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语》文字典雅，情致庄重，记叙客观，细节真实生动，情感诚挚委婉，是明代小品文的典范。
冒辟疆在《忆语》开篇就说[1]（笔者已译成白话）：对于美好女子的爱，产生于和她的亲昵行为，有了亲昵的交往，对于一切也就有所修饰了。缘于这样的爱用修饰和夸张的笔墨来写的可爱之人，天下就少有真的可爱者。况且豪门深院内室的屏风流光溢彩，凭着文人的生花妙笔精心描摹想象，麻姑献寿和洛水女神临波的故事就幻化而出。更有好事者借助缪篆诗词韵律妄谈聚散离合爱恨情仇，使得西施、薛涛、卓文君和洪度等美女、才女似乎家家闺阁之中皆有，这其实是夸大之词，只是文人贪图虚名的恶习而已。
在他而言，也就是尽量避免文人为了自己心爱之人夸夸其谈，以美丽的辞藻和夸大其词的笔墨掩饰事实真相的陋习，而写出自己和董小宛甚至包括陈圆圆在内这些可爱女子的真实交往。
通过冒襄这些近似于生活本色和浸透着真实情感的美好回忆，才使我们看到了明末那些被视为国家栋梁和精英的复社文人学士真实的情感生活的两面性，看到生活于专制社会的一代绝色才女在大社会的变革时期，在礼崩乐坏的现实中，被官僚统治集团在肉体上玩弄，在精神上毒化奴化，最后走进灰暗历史，被吞噬的悲剧性命运。其中，可以透视出她们在品性上的纯良和精神世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明代是个很奇怪的社会，是男女**观念极其错乱的时代。在时代的大变革时期，生产方式的变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逐步壮大。市民社会的发展使得社会文化、思想和价值追求均呈现多元的倾向，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旧价值观在专制统治者的强调下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官场道德衡量的标杆，“从天理灭人欲”的官学理念作为统治者提倡的主流价值观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因而显得成熟乃至到达顶峰，禁欲的理论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灭绝人性的地步。社会上节烈风气盛行，家训、闺范种种戒律，版本众多。
然而事物发展的极致必然要走下坡，成熟的果实开始腐烂变质，主要体现在统治者自己主张推行的价值观，自己并不准备实行，就成为某种虚置的伪道学信条而完全的空壳化悬空虚置。在实际生活中各个层面完全失去了规范人性和人心的作用。
反之，纵欲之风在统治阶级上层和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士子以及新兴商人阶层中大行其道，各种色情小说和春宫画册在社会上泛滥成灾，娼女娈童充斥各种文化娱乐场所，服食**，玩弄金莲，官员士子的狎妓嫖娼视为风雅，青楼文化成为时尚，风靡一时。
人们在帝国政治黑暗的夹缝中寻求各种肉体的刺激和欲望的释放，来填补精神的空虚和理想信仰的失落。禁欲与纵欲并存的矛盾激发碰撞激发出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组合成整个时代的奇怪光谱，人们的意志和兴趣往往会为之**和挟裹，而陷于某种失去理性的疯狂。
大约在正统和成化年间，经济的恢复和财富积聚使得社会逸乐风气开始抬头，兼之于阳明心学理论的流行，文人学士和官员们在思想上受到极大的震动。作为专制帝国统治思想基础的程朱理学藩篱开始松动，从朱熹的“性即理”“即物穷理”“格物致知”到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思想，其中的变化显然是注重唤醒士人的主体意识的功能。“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间，骤然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具醒，犹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见顾宪成《小学斋杂记》卷四）加上王学左派的助推和李贽“童心学派”、公安三袁“性灵学派”的崛起，出现了一批诋毁孔孟，离经叛道的高扬个性解放大旗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
以公安“三袁”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所倡导的适情任性、无所拘束的生存态度则显示一种自觉的、积极的的人生观。配合三袁的“疏渝心灵，搜剔慧性”的文学主张，他们在生活上也彪炳“率性为道”，以情反理的价值原则。两者互相结合，互相依持，且与当时的蓬勃生长的市民意识遥相呼应，汇成了一股追求个性解放的启蒙思潮。[2]
人们长期被压抑的欲望从沉闷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在文学领域人欲取代天理，人的天性张扬取代对于个性束缚，直接冲决了皇权专制对于市民自主平等意识的扼杀，因而造成了晚明社会再次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复兴局面，文化戏曲艺术的创作形成**。这些局面的出现还在于帝国内忧外患矛盾的交织无暇顾及对于思想领域的控制，文字和学术管制相对宽松，尤其是以南京为中心的东南一隅东林讲学、复社文人集团的兴起，对于朝政起到极大制约作用。
