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几个穿插性的角色，这篇小说只有两个“人物”，大牛伯和他的小牛。这头小牛是通人性的。它对大牛伯有很深的感情。它尽力地为大牛伯犁田。他们的思想感情是可以交流的。大牛伯的心思，小牛完全体会得到。它跟大牛伯说话，用它的水汪汪的大眼睛。他们真是莫逆无间。
牛会做梦。
这牛迷迷糊糊时就又做梦，梦到它能拖了三具犁飞跑，犁所到处土皆翻起如波浪，主人则站在耕过的田里，膝以下皆为松土所掩，张口大笑。
大牛伯会同时和小牛做梦。
当到这可怜的牛做着这样的好梦时，那大牛伯是也在做着同样的梦的。他只梦到用四床大晒谷簟铺在坪里，晒簟上新荞堆高如小山。抓了一把褐色荞子向太阳下照，荞子在手上皆放乌金光泽。那荞就是今年的收成，放在坪里过斛上仓，竹筹码还是从甲长处借来的，一大捆丢到地下，哗的响了一声。而那参预这收成的功臣，——那只小牛，就披了红站在身边，他于是向它说话，神气如对多年老友。他说，“伙计，今年我们好了。我们可以把围墙打一新的了；我们可以换一换那两扇腰门了；我们可以把坪坝栽一点葡萄了；我们……”他全是用“我们”的字言，仿佛这一家的兴起，那牛也有分，或者是光荣，或者是实际。他于是俨然望到那牛仍然如平时样子，水汪汪的眼睛中写得有四个大字：“完全同意”。
小牛对大牛伯提出的意见，总是表示“好商量”。大牛伯梦到牛栏里有四头牛，就大声告给“伙计”说：
“伙计，你应该有个伴才是事。我们到十二月再看吧。”
伙计想十二月还有些日子就点点头，“好，十二月吧。”
小说把小牛人化了，因此就有颇浓的童话色彩。这童话色彩其实是丰富的人情。
小说的语言带喜剧色彩，这是大牛伯的善良幽默的性格所致。比如：
见到主人，主人先就开口问他是不是把田已经耕完。他告主人牛生了病，不能做事。主人说，
“老汉子，你谎我。耕完了就借我用用，你那小黄是用木榔槌在背脊骨上打一百下也不会害病的。”
“打一百下？是呀，若是我在它背脊骨上打一百下，它仍然会为我好好做事。”
“打一千下？是呀也挨得下，我算定你是捶不坏牛的。”
“打一千下？是呀，……”
“打两千下也不至于……”
“打两千下，是呀，……”
说到这里两人都笑了，……
这样的时候，还能这样的说笑，中国农民的承受弹力真了不起！他们不是小小的挫折可能压垮的。
一切本来是很顺利，很圆满的。小牛的脚好了，荞麦田耕出来了，看样子十二月真可能给小牛找个伴，可是故事却来了个出人意料的结尾：到了十二月，**里所有的牛全被衙门征发到一个不可知的地方去了，大牛伯只有成天到保长家去探询一件事可做。顺眼中望到自己屋角的大榔槌，就后悔为什么不重重的一下把那畜生的脚打断。
这就是中国的农民。他们没有自己的财产权，衙门中可以任意征用农民的耕牛，只要一句话！
小说的结尾是悲剧。因为前面充满童话色彩，喜剧色彩，就使得这悲剧让人感到格外的沉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