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主张开明君主制，著有《哲学书简》《老实人》《扎伊尔》及历史著作等。
“我不同意你说的每句话，可是我要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许多人把这句名言归于伏尔泰。其实它是伏尔泰的传记作者之一的手笔。这位传记作者是这样完美地总结伏尔泰毕生为思想自由而斗争的。“独立思考！”伏尔泰因此不断力劝他的同龄人。而作为盲从时代的第一个具有现代观点的人，他将盲从时代转变成理性时代。
伏尔泰曾被称为愤世嫉俗的人，因为他坚持主张你有怀疑你所不相信事物的权利。人们会向你断言，伏尔泰曾被称为无神论者。他不是对他们，而是对他的上帝做出回答：
噢，上帝，赞美你的一切德行，
噢，上帝，请听我最后的这些话：
假如我犯了错，那是因为我在寻找你的律法；
我的心可能误入歧途，可是我心里全是你。
这是一颗悔罪的和谦卑的心发出的心声。伏尔泰从来不攻击简单的信仰，他所嘲笑的是与迷信有关的轻信、降低人格的假冒信仰。
后来成了“伏尔泰”（笔名）的这个孩子于1694年11月21日在巴黎诞生，受洗礼时得的教名是弗朗士·玛丽·阿罗埃特。他七岁丧母，身体虚弱、个子矮小——一个暴躁淘气的小孩，总是带着顽皮的笑容和异常的求知欲。他十七岁时便宣布今后成为一名文人的意愿。他父亲阿罗埃特是个一心向上爬的人，对宗教虔诚得令人难受。他认为文人的职业不体面，便强迫儿子进入律师事务所。可是在那儿，这个年轻人丢人现眼地失败了。于是他又被送到驻荷兰的外交服务机构，不久竟跟一个家境贫寒的女孩私奔，最后丢脸地被用船送回家。
可他依然想写作。“当作家注定要挨饿。”他父亲阿罗埃特大声叫道。父亲试图采取剥夺儿子的继承权来挽救他的命运。可是十年之内，年轻的“伏尔泰”先生出名了。
审查员几乎禁止了他所有书籍的出版，并常常在他剧本上演的第三个晚上叫停，结果这反而促成了他的成功——时尚的巴黎在他剧本上演的第一夜便挤爆了；人们记住了他最刺激的台词；他的书像某些地下组织的小册子似的发行，在国外被贪婪地阅读。官方对伏尔泰败坏公众道德的指控并非指向下流的言行，而是批评政府或者怀疑神启示的权威，这是最可怕的“不道德行为”。没错，伏尔泰的戏剧和古怪的小说通常以具有异国情调的外国为背景；但是每个人都明白它们的政治双关意义，看完都笑得浑身抖动，而笑声是政府无法扑灭的火焰。于是，伏尔泰被投入巴士底狱，关了几乎一年。
对他本人的不公正，伏尔泰可以忍受，可是对别人的不公正，他就无法容忍。当法国最伟大的女演员艾德里安娜·莱库弗鲁尔卧床，即将在痛苦中死去时，伏尔泰在她病榻边，听到一个牧师硬要她放弃所谓“可耻演出”的艺术。可是莱库弗鲁尔骄傲地拒绝了。那个牧师未作宗教安慰便走了。她由警察葬在无标志的墓里。从那天起，伏尔泰怀有的仇恨，不是对一直被声称的基督教，而是他们对异教徒的残酷。他警告说：“对我说‘像我一样信仰，否则，上帝将罚你下地狱’的那个人，不久将会对我说，‘像我一样信仰，否则我将杀死你。’”
伏尔泰很快第二次被投入巴士底狱。答应离开法国后，他才获释，搭船前往英国。在伦敦，他对英国君主受到的爱戴而不是畏惧大为震惊。艾萨克·牛顿爵士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葬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法国，仅仅是个科学家不会被封为爵士，也不会给予这么光彩的葬礼。他惊叹议会的实力和独立，尤其是英国司法的运作。
伏尔泰一生只认识一位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并对其大为赞赏。可是他怎么会喜欢那个后来写“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和所有的人都具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年轻人的！因为这些是伏尔泰在托马斯·杰斐逊诞生之前已表达过的思想。
1729年，已届35岁的伏尔泰接到回法国的许可。然后，他精明地利用政府在国家彩票发行上的失算，组织了一个辛迪加，尽可能地买进每张彩票。这使他变得富有，也使他可以坦然地享受这种乐趣。他喜欢舒适、华丽的服饰和漂亮的马车。但他敏锐地意识到周围的人所受的苦难，因此不会像疯狂享乐的社会和爱好奢侈的牧师一样，把这种苦难视为“上帝的意志”，并耸耸肩表示不屑理睬。他有许多毛病。他自私、好争论；处境困难时，他会煞费苦心地用谎骗手段摆脱；真正危险来临时，他便逃之夭夭。可是他却具有一个最最重要的道德概念：他把人看作是行动自由的人，他怀有“审判台的良心”，并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他憎恨残酷和偏狭，他用正义感和富有启发性的智慧攻击它们，把气愤变为有趣、怒火变为光明。他说：“我的手艺，就是说出我所想的。”而他所想的，是共计达九十九卷的剧本、诗歌、小说和文章。他给名人写了大约八千封信。俄国的大人物叶卡捷琳娜但愿自己的回信不会太频繁，以免惹他厌烦；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七世因未能立即实行所有改革而道歉；瑞典的古斯塔夫斯三世来信说，他正试图符合伏尔泰的人道主义标准；而普鲁士当时的王储腓德烈大帝则隐姓埋名前来当他的门徒，对他顶礼膜拜。
