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仕途，也就意味着一脚踏进王朝政治的官场之门。门外体面光鲜，袍服锦绣，仪仗肃穆，八面威风；门内藏污纳垢，明争暗斗，你死我活，暗潮汹涌。这条道路远未有这些怀揣崇高理想准备正风肃纲、致君泽民、激浊扬清的年轻官员想象的那般平坦。在考中进士初期的欢宴应酬结束之后，面临着的是朝廷残酷的政治斗争。而明末畸形的政治也早已脱离儒学常理和官场道德规范变得异常复杂而残酷。张溥那带着几分孤傲和群团领袖狂妄的气质，自然很难适应官场的钩心斗角，互相倾轧。
帝国的危机除了来自于农民起义和后金的不断入侵，还来自于永无休止的官僚集团内部的党派斗争。魏忠贤倒台之后，在崇祯皇帝的极力主张下，拟定了一个200多人的附逆名单，阉党遭到致命打击，东林党随之抬头。党派斗争一直延续到普通文士，复社从成立起就明确表明要继承东林党人衣钵，互相以东林气节相砥砺，十分关心政治。这些人有张溥和吴伟业以及一批进入朝廷政治的复社才俊，包括陈子龙、吴继善等新晋官员。作为翰林院的低级文官，农民起义和后金入侵不在本职范围之内，而党派之争，却不管你什么职务，几乎任何人无法逍遥其外。张溥和吴伟业从立朝之初就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种斗争，一下子处于风口浪尖之上。
朝中与东林、复社作对的主要是温体仁。《明史·奸臣传·温体仁传》记载：
温体仁，字长卿，乌程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累官礼部侍郎。崇祯初迁尚书，协理詹士府事。为人外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1]
老温天启时曾经巴结、逢迎阉党，崇祯时，魏忠贤遗党一心盼望着他能够“翻逆案，攻东林”。因此老温成了复社人士极力反对的人物。张溥暗中收集了温体仁交集宦官、结党营私、援引同乡等等违背朝廷法度的劣行，写成疏稿，交吴伟业叫他上奏。因为吴伟业毕竟是朝廷七品命官，而张溥只是翰林院实习官品轶不入流无资格上书。但吴伟业对朝局尚不熟悉，以一名刚刚上任的小小编修骤然参奏次辅，内心不免胆怯，未敢贸然行事。当时老温一党中为其“主持门户，操控线索”的是大理寺少卿蔡亦琛。吴伟业难违师命，于是将弹劾老温的奏章，改头换面，变成了弹劾蔡亦琛的奏章，参了蔡一本。结果还是惹得温体仁大怒，欲重重处置吴伟业和张溥。首辅周延儒曲意为吴、张回护开脱，才得以无事。（见陆世仪《复社纪略》）从此，吴伟业便被视为复社在朝廷中的代表人物，成为老温一党的死对头，这样从崇祯朝一直延续到弘光朝被挟裹在党争的旋涡中难以解脱。[2]
正当吴伟业得罪温体仁、蔡亦琛，温蔡一党伺机报复时，吴伟业回家娶妻的请求得到崇祯皇帝批准，并“赐驰节还里门”，他以少年高第，又获钦赐归娶，可谓“大登科后小登科”，占尽无限风光。张溥有《送吴俊公归娶》诗曰：
孝悌相成静亦娱，遭逢偶尔未悬殊。
人间好事尽归子，日下清名不愧儒。
富贵无忘家室始，圣贤可学有朋须。
行时襆被犹衣锦，偏避金银似我愚。
他的际遇令天下士子羡慕不已，知名度也大大提高，其本人也感到无比荣耀。他把崇祯帝在试卷上的褒奖和赐假归娶看成是旷世之恩，铭刻在心。崇祯五年春，吴伟业成婚，妻子郁氏是当地名门，婚礼盛况空前，太仓城热闹非凡，前来祝贺的人络绎不绝，晚上灯火夹市，灿如白昼。有著名文学家、画家陈继儒赋诗祝贺曰：
诏容归娶主恩私，何羡盈门百辆时。
顾影采鸾窥宝镜，衔书青鸟下瑶池。
侍儿烛引燃藜火，宰相衣传补衮丝。
珍重千秋惇史笔，多情莫念画双眉。
既描绘了婚礼的隆重风光，又对他的仕途寄于厚望，并希望他不要陶醉于小家庭的恩爱，要珍重词臣的地位，尽到千秋史笔的责任。
吴伟业一走，张溥就成为老温一党攻击的目标，他卷入了首辅周延儒和次辅温体仁之间的党争越陷越深，恶性循环难以自拔。恰在这时候，他的老父亲因病去世，他才循例回乡丁忧，归葬父亲。也就是吴伟业在朝廷立足不到半年，回乡迎娶媳妇。张溥在朝廷不到一年，回家埋葬父亲。他们在官场的牛刀小试，即碰得焦头烂额，好在都有正当的理由抽身退步，离开是非之地。回到家乡他们就犹如蛟龙入沧海，在家乡乃至南方数省又掀起了滔天巨浪。
尽管张溥在官场上失意而归，但他和复社的名气却在民间炒作得如日中天。社会上一般人并不知道他“告假”内幕，一心只想加入复社博取功利，遇上他这次出京，更加容易亲近的机会，越发蜂拥而来，简直把张溥和吴伟业两人捧上了天。
他们两人双双回到了家乡太仓，于崇祯癸酉年（1633年）春天召开复社第三次大会，刊行《国表社集》问世。
