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的知识分子是相对于“革命”的知识分子而被归类出来的。在地学界，不用说，黄汲清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路线的”的“反动”的知识分子。
1964年，黄汲清60岁。“文革”开始，黄设清62岁。黄汲清压根儿就投想到，在他“古来稀”的年岁，历史竟会将他与他所一直尊敬的人物对立起来。
历史在捉弄黄汲清，同时也在捉弄当时的那个时代。这一切在客观上是可以归功于毛泽东及他老人家发动的“**”。
1964年，毛泽东向全国工交系统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大庆从此成为一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旗。这面红旗高高飘扬了几十年。就广义而言，毛泽东的这个口号并没有任何町指责的地方。在这个口号的后面还有两个号召，即“农业学人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在“文革”之后，社会上曾经对学夫察提出了许多质疑，其中最根本的是认为大寨并不能作为中同农村的模式，还有便是陈永贵、郭凤莲那样的典型人物被“拔”得太离地了。其实，毛泽东提出这号召，其基本出发点没有多少错，只是后来的有一些典型由于被吹、拔得太离地。一离地就变得虚假，‘虚假别人反倒不信了。陈永贵晚年的悲剧与毛泽束一样。郭凤莲的现在正是吸取她的前辈的教训，因而又受到人民的重新尊敬。
我们一向尊敬的大科学家李四光先生或许连他本人都没有意识到，他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后，尤其是“**”开始后的十几年间，在某种程度上他陷入了与陈永贵相同的悲剧命运。小过，在公众的记忆和印象中，李网光的运气要比陈永贵式的一批历史上的风云人物要好得多，至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几个人说他坏话——笔者的本篇文章里其实也丝毫不是在说他坏话。（特此叙述一个情节：在写此文中间，有一天笔者和杂志社的同行路过李四光的塑像时，提议道：“来，我们一起站在这位卓越的科学大师面前照个像，让大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张照片后来壹直压在笔者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只是历史已经把我们推到了临将跨人一个新的世纪，而在这新世纪即将到来之前，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向世人、向子孙们说个明白，以免再将这个世纪的一些误会、一些误解带给后人。中国在本世纪有太多的痛苦，每一个正直的中国公民都希望自己的祖国在新的世纪不再出现痛苦，至少是不属于人为造成的痛苦。
为了明天不痛苦，有时不得不去揭一下昨天的伤疤。于是这就会使个别人感到痛苦起来。如果个别人的暂时痛苦，能换取更多的人在明天不再痛苦，我想这个别人的痛苦也算是一种奉献。我真诚希望以往那些将李四光视为神的个别人能拿出这种奉献精神和大度来。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我因为写一部《警卫领袖风云录》而采访过不少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自1964年以后，直至1976年去世前的十几年间，毛泽东实际上过着探居简出的隐居生活。除了一些重要的外事恬动外，连总理周恩来和“四人帮”中的江青等人也都不太容易受到这位政治圣人的接见了。至于知识界、科技界的人物要想与毛泽东会面，机会那就更希罕了。然而，李四光除外。有史料记载，仅1964年一年中，毛泽东就两次单独会见过李四光，而且都是朋友式的。一次是俩人笑谈“太极拳”，另一次是请李四光刭中南海怀仁堂看豫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