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存在于宇宙的其他地方吗，还是说地球才是它唯一的家园？这是一个人们思索了数个世纪的宏大问题。若是能与一个地外文明取得联系，那这一谜题也就有了最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人们没能做到这一点。许多科学家，在另一颗行星上找到些普通的微生物也就知足了，如果有了这样的发现，那么它就可以回答关于生命在宇宙中的位置这一基本问题。例如：生命的出现是否是一个概率为万亿分之一的事件，还是它会在任何有可能的地方出现？它还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可以拿来与地球生命做比照的对象，从而极大程度地推动生物学进步。出于这些原因，寻找地外生命一直是像NASA这样的宇航局关注的一个焦点。
但是，根据一种理论，生命是否存在于其他地方的问题已经被回答过了，答案是肯定的。这个理论和乘飞碟四处转悠、绑架人类，偶尔还制造麦田圈的绿色小人并不相关。相反，它关注的焦点是两架美国的维京号探测器，1976年，它们成了成功着陆火星的第一批航天器。它们携带着设计用来在火星土壤中测试是否存在微生物的装置。据NASA的官方声明，以及大多数科学家的共识称，这两架探测器没有找到这种生命存在的决定性证据。
然而，吉尔伯特·莱文博士提出了强烈反对。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开展一项宣传活动，试图说服科学界。实际上，两架探测器确实决定性地探测到了生命，但是出于种种原因，NASA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莱文是探测器携带的生命探测装置的设计者之一，因此他确实有这个资格作为权威人士谈论这一问题。
最初莱文是一名环卫工程师，以及污水处理专家。可能这听起来与NASA的工作相差甚远，事实也的确如此，但这意味着他花去了很多时间思考微生物的事，因为他最主要的一项工作职责就是测试诸如游泳池等场所，有没有受到细菌污染。在20世纪50年代初，做这件事的方式相当地耗费时间，需要花上好几天才能完成。因为效率迟缓而懊丧的莱文发明了一种更高效的做法。他把它称为他的格列佛测试，因为这就像乔纳森·斯威夫特[75]的《格列佛游记》中的主人公一样，它能够找到微小的生物。
莱文的发明利用了所有微生物都需要进食和排泄这个事实，微生物们摄入养料，加工养料，并将它们作为废气排出体外。莱文意识到，通过测试**养料是否被转化为气体，就有可能探测出微生物的存在了。具体的做法是：他在养料汤中稍微加入一些放射性同位素，随后把养料汤喷洒在需要被测试的样本上或其中。如果样本中有微生物存在，那这些微生物们就会进食养料，并把它们转化为气体排出，而且因为养料已经被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用盖革计数器就可以测出样本上方的空气在变得更具有放射性—这明确显示了代谢活动存在的迹象，因此也就证明了微生物的存在。
莱文的格列佛测试就像有魔法一样，只需要几分钟或者几小时，而不是几天，就能鉴别出细菌污染。这一测试还极为精微敏锐，能够探测出程度最轻微的污染。
1954年，莱文听说NASA正在寻找能够在火星上探测到生命的装置，于是，他提交了他的发明。令他高兴的是，虽然竞争相当激烈，但最终他的发明被选中了。使该装置重量够轻并且体积够小，能够适合航天器携带又花去了许多年的时间。NASA还给它重新取了名字—标记释放试验[76]，因为这听起来更有科学味。虽然经历了这些周折，但是，1976年，当两架维京号探测器成功降落到火星地表时，莱文的测试是它们携带的生物学实验组件之一，被设计用来寻找外星生命。
在任务起飞之前，NASA的科学家就什么可以算是成功探测到了生命，确立了严格的标准。他们决定，如果一个生物学实验产生了阳性结果，它随后会需要被另一个对照实验所证实，在对照实验中，需要将火星土壤加热到160℃，并维持三小时来杀菌，在杀菌后的土壤上再次开展同样的测试，如果杀菌后的样本没有反应，这就会被解读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首次实验中是生物造成的阳性结果，也就是说确实探测到了生命。
