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海瑞这样毫不留情地当面痛骂皇帝的文官，在晚明绝不是个案。自从有了海瑞这面旗帜在那里招风，旗帜下的海瑞不仅没有因为开骂皇帝而招杀身之祸，在万历朝反而节节攀升官位升到部级，当到了二品都察院右都御使巡按，南直隶十二府，也算是威风八面。这就是将生命压上赌盘当作筹码的回报。这很使刚刚中了进士的邹元标动心。
这家伙正在朝廷实习，尚未有实质的官职，初生牛犊不怕虎竟不知好歹地上了一个折子，弹劾首辅大臣张居正。张先生可是当朝皇帝朱翊钧的老师，炙手可热的当朝一品大员，一个26岁的从七品候补官员，却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地上书弹劾首辅大臣，简直是吃了豹子胆，那完全是心中存在的道义和良知支撑着他的狗胆包天。弹劾的理由竟然是张居正的老爸死了，不回去守孝，古代叫着“丁忧”，这在以忠孝治国的天朝来说当然也不算是小事。
老张当然也是装模作样地要回去按规矩丁忧三年的。他早就请示过小皇帝，小皇帝请张老师“夺情”戴孝办公，忠孝不能两全时，那就要而夺“孝”之情，为国尽忠。
邹元标则认为这是为了热衷权力而不去尽孝是可耻可恶的事情。当然为了老首辅的面子，邹元标被拉到午门之外被狠狠揍了三十廷杖，进士功名被革去，降为士兵流放贵州的穷乡僻壤实施劳动改造。一去五年，在那个边鄙山区的卫所里一边服役一边研究理学，学问大有精进。直到万历十一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被万历征召授官吏科给事中，职司监察。谁知这小子到任不久又旧病复发开始上书教导皇帝不要沉迷于声色巡游、宴席，要培养道德观念、亲近大臣部属、严肃法令准则、尊崇儒家品行、整顿地方吏治等等五件大事，不久又弹劾罢免礼部尚书徐学谟、南京户部尚书张士佩，还直接批评万历不能做到清心寡欲。皇帝只是非常宽容地批了“知道了”三个红字，这是给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愣头小子一面子，并不因为文字的唐突而惩罚他。
慈宁宫遭火灾，他紧接着又上了第二本，其中说道：“臣先前进献无欲望的教诲，陛下尝试自我检查，是真没有欲望呢，还是节制了欲望？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不为。'陛下的确应该尽快彻底地自我检查，着意节制自己的欲望。”干脆指责皇上扯谎，有过不改，而且引用“欲人勿闻，莫若勿为”的谚语，揭穿皇帝的装腔作势，说他没有人君风度。这就使得万历皇帝勃然震怒，准备对这个不知感恩的家伙再次廷杖。
邹元标在南京过了三年，称病回家。很久之后，起用为本部郎中，不去赴任。不久母亲死，定居乡里讲学，跟他学习交游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名气也越来越大。朝廷内外上疏举荐被遗失的人才，共有几十甚至百道奏疏，没有不把邹元标列在第一位的，万历一朝终于不被起用。邹元标在家讲学三十年成为东林党的骨干分子。邹元标与顾宪成、赵南星成为“东林党三君”。直到明光宗即位，征召邹元标为大理寺卿。尚未到任，被提拔为刑部右侍郎。天启年间作为三法司的领导参与了对于熊廷弼案的审理。
邹元标重返朝廷站在朝廷上，正直威严，令人生畏，晚年努力争取做到和睦平易。有人议论他赶不上刚开始做官的时候有气魄。邹元标笑着说：“大臣跟言官是有区别的。风度超绝，是言官的事情。大臣关心的不是大的利益和损害，就是应当保护扶持国家，怎么能像年轻人那样怒形于色呢？”
