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陆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

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

——《传习录·上·陆澄录》

负面境遇的存在,使正面品质的塑造成为可能

王阳明在南京任鸿胪寺卿时,学生陆澄有一段时间寄居在鸿胪寺。

有一天,陆澄忽然收到家信,说他儿子病危,陆澄顿时忧心忡忡,精神一下就垮掉了。平时听先生讲学时,小陆同学似乎颇能领悟,甚至对某些义理也能说得头头是道,可一旦碰上现实中的灾祸,尤其是“儿子病危”这么大的打击,小陆的平日所学就全都派不上用场了,整个人立刻被痛苦击溃。

王阳明告诉他:“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平时讲求学问又有何用?人正要在此时磨炼自己的修行功夫。”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每个人总要经历一些痛苦、挫折、打击、逆境、磨难,有时候甚至还要承受极大的苦难。所以,如何面对人生的负面境遇,就成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必修课。而阳明心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教我们如何面对苦难以及一切负面境遇的智?慧。

那么,王阳明教我们“正要在此等时磨炼”,下手处在哪里呢?

第一步,就是要进行自我检视,看我们对人生中的负面境遇,是否抱有正确的认知。

由于人都有避苦趋乐的天性,所以我们总会下意识地认为,不幸和苦难离我们很远。但这只是一厢情愿,不是现实。因为人生的本质是无常的,没有人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会先到。对于无常,我们既无力改变,也无从逃避。

所以,面对人生中的负面境遇,我们应该建立的正确态度就是:

首先,认识到不幸、苦难等一切负面境遇都是人生的题中之意,都是生活中固有的,且随时可能与我们迎面撞上;其次,就是要认识到,负面境遇虽然会给人造成痛苦,虽然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想要的,但它们的存在,却并非全然没有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

理由很简单——正是负面境遇的存在,才使正面品质的塑造成为可?能。

就像健身的原理一样。要想让身体的线条更完美、肌肉更有力量,就必须通过有针对性的运动和训练,让身体承受超出一般情况的高强度的压力和负荷,使肌肉纤维产生一定程度的撕裂(说白了就是有意将肌肉纤维拉断),然后让肌肉在“超量恢复”中达到增长的目的。

这个过程当然是痛苦的(包括绝大多数体育运动的过程都是痛苦的),但明白其原理的“健身达人”和运动员却会对这样的痛苦甘之如饴。

肉体的训练要遵循这一原理,精神的训练又何尝不是呢?

正如肌肉总要经过撕裂才能变得强健一样,人的精神力量,也必然要经由不幸和苦难的磨砺和锻造,才能变得强大。如果世上根本没有困难和挑战,我们就不可能激发潜能并获得成长;如果世上根本没有挫折、逆境和失败,我们就无从拥有抗挫折能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如果世上根本没有邪恶、危险、打击和伤害,我们就无从培养正直、勇敢、坚毅、宽容的品格;如果世上没有令人困惑不解的种种问题,我们就无从获得知识和智慧……

这就是佛教所说的“逆增上缘”,大意就是:人生中的逆境和其他负面境遇,都有助于磨炼我们的心志,激发我们的潜能,促进我们的成长,提升我们的修行境界。所以禅宗才会说:“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所以孟子才会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才会告诉小陆同学,“此时正宜用功”,“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心学的修行人,当不幸和苦难遽然降临时,我们不该惊慌失措、萎靡不振,而应将其视为修行过程中必要的助缘,视为我们人生中的必修课,然后坦然面对,勇敢承受。最终,随着我们的精神逐渐从软弱走向坚强,我们会发现,尼采说的那句话是对的:“一切杀不死我的,都会使我更强大。”

当然,面对不幸和苦难,任何人都会感到烦恼和痛苦,正如小陆面对儿子病危会忧闷不堪一样。此乃人之常情。如果一个人连这样的感情都没有,那跟死灰槁木就没有区别了。所以,心学的修行,并不是要让人在面对不幸和苦难时,心中毫无波澜,没有任何负面情绪,更不是要把我们变成一块没有烦恼和痛苦的枯木顽石,而是教我们正视一切负面境遇,并采用正确的方法去对待,从而把一切负面境遇都转化成锻造正面品质的材料,把一切负面情绪都转化成心性成长的助燃剂。

就像纪伯伦说的:“一粒珍珠,是痛苦围绕着一粒沙子建造起来的庙宇。”

当“沙子”这样的异物进入蚌的体内(就像我们遭遇了不幸和苦难),蚌的外套膜就会在“痛苦”的刺激下分泌出珍珠质(就像我们因负面境遇而生出了正面品质)。如此,一只普通的蚌就有可能生成一颗晶莹夺目的“珍珠”。纪伯伦之所以用“庙宇”这种神圣的词汇来形容这件事,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像极了我们的修行——蚌在沙子的刺激下经历痛苦,最终生成了珍珠,这无异于一种伟大的修行成就。换言之,对最终“功德圆满”、生出珍珠的蚌而言,沙子和痛苦,正是它“修行路上”不可或缺的“逆增上缘”。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所有正面品质的塑造,都离不开负面境遇和负面情绪。换句话说,恰恰是负面境遇和负面情绪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人格完善和精神成长的条件,从而让我们获得平常状态下难以企及的成?就。