据《复社纪略》记载：吴伟业以张溥的学生，在会试、殿试连连奏捷，夺得会元和榜眼，而且钦赐归娶，获得天下之荣耀。于是大家都传说是凡士子拜张溥为师必然很快能够出人头地。恰逢此时张溥丁忧告假归，沿京杭运河他的官船无论航行到哪里，必然有人趋之如骛。有不少读书人夹带着自己的文章前来投靠，几乎没有一天有空闲的。到达家乡太仓，四方学子门徒群集，海内学者争相拜访，经常是高朋满座。张家的丧事简直办成了喜事。老爹的去世反而成了张溥扩张组织制造影响的借口，于是他和吴伟业紧锣密鼓地利用在野的机会开始筹办第三次复社大会。这次会议的召开他们进行了精心的准备，组织工作更加细致严密。
张溥为了约定各地分社社长参加虎丘大会，先期广为散发传单，对复社进行宣传。到了虎丘大会那天，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连山东、山西、江西、湖广、福建等遥远之地的书生们都络绎不绝地搭乘车船赶来参加大会，与会者多达数千人。以至于虎丘山云岩寺的大雄宝殿都待不下了，会议只能移至与山路相接的千人大磐石召开。磐石广阔达数亩，平坦如砥，高下如削刻，空间十分开阔。传说吴王阖闾将墓修好后，以看鹤舞为名将千名工匠诱骗到此在巨石上将人杀尽。巨石背后春梅点点桃花灼灼簇拥着高高的虎丘斜塔，虽然有些倾斜却象征着明末中国第一大文社的勃勃生机，他们的事业就像这九层高塔那般在这里竖起达到顶峰。此刻的生公台、千人石鳞次栉比布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如同过江之鲫往来如织，当然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加上游人围观，声势浩大，蔚为壮观，实在为大明朝开国近三百年来前所未有，这种民间知识分子的大型聚会就在以后也是绝无仅有的。[3]张溥是这次聚会的中心人物，而吴伟业的地位也非前两次可比，第一次他还是一个秀才，第二次刚刚中举，而这一次他已经是“连捷会元、鼎甲”，并且以朝廷官员身份参加，自然成为大会一颗耀眼的明星。他作为复社成员以在科举之路上的成功的典型人物出现，自然是聚光灯下的焦点，作为复社人才培养摇篮诞生的典范，很有示范作用。张溥和吴伟业在赢得羡慕目光的同时，附会了许多复社真真假假的传说。
在一个权力神秘运作的国家，公众没有信息权的共享机制，小道消息的传播，往往成为民众获取信息的来源，而这些正是张溥所需要的，也是导致复社名誉受到污染的致命伤。因为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为复社的声誉带来意想不到的推动能量，同时掩盖了复社在运作政治权力扩张中的腐败行为，成为藏污纳垢的遮羞布。既然如此，尽可放任传播而不加澄清，专制集权下的民众是好愚弄的，轻信和迷信是他们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虎丘大会之后，复社的势力在真假消息的流窜中继续像是野火那般熊熊燃烧而且肆无忌惮。明人周同谷在《霜猿集》中说：
娄东月旦品时贤，社谱门生有七千。
天子徒劳分座主，两闱名姓已成编。
周同谷自注说明：娄东（太仓）的庶吉士张溥这家伙，创导复社攀附东林为榜样，一时文人学士竞相归附，门生多达七千多人。朝廷的春秋两次科举考试，皇帝只是分配座主也就是正副考官，各科房师；而谁当解元、会元和科考的魁主，谁先谁后，这位张庶常已经编定了次序，并且一无遗漏。主考官和房师不是门下学生就是东林党人，只等张溥这家伙一句话就揭榜。
一干想要靠他的关系走科考后门的人推波助澜，把他门下的一干子弟称为四配、十哲，他的诸弟则被称为东汉阉党“十常侍”。上门请托的钻营之人则更多，这帮人带着大批银两，仅由张溥的五个门生号称“五狗”的管道私下联络，谈定条件，支付银两，买卖科考名额，生意火红，张溥自也获利不少。张溥则为这些自称门生的孝敬银两的人提供了“保证考取”的服务。由于他的盛名和复社的势力，考试的主考官不是他的好朋友，就是复社社员，对于他所开出的名单少有不全收的；即便有少数不买账的主考官，他也有办法直通京师权贵，使他们更换录取名单，甚至有办法运作让不听话的主考官受到处罚而调职、去官。看上去严格严密公正公平的帝国考试制度，在张溥人脉资源和金钱潜规则下已经动摇。士子们都是帝国的储备人才，科举考试本是国家选才制度，人才人心被腐蚀，选才制度被破坏，帝国的执政基础已经动摇。《复社纪略》直接指出：
局外者复值岁科试辄私拟等科名次，及榜发十不失一，所以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其子弟入社；迨至付丽者久，应求者广，才俊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则啫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子其中矣。
