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历史上，社会被严格地按照性别的原则加以组织。直到20世纪以前，几乎从未受到过挑战的主流理论认为，男人产出所有与高级文化相关的东西（艺术、政治和科学），而女人生育后代；男人在公共领域有至高权力，而女人在家庭环境中占据主导地位。这被认为是事物自然的秩序。
这一根深蒂固的性别分工在西方文学经典中，从欧洲文化最伟大典范的作者名单中反映了出来。直到20世纪之前，该名单完全是由男性构成的，包括如弥尔顿、莎士比亚、乔叟、但丁、维吉尔、索福克勒斯和荷马等人。数不清的一代又一代学生都必须学习这些作家的作品，他们的天才之处似乎提供了令人放心的证据，证明男人真的就是更优越的文化创造者。
在超过两千五百年里，荷马始终是这份名单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他的两部史诗著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普遍认为不仅是最伟大，而且是以欧洲语言撰写的最早的文学作品。它们是西方文明建造的基石。他的文化影响是不可限量的。
出于这个原因，荷马是男性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没人质疑过这件事。这么做看起来会很荒谬。它一直没有受到过挑战，直到19世纪末，英国小说家塞缪尔·巴特勒[92]第一次提出了异端的想法。他认为，也许这么多世纪以来，所有人都错了。也许荷马真的是一名女性。
自然，这样的想法可以被人们轻易地抛却。关于荷马的性别，肯定是有一些直接证据的吧。毕竟，荷马不会在自己的诗作中哪里提到自己是一名男性吗？同时代的作品提到荷马时不会将他称为男性吗？
实际情况是，并没有。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荷马是一名男性。荷马从未提到过他（她）的性别。事实上，两部属于荷马的诗作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作者的细节。其创作者在两部作品中都彻底维持了匿名的状态，从未站出来邀过功。荷马的名字甚至从未在其中任何地方出现过。也从未在任何同时代的文本中被提起过。
诗作的起源本身也同样被神秘所笼罩。我们仅掌握如下事实：
公元前1200年前后，在如今土耳其的西北角，有一座城市特洛伊，它的周围发生了一场战争，或者也许是一系列战役，考古学家不是很确定。但这些考古学家比较确信那里发生了某种冲突，而冲突的双方是特洛伊城的居民和来自希腊大陆的军队。战争之后过去了四百年，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希腊字母被发明出来了。在这之后不久，关于这场冲突的两部史诗以书面形式被记录了下来。它们是以新字母写就的最早的作品。第一部史诗是《伊利亚特》，背景设置在特洛伊战争期间；第二部史诗是《奥德赛》，它讲述了英雄奥德修斯在战后试图返回家园，但是在旅途中遭遇了怪兽和女巫阻拦的冒险故事。
然而，从这两部史诗被写下时起，经过更长的时间之后，希腊人才开始好奇到底是谁写下的它们。作者的身份已经在历史的迷雾中遗失。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公元前500年之后，在没有任何确凿的信息之下，涌现了一个传说，认为两部史诗的作者是一位古代吟游诗人，名叫荷马。但是希腊人很清楚，他们事实上并不了解关于荷马是谁的任何信息。而为了填补关于他身份的空白，甚至涌现了更多的传说。其中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他是一名盲眼的诗人，曾生活在小亚细亚的沿岸。
关于荷马史诗的这一套贫乏的细节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谜。学者们确信这两部诗作肯定在被写下来之前，某种程度上以口头形式存在，吟游诗人会在公共节日上背诵它们。但是，荷马史诗是作为口头诗被完整创作出来的吗？也许其创作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不久，随后传了几代人，直到最后被记录下来？还是说记录者本质上才是创作荷马史诗的人，或许他将此前的口头诗片段编在了一起？学者们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另外，这两部诗作确切地说是在希腊字母发明（大约公元前800年）的多久以后被写下来的呢？古典学者巴里·鲍威尔提出：“希腊字母本身可能正是为了写下这两部史诗才被发明出来的。”然而，其他人认为史诗是在公元前600年才被创作出来的。
