以后，看见里面那些饭是灰黄色的，夹杂着许多小虫，瓦砾和沙子；他闻一闻，还有一股很浓烈的馊味儿。他不饿也不想吃，就把那钵子饭放下，自己还是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他的脑子里涌起了无穷的回忆：从小的时候，到大了的时候；从广州，到上海，再到震南村；从他很生疏的人，到他很熟落的人，一直到他最亲近的哥哥周金和周榕，一直到他最爱的心上人区桃和胡柳，他都在无穷无尽地回忆着。特别是想到胡柳的时候，他觉着自己好像还是在震南村一样。——胡柳的声音和笑貌，胡柳的头发和衣裳，胡柳的温暧的，有点粗糙的手，他都回忆起来了……周金的容貌，周榕的容貌，区桃的容貌，胡柳的容貌，像走马灯似地在他的眼前旋转着，来回晃动着。他这样既不吃饭，也不坐下来休息，一直走了四个钟头，最后，还是觉得有点累了。太阳早从这个阴湿的房间里溜掉，他感觉到这个时候大概已经过了中午，就坐下来歇一歇。他从身边拿起那碗夹杂着许多沙泥的，灰色的，有馊味儿的饭，用早上喝剩的水冲下去淘了几下，拿起用两根树枝做成的筷子慢慢地吃起来。吃完以后，他又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着，走着……
约莫到了下午四点钟光景，那两个便装的人又在洞口上出现了。这一回，不单给他递了一钵子像上一顿那样的饭、菜，还另外又给他加了一碗水。他把那些饭菜接过来，呼噜呼噜地一下子就吃完了，觉得还想吃，但是饭已经没有了。于是，他又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他对于自己的前途做了许多的设想：他想到他们杀人不眨眼儿，自己这回也许要叫他们枪毙掉；他想到他们爱逞**威，自己这回也许要坐很长时间的牢；他想到他们把他当做大逆不道，也许他们把他关上一年几个月，惩罚他一下子，才会把他放出去。他最后又想到，也许这些都不至于，也许只是因为最近发生抗日示威游行，检査仇货，才把他临时关起来……过几天，说不定可以把他放走。他自言自语道：“凭我的罪状，看你们关得了我一个星期！”他来回想着，也不知道到底哪一种设想是真，哪一种是假。天色慢慢地暗下来了，慢慢地黑下来了，他又沉陷在一片黑暗当中去了。他望望墙上那个小圆洞，连星星也看不见，但是，铁门上那个小圆洞有一些很微弱的灯光反影进来。他无事可做，又不想睡，就那么在房间里来回走着，走着……仿佛这是他可以做的唯一的事情。也不知道走到什么时候，他感觉到真是有点疲倦了，就摸索着坐到地面那张破席子上面去。不久，他又伸手到处摸索，找到了一块砖头，就拿来做枕头，衣服也不脱地躺了下去。天气有点凉，他身边也有两个破烂的麻包袋，但是他懒得去拉它们，就那么和衣躺着。这个时候，他慢慢地就体会出来了——世间所谓失去了自由到底是一种什么意思。他觉得自己活了一辈子，时间纵使不算很长，合拢来也只有二十四岁，可是却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他那么躺着，想着，也不知道想了多久，大概夜已经很深了，他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一天过去，第二天又来了。周炳想，这能有什么意思呢？这照样地只不过是那两个人，两碗水，两顿饭；这照样地只不过是从墙壁上那个小圆洞里射进来明亮的太阳，只不过是从铁门上那个小圆洞里飘进来的微弱的灯光；这照样地只不过是那张破席子，那块做枕头用的青砖，那两个破烂发臭的麻包袋。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呢？可惜不管周炳乐意不乐意，时间还是那么慢吞吞地，一天一天地过去了。第二天过去，第三天过去，第四天也过去了。周炳掐着手指头计算：从胡柳死去那一天一直到她尾七，又到国庆节，也过了五十多天，时间过得就像眨眨眼一样快。怎么这几天这样难过呢？一天比一年还要长，不，简直不晓得有多么长！他压制不住自己那种毫无根据的幻想：他幻想着有人来审问他，可是没有；他幻想着有人来探望他，可是也没有；他又幻想着有人来搭救他，可是更加没有。他觉着自己心里面有一盆火，可是，不知道什么人用一个很沉重，很沉重的铁盖子把这盆火给盖住了。不管他怎么样子努力抓扒，那个铁盖子总是掀不开。他把这种遭遇叫做折磨，他希望这种折磨能够很快地终结。但是，这种折磨仍然继续**着他的灵魂。他曾经幻想：振华纺织厂的工友这个时候一定在继续检査仇货，并且，得到很大的胜利。胜利以后，他们也许还要演一出戏来庆祝一番。还不止演戏，他们一定还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扩大宣传，唤起民众，大家起来抗日。此外，他又幻想过：振华纺织厂的工友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想法子来探望他，来慰劳他。他不知道多么想念他们……但是，这些幻想也始终没有实现。这样子，周炳一直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之中，过了七天的时间。
