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劝我出一个文集，提了几年了，我一直不感兴趣。第一，我这样的作家值得出文集么？第二，我今年七十三岁，一时半会还不会报废，我还能写一点东西，还不到画句号的时候。我的这位朋友是个急脾气，他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而且抓得很紧。在他的不断催促下，我也不禁意动。我出的书很分散，这里一本，那里一本，有几本已经绝版。有的读者或研究我的学生想搜罗我的作品的全部，很困难。有一个文集，他们翻检起来就可以省一点事。编一个文集，就算到了一站吧。我也可以歇一歇脚，稍事休整，考虑一下下面的路怎么走，我还能写什么，怎么写。于是接受了朋友的建议。
把作品大体归拢了一下，第一个感觉是：才这么一点！半个世纪过去了，我都干了些什么？时间的浪费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不是我一个人，大部分作家都如此。大半时间都是在运动中耗掉的。邓小平同志说运动耽误事，这是一句很真实也很沉痛的话。“左”的文艺思想又扼杀了很多人的才华。老是怕犯错误，怕挨整，那还能写出多少好作品？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所走过的道路，是值得大家都来反省一下的。
文集共四卷。第一卷是短篇小说（分上、下册），第二卷是散文，第三卷是文论，第四卷是戏曲剧本。
我是四十年代开始写小说的。以后是一段空白。六十年代初发表过三篇小说。到八十年代又重操旧业，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发表小说的数量不少。这个现象有点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我在八十年代初发表的一些小说，只能说是“王杨卢骆当时体”，“至今已觉不新鲜”。现在的青年作家看了那些小说，会说“这有什么？”但在初发表时是颇为“新鲜”的。那时有青年作家看了《受戒》，睁大了眼睛问：“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他们原来以为小说是只能“那样”写的，于此可见作家的文艺思想被束缚到了何种程度。
“那样”写的小说是哪样的小说？
得有思想性。
小说当然要有思想。我以为思想是小说首要的东西。但必须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一个小说家对于生活要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索，自己的独特的感悟。对于生活的思索是非常重要的，要不断地思索，一次比一次更深入的思索。一个作家与常人的不同，就是对生活思索得更多一些，看得更深一些。不是这样，要作家有什么用？但是一些理论书中所说的“思想性”实际上是政治性。“为政治服务”是一个片面性的、不好的口号。这限制了作家的思想。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有一种倾向，即从“为政治”回归到“为人生”。我以为这种倾向是好的，这拓宽了文学创作的天地。政治不能涵盖人生的全部内容。
其次很多人心目中对小说叙事模式有个一定之规。他们不知道小说创作方法第一必须打破常规。大家都是一个写法，都是“那样”的小说，那还有什么多样化的风格？
我的一些“这样”的小说可能使青年作家受到某种启发，差堪**。但是他们都已经走到我的前面了，我应该向他们学习。
我希望青年作家还能从我这里接受的一点影响是：语言的朴素。
这几年散文忽然走起俏来了。报刊发散文的多起来。专登散文的刊物就有好几家。出版社争出散文。散文的势头很“火”。而且方兴未艾，不是“樱桃桑椹，货卖当时”。这是好事。为什么现在愿意读散文的人那样多，什么原因，我到现在还没有捉摸透。
我本来是写小说的，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这几年情况变了，小说写得少了，散文写得多了，有一点本末倒置。每天睡醒，赖在**不起来，脑子想的就是今天写一篇什么散文。写散文渐成我的正业。去年到今年，我应出版社之请，接连编了五个散文集，编得我自己都有点不耐烦了。
为什么有人愿意读我的散文，原因我也一直捉摸不出来。
《蒲桥集》的封面有一条广告，是我自己写的（应出版社的要求）：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
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这实在是老王卖瓜。“春初新韭，秋末晚菘”，吹得太过头了。广告假装是别人写的，所以不脸红。如果要我自己署名，我是不干的。现在老实招供出来（老是有人向我打听，这广告是谁写的，不承认不行），是让读者了解我的“散文观”。这不是我的成就，只是我的追求。
我以为散文的大忌是作态。
散文是可以写得随便一些的。但是我并不认为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写进散文，什么样的文章都可以叫做散文。散文总得有点见识，有点感慨，有点情致，有点幽默感。我的散文会源源不断地写出来，我要跟自己说：不要写得太滥。要写得不滥，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多想想事，多接触接触人，多读一点书。
文论卷一部分是创作谈。我不是搞理论的，只能说一点形而下的问题，卑之勿甚高论。谈语言的较多，也还可以看看。《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中说语言的暗示性和流动性，是我捉摸出来的，哪本书里也没有见过，无所本。很难说有什么科学性。往好里说，是一点心得；往坏里说是“瞎咧咧”。
一部分是评论。如果不是报刊指名约稿，我是不会写评论的。都是写东西的人，干嘛要对别人的作品说三道四，品头论足？科罗连柯就批评过高尔基写的文学评论，说他说得太多。科罗连柯以为，一个作家评论另一个作家的作品，只要说：“这一篇写得不错，就够了。”我非常赞成科罗连柯的意见。但是只是这样一句话，报刊主编是不会“放过身”的，他们要求总得像一篇文章。于是，只好没话找话说。
我写的评论是一个作家写的评论，不是评论家写的评论，没有多少道理，可以说是印象派评论。现在写印象派评论的人少了。我觉得评论家首先要是一个鉴赏家，评论首先需要的是感情，其次才是道理，这样才能写得活泼生动，不至于写得干巴巴的。评论文章应该也是一篇很好的散文。现在的评论家多数不大注意把文章写好，读起来不大有味道。
另一部分是序跋，主要是序。有几篇是我自己的几个集子的序，只是交待一下集中作品写作的背景和经过。更多的是为一些青年作家写的序。顾炎武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我并不是那样好为人序，因为写起来很费劲。要看作品，还要想问题。但是花一点功夫，为年轻人写序，为他们鸣锣开道，我以为是应该的，值得的。我知道年轻作家要想脱颖而出，引起注意，坚定写作的信心，是多么不容易。而且有那么一些人总是斜着眼睛看青年作家的作品，专门找“问题”，挑鼻子挑眼。“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这样的胸襟他们是没有的。才华，是脆弱的。因此，我要为他们说说话。我写的序跋难免有一些溢美之词，但不是不负责任地胡乱吹捧，那样就是欺骗读者，对作者本人也没有好处。
我写的文论大都是心平气和的，没有“论战”的味道。但有些也是有感而发，有所指的。我是个凡人，有时也会生气的。
京剧原来没有剧本，更没有剧作家。大部分剧种（昆曲、川剧除外）都不重视剧本的文学性。导演、演员可以随意修改剧本。《范进中举》、《小翠》、《擂鼓战金山》都演出过，也都被修改过。《裘盛戎》彩排过，被改得一塌胡涂。我是不愿意去看自己的戏演出的。文集所收的剧本都是初稿本，是文学本，不是演出本。
有人问我以后还写不写戏，不写了！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