而这就是自命帝国栋梁的复社领袖所作所为，张溥为了自己钓名沽誉，培植私党，营私牟利俨然将自己的私宅变成了地下考试院。
这些传说虽然不完全准确，却也并非空穴来风，明代科考制度虽然向称严密，但是在官场纵横交错的朋党网络下也会松动。所以周同谷说张溥“大为孤寒之患”，也就是说张溥如同孤松那般独立于寒冷的冬季，迎接他的必然是暴风雪的袭击。这就有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意味了。于是有些传言更加可怕了，说是那些县试府试的童生考秀才录取一名是“纹银一百二十两，皆为党人壅塞也”。可惜张溥等人却依然沉侵在民间虚幻拥戴的盛名中沉睡不知苏醒。
民间力量的兴起必然是以专制王权和官僚体制的朝纲堕落为前提的，复社领袖的登高一呼天下士子云集，本质上和农民起义揭竿而起道理共通，是朝廷权威的衰落，王权政治的式微。当然李自成、张献忠是为了推翻政权自己当皇帝，所以是推墙派；而张溥、张采等人和前辈东林党人是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看到了王朝政治的弊端，从维护王权的角度出发，希望朝政可以通过改良而达到儒家政通人和的局面，本质是补天的改良派。只是王朝政治已经走向末路，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回天无力，只能坐视江山灭亡，或者当义士殉节，或者成遗民当学者，即使当了贰臣，内心仍然非常痛苦。民间力量的勃兴，即使是耿怀忠肝义胆，也是对于王朝政治和官僚体制的威胁，并不为当政者所容忍。因为专制权力本身是随心所欲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垄断者，尤其是民间势力的崛起者，原是俯首帖耳的家臣，怎能变成政治权力的操控者？尤其是主导舆论的知识分子独立组织的出现，对于大一统帝国已然是某种异己的威胁力量。只是局限于内忧外患的现实，当局者暂时腾不出手来收拾张溥这类具有独立意识也具有政治野心的儒家知识分子而已。
晚明时期，王朝政治已经千疮百孔而难以修复，一切的制度已经完全被扭曲变形，包括朝中大员和在野知识分子的灵魂。政治的黑暗与社会的腐败已经病入膏肓，党争只是其中的表现形式，是王朝覆灭前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的象征，皇帝的意图已经很难全面准确地贯彻，因为整架机器已经腐朽，很难正常运转。内部的消耗抵消了帝国运作的合力和动力，这是坐视灭亡的先兆。
当时的张溥只是利用了这些传播很广的流言，借力造势做大自己的组织，至于卷入朝廷派系的政争，堕入那个污水横流黑洞是后来的事。这一切可以说是整个王朝政治的结构性腐败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权力功利对于人心人性的戕害。至于几次科考复社人员所取得的成就，本身或许是这些处于末世知识分子的优秀，并不完全是人脉资源渗透的结果。明末的历史发展证明了复社的优秀人才在当时举国上下君臣昏聩的当下，他们确实也是出类拔萃的。真正充当清廷“带路党”的汉奸几乎没有，即使被逼投降了的贰臣钱谦益和吴伟业也是内心无比痛苦，一直背负沉重的心灵十字架走向人生终点。
当然处于事业巅峰状态的张溥只有得意洋洋地忘乎所以，而丝毫也没有豺狼环伺的政治危机感。民间传说的神奇性形成巨大的舆论场，如同吸盘那样使得攀附复社的人越来越多。人人以争当复社社员为荣，虚荣心中潜藏着明确的功利目的，于是难免泥沙俱下，不少沽名钓誉之徒，投机钻营之辈也流窜于复社中间，反而败坏了复社的名声。
张溥此刻却洋洋得意陶醉在虚名之间，陆世仪在《复社纪略》中明确记载：“溥亦以阙里自拟。”“阙里”是孔老夫子的故居。显然忘乎所以的张溥已经狂妄地以孔老夫子自居了。
复社势力的急速膨胀，招惹来与之作对的官僚阶层更深的恐惧和嫉恨，而那些被复社拒之门外的士子和地方官吏也怀恨在心，两股势力的合流和朝廷反东林势力的沆瀣一气，很快造成对于复社的清算和打击。
[1] 见《明史》，线装书局，第1689页。
[2] 见《吴梅村全集·下·附录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434页。
[3] 见《吴梅村全集·附录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