七天过了又七天，看看他进监狱已经快半个月了。情況仍然没有丝毫的变化，好像这个世界上已经把周炳这个人忘记了，注销了。周炳开始心慌意乱起来。他渴望有人跟他说话，可是没有。他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自己提了许多许多疑问来为难自己。他还想到，最好能逃出这间牢笼。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看起来这种想法是没有任何可能的。他假设，自己如果是一只麻雀，那就好了，可以展起翅膀，扑、扑、扑地从那个小圆洞里飞到外面去。如果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假使他是一个苍蝇也好，他就能轻轻地飞起，在墙上爬行，然后，撞进那个圆洞口，就能够飞到外面去。再退一步，如果这一点也办不到，那么就算他不过是一只蚂蚁，也比他现在做一个人好。假如他是一只小蚂蚁，他就能够顺着墙壁慢慢地钻过那个圆洞，钻到真正的世界上面去。可是最后他又自己谴责自己道：“你是傻子！你是疯子！你这些都是幻想，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
周炳在这间青砖房子里来回走着，走着，走了一个月，才从新的现实生活里面得出了比较正确的结论。他意识到，这是一种真正的惩罚。这是因为，他对什么人做了一些不合适的事情，那些人就用这样的惩罚来报复他。他意识到，何家、陈家这些人不只有钱。有很多很多的钱；不只能说会道，什么话都能说得很好听；而且——很有力量。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对自己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杀掉他，消灭他的生命；把他关起来，剥夺他的自由；他们都能够做得到。他因为别人可以随意处置他而感觉到非常懊丧。他觉得周围都是死气沉沉的一片寂静，简直像什么都不存在似的那么一片令人失望的寂静。他陷在这样一种虚无缥缈的幻境里，无法脱身，像被扔上九霄云雾，像被投进无底渊潭，像被困在海上孤岛，像被锁在荒野深山。他当真失望了……他自己问自己：“事情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他自己回答自己：“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秋深了。在三家巷里，做母亲的周杨氏再也不能沉默了。她要向她不能十分明确肯定的什么人，害她的儿子的什么人提出抗议了。有一个早土，是一个凉风习习的早上，周杨氏披头散发地闯进陈家来。那一天恰好陈家所有的人都在家，周杨氏这种不寻常的举动使大家都愣住了。她一个劲儿冲上二楼，走到陈万利跟陈杨氏居住的房间里，一把揪着陈万利就哭闹起来：“你还我的阿炳！你还我的儿子！”陈家全家人都跑到二楼这个走廊上围着看。那些使妈们当然不敢做声，那些小一辈的人也不敢做声。陈杨氏坐在一边，只顾嘴里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陈方利见周杨氏来势很猛，也不敢随便答话，只对周杨氏说：“不要急嘛，不要急嘛，有事情坐下慢慢谈，坐下慢慢谈。”周杨氏使唤更加高昂的声音哭叫道：“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你把阿金害死了！你把阿榕弄到全无音信了！剩下一个阿炳，也不知叫你弄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们到底居什么心？这样狠？把我三个儿子都要弄掉！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陈万利低声下气地辩解道：“没有这回事情。阿金我们当然不知道；阿榕出外，他也没有告诉我；至于阿炳，那是因为他自己爱跟那些警察、宪兵作对，跟我们有什么想干呢？”周杨氏说：“不行！不行！我的三个儿子都是你们搞走的，你们不承认不行！快还我三个儿子，三个都要还！少了一个也不行！”陈万利没有办法，就把陈文雄叫进来，要他回答周杨氏所提出的问题。