对此,司马迁早在两千年前,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真实而生动的案例: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

周文王受到拘禁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困厄而写下了《春秋》;屈原被放逐,才有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却有了《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写作的。

就连司马迁本人的遭遇,也跟这些古人如出一辙。汉武帝晚年,将军李陵因兵败被迫投降匈奴,司马迁替李陵求情,结果被汉武帝施加了惨无人道的宫刑(就是像宦官一样阉割去势)。

这样的酷刑给司马迁造成了巨大的身心创伤,也让他感到了极度的悲愤。不过,如此不幸的遭遇并没有让司马迁变得消沉,反而激发了他与命运抗争的斗志,并促使他最终完成了《史记》这样一部煌煌五十多万言的史学巨著。

弗兰克尔的故事:在苦难中活出尊严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尽管注定会经历一些挫折、打击、逆境、失败、生离死别等,但一般而言,不太可能遭遇那种极大的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那么,当我们说人生中的负面境遇也具有正面意义时,包不包括这种极致的苦难呢?如果苦难大到足以让人绝望的程度,我们还能说它具有正面意义吗?

下面来看一则真实的故事,也许能够回答上述问题。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弗兰克尔,是奥地利的一名心理学家。德军占领奥地利后,因为犹太人的身份,他和所有家人一起,被纳粹关进了二战期间最骇人听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他几乎失去了所有亲人。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妻子,要么是受尽折磨而死,要么是直接被送进了煤气室和焚尸炉。他生活中的一切被全部剥夺,所有价值均遭破坏。在集中营的三年里,他每天都受着饥饿、寒冷、疾病和拷打的折磨,无时无刻不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然而,就是在这种致命的苦难和毫无希望、毫无价值的绝境中,弗兰克尔却顽强地活出了生命的意义,自由地捍卫了人性的尊严。

当身边的难友们纷纷陷入恐惧、麻木和绝望中时,弗兰克尔却凭借自己的心理学素养和一颗强大的内心,发现了苦难对人生所具有的意义,就像在冰封的冻土中找到了一株绿色的幼苗一样。弗兰克尔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使是在最恶劣的境遇中,一个人,仍然拥有一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他将其称为“最后的内在自由”。

也就是说,当你无法改变外在的苦难时,你仍然可以选择面对苦难的态度、以及承受苦难的方式——你可以像行尸走肉一样,意志消沉、充满屈辱地活着,或者在某个夜晚像蝼蚁一样静悄悄地死去;也可以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勇敢、自尊和无私”,并让自己始终保有爱、幽默感和对艺术、自然的审美,从而让内心力量超越外部命运。即使必须去死,也要“自豪地、而不是悲惨地受难,知道如何去死”。

为了向世人证明这种“有尊严地受难”是完全可能的,弗兰克尔在他后来写作的自传《追寻生命的意义》中,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在当时那种“绝望的、无意义的世界中”,他会有意识地、“专心地”回忆和思念妻子,以便让自己持续活在爱的力量中;他也会经常“强迫”难友和他一起讲笑话,通过幽默来“远离和超越环境”。

还有一个例子,说有一天傍晚,他和难友们经过一天的繁重劳动,精疲力竭地坐在地上休息,有个难友忽然招呼他们去操场上看落日。然后,弗兰克尔和所有人就看到了一幅人间最美的图景:落日映照在巴伐利亚森林的高大树木上,天空布满了铁红的、血红的云朵,荒凉的灰色泥屋静静地伫立在大地上,泥泞土地上的积水倒映着闪闪发光的天空。在几分钟的寂静之后,一个难友对另一个说:“世界多美啊!”

弗兰克尔说:“当囚徒的内心生活变得强烈时,他就会感受到以前从未经历过的艺术和自然的美。在美的熏陶下,他有时候甚至会忘记自身所处的恐怖环境。”当说到死亡时,弗兰克尔借着“一位难友”的名义,表达了自己对死亡的态度。他说,当这位难友到达集中营时,便与天堂订了一份契约。这份契约的内容是:以自己的受难和死亡为条件,要求上帝“把他所爱的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无论这个所爱的人是他的父母、妻子、孩子还是别的什么人,也不管他们处在怎样的痛苦之中,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内心的这种承诺和坚守,一个人的受难就有了意义,他的牺牲就有了价值,从而“不会无缘无故地死去”。

在三年的集中营生活中,弗兰克尔就是以这种有尊严的方式在承受苦难。他认为,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因为它显示的不只是一种个人品质,而且是整个人性的高贵和尊严。

二战结束后,弗兰克尔凭借自己这段绝无仅有的经历,以及深刻的体验和思考,创立了“意义疗法”,帮助人们去发现生命的意义,超越那些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苦难。弗兰克尔因此成为继弗洛伊德、阿德勒之后的“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的创始人,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声誉和影响。

孟子说:“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中庸》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这些话的意思,跟弗兰克尔的结论如出一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不能被外在境遇摆布,而应该用正确的方式,有尊严地活着,并且始终坚守内心的自由,即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若能如此,世上将没有任何一座“集中营”可以禁锢你,没有任何一种命运可以左右你,更没有任何一种苦难可以击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