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是入世的，而且是高度介入高层政治的以传统纲常礼教维护为己任，也就是介入帝王政治而开创太平盛世的理想化学说，因而伴君如伴虎，对个人来讲有时非常危险；道家学说是避世的，倡导顺天道而从自然，更注重人性在山水自然中的旷达和抒发。因为专制体制是容不得人性自由舒展的，只有到了明末王阳明的心学理论的创立，才将两者综合发挥更加注重个性的修养和阐发，而导致个性在良知的规范下得以自由驰骋，促使李贽“童心说”和“公安三袁”性灵学的发微，并形成最初市民文化的理论萌芽。
“党锢之祸”由东汉始兴，原因在于汉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为知识分子从政之目标，以尊卑有序的纲常礼教为立国之本，逐步演化成八股取士的文官科举制度为管道，成为帝国各级官员不断输送的来源，进而形成王朝政治的统治基础。高居庙堂之上文官可以操纵国家政治，其潜在的基础是大批从府、县、州到巡抚、总督一级的地方官员与这些官员吏员幕府成员及其从县学到国子监的人才储备库，全部都是谙熟儒家礼仪学说的知识分子阶层组成从上到下的金字塔式权力结构及八股取仕的人才培养机制。这种机制的解体，朝纲必然坠落，朝政也就混同于泥沼，九层高塔离訇然倒塌也就为时不远了。
当统治阶层本身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作为引诱来作为升官之阶梯，金钱美色自然成为破坏纲常礼教的腐蚀剂，大部分的官员因为名利**而倾向依附权势，阿臾奉承、成为柔媚恭顺的臣子，期待在官场的飞黄腾达。这样一来，君主的专制权力缺少平衡和制约导致君权滥用，宫廷腐败加上佞臣的依附，形成贪污腐败上下同流，王朝等级从根子上腐烂而导致全面的崩溃。
那些“以天下为己任”，以天道为依据的所谓亢直之忠臣以“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谋其功”，就会挺身而出犯言直谏。这句被历代儒家官员奉为圭臬的名言出自于汉代大儒董仲舒劝谏江都王刘非的话。
仲舒先生（前179—104年），河北枣强广川人。自幼潜心钻研“春秋公羊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传说在他在书斋重置的帷幕里潜心读书，竟能够做到三年不迈出一步，就是庭院外美丽的园圃也没去过，讲学授课，就藏在帘幕后面，只闻声音，不见其人，可见学问钻研到了心无旁骛的境界。[1]
在汉景帝时他担任了朝廷的五经博士，这也就是帝国的最高学位了。公元前140年37岁的博士，在应招的一百多学人中脱颖而出，被召至皇宫，与汉武皇帝面对面应对，具体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这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策论应对“天人三策”，具体阐述他“天人感应”、以仁政治国、崇尚教化、政治思想大一统、“天不变道也不变”的治国理念，坦然面对专横跋扈的汉武帝，引经据典，联系实际，侃侃而谈，妙语连珠，比喻叠加，实在是一篇辞藻华丽逻辑性强的政论散文，很有语言的穿透力和感召力，展示了一代大儒面对君王不卑不亢的超然风采。这是某种理论自信，人格自信的底气，不需要阿谀奉承和故作谦恭，显然大儒就是帝王师，做人是有底线和独立人格的。
然而，汉武帝虽然对其理论表示信服，但是他这种旁若无人不卑不亢的风格，实在有些扬才露己，缺少了一些对于君主的臣服和敬畏的恭敬感，却增加了太多对于三皇五帝、至圣先师孔丘、孟轲的敬畏，简直就把尧舜禹三皇和儒家学说奉为天道。他自己就是天道的传播者解释者。专制帝王其实是很自以为是的，尤其是自命具有雄才大略开疆拓土的帝王，表面上的问道也只是摆出一副尊敬贤人的姿态，千万不可当真。在这种时候尤其要保持谦恭谨慎甚至于带点撒娇式的柔媚以作妾身之态，才可博得欢心，谋取进身之阶。千万不可夸夸其谈，自以为比帝王高明，甚至还想以星象卜筮之术去推算帝国命运，这难道是作为臣子的职责吗？
