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文的考察，我们探明了志贺直哉和郁达夫小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但若想要更加深入地理解、比较两位作家的小说，就不能省去成因分析这一环节。
1.共同点的成因分析
众所周知，作家的灵感大多来自于自身的经验。志贺直哉和郁达夫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将自己的经历如实地写入小说中。因而，他们平时所接受的文化会对他们的小说创作造成重大影响。
志贺直哉所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日本不断变革的时期。明治维新不仅颠覆了封建政权的统治，还完全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随着西方近代思想的传入，日本的国民逐渐认识到个性的解放以及独立的重要性，逐渐对天皇制和国家主义的信仰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在1910年的大逆事件[171]之后，人们更是陷入了对现实和既有认知的矛盾之中，对政府的信赖也逐渐崩塌。如石川啄木就被此事触动，思想上急速向幸德秋水和克鲁泡特金等人靠拢。文人们为了在这迷茫的社会中寻求出路，他们学习并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特别是当时流行的托尔斯泰、梅特林克、歌德和尼采等人的具有自我觉醒意识的作品，更是成为众人竞相学习的对象。并且理所当然地，他们被西方哲学、文学观所影响，产生了自由民主和个性至上的意识，在对人生、自我和社会的全新态度中，完成了思想的转换。并且，这种思想变化成为文学变革的内在根源。
白桦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的熏陶下应运而生。而志贺直哉作为白桦派的代表作家，当然也从西方思潮和文学作品中充分吸取了养分。他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幼年时期便开始接受精英教育，加之家庭的影响，接触到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他在17岁时师从内村鉴三开始学习基督教义和圣经。最后虽然没能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了坚持正义、尊重人性、追求公平的世界观。同时，志贺直哉还非常喜爱阅读托尔斯泰、梅特林克、易卜生、莎士比亚等外国作家的作品，这不仅提高了他的文学素养，也增强了他的自我反省意识。因此，志贺直哉的“自我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形成同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西方思想的影响是息息相关的。
另一方面，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则萌芽于他在东京的留学时期。他在1913年到达日本，并进入到东京第一高等学院学习。之后，以杂志《新潮》为窗口，首次接触到了西方文学，感受到了近代文学的魅力。随后，他升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并在二年级时转入文科，阅读了大量的近代日本文学作品和西方文学书籍。据统计，他在八高共阅读了1000余册书籍，平均每年250册[172]。1919年，郁达夫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但并没有停止自己的文学活动。在这个时期，郁达夫出版了其短篇小说集《沉沦》。因而，我们可以发现郁达夫和志贺直哉一样都受到了西方文学作品的熏陶，养成了自由、个性至上的性格。这也正是两人的小说中都富有“自我至上”精神的原因之一。
此外在文体方面，郁达夫坚持“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其原因在于郁达夫在日留学期间刚好是日本的私小说盛行之时，郁达夫受其影响，因而模仿私小说的写作形式，创作了自传性极强的自叙传小说。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郁达夫自身的因素。郁达夫一生坎坷，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被社会、经济和封建礼教所压迫，内心极度苦闷。因而他非常认同具有直接暴露自我性质的私小说的创作形式，并将其作为抒发内心苦闷的方法。除此之外，从佐藤春夫、葛西善藏、志贺直哉等私小说作家身上学到的创作手法，也帮助他完成了自叙传小说的写作。
1936年2月18日，阔别日本十五年的郁达夫拜访了当时住在奈良的志贺直哉。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两人都觉得相见恨晚，不仅在书房畅谈了两个小时，还一起游览了雨后的东大寺以及周围的风景。郁达夫将他的激动之情如实地表现在了同王映霞的通信中：
在灰暗的夜阴里踏上汽车，和他点头作别的一瞬间，我于感激之余，几乎想再跳下车来，仍复送他回去。若在十几年前的年青时代，当这样的时候，我想又免不得要滴感伤的清泪了。志贺氏的待人的真诚，实在令人感动。我真想不到在离开日本的前一天，还会遇得到这一个具备着全人格的大艺术家。（《致王映霞》）[173]
从上文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郁达夫对志贺直哉的敬佩之情。换言之，郁达夫完全是因为仰慕志贺直哉的作品和人格才去拜访志贺直哉的。此外，中日全面开战后，郁达夫强烈谴责了佐藤春夫为迎合时局而进行创作的行为，但将志贺直哉视为“不违背良心的人”，并表达了自己的敬意。随后在1939年的《日本的侵略战争与作家》一文中，再次提到了志贺直哉是一位面对战争保持沉默和自己本心的作家。所以，对志贺直哉的敬仰之情也让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深受日本大正文学的影响。
我们可以发现志贺直哉和郁达夫小说中存在的共同点的成因是多方面的。西方文化中的个性至上的观点以及对私小说的认同都是其原因之一。而郁达夫对志贺直哉的敬慕之情更是让两人形成了相近的文学观和价值观。所以，虽然两位作家的语言风格大相径庭，但并不妨碍两者作品中所存在的共同点。
2.不同点的成因分析
小说的创作和作家平时所受到的教育和社会文化密不可分。每个时代优秀的作者往往都是其所在时代中先进文化的支持者和领导者，他们将自己的主张融入作品中，形成了各自独有的风格。因而，我们通过作品分析可以在作品中发现他们所处时代的代表性文化。本文所研究的志贺直哉和郁达夫小说也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前文所探讨的共同点的成因也正是如此。然而，他们虽然同样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成长经历和资质的不同又赋予了他们的作品不同的特点。
A.成长经历的影响
