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天后,我早上醒来,一个好主意钻进了我的脑海里:我要出人头地,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毕蒂把她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为了实现这个睿智的计划,晚上去沃普斯勒先生的姑奶奶的夜校上课时,我便告诉毕蒂我有特别的理由一定要飞黄腾达,如果她能把她的学问都传授给我,我必定对她感激不尽。毕蒂是最乐于助人的姑娘,她立刻一口答应下来,在五分钟之内就开始履行诺言了。

沃普斯勒先生的姑奶奶的教育计划,也就是她的课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学生们可以吃苹果,也可以把稻草塞进别人背后的衣服里,等到沃普斯勒先生的姑奶奶恢复了精神,便拿着一根桦条,摇摇晃晃地走向学生们,不分青红皂白地训斥他们一通。学生们摆出嘲笑的姿态挨了训,便排成一排,叽叽喳喳地传看一本破烂的书。书里有一张字母表、几张图形和图表,还有一些拼写知识,应该说本来书里是有的。学生们一开始传阅,沃普斯勒先生的姑奶奶就进入了一种无意识的状态,要么是睡着了,要么就是风湿病发作了。这样一来,学生们就以靴子为题目,展开一场比试,竞争激烈,互不相让,目的是看谁把谁的脚趾头踩得最疼。这样的脑力训练一直持续到毕蒂朝他们跑过来,将三本损毁严重的《圣经》(看起来就像被一个笨手笨脚的人从大木块上砍下来的)分发给他们。这几本《圣经》字迹模糊,比我后来见过的任何珍本都更加难以辨认,页面上全是墨水渍,还夹着各种各样被压瘪了的标本。毕蒂还会和几个不服管束的学生产生冲突,从而给这部分的课程增添几分轻松的气氛。打斗结束,毕蒂说出一个页码,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经文,我们都要大声地念出来,这样的集体朗读简直可怕。毕蒂以一种又尖又单调的声音带着我们朗读,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在读什么,对所读的内容也没有半分敬畏。这种可怕的喧闹声持续一段时间后,就会吵醒沃普斯勒先生的姑奶奶,她踉跄着朝随便哪个男孩走过去,扯他的耳朵。一看到她这样,大伙儿就知道当晚的课程结束了,我们就冲到外面,尖声叫唤着,庆祝又完成了一节课。可以公平地说,要是有哪个学生拿一块石板甚至是钢笔墨水(如果有的话)上课,也不会有人不允许,不过在冬天这样学习可不容易,毕竟在既是我们的课堂,又是沃普斯勒先生的姑奶奶的起居室兼卧室的小杂货铺里,光线昏暗,只燃着一根火焰低迷的蜡烛,连烛花剪都没有。

在我看来,想在这种情况下飞黄腾达,需要很长时间。不过我还是决定试一试,当天晚上,毕蒂就履行了我们的特殊约定,把她那份小价目目录上关于绵白糖的一些信息教给了我。此外,她还把她从报纸标题临摹下来的很大的老式字母D借给我,让我回家练着写,要不是她告诉我,我还以为那是个搭扣设计图样呢。

村里有一家小酒店,乔有时喜欢去那里抽抽烟斗。那天晚上,姐姐严令我在从学校回来的路上到“快活三船夫”酒馆寻他回家,要是做不到,就给我好看。于是,我向快活三船夫酒馆走去。

酒馆里有一个吧台,门边的墙上用粉笔写着一长串赊欠记录,在我看来,这些钱款是永远都还不清的。从我记事起,赊欠记录就一直在那儿,增长的速度比我长个儿的速度还快。但是,我们村欠账的人多的是,大家不会放过任何欠账的机会。

那一天是礼拜六,我看到酒馆老板盯着欠账记录,神情极为严肃,不过我是来找乔的,与老板不相干,于是我只和他说了声“晚上好”,便走进走廊尽头的公共休息室,里面生着很旺的炉火,乔正在里面抽烟斗,和他在一起的是沃普斯勒先生和一个陌生人。乔像往常一样招呼我:“喂,皮普,老伙计!”他刚说完,陌生人就转过头来看着我。

陌生人看来神神秘秘的,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他的头歪向一边,一只眼睛半闭着,仿佛在用一支看不见的枪瞄准什么东西。他嘴里本来叼着烟斗,现在他拿出烟斗,慢慢地把嘴里的烟吐出来,目光一直在我身上。他点了点头。我也点了点头,他又点了点头,还在他坐的长椅上腾出地方让我坐下来。