学者们甚至不确定荷马是否仅为一个人。许多人相信属于荷马的作品实际上由许多不同的作者创作而成，随后在晚些时候被编辑在了一起。另一个理论提出，荷马这个名字指的是一个诗人的公会。换句话说，荷马的生平是一片空白。将这位诗人归为男性不过是出于传统罢了。
然而，指出荷马生平信息的缺失只不过是明确了不确定性而已。我们有任何理由能真的怀疑荷马是一名女性吗？
塞缪尔·巴特勒的确这样认为。他在一本1897年出版的，共270页，名为《奥德赛的女作者》的书中详述了他的观点。巴特勒的论述关注的焦点完全在《奥德赛》上，他感觉这部史诗明显具有女性感受性的特点。其程度之深使他得出结论，这部作品只可能出自女性之手。
巴特勒提出《奥德赛》充满了女性角色：珀涅罗珀、密涅瓦、欧律克勒娅、海伦、卡吕普索、喀耳刻、阿瑞塔和瑙西卡娅。事实上，它比任何一部古代史诗中拥有的女性角色都要多，这些女性不仅占据剧情的中心地位，而且她们这些人物形象都十分鲜活且具有同情心。而在巴特勒看来，男性角色则相对呆板和缺乏才智。
在他敏锐的眼光看来，还有其他的细节暴露了作者女性的身份，诸如在史诗中，家庭生活得到了精准的描写。巴特勒还列出了《奥德赛》中，许多他认为只有女性才会犯的错误。巴特勒把这些错称为“女性自然会犯的错误”。其中包括：“相信一艘船两端都有方向舵”以及“认为从小树上可以砍下干燥合用的柴火”。自然没有男性会犯如此明显的错误，因此《奥德赛》的作者肯定是一名女性。
巴特勒甚至成功地将这名女性的身份限定在了一定范围内。他认为荷马是一名未婚的年轻女性，于公元前1050年前后生活在西西里西北部的城镇特拉帕尼—他是通过识别出西西里附近，与《奥德赛》中描述的地点相似的地标而得出的这个结论。他唯一没有提供的大概也就是街道地址了。
就我们看来，巴特勒的论述可能的确很奇怪。毕竟“女性自然会犯的错误”—他是当真的吗？另外，他的论证只适用于《奥德赛》。他认为充满暴力战斗场面的《伊利亚特》很可能是一名男性的作品。他相信有两个不同的荷马，其中一人是女性，而由于一些历史上的意外，两部诗作都归在了一名男性的名下。
虽然如此，巴特勒的书的出版就像一颗文化上的氢弹落地一样，激起的争议像冲击波一样遍及宽广而遥远的地域。他的论点并不是特别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仅仅是他敢于提出这一观点本身就已经令人震惊。学者们被激怒了。当时可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教育系统仍然以学习经典著作为中心。荷马的作品就像是给男性上层精英准备的训练手册一样。质疑他的性别，就是挑战作为英国社会基础的整个父权秩序。
但是，巴特勒在现代主义艺术家中间找到了热情的支持者，这些艺术家在20世纪初，忙于试图挑战各种各样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理念，如艺术应该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为什么马桶或者空白的画布不能被当作艺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问着这样的问题。因此，荷马是女性的理论正合他们的意，成了他们中间轰动一时的事件。其最著名的遗产是它启发詹姆斯·乔伊斯写下了他的杰作《尤利西斯》，据说乔伊斯在写作时，书桌上他的身边还放了一本巴特勒的书。
这里要为巴特勒说句公道话，《奥德赛》的确奇怪地以女性为中心。如果有一位古代的女性曾坐下来写作一部史诗，你很容易想象她会创作出像《奥德赛》这样的作品。但是，如果这就是女性荷马理论的全部证据，那么除了被当作历史奇闻，它也不会多么有趣。但是得益于历史学家安德鲁·达尔比，关于该理论又有了更多的进展。达尔比在他2007年出版的书《重新发现荷马》中，更新了巴特勒的论点，就荷马为何可能是一名女性提供了更深入的论证。
达尔比通过介绍历史背景来为他的论证打下基础。他提出古希腊有许多才华横溢的女性诗人，她们有可能创作了荷马的作品。诗歌是一种古希腊女性不仅参与，而且擅长的艺术形式。公元前6世纪，生活在莱斯沃斯岛上的萨福被普遍认为是“最伟大的希腊诗人之一”。
达尔比还驳斥了人们普遍持有的所谓史诗仅由男性表演，而女性只能歌唱挽歌或爱情诗的看法。他说：“口头诗现存传统相关的研究显示，男性和女性都创作和表演史诗。区别在于，只有男性在公开场合，如宴会上表演史诗；而女性在私下场合，如在家庭环境中表演。”