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观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作家基于自身的社会身份所进行的文化和价值观的选择正是其原因之一。白桦派的志贺直哉出生于上层资产阶级家庭，衣食无忧，被当作家族唯一的继承人养大。其祖父直道是旧相马中村藩主相马家的家令；父亲直温是总武铁道和帝国生命保险的董事长，是明治时期经济界的重要人物。这样的出身对志贺直哉个人的秉性以及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正因如此，他有别于其他流派的作家，对当时的社会基本认同，并在乐观的精神下产生了积极的自我意识。这就是为何志贺直哉的小说不以社会问题，而以家庭矛盾、如父子不和问题作为创作素材的原因之一。此外，志贺直哉还受到大正时代个人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相对于物质生活，他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主观精神世界。
与之相对，郁达夫出生于中国的没落士大夫家庭，年幼丧父，由母亲和祖母养大。生活虽然说不上贫困，但绝非能同志贺直哉的富裕的生活相比。他在1913年随兄长赴日本留学。为了实业救国，他最初选择进入了医学部。但因为囊中羞涩，又改入学费较低的经济学部。后又因为实在割舍不下文学，再一次想要转入文科，因而不为兄长所理解。通过此事，我们可以明确了解到郁达夫和志贺直哉的生活水平差异。另一方面，由于生活和语言环境的变化，以及作为弱国子民而被日本人轻视并因此产生的自卑感，也让本身就非常敏感的郁达夫变得更为忧郁。贫穷的生活和自卑感都将郁达夫的忧郁气质凝聚于这一切的根源即国家的贫弱之上。虽然郁达夫也热衷于西方文学和自由民主思想，但因国情和生活水平的差异，郁达夫显然是不能成为像志贺直哉那样的白桦派作家的。虽然他也以“我”为第一人称直白地描写自己的经历和内心，但是却不能得到心境的澄澈，摆脱现世的苦恼。身处激**年代的郁达夫，不得不将目光投向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未来。所以，就如上面所述，他的告白与其说是自我忏悔，不如说是通过告白来表达自己的对国家落后的失望，对社会动乱的批判。他的“我”不是单纯的“我”，可以说是“社会化”的“我”。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并非单纯的对他人的关怀，也是具有一定社会主义色彩的。
B.传统社会文化的影响
志贺直哉的心境小说关注个体的主体性，追求自我调节下的心境平和。郁达夫则将自己的苦闷归咎于社会，渴求国家的富强。通过对两人的比较，我们了解到家庭出身的不同造成了两位作家对社会的不同认识，并促使他们形成了不同的创作风格。但是若刨除出身和国情因素，传统社会文化因素也是小说中不同点形成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日本许多优秀的私小说作家在创作时，往往不关心人民的痛苦和社会问题，只埋头于表现自我和暴露自我内心，换言之，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对社会负有任何责任。小说中的主人公“我”，也只是作家本人个性的复制品而已。对此，小林秀雄在《私小说论》中明确提出，西方的“我”是社会化了的，而日本的“我”不仅没有社会化，而且“私小说是死的”[174]。因而，志贺直哉的心境小说也是只关注自我，没有社会化的意义。并且他的心境小说以性恶说[175]为基础认识人性，例如在他的《在城崎》中，“我”失手杀死了一只蝾螈。面对蝾螈之死，“对自己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厌恶之情”。并且对于“偶然没有死”的自己，“实际上并没有涌现出喜悦的心情”。所以，志贺直哉时时戒备着自己内心的“恶意”，并且为了驱除内心的“恶意”，反复地审视自己的内心。
与之相反，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是社会化了的。虽然这里的社会化和西方的社会化有所不同，但都具有一样的社会意识。[176]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入世”，强调“文以载道”的功利性作用。并且能被称为是一流文学的作品也大多都是与政治理念相结合的。不同于志贺直哉，郁达夫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177]，认为做学问就是要经世治国。所以他在小说中为自己的颓废进行辩解，将苦闷和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国家和社会的无能。并且，他发现了日本私小说中关于“我”的不完整性，从而自觉地将“我”作为社会以及阶级的一员来进行描写。如郁达夫在《茑萝行》中就写道：“由于社会的组织不良，使我不能得到适当的职业，你不能过安乐的日子，因而生出这种家庭的悲剧。”因而可以说，郁达夫的小说实际上弥补了日本私小说所缺失的社会意识。
另一方面，在爱国、自由、民主、科学的号召下，五四运动中的文人们肩负反帝反封建的重任，极度渴望新文化的出现。正因如此，郁达夫等人积极地翻译介绍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学作品。如前文所述，郁达夫在留日期间不仅大量阅读了日本的文学作品，还非常喜爱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的文学作品。他从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耽美派文学等各个流派中汲取养分，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在这其中，他最欣赏的还数浪漫主义文学的作品，其原因在于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同郁达夫本人的气质以及五四运动的要求最为贴近。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观性要求采用描写人物内心来抒**感。作者将自身的想法赋予主人公，以抒情的内心独白来表达情感。郁达夫将这种创作手法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中，通过抒情的描写来表达对国家和社会不健全的不满。所以，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实际上在学习了日本私小说的同时，也兼具西方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的特征。也正是基于这种传统文化的视角，他通过小说的描写来引起中国青年的共鸣，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综上所述，两人的小说中存在的不同点的成因，源于其不同的成长经历、文学素养、国情以及传统社会文化。这些都是不同文化中存在的不同深层心理类型。就志贺直哉而言，日本的国情和他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不能像郁达夫那样将视野拓宽到社会的制度层面；而对郁达夫来说，中国的社会状况和他自身的文学素养又决定了他不能写出同志贺直哉一样的心境小说来。正因为这些不同点的成因的存在，让两位作家创造出了各具风格的作品。
肖书文 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