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耀国
觉伯伯的真名叫王觉，原文联党组书记兼副主席，同时也兼任过《红岩》的主编。但文联的年轻人却少有叫他书记或主席的，除了正规的场合直呼其名之外，平时都叫他觉伯伯。那时重庆还没有成为直辖市，属四川省管辖，到了成都，省文联和省作协的老同志都叫他王大哥，好像大家都不习惯称呼他的官位。实际上王觉的资格很老，属于红军时代的干部，解放初期就定为行政13级，相当于现在的厅级，但他却没有一点官的架子，随和得好像一个慈祥的老头。
我第一次见到王觉是在1978年4月的南泉创作会议上，那是“文革”过后文联恢复工作召开的第一次全市性的文学创作会议，我因为刚从部队复员回来，对重庆文艺界的情况很不熟悉，对于王觉，我也只是远远地看见过他坐在主席台上发言，从未有过接触。有一天晚饭后，他突然找到我，说要和我谈谈。我心里明白，这次谈话，将决定我今后的命运，因此心里显得有些忐忑不安。我们沿着花溪河边，慢慢地走着，我向他谈起我在部队的情况以及发表的文学作品，他默默地走着，不住地点头，似乎已有所了解。他突然停住脚步，转身面对着我，沉默了一会，说：“关于你的调动，党组已做了研究，同意你调入文联，但不能当专业作家，只能当编辑，因为文联恢复工作后，首要的是办好刊物，发现和培养作者，繁荣创作。”他的神情分明是在征求我的意见，而我当时只要能够重归文艺队伍，干什么都行，于是向他表示愿意接受，他这才笑了笑，我们继续沿着河边散步。夕阳洒满江面，闪耀着金黄色的波光，两岸苍翠的树林，不时传来晚归鸟儿的啼鸣，使人感觉到浓厚的春天气息。王觉向我谈起他的经历，我这才知道，原来他也一直从事编辑工作，早年和何其芳一起，编辑出版了许多进步作家的书籍，其中在沙汀最困难的时候，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困兽记》。我知道，他向我谈这些，无非是想说明编辑工作的重要，这次谈话，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在编辑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一定成绩。我们的谈话开始变得无拘无束，似乎是相交已久的朋友，可以敞开心扉，坦诚交流，以后我调到文联，和他长期相处，从没有上下级的那种隔膜，他那种平易近人的作风，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每当我想起王觉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出我和他在南泉散步的那一幕。
我调到文联后，当时文联下属的各文艺协会还没有成立，文联的工作主要还是偏重于文学方面，王觉长期从事文学工作，抓文学创作自然是驾轻就熟，他提出要尽快恢复刊物，并和四川省作协商量，《红岩》将办成大型刊物，以发表中长篇小说为主，以区别于《四川文学》，那时“**”刚结束不久，文艺队伍严重青黄不接，而要办好刊物，必须依靠一批作家队伍，因此发现和培养人才，便成了当时文联的重要工作。当时我是编辑部最年轻的，王觉便安排我到基层去了解“**”前一些创作比较活跃的业余作者的近况，我感到他一直惦记着这些作者，希望他们重新拿起笔来。后来我才听说，有的业余作者在“**”初期冲击过文联，王觉曾被他们批斗过，但他似乎已经淡忘了。我和王觉相处十多年，从未听他谈起过“**”期间的遭遇，最近我从网上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录，我不仅了解到他在“**”中所受到的迫害，同时还惊讶地发现，他在文联工作这么多年，竟没有一篇文章指责他，特别是反右斗争，文联那么多人被打成右派，居然没有一个人与他相关，使我深深地感到王觉一贯待人的宽厚和善良，我能在这样的领导下面工作，觉得是一种幸运。我按照他提供的名单，去到“**”前业余作者相对集中的重钢、嘉陵厂，见到了鄢光宗、彭明羹、付相干、兰艰、采风、杜夫等一大批业余作者，对于我的到来，他们都很感动，觉得经过十年浩劫，文联还没有忘记他们，但其中一些作者，因在“**”中受过批判，对文学创作心存疑虑，有的创作已跟不上改革开放的形势，在作品多次不被《红岩》采用之后，心里便有了怨言，在文联召开的创作会议上，大声疾呼：“《星星》（在成都办的刊物）太远，《红岩》太高。”意为《红岩》对作品要求很高，其实他们不知道，《红岩》自复刊之后，定位于“立足重庆，背靠西南，面向全国”，瞄准的是全国一流作品，把本土作家也放在了全国平台上。《红岩》举办的第一次笔会，邀请的都是全国一流作家，我记得有陆文夫、高晓声、周克芹、苏叔阳、叶文苓、李晴、冯苓植、克非、黄化石等一批当时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当时《红岩》的经费十分拮据，每年的财政补贴才三万元，为了节省开支，编辑部陪同人员乘船只能坐四等舱，王觉也和大家一样，到了宜昌，不敢住高级宾馆，就睡在火车站旅馆的过道上。直到第二天，碰到了后来成为湖北省作协主席的鄢国培，他见王觉这样的级别还住在这样的环境里，于心不忍，才把他接走。以后我多次和他一道出差，本来按他的级别，乘火车可以坐软卧，但每次他都坚持和我们一道坐硬卧，他说这样不仅节约钱，并且大家在一起聊天，探讨一些工作，也不让时间白费。实际上，我感觉他并非刻意这样做，他在骨子里就是一个追求平等的人，他不愿意比别人特殊。王觉不仅对自己十分苛刻，他也不因讨好上级领导而慷国家之慨，我印象最深的是接待原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就叫文联的食堂备了一桌简单的饭菜。还有接待原《文艺报》主编、著名文艺评论家罗逊，也只在一家大排档随便点了几个菜，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编辑部全体人员都参加了，一共才花了28元，连我们都觉得寒碜，但他似乎不太在意什么礼遇，正如他到外地组稿，有的作者约他到公园的露天茶馆见面，他也欣然前去，喝完茶，谈完事，随便吃碗小面，也算接受了款待。想到现在一些单位的高规格，深深感到王觉的清廉。