在着陆的几天之后，第一架维京号探测器铲了一堆土壤样本，放进了测试箱中。莱文的自动装置随后将放射性标记过的养料汤喷洒在土壤上，NASA的每个人都屏住呼吸等着看会发生什么。很快，盖革计数器记录了测试箱中辐射水平的迅速上升。这是一个明确的阳性反应。但是，接下来，必须开展对照实验。在另一个测试室，火星土壤被杀菌，随后进行了测试。这一回，盖革计数器没有探测到空气中辐射水平的变化。结论似乎很清晰：任务前制订的标准被满足了，火星上探测到了生命。
第二架维京号探测器携带了同样的装置，它降落在四千英里之外的火星地表。当它随后开展了同样的连续实验之后，得到了同样的数据。手握这些结果的莱文和其他NASA的科学家们开始开香槟酒庆祝了。这似乎是科学历史上重大的时刻，地球不再是宇宙中唯一已知的生命家园。
但是欢庆胜利的时间很短暂。几天之后，NASA的科学家就改变了主意，并断定他们终究还是没有探测到生命。问题在于探测器携带的其他实验装置产生的结果比莱文的标记释放测试要模糊得多。
维京号探测器还携带了另外两个生命探测实验装置。气体交换实验通过测量火星土壤湿润后是否会生成氧气来寻找可能的代谢活动。测试显示确实生成了氧气，但是速度太快了，以至于反应看起来更多的是化学上而不是生物上的。而且，当杀菌之后，火星土壤仍然生成氧气。这暗示没有生命存在。
接着还有高温分解释放测试。它测量火星土壤中有没有任何东西会对人造阳光做出反应，吸收空气中放射性标记过的碳。如果有，这表示由微生物进行的合成有机化合物的过程可能存在。该设备测量到了很小的阳性反应，这很有趣，但测试的设计者，诺曼·霍罗威茨最终断定反应不足以表明生命的存在。也许是土壤的一种特性引发了这样的结果。
然而，真正决定性的结果来自第四个实验，被称为“气象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它被设计用来测试有机化合物的存在，而不是直接探测生命。有机化合物是碳基生命的基本组成材料，所有已知的生物体都由它们构成。其返回的结果完全是阴性的，这令所有人都惊讶了。人们以为土壤中至少会有几种有机化合物。但是GCMS表明那里根本什么都没有。
人们也需要考虑更大的背景。火星并不像可以支持生命存在的那种地方。那里的气温远在冰点以下，大气对紫外线辐射不起保护作用，而且那里的环境干燥得厉害。
最终，人们因此对莱文的标记释放测试的阳性结果提出了质疑。是的，火星土壤中肯定有什么引起了**的汤转变成气体，但是许多NASA研究者都觉得反应发生得太快了，不可能是生物性的。他们假设，如果火星土壤含有一种如过氧化氢之类的化学物质，可能就会造成观察到的反应。
鉴于所有这些事实，结论看起来令人失望，但无可避免。火星上没有生命。维京号首席科学家杰拉尔德·索芬在1976年11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向公众发表了这一结果，从那以后，这也一直是NASA官方的观点。
一开始，莱文小心翼翼地遵从NASA的决定。他安静地坐在NASA的新闻发布会中。就连维京太空飞行任务的负责人吉姆·马丁用手肘顶了顶他的胸口，并且在他耳边低语“该死，吉尔，站起来说你探测到了生命”时也什么都没说。
但是，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他的不满日渐增长。他相信他的实验明确地表示火星并非一个无生命的星球，然而公众却被告知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这是不对的。他还感到没有生命的断言导致了公众对火星丧失了兴趣。1997年，他终于将自己的异议公之于众了，彻底地宣称“维京号上的标记释放试验在火星土壤中探测到了活的微生物”。自那以后，他一直是令NASA苦恼不已的人物。
莱文提出了一系列技术问题来对无生命理论提出质疑。首先，他坚持认为化学物质不可能产生他的标记释放测试得出的结果。毕竟，将土壤加热到160℃令反应停下来了。这暗示高温杀灭了生成气体的有机物。而另一方面，大多数化学物质，不会受到那种温度的影响。NASA官方解释将阳性结果归结为由过氧化氢造成，而过氧化氢当然不会受到高温的影响。这是给土壤加热的全部意义—区分起因是生物性的还是化学性的。
2008年，凤凰号火星探测器确实在火星土壤中发现了高氯酸盐。与过氧化氢类似，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氧化剂，有可能会生成阳性的结果。但是，莱文提出高氯酸盐在160℃下不会分解。因此，它的存在也并不能排除微生物存在的可能性。
莱文还提出正是因为GCMS没能找到有机化合物，才使天平倾向于无生命的结论这一方的，但后来地球上的实验显示，GCMS有严重的缺陷。尽管智利的阿塔卡玛沙漠以及南极洲的土壤中显然存在有机化合物，但它没能找到它们。而且，2012年NASA的好奇号火星车确实在火星土壤中探测到了有机化合物，进一步质疑了GCMS的结果。
