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和中国人对待王阳明心学的态度不可同日而语。民国时期，曾留学日本的蒋介石在主掌中国后要人们学习心学，并且武断地说，日本能从一个穷苦落后的岛国一跃而起成为世界级强国，王阳明心学功不可没。众所周知，日本崛起于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就像是一剂