最后，达尔比否认，史诗以口头形式先于希腊字母的发明而创作，并在之后才被记录下来的这种想法。他主张：口头诗歌并不是这么回事。诗歌从未一字不差地代代相传过。这种完美传递的想法，是印刷思维模式下的一种概念。在口头文化中，只有非常疏松的想法的框架和重复的词语才会被传下去。每次表演本质上都是故事的一个新的版本。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谁第一个写下的荷马史诗，本质上都是重新创作了它们。
在这样的背景下，达尔比随后提出了问题：为什么一名男性吟游诗人会写下这些史诗？这就一名男性而言，似乎是做了非常奇怪的事。毕竟，如今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写作是一种获取文化地位的手段，但是在古希腊，大约公元前800年时，几乎没有人能够阅读。写作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写下史诗最多也不过是一种令人没有把握的冒险。它是为了给谁读而写的呢？
这里就是达尔比论证的关键之处了。他相信一名成功的男性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肯定是希腊最好的诗人）可能抗拒参与如此新颖的事业，因为这么做不能获得什么明显的地位。对男性吟游诗人来说，名誉和荣耀来自公开表演。一份书写的文本却是个未知数。另外，参与这样的项目—大概是在私下场合背诵诗歌，同时由一位抄写员将它写下来—可能会使他脱离他的职业，或许长达几个月之久。
而另一方面，一位女性诗人，就不会对私下场合的表演有任何疑虑了。如果她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被禁止在公开场合表演，她甚至还可能意识到，通过写作或许能触及一种全新的受众。
达尔比同时提出，诗作的匿名性可能支持了其女性的作者身份。男性诗人传统上会在其作品中表明身份，并吹嘘其成就；这是树立公众形象重要的过程。由此，在荷马史诗中没有任何表明身份的信息这一点暗示，其作者是某个习惯于维护更私人形象的人：比如说一个女人。
为尝试重构史诗的创作过程，达尔比建立了理论，称《伊利亚特》肯定首先由这位无名的女诗人写成。他猜测她可能有一名男性资助人，为整个创作活动提供资金。毕竟，写诗用的羊皮纸价格昂贵。在他的要求下，她首先创作了一部传统史诗，将旧有的故事和传说编织在了一起。
达尔比想象，二十年后，同样的这位资助人肯定要求她写下第二部史诗，但是她现在年龄更长了，能够更深入地思索写作技艺和其可能性。因此，这一次，她创作了更具实验性、更复杂，同时表面上也更为女性化的作品。就这样，我们得到了《奥德赛》。
达尔比知道他的理论猜测性极强，但是他坚称这完全有可能是真的。
事实上，古典学者并没有当即否定达尔比的猜测。评论者称赞他的论证有趣且有想象力，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准备好接受荷马可能是女性的想法。他们指出，就算女性有可能在私下场合歌唱史诗，但仍然有非常长久的传统认定史诗为属于男性的类别。而且，虽然荷马史诗的作者可能并没有表明身份，但在史诗中有数名吟游诗人被间接提到，他们都是男性。你会倾向于认为身为女性的荷马，仅仅出于同性相互支持的缘故，也该在诗作中谈及女性吟游诗人才对。
还有荷马项目的开销问题。写下这两部史诗会需要很大一笔投资。山羊皮当时还没有大规模生产。一名富有的男性资助人真的会将如此耗资不菲的项目托付给一名女性吗？
最后，就是有着巨大分量的将荷马认定为男性的传统。显然，这意味着些什么。
古典学者很轻易地就承认，这些都并非反对女性荷马理论的决定性论点。你会意识到，和维多利亚时代他们的同行不同，古典学者其实还真的愿意相信荷马是一名女性。他们只是没法做到这一点。
但是，你必须承认达尔比确实说得有些道理。荷马的诗作恰恰就在文化从口头到书面转变的历史时刻出现了。写作会成为破坏性的终极技术，最终令口头文化彻底黯然失色。一名对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有成就的男性吟游诗人，真的会给有可能终结自己职业的改变添砖加瓦吗？这会有点像想象印刷和音乐行业迅速接纳互联网一样。实际上，他们抵制了互联网很久。往往是那些处于边缘的人，那些并不会从现状中获益的局外人，最先看出破坏性技术全部的潜力，而在古希腊，说到一名拥有男性同行全部天赋，然而却丝毫无法共享其公开荣耀的女性，谁还会比她更像局外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