董仲舒扮演的不仅是儒家学说诠释者，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身体力行者，更是帝王行为的监督者，在更多地夸奖三皇时，其实暗中嘲讽的是今上，这些都是不见容帝王的风度和作派。武帝对他也只能是敬而远之了，在那些朝中老奸巨猾政客来看，这就是迂阔而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也就必然会遭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命运。
尽管董仲舒品学兼优可以说是德艺双馨，当他的人格魅力超越了群臣之上尤其超越了帝王之上后，他的官场命运只能是远离中枢，被打发到了江都王刘非处担任了丞相。不知武帝是重用他，还是埋汰他。总之，这个职位非常危险，主要用于掌管地方政务，兼有教导和监督藩王职责，防止藩王谋反和在藩国胡作非为，当年贾谊也是被外放长沙王处为相，忧郁而死的。虽然武帝采纳了他的理论，却对这位儒家学者政治上始终不够信任。况且这位江都王刘非并非良善之辈。刘非是武帝的哥哥，性情残暴而荒**，常常以杀人取乐，甚至匪夷所思地令宫女和羊与狗**。
董仲舒上任后就用儒家仁义道德感化这位王爷，竟然让刘非非常佩服，对他很是尊重，对他的建议经常予以采纳，在他任职的十年中两人相安无事，王国治理也井井有条。
公元前135年，汉高祖陵墓失火，董仲舒用他的“天人感应”学说进行私下里的推断，写成《灾异之记》草稿，认为这是朝廷任用酷吏张汤残杀骨肉和大臣所致。尚未上书皇帝，这时候小人出现了，这就是深受武帝宠幸的中大夫主父偃，也许是路过江都等待董老先生的召见，因为嫉妒董仲舒，趁主人不在偷走了草稿，上奏朝廷。汉武帝将它交与朝中诸儒审阅。因其中有讽刺时政的文字，汉武帝一怒之下，把董仲舒打下了大狱，虽然后来刘彻看重他是著名的经学大师，又下诏赦免其罪，复为中大夫。
这时候另一位大政客官场小人公孙弘粉墨登场了。这位老政客，年轻时当过狱吏，因犯罪被罢免，开始养猪，四十岁才开始研究春秋，65岁因钻营外戚大将军卫青的路子被推荐到武帝面前诏对，应征对策，以“仁、义、礼、术”为治国之本，得到武帝赏识，被取为第一，拜为博士，一年内提为左御史，两年后升任丞相。他是主张儒表法里王霸杂用的，这套理论很符合刘彻骨子里的想法，也就是表面上的仁义道德，骨子里的是严刑峻法，重用酷吏张汤，远离贤臣董仲舒。这些都是公孙弘揣摩上意、巴结武帝的结果，两人真实心思不谋而合，于是得到重用。这就是宠臣练就的途径。
这位老政客也就是冯梦龙在《老门生三世报恩》中那首牢骚诗中竭力推崇的老官僚公孙弘。当然老东西和董仲舒都是研究公羊春秋的，但是水平比小董要差许多，由于心怀嫉妒，建议武帝让他去就任胶西相。这位胶西王刘端也是武帝哥哥，纵横不法，害死了不少国相。这公孙弘也是歹毒，企图借刀杀人，此议正合武帝心意。董仲舒被打发去胶西国，刘端见是大儒到国，以礼相待，对他十分尊重，对他的建议也常常采纳，两人竟然相安无事了四年。这就是董仲舒以礼仪治国在两个诸侯国的实践，都取得不俗的绩效，但笔者认为还主要是董仲舒忠贞坦**正直无私的人格魅力使得两位看上去昏庸无道王爷感到叹服。
最终董仲舒深知刘端阴险无常，他已无意官场，托病辞官回乡，不问田产，专心著述。朝廷每遇重大理论问题，还是会派使者和廷尉张汤登门领教，因为当时廷尉断狱也是以《春秋》为标准的。董仲舒在家潜心著述，一直终老到死，共留有著作123篇，遗失了一些，后人将82篇文稿编成《春秋繁露》。此书将儒学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宣扬“天人感应”，将人的品性分为上中下三等。董仲舒是西汉正统儒学的代表人物，人称汉儒就是以董仲舒为人格代表的君子性人物。和他同时期的学者公孙弘这个家伙也有研究“春秋”文章十篇，却一篇未有传世，学术高低立见高下。班固写汉书为董仲舒立传，其中大量篇幅是其词彩华瞻的《天人三策》[2]。
公孙弘其人品朝中非议颇多，他是个善于揣摩君主意志，儒表法里的伪君子，这和汉武帝刘彻的王霸杂用的权术正好相合。可见一味顺从君王的好处，比之董仲舒迂腐亢直要圆滑许多。有时公卿们商量好向武帝提出建议，当面他却一言不发，为人狡猾世故。汲黯曾经指责公孙弘位高俸厚，却盖着粗布被子，粗茶淡饭不食肉，这是虚伪不忠。而武帝对公孙弘极为信任，生前即封他为平津候，文人封侯是从他开始的。时人评价他为，外宽内忌，常常暗中报复人，董仲舒、主父偃都曾遭其暗算加害。当然，主父偃是咎由自取，借助武帝宠幸，大量索贿受贿，最后被族灭。[3]