王觉对文学青年的关心和培养，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他只要在来稿中发现有才华的年轻作者，即使稿子还没有达到发表标准，他也一定要邀请到文联或他家里长谈。我还记得周克芹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经过，那时周克芹还是四川简阳一个普通农民，他创作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在内江地区的内部刊物《沱江文艺》上发表了前五章，王觉看到后，认为写得不错，立即带上编辑部的几位编辑赶往内江，在通读了全文后，在内江当即拍板，全文发表，并邀请周克芹到重庆修改。这期刊物出版后，王觉又给沙汀写了一封推荐信，当时沙汀任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他看后也认为写得不错，又给周扬去信，正好周扬也得到老作家殷白的推荐，最后形成了中国文坛的两位泰斗互相通信，对这部作品高度赞扬，并发表在《文艺报》上，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能够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并排在榜首，似乎早就成了定局，而王觉和殷白的推荐，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重庆及西南地区一批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许多都得到过王觉的关心和帮助，如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叶辛，当时落户贵州，他早期的作品多发表在《红岩》；著名影视导演王冀邢（执导过电影《焦裕禄》、电视剧《黑冰》）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发表在《红岩》上；而四川一大批青年作家，如成都的贺星寒、林文洵、王成功，南充的魏继新，达县的雁宁、谭力，重庆的徐军、曾宪国、石厥仁，无不成了《红岩》的朋友，他们也和我们一样，见到王觉，便亲热地喊：“觉伯伯！”徐军后来去了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毕业后，留在了美国工作，她第一次回国探亲时，听我说王觉已经过世，她的眼泪霎时涌了出来。我知道王觉一直很喜欢徐军，经常对她的作品赞不绝口，后来她的一篇小说被报纸公开点名批判，王觉也承受很大的压力，但他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怕徐军经受不住这种批判从此息笔。他知道我和徐军关系很好，便要我去安慰徐军，当徐军知道我的来意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倔强的姑娘哭了。
正因为《红岩》团结了一批作家，因此《红岩》在复刊之初，便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我至今还记得复刊第一期在解放碑新华书店售书的盛况。第一期发排之后，究竟印多少册，大家心中都无数，如果按照“**”前的刊物发行量，无非就是几千册，而经过十年浩劫之后，人们对文化的渴求空前**，王觉大胆地提出印6万册，大家心里不免捏了一把汗。发售那一天，编辑部几乎是倾巢出动，早早地来到解放碑，看见新华书店的门口已排起了长龙，从民权路延伸到中华路，我见王觉笑得合不拢嘴，赶紧叫美编凌承纬用相机拍下这珍贵的镜头。首印的 6万册还没有出重庆就销售一空，不得不再加印12万册，还供不应求，因此第二期发排，一次就印了22万册，这是《红岩》的鼎盛时期，王觉和当时的老编辑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汗水，使《红岩》当时和《收获》《当代》《十月》齐名，被全国文艺界誉称“四大名旦”。