大潮涌动，难免泥沙俱下，纠枉过正的结果是导致了晚明社会的人欲横流，在纸醉金迷中贪图女色或者男风的肆意享受，人性堕落，士人噱谈性情，以纵情逸乐为风流，社会上狭邪小说泛滥，春宫画、亵玩用品及**公开在市场流行，青楼妓馆生意一片兴隆。这是一场王朝末路前期的性欲滥觞的狂欢。可惜复社士子的优秀代表“四公子”及其哥们儿以及他们的东林老前辈“江左三大家”均是这场狂欢中饕餮的著名食客，他们在尽情享受着这场秀色可餐的宴席时，帝国也在他们狂欢中灰飞烟灭。他们只能在诗文中咀嚼着往日的悲欢。而那些“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秦淮八艳们，也一个个悲剧性走进帝国的夕阳，人们看到的只是她们苍黄凄凉的背影。
那抹落日余晖见证了她们的最后的辉煌，实在是和她们所处的诗酒风流的文学氛围和水墨江南的地理环境以及思想政治中心有关。这些人文传统和地理因素不能不影响到她们的性格塑造和对于人生的选择乃至价值观的追求。
明代江南的名妓层出不穷，才艺兼美，一方面在于地方六朝烟水地、十代帝王洲的繁华旖旎山水养人，文风薰莸，钟灵毓秀所导致；还在于相对于北京而言南京作为留都还是帝国人才的储备库，每三年一次的江南乡试六省士子云集，成群结队去秦淮河边寻花问柳的习俗相关。平时留都的闲散编外官员很多都是闲云野鹤，很具有有独立思想艺术天分的学者、艺术家，他们和名妓的交往，使得南方的脂粉气中混杂了更多的文化气息。有时还是持不同政见政治失意者贬谪和流放的大本营，比如东林党人和后来的复社名士们，个个都是文章高手加上风月场中采花老手的身份，使他们特立独行的人格和思想及价值取向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们女性朋友，对于国家大事和民族气节的判断和选择。有的在人品和情操上甚至超过她们的男性朋友，比如柳如是、李香君、葛嫩娘、李贞丽等无不以巾帼胜出须眉的声誉青史留名。正如陶慕宁在《青楼文学和中国文化》一书所言[3]：
妓女日与名士相处，习名士之所习，投名士之所好，因名士之榆扬而蜚声遐迩，故多能诗善画，即才力不逮者，亦倩笔于人，以增身价。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第三章中论及河东君才艺时云：
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然。但也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4]
明代中叶以后，北方陷于战乱。战争导致对于生产力的大破坏，经济颓败，民生凋敝；战争导致赋税增加，官逼民反，陷于一片战火之中。东南地区工商业经济繁荣，城市娱乐生活丰富多彩，国中上恬下嬉，竞尚浮华。名士缙绅，无论居廊庙，处江湖，大都流连风月，陶情花柳相矜诩，江浙一带，为六朝金粉遗迹，声伎之胜甚于他处。南都“游士豪客，兢千金裘马之风，而六院之油檀裙屐，浸**杂于闾阎，膏唇耀首，仿而效之”。[5]陶慕宁认为，这正是崇祯一朝江南声妓回光返照的时期，其酣歌醉舞，沉溺流连之状，如同万历年间，又超过万历年，实际已经开启了帝国败亡之门，同时却也是新时期曙光来临的时刻，启动社会思想改革的开始。[6]
也就是说，远离帝国心脏的留都一隅，名士与妓女的交往，却曾经出现过接近现代意义的男女文化，这种文化近以南方士人的个性舒张和吴越名姝的卓越才识为基础，远以明季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的平等要求相呼应，构成对封建名教纲常等级的强烈冲击。当然我们并不能将那些名妓从良后作为达官贵人的小妾，视为妇女解放的先声。她们只是立足于妻妾制度基础上的不平等婚姻的受害者，以女性被冷遇、被圈养、被奴化、被驯化的羔羊或者锦鸡，不过是某些文武大员及其子弟们在婚姻之外寻求某种另类情趣刺激或者发泄性欲的对象而已。本质上还是权色钱色交易的结果。
因为即使是顾眉、柳如是、董小宛、葛嫩似乎和谐的婚姻，也是立足于封建男尊女卑的妻妾制度之上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些所谓从良的女性，必须遵循建立在礼教基础上的家规、妇训成为封建专制等级尊卑体制中循规蹈矩的奴才，才可归为良家妇女，这也是她们苦苦追求而自觉自愿所争取的归宿。当然只能是诚如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所预言的那般：要么堕落，要么回来。
也就是说，娜拉出家庭小樊笼，而入社会大樊笼，那么归宿只能堕落，也即当娼妓。反之，秦淮名姝是娼妓，所谓的从良，只是从被社会权势阶层人人可亵玩的名妓，而到被一人所包养专宠的小妾，则被认为是从出社会大樊笼到入家庭小樊笼，所谓不堕落，就是跳出娼妓的火坑，回归良家妇女的角色。充其量也只是成为以男性君权到夫权专制社会体系中去。回归社会细胞——家庭，成为大家族中主人有文化的私人秘书加整个家庭的忠心不二的奴仆。最终如同柳如是为整个钱氏家族的财富而自杀，如同董小宛在二十八岁的年纪因为对于夫君及其家庭的照顾而身染沉疴，积劳成疾，猝然早逝。这难道不也是人生的悲剧。而陈圆圆则更是在整个集权专制体制下，变成了“成王败寇”王朝循环体系中所沉沦的牺牲品。
诚如鲁迅先生《狂人日记》所言：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1] 《明清小品选刊·影梅庵忆语》，岳麓书社，1991年，第1页。
[2] 陶慕宁著：《青楼文学和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61页。
[3] 陶慕宁著：《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72页。
[4] 陈寅恪著：《柳如是别传（上）·第三章》，三联书店，第75页。
[5] 见顾起元著：《客座赘语·卷一·风俗》，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6] 陶慕宁著：《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