陈文雄向周杨氏轻轻地鞠了一个躬，装出一副又恭敬，又胆怯的神气辩解道：“二姨，亲家妈，你话可不能这样说呵。我们虽然做一些小本生意，但是一直都是战战兢兢地奉公守法，哪里敢害别人，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呢？我敢起誓！阿金哪，阿榕呀，阿炳呀，他们都是我的老表，不是表兄就是表弟；又是我的舅子，不是大舅子就是小舅子，我怎么会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呢？”周杨氏用一种带着深仇大恨的眼光望着陈家父子，抗声说道：“哼！不是你们干的，还有什么人干的！什么人能干出这种毒辣事情来？快还我的儿子！我不跟你讲什么亲戚不亲戚，快把我的儿子还回来！要不然，我今天就跟你们拚了！”大家看见这种情形，都吓呆了，面面相觑，不敢做声。后来，还是周泉做好做歹地把她自己的妈妈劝回家去了。
这件事在西门口一带登时引起了众议纷坛，街谈巷论，真可以说轰动一时。有人说：“不得了了！‘钉子’的二妹‘傻子’疯了，到陈家去大哭大闹，要向他们讨还儿子了！”有人说：“这也难怪她。她不向他们讨还儿子，又向谁去讨还儿子呢？”有人说：
“陈家也不应该下这样的毒手，周炳不过是把他们几件日本纱弄脏了罢了。”有人说：“怎么，弄脏了日本纱还是随随便便的事情？那些有钱人家，你弄脏他一张西纸也不行呵！”他们是把港币叫做西纸的。有人说：“那‘傻子’二妹确实可怜，自己亲生的三个儿子都没有了。”有人说：“就说是，可惜这三个孩子倒都是很挺拔的人哪。一个是在清党的时候没了，一个是后来不见了，一个是现在日本人打到中国来的时候又不见了。”有人说：“事情恐怕还不能就那么了结。周家还有一个小妹子在陈家嘛，那又怎么办呢？对着害死自己的三个兄弟的男人，怎么过活呢？”又有人说：“事情当然不能完结。跟周家三兄弟一伙的还有许多人呢，事情就能够这么算了么？我看陈家也得提防提防自己那末后几年呢。”这样子说来说去，传来传去，话越说越多，越说越热闹，简直是无休无止。陈家父子陈万利和陈文雄表面上虽然装得很镇静，很泰然自若，仿佛跟自己没有一点关系的样子，但是心里面也确实有些着慌。加上陈文婕又拿不定主意：有时候认为陈文雄的做法对，是被迫的，没有别的办法；有时候又认为陈文雄的做法太严厉了，太绝情了，太不照顾她的劳资合作的主张了；这样子，使得陈文雄心中烦闷苦恼。他看出来，周泉虽然一声不吭，只顾整天坐在房间里哭，但是对他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眼神——她老爱用这种含混不清的，有特殊味道的，又像怀疑，又像惊讶，又像怨恨，又像绝望的眼神望着他，使他更加烦闷得无法排遣。
在振华纺织厂里，甚至引起了更大的动**不安。经理陈文婕觉得心里面非常疑惑，行动上又举棋不定，不知道怎么办好，干脆不回厂里来。照协理郭寿年想，自从那回出事之后，厂里也发生了很多不可捉摸的事情。胡杏、区卓、江炳、马明、章虾、黄群这六个人，整天跟全厂的工友们低声谈话，窃窃私语，也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他们在车间里谈，在饭堂里谈，在宿舍里谈，甚至跑到工人们的家里面去谈。这六个人简直成了最喜欢谈话的人，看来像是在进行一种秘密活动。郭寿年甚至感觉到有一种不良的预兆，仿佛什么灾难就要来临。他不单自己亲眼看见工人们举止异常，林开泰、郭标也多次跟他说起有人密报工人们图谋不轨。除此以外，那个王通就更加奇怪了。他见一样砸一样，见一样摔一样；见人就骂，见东西就骂。何娇、何好、何彩、胡执、胡带这些乡下来的自由女，也是碰到什么东西都摔摔打打的，碰到什么人都骂几句，咒几句。这还要了，郭寿年又非常明显地看出来，工人们做工的时候慢慢表现出懒洋洋的样子，爱做不做的样子，他知道，这是一种怠工。此外，工人们一个一个地、一群一群地来跟他交涉，要他把周炳交出来。他自己确实不知道周炳到哪里去了，对于他们的质问一句也回答不上来。后来他更发觉，这些工人们不只怠工，不只提出质问跟交涉，简直就在上班做工的时候纷纷地，三个一堆，五个一堆地议论起这件事情来；议论得有时候非常激烈，简直变成大吵大嚷的样子。郭寿年是一个忠于主人，忠于职务的人，他把这些情况向经理陈文婕一件一件地如实说了，并且告诉陈文婕，现在大家都非常仇视资方的人员，这个劳资合作实在很难坚持下去。
陈文捷说：“你干你的，你别管他们吧。”郭寿年说：“不管不行呵。最好是你自己回去跟他们大家讲一讲，解释解释，免得劳资两方面的仇恨一天比一天加深，那就更不好办了。”文雅、镇静的经理陈文婕这个时候只用眼睛和善地望着郭寿年，轻轻地叹口气，彼此都觉得一筹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