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徐爱）问：“至善只求诸心。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传习录·上·徐爱录》
徐爱，字曰仁，号横山，生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卒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享年仅三十一岁，浙江余姚人，是王阳明的妹夫，也是他的第一个学生，曾任南京工部郎中。
王阳明与徐爱之间的讲求问答，类似于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对侍者憍陈如等人的“初转法轮”。所以，《传习录》开头部分，都是心学最基本、最首要的东西。比如“心即理”这三个字，就是阳明心学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基点，也是心学与理学的根本分歧所在。
在阐发王阳明的这个命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关于“理”和“心”，朱熹是怎么理解和定义的。
在朱熹那里，“理”是可以派生天地万物的宇宙本体，“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所谓形而上，就是形体未生之前，也就是天地万物都还没形成的时候。朱熹说“理”是天地万物形成之前的“道”，也就等于说“理”是永恒的、超验的、抽象的。他曾经用这样的语言描述理：它“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无形迹”，“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
而“心”是什么呢？朱熹说：“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于事者也。”这句话很好理解，就是说心具有能知能觉的功能，是身体的主宰，人以此知觉功能便能与外在的事事物物打交道。但是关于“心”，朱熹的话并没有说完，后面还有一句：“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也就是说，“心”具有二重性：当它表现为个体之私时，便是人心；当它合乎天理时，便是道心。所以在朱熹那里，人格完善的过程就是以天理主宰人心、转人心为道心的过程。
正因为朱熹认为理是抽象、永恒、无形无迹、超乎个体的，并不是人心当下能够直接体认的，所以人才要格物穷理，到事事物物中去把那个天理找回来。
而在王阳明这里，“心”首先当然也是指知觉功能，“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传习录》卷下）。但是，王阳明与朱熹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把“心”打成两截，分什么人心和道心，而是认为此“心”即是天理。在王阳明看来，就是你当下能够直接体验的这个心，这个“能视听言动”的心，便是天地万物的本体，便是超越时空的宇宙本原。他说：“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用心学鼻祖陆九渊的话来说，就是“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既然“人心”与“天理”无二无别，并且这个“心”是天人合一、不分古今、充塞宇宙的，那么天下自然就没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了。换言之，人格完善与自我实现的道路，并不在外，而就在你我的心中，就看我们敢不敢直下承担、愿不愿意真实践履了。
“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传习录》卷下）
这就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精神价值，也是王阳明留给后世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主体性的确立和主体意识的高扬。
在朱熹的语境中，天理是外在于我的普遍的道德规范，所以人格完善的基础便不是根植于我的内心，即便我被教导要成圣成贤，也只是被动服从于一套既定的社会价值观。而在王阳明看来，成圣成贤的潜能和动能都内在于我的生命之中，因此人格完善与自我实现便是我与生俱来的责任（因为你是金矿，所以必须成为金子），同时又是我的天赋权利（任何外在遭遇都无法剥夺你的金子本色）。而人的主动性、自信心和创造力，也就在这里显露无遗并强势生发了。
回到徐爱所提的问题，他认为若只是在自己的心上追求“至善”，恐怕还是弄不懂这世上很多事物的道理。应该说，徐爱同学的问题是颇有代表性的，今天许多读者，同样会有类似的困惑：就算一个人致了良知，也不等于自动掌握了各种知识，那在心上做功夫的意义何在呢？
事实上，王阳明说“心即理”，并不是说一个人只要体认了本心，就等于知晓了世间的万事万物。在王阳明这里，体认本心的意义，是在于体认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
这个世界看上去纷纭复杂、森罗万象，但其实大道至简，真正的底层逻辑往往并不复杂，无非是根植于人心与人性罢了。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个体认了本心的人，必然有着对人心与人性的深刻洞见，也必然能够掌握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进而拥有远超常人的认知能力。
王阳明经常把心比喻成镜子，而一旦体认了本心，致了良知，就等于拥有了一面洁净澄澈、无物不照的“心镜”，也就等于拥有了强大的认知能力。有了它，我们还需要担心弄不懂这世上很多事物的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