伏尔泰的通信者们很难跟上他变化的地址，因为他常常不得不隐瞒行踪。审查员经常公开烧掉他的新书。全欧洲人都可以透过这些火焰，读到伏尔泰对高级军官、君权神授和宗教法庭等的看法。伏尔泰可以用一个句子来消灭一个人，例如说马萨林红衣主教“犯了他没有做的一切善行之过错”。1749年，伏尔泰接受腓德烈大帝长时间的邀请，为波斯坦缺乏经验的新普鲁士宫廷争光。可是不久，伏尔泰对普鲁士青年贵族的军国主义非常愤慨，便拿宫廷的虚荣来逗乐。这成了一根深深扎进腓德烈腹中的肉中刺，直到他高声怒骂将它拔掉。如今，几乎每个国家的边境都不许伏尔泰进入。这都是由于腓德烈的报复在起作用。
1755年，年迈的哲学家到日内瓦这个小小的自由共和国避难。三年后，他在费奈购置地产。这地方距日内瓦四英里，却是在法国的土地上。在那里，几乎欧洲的每个大人物都前来拜访他。他那幽灵般的身体穿着宽大的缎子外套，惯见的淘气微笑绽放在满是皱纹的脸上——伏尔泰以欧洲最好的席间闲谈招待客人。人们前来本想住三天，却待了三个月。“愿上帝保佑我，免受朋友的打扰！”他叹道，“我将亲自对付我的敌人。”
一大批受宗教和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前来寻求他的保护。他开始为他们建造房子，使他们从事适合他们的行当，从木匠活到补鞋，从乳制品到编织业和陶器制造。他的庄园里很快便成了一个小村子。他建了一座教堂，又为村民的孩子们建了一所学校。伏尔泰最后的岁月本来应该是平静的，可是他最激烈的战斗和最伟大的工作超前于他的岁月。1762年，当宗教狂热者依然举行对异教徒的大屠杀周年纪念时，一个年轻人被发现吊死在图卢兹的一家店里。谣言称他是希望成为天主教徒的新教徒。他父亲琼·卡拉斯是个虚弱、文雅的老人，却亲手把自己身强力壮的儿子吊死。老人的儿子卡拉斯在经过严刑拷打之后，一点也不悔罪，就被处死了。
伏尔泰开始对这一案件感兴趣，并着手揭露当时除英国外，几乎每个国家都在实行的骇人听闻的刑法的性质。没有陪审团，被告不允许有辩护人；不接受对被告有利的证据；原告提供秘密的证言；法官自己充当起诉人。更有甚者，伏尔泰获悉，大多数刑法甚至不是写下来的，而是掌握在律师们的头脑里，并且为了保证定罪而似乎事前早已做出最好的“解释”。
伏尔泰立即以他所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财力开始行动。他说，整整三年，他几乎认为花时间微笑都是不应该的。他的一个个不眠之夜都致力于炮轰律师、牧师、国王和整个欧洲报刊，致力于要求重审卡拉斯案件。国王本人最终也屈服于被唤醒的民众，复审了全部事项。已故的卡拉斯被宣布无罪。这起案件推进了被各国政府忽视达八百年的刑法改革。
卡拉斯的案件刚胜诉，类似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便纷纷前来求助于伏尔泰。其中最令他愤怒的一件事是，教会当局拥有对违反基督教会法律的俗人进行指控、拷打和处决的权力。他强烈地要求让宗教退出政治和法律，去照料那些被疏忽的精神事务。虽然这要求被骂得狗血喷头，但伏尔泰还是逐步消除了违法和犯罪之间的混乱局面。
这位大黄蜂似的老人热爱自己的国家，他一直梦寐以求地渴望着再次见到可爱的巴黎。1778年2月的一天，一个法国海关官员拦住了一辆马车，想看看里头是否有应缴税的物品。“什么也没有，”马车里传来老人微弱的笑声，“除了我本人之外没有走私货。”官员把车门打开。“天啊！”他喊道，“原来是伏尔泰先生！”因为许许多多的人都熟悉那布满皱纹的露齿的笑容。
巴黎狂热地欢迎他。多年前将他拒之门外，直到1746年才终于选他为会员的全国文艺协会，也张开双臂欢迎他。法国戏剧院的台阶上，全体演员列队集合，热烈欢迎这位剧作家。他的新剧在整个演出过程里都被淹没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5月，这轮庆祝活动终于把这位八十三岁老人的生命带到了终点。他的最后遗言留给了我们他的全部信条。“我死啦，”他让秘书写道，“敬慕上帝，热爱我的朋友，不恨我的敌人，但憎恨迷信行为。”教会当局拒绝给他墓地。要不是他的朋友们支撑着他的尸体，簇拥着他骗过大门的哨兵（以为他还活着），匆匆地把他送出城，举行了体面的葬礼，或许他将沦为与莱库弗鲁尔一样的命运。
然而，法国在与暴君的斗争中，终于赶上了高喊“人们，醒来，砸碎你们的锁链！”的这个人。1791年，当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时，伏尔泰的遗体被带回巴黎，并在巴士底狱的废墟中扬眉吐气地摆放了一夜。二十五万人民穿过长长的仪仗队，挤上前向他的遗体表示敬意，然后才将其送到先贤祠。这位法国的伟人就在这儿下葬。送葬的队伍朝前走时，一面旗子在风中展开，上面有这样的文字：“他使人类的思想添翼高飞，他为我们获得自由做好了准备。”
唐纳德·卡尔罗斯·皮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