汲黯是一位秉性耿直的大臣，景帝时期曾担任太子洗马，武帝即位后担任中书谒者也算是武帝身边参与机要的近臣。河内失火烧了1000多家，武帝派他视察灾情，他却不经请示，假传圣旨开仓赈灾。回来后坦承地对武帝说：“火灾不足忧。河内郡连年水旱甚至出现人吃人，我未经请示已经开仓赈灾，陛下就治我罪吧！”武帝并没有追究他的罪责，却将他外放为东海太守，因有政绩，被召回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
汲黯为人耿直，多次犯言直谏，有次武帝在朝堂上大谈自己的施政纲领和宏伟目标。汲黯兜头一盆凉水泼上去：“陛下外施仁义，内心却欲望太多，怎能效法唐尧虞舜呢？”武帝大怒，拂袖退朝。公卿们为他担心，他却坦然地说：“朝廷设置大臣，难道都要阿谀奉承，陷天子于不义吗？况且，我已在位，怎能爱惜自身，而辜负朝廷重托。”他看见了丞相公孙弘和太尉张汤都不愿意理睬，曾经当着武帝面抨击公孙弘之流内怀奸诈而外逞智巧，以此阿谀主上取得欢心；他公开指责张汤，刀笔吏专门苛究深抠法律条文，巧言加以诋毁，构陷他人有罪，使事实真相不得昭示，并把胜狱作为邀功的资本，高官厚禄，不能教化百姓，安国富民，反使监狱中关满了人，后果不堪设想。天下人说刀笔吏不能担任公卿，果然如此，你制法论事务求苛细，叫天下人手足无措侧目而视，这个人就是你张汤。而汉武帝越发地倚重公孙弘和张汤，公孙弘、张汤则深恨汲黯，就连汉武帝也不喜欢他。
汉武帝的小舅子大将军卫青，群臣都尊奉下拜，唯独汲黯不拜，有人劝汲黯，他却说：“大将军和我平等行礼，不是更提高了他的声誉吗？”卫青听了反而更加尊重汲黯了。武帝虽受到汲黯顶撞，不太高兴，但是每次汲黯求见，总是穿戴整齐，以礼相待。
是凡君王开始对一个人敬鬼神而远之时，他的官运也就到此为止了。据司马迁《史记·乐篇》记载：汉武帝曾经在渥洼水中得到一匹神马。尤为喜欢马的武帝一时高兴，便即兴以神马作了一首祭祀太一神的《天马歌》。后来汉武帝派李广利伐大宛获得了一种叫“蒲梢”的千里马，武帝又作了一首《西极天马歌》。由于太一是当时至尊的神明，因而太一祭祀是非常庄重的事情。时任中尉的汲黯因此谏言：“但凡王者创作乐歌，上以承继先祖，下以教化万民。现在陛下得到马就写诗作歌，并在宗庙中演奏，先帝及百姓难道能明白这种音乐吗？”武帝听后沉默不悦。于是丞相公孙弘说：“汲黯诽谤陛下创作的诗歌，罪当诛杀。”汲黯没有被杀，却被免官回乡闲居，数年后淮阳国多事，召为淮阳太守，武帝对他说：“淮阳官民矛盾很深，我只好借助您。您安睡在那里治理吧。”这是指汲黯早年治理东海时，以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只理大政，不问小事，从不扰民，境内气象清平。汲黯崇仰道家学说，治理官府和处理民事，喜好清静少事，把事情都交托自己挑选出的得力的郡丞和书史去办。他治理郡务，不过是督查下属按大原则行事罢了，并不苛求小节。他体弱多病，经常躺在卧室内休息不出门。一年多的时间，淮阳郡便清明太平，他为淮阳太守十年，死于任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卧理淮阳”的故事。[4]
明代学者归有光评价汲黯：
人主为之改容，奸萌为之弭息，四夷闻之而不敢窥伺，此正直之臣也。其在于古，若排闼、折槛、引裾、坏麻之类，皆可以言正直也。其大者，如汲黯、萧望之、李固、宋璟、张九龄、陆贽、李沆、范仲淹、李纲之徒是也。
[1] 司马迁著：《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董仲舒》，线装书局，第308页。
[2] 见班固著：《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线装书局，第572页。
[3] 见司马迁著：《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传》，线装书局，第287页。
[4] 班固著：《汉书·卷五十·列传二十·汲黯传》，线装书局，第5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