明史记载，邹元标自从回到朝廷以来，不危言耸听，不发表过激言论，对于事物没有猜疑。然而奸诈小人因为他是东林党人，还是忌恨他，暗地里想办法赶走他。正好邹元标同冯从吾创建首善书院，集合志同道合的人讲学，邹元标上疏请求辞职，天启帝安慰挽留。大太监魏忠贤开始大权独揽，传旨说宋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讲学，将要严加谴责。首辅叶向高极力辩解，并且乞求一起辞职，天启皇帝这才下了道温和的诏书，加赠邹元标太子太保，乘驿车回家。从此邹元标闭门谢客，他进呈的《老臣请去国情深疏》，一一陈述军国大计，规劝皇帝节制欲望，人们争相传诵。天启四年（1624年），邹元标在家中病逝，享年74岁。[1]
万历十七年（1589年）这时又一个海瑞似的人物再次出场。这一年刘汝国在太湖起义，遭到镇压。后金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各部，朝廷封其为都督佥事，神宗皇帝不再上朝。这时一哥们儿气不打一处来，开始冒死死磕皇上了，他就是雒于仁。
这位小官是大理寺评事，相当于最高法院的从六品法官。他上疏大骂万历皇帝是酒鬼、色鬼加贪财吝啬鬼，口气比海瑞要激烈得多，语词也更加尖锐。
雒于仁，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历任肥乡县（治今河北省肥乡县西南）、清丰县（治今河南省清丰县）知县，均有美政。万历十七年（1589年）入朝为大理寺评事。他经过一年的观察，认为神宗皇帝听信奸佞，不理朝政，长此下去，会贻误国事，于是，在这年岁末，上疏说：“臣在朝任职年余，总共只见过陛下三次。此外，只听说陛下贵体欠安，一切传免，即使各种祭祀，也都是派遣官员代为行事，既不亲自处理政务，经筵、日讲也已停止了好久。”他认为皇上的病根在“酒、色、财、气”四字上面，因而劝谏皇上临朝务正，勿贪酒、色、财、气。他说：“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他列举了皇上贪恋酒色财气的种种事实，直攻皇上的过失，认为这四者之病缠绕身心，不是服用药物能够奏效的。他诚恳地说道：“臣今敢以四箴献上，假若陛下肯听臣言，即使立即诛杀臣，臣虽死犹生！”其箴按酒色财气，依次以四言八句为之，言词恳切，鞭辟入里。疏上之后，神宗极为愤怒。恰巧遇上岁末，不能处置，其疏在宫中存留了十日，到第二年正月初一，神宗在毓德宫召见首辅申时行等内阁大臣时，即将雒于仁的四箴疏亲手交给申时行，打算严厉惩处。
其实，申时行内心很赞赏雒于仁此举，他个人早已为神宗长时间不理朝政和无限期停止经筵、日讲感到伤心，于是极力为雒于仁辩解。申时行看到神宗一时难以改变态度，便说：“这个《四箴疏》不可发到外面去，恐怕外面的人会认为疏中所言都是真的，请陛下宽容臣等，待臣传谕大理寺卿让雒于仁辞职就是。”神宗无奈，只得点头同意。
过了几天，雒于仁称说有病，请求辞职，神宗遂将其罢为平民。史称：从此之后，奏章留中，遂成故事。过了多年，雒于仁在家中去世。天启元年（1621年），熹宗赠其为光禄寺少卿。[2]
所以说，有明一代的文官集团，自方孝孺开始和皇帝对骂是有传统的。而且个个大义凛然，不惧生死，一副真理在胸笔在手的架势，仿佛皇帝不是君父而是可以随时教训的儿子。当然，他们在骨子里也是自认为自己是皇帝的老师，老师教育荒**无道的学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文死谏，武死战”是作为臣子的责任。
[1]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列传第一百三十一·邹元标》，线装书局，第1318页。
[2] 《明史·卷二百三十四·列传第一百二十二·雒于仁传》，线装书局，第1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