莱文甚至曾暗示火星上可能有可见的证据证明生命存在。早在1978年，他就指出：由维京号探测器拍回的一些照片似乎展现了火星岩石上的“绿色斑块”。他宣称：“这些斑块中的一部分，在整个火星年中移动了位置。”怀疑者认为这不过是“光照效果”而已。但是他却认为火星岩石上可能生长着一些肉眼可见的细菌。
莱文还提供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论点，聚焦于生命的顽强。科学家曾经认为生命是脆弱的，只能在有限的环境条件范围内生存。鉴于这样的信念，NASA的科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得出结论，火星上不存在生命—至少，不存在于维京号探测器寻找它们的地方—也并不令人吃惊。但是，自70年代起，科学上对生命坚韧性的理解已经急剧地改变了。研究者们现在意识到生命几乎存在于地球每一个角落。他们在南极洲最冷的地方，在高空的平流层中，在海洋最深处，甚至地下许多公里深处，都发现了微生物。我们现在知道，生命具有惊人的能力，能够在最极端的环境下繁荣生长。
研究者还在地球上发现了来自火星的陨石，意味着地球和火星并非彼此隔绝。它们相互交换地质物质已数十亿年—物质的交换大概是双向的—这源于小行星撞击事件，它们的冲撞令岩石飞进宇宙，从一颗行星飘至另一颗行星。而且，由于微生物可以在岩石内部存活下来，我们不得不认为，地球上的微生物肯定很早以前就一路抵达过火星。
鉴于此，莱文主张，生命不存在于火星上才是非同寻常的事。事实上，火星上全无生命会与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了解到的关于生命顽强性的一切情况彻底相矛盾。
莱文吸引了一小群科学家加入他的阵营。2015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列出了十四名科学家的名字，他们都愿意公开表示：他们相信莱文的标记释放试验找到了火星生命。他还列出了另外十五名科学家，他们认为他的测试有可能探测到了生命。在后面这一列中，有数名杰出的科学家，包括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及地质学家罗伯特·黑曾。
莱文最热情的支持者中有一位阿根廷的神经生物学家马里奥·克罗科，他在2007年提出，通过维京号标记释放试验（可能）发现的生命形式应当被命名为Gillevinia straata[77]，以纪念莱文。
然而，科学界大多数人仍然持怀疑态度，而NASA的很多莱文的前同事只希望他能把嘴闭上。2000年，维京号高温分解释放测试的设计者诺曼·霍罗威茨对一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直言道：“每次莱文开口谈论关于火星的事，他都会丢自己的人。”
这倒并不是说大多数科学家认为火星没有生命。远非如此。有一种流行的理论称：也许会在火星上一些与外界隔绝的“绿洲”，或者一些液态水构成的地下湖中发现生命。但人们普遍的感受是，维京号的结果太过模糊，无法提供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火星上存在生命。
当然，如果能够专门为搜寻生命设计并执行更多火星任务，所有这些争论是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的，莱文一直期盼着这件事发生。他提倡在一架探测器上安置一台可录像的显微镜，这样研究者就可以从视觉上查看火星土壤中有没有微小的有机物在蠕动了。
另一方面，NASA似乎并不急于解决争议。NASA在科学家充分理解火星的环境之前就把各项实验发射到了火星上，导致科学家无法很好地解读实验结果，这令NASA备受批评。因此，他们现在的策略是缓慢而稳定地前进。例如：自2012年起，就一直在火星上的好奇号探测器，仍未开展任何直接寻找生命的工作。它仅仅是在寻找令生命有可能存在的东西，诸如水的存在。莱文曾抱怨说：“虽然它名为好奇号，但这架探测器显然缺乏好奇心。”
NASA承诺，未来的一次火星任务会收集火星土壤样本，只为了在那之后把样本带回地球，使研究者可以从容地检查它，没人知道所谓那之后是多久以后。也可能在几十年之后的未来。在那之前，争议仍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