不过我每次去那个娱乐场所,都习惯坐在乔旁边,于是我说了句“不了,谢谢你,先生”,便在他对面乔在长椅上为我腾出的位置坐了下来。陌生人瞥了乔一眼,发现他的注意力在别处,等我坐下后,他又向我点点头,还揉了揉他自己的腿。我觉得他揉腿的样子奇怪极了。

“这么说,你是个铁匠?”陌生人转向乔说。

“是的。是我说的。”乔道。

“你要喝点儿什么?顺便说一句,你还没说你姓甚名谁。”

乔如实相告,陌生人便这么称呼他:“你要喝点儿什么,盖格瑞先生?我请客。最后再来喝一杯吧。”

“好吧。”乔说,“跟你说实话吧,我喝酒不习惯让别人请客,我向来自己花钱。”

“习惯?不。”陌生人答,“仅此一次而已,再说了,今天是礼拜六。来吧!说说你想喝什么,盖格瑞先生。”

“那我就不推辞了。”乔说,“朗姆酒吧。”

“朗姆酒。”陌生人重复道,“那另一位先生的意见呢?”

“朗姆酒。”沃普斯勒先生说。

“三瓶朗姆酒!”陌生人对店老板喊道,“再来三个杯子!”

“你一定很想认识一下这位先生吧。他是教堂的书记员。”乔介绍沃普斯勒先生。

“啊哈!”陌生人立即说,还瞟了我一眼,“就是那座孤零零的教堂,建在沼泽地上,四周都是坟墓!”

“没错。”乔说。

陌生人叼着烟斗,舒服地哼了一声,把双腿搁在他独享的木长椅上。他戴着一顶带护耳的宽边旅行帽,帽子下用一条手绢包着头,像是一顶软帽,因此没有头发露在外面。他望着炉火,我似乎看到他脸上划过一丝狡黠,接着他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

“先生们,我对这个地方不熟悉,不过临河那一带似乎挺偏僻的。”

“大多数沼泽地都很偏僻。”乔说。

“没错,没错。现在那里还有吉卜赛人或流浪汉出没吗?”

“没有。”乔说,“只是偶尔有逃犯跑到那里去。不过我们轻易碰不上。是吧,沃普斯勒先生?”

沃普斯勒先生还清晰地记得曾经那段狼狈的经历,便表示同意,只是反应并不热切。

“这么说,你们抓过逃犯?”陌生人问。

“有一次吧。”乔答道,“你要知道,我们并不是去抓人的,只想看看热闹。就是我、沃普斯勒先生和皮普,我们三个人一道去的。是不是,皮普?”

“是的,乔。”

陌生人又看了看我,他仍是斜着眼睛看人,仿佛是在用那支看不见的枪对着我。他说:“这孩子都瘦得皮包骨头了,不过看样子挺有前途。你叫他什么来着?”

“皮普。”乔说。

“受洗时取的名字?”

“不,皮普不是教名。”

“那就是姓皮普?”

“不是。”乔说,“就算是姓氏吧,就是他小时候说话含糊念错了,别人就这么叫他了。”

“是你儿子吗?”

“嗯。”乔说着沉思起来。倒不是这个问题有什么好考虑的,只是在快活三船夫酒馆,无论谈到什么,人们都喜欢一边抽烟斗,一边深沉地思考一番。“不,不是。”

“那是侄子?”陌生人说。

“嗯。”乔说,露出同样深思熟虑的样子,“不是的。不骗你,他不是我侄子。”

“那他到底是谁?”陌生人问。在我看来,他语气这么不好,实在没有必要。

沃普斯勒先生这时插话进来。他对各家各户的亲戚关系了如指掌,又因为职业的关系,他还会记住男人不可以娶哪些女性亲属为妻。于是他解释了我和乔的亲戚关系。末了,沃普斯勒先生还咆哮着引用了《理查三世》中的一段话,他似乎认为自己已经做了足够的解释,但又补充了一句:“就和诗人莎士比亚所说的一样。”