1981年市文代会召开之后，各文艺家协会相继成立，虽然协会是成立了，但却没有人员编制，那时文联也没有配备秘书，王觉不仅经常要参加各协会组织的作品研讨会和演出活动，同时许多文件的起草，他也不得不亲自动笔，有时我处理稿件晚了，路过他的办公室，还能看见他佝偻着身躯，伏案写作。即使这样，王觉对《红岩》还是情有独钟，凡是编辑部组织的笔会，他一定会参加，我印象最深的是川维厂那次笔会。由于当时文联的经费很紧，他通过自己的朋友关系，由川维厂免费提供食宿，编辑部集中了四川和重庆20多名作者在川维厂外宾招待所里改稿。笔会结束那天，王觉从市区赶到长寿，向大家表示了祝贺，晚上又参加了大家自发地组织的联欢晚会。那天的联欢会，简直称得上狂欢，王觉和杨甦也被拉进舞场，和年轻人一道又唱又跳，全然不像已过花甲的老人。这是我和他相处以来唯一的一次看到他这么欢乐，这么无拘无束。晚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4点，他悄悄告诉我，他必须提前走了，因为早上8点他还得到市委参加一个会议，我有些后悔，不该让他劳累这么久。那时市区到长寿还没有高速路，即便是小车，也得开三四个小时，我只好劝他在车上打个盹，但他毫无倦意，一路谈笑风生，任意点评与会一些作者的作品。车到上清寺后，已快8点，他下车去了市委开会，而我们却回家补瞌睡去了，我真佩服他的精力，如果不是癌症，他绝不会走这么早的！
1989年，王觉已届七十，虽然在文艺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仍在位上，没有退休之说，但王觉却面临着这样的抉择，他突然变得沉默寡言起来，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岗位，毕竟在文艺战线上奋斗了一辈子，一旦让他离开，他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儿子海阔却告诉我，他的父亲也许病了，因为他发现父亲时常流口水，说话也变得迟钝起来。于是有一天晚上，我和编辑部的刘彦去家里看望他，他的变化令我吃惊，他不再像以往那样说话充满**，声音高亢，而是变得十分低沉和忧郁，他坐在我们面前，就像向领导汇报工作一样，缓慢而毫无表情地低声谈起他一生的经历，谈到他是如何参加共产党的，又是如何暴露了身份，被迫离开重庆到解放区，后来又随解放大军回到了重庆。他的思维虽然很清晰，但他的神情分明告诉我，他一定是病了。送他到医院检查后，结果证实他患的肺癌，并已转移到了大脑，虽然动了摘除手术，但很快又复发。在他住院期间，我多次去看望他，也许他已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多次流露出让他一生遗憾的事情，特别是文联老同志的住房没有解决好，使他深感内疚，使他在重病期间，精神备受煎熬。王觉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关心的仍然是别人。其实在王觉患病之前，周克芹的英年早逝和老编辑杨甦的去世，对他刺激很大，特别是杨甦和他共事很久，当杨甦确诊为肺癌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杨甦对生活很讲究，当时医院的普通病房条件很差，他感到杨甦无法适应这种环境，说不定因为心情郁闷而加重病情。于是找到市委宣传部，要求让杨甦住进高干病房，在当时要住进高干病房有着严格的规定，必须要有相应的级别，而杨甦的级别远远不够，但他强调杨甦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应该受到尊重，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杨甦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我送杨甦住进医院高干病房时，他感慨地对我说：“其实我这个病，根本无法治愈，但我最后能够得到这种礼遇，我死而无憾了。”杨甦在平静中走完了他人生的旅途。王觉对个人的待遇从不向上级提任何要求，但对下属的利益，总是积极争取。文联在编制上属于参公单位，按规定只能享受公务员工资标准，不和职称挂钩，但王觉考虑到文联专业人员多的特点，多次找有关部门协商，我曾陪他去找过编委、人事局、财政局有关领导，还去见过分管文化的副市长，说到动情处，他还掉下热泪，也许他的真情感动了有关领导，终于同意文联实行双轨制，职务工资和职称工资并行，使文联多数具有正高职称的专业人员在工资、分房和医疗上一直享受副厅级待遇，这在全国的参公单位都是罕见的，后来在工资改革时，文联这种双轨制被取消，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也使我们更加想念王觉，想到他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王觉去世后，在文联礼堂搭建的灵堂里，摆满了全国各地文艺界送来的花圈和挽联，其中不乏许多名人，一些诗人和书法家写下的许多饱含热泪的诗词，将灵堂里外挂得满满的，像纷飞的雪花，象征着王觉一生的洁白。艺术家们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寄托着他们的哀思，我至今还记得一首挽联这样写道：“献身文坛从未丝毫懈怠鞠躬尽瘁君为表率，挥汗艺苑不敢半点偷闲死而后已你是楷模”，充分表达了对这位一生献给党和人民的文艺老战士工作的肯定和深切的哀悼之情。
王觉去世后，文艺界许多人称“王觉时代”结束了。“王觉时代”是艰苦的，但也充满了欢乐，而这种欢乐是王觉带给我们的。
此文刊发于《红岩》
1984年《红岩》编辑部新春茶话会
1985年李耀国（右一）与王觉、马戎在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