有件事我要说一下。沃普斯勒先生提到我,他认为有必要把我的头发弄乱作为配合,结果被他一揉,我的头发都戳进了我的眼睛里。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每个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来我家做客,总要让我经历同样的折磨,害得我的眼睛又红又肿。回想起来,在我小时候,亲戚朋友每次说起我,总要伸出大手,他们说是爱抚我,其实只会把我的眼睛弄得生疼。

在这期间,陌生人一直看着我,好像终于下定决心朝我开枪,把我打倒似的。他说完最后那句话后便不再言语,过了一会儿,掺了水的朗姆酒端了上来。然后,他开枪了,而且是最为特别的一枪。

他没有说话,而是演了一出哑剧,还是冲我来的。他冲着我搅拌他那杯兑水朗姆酒,又冲着我尝了酒。他一会儿搅拌,一会儿品尝,用的不是酒馆给他的勺子,而是一把锉刀。

他搅拌的动作很隐蔽,只有我一个人能看见那把锉刀。搅拌完毕,他擦了擦锉刀,收进了胸袋。我一看见锉刀,就知道那是乔的工具,还知道他认识我遇到过的那个逃犯。我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像是被下了咒语。不过这会儿他斜靠在长椅上,不大注意我,兴冲冲地聊起了萝卜。

在快活三船夫酒馆,无论谈到什么,人们都喜欢一边抽烟斗,一边深沉地思考一番。(第74页)

每逢礼拜六晚上,我们村子里总弥漫着一种愉悦的气氛,大伙儿忙活了一个礼拜,在重新开始生活之前安静地歇一歇,因此,礼拜六晚上乔也敢在外面比平时多待半个钟头。半个钟头后,兑水朗姆酒也喝完了,乔站起来,拉起我的手就要离开。

“等一等,盖格瑞先生。”陌生人说,“我口袋里好像有一枚崭新的先令,如果确有其事,就赏给这孩子了。”

他拿出一大把零钱,找出那枚先令,用皱巴巴的纸包好递给我。“给你!”他说,“记住了,这钱是给你一个人的。”

我向他道谢,紧紧地挨着乔的身体,瞪大眼睛看着他,也顾不上讲礼貌了。他向乔道了声晚安,又向同我们一起离开的沃普斯勒先生道了声晚安,用那只似乎是在瞄准的眼睛看了我一眼。不,不能说是看,因为他把那只眼睛闭上了,但也许正是因为他闭上了眼睛,隐藏起眼神,才传达了无限的深意。

在回家的路上,要是我有心情说话,恐怕会说个不停。沃普斯勒先生一出酒馆大门就和我们分手了,乔一路上都张大嘴巴,要让风把嘴里的酒味尽可能吹散。可是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以前的不端行为和我认识的那个逃犯,弄得我精神恍惚,别的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们走进厨房,姐姐倒是没有大发雷霆,碰上这种难得一遇的情况,乔受到鼓舞,把闪亮先令的事和她说了。“我敢打赌一定是假的。”乔太太得意扬扬地说,“不然他怎么可能给那孩子?拿出来看看。”

我把硬币从纸里拿出来,事实证明钱是真的。“但这是什么?”乔太太说着扔下先令,拾起包钱的纸,“两张一英镑的钞票?”

果不其然,正是两张沾满了油渍的一英镑钞票,似乎在郡里的牲口市场被找来找去很长时间了。乔又拿起帽子,跑回小酒馆想把钱还给主人家。他走后,我坐在我常坐的凳子上,茫然地看着姐姐,很肯定陌生人早已离开酒馆了。

不一会儿,乔回来了,说那人已经走了,不过乔在酒馆里留了话。姐姐用一张纸把钞票包好,放在客厅壁橱上的一把观赏茶壶里,还压上了几片干玫瑰花瓣。那些钱在那儿放了很长时间,成了我的一个噩梦。

那夜我时睡时醒,一会儿想起陌生人用那把看不见的枪瞄准我,一会儿想起自己曾私下与罪犯来往,行为卑劣,简直罪不容诛。在我微贱的人生中,这应该是一件重大的事,我却将其忘得一干二净。那把锉刀也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在我最意想不到的时候,锉刀竟然又出现了,我整个人都被恐惧包围了。想到下礼拜三要去哈维沙姆小姐家,我这才渐渐睡着。在睡梦中,我看见那锉刀从一扇门朝我飞来,却没看到拿着它的人。我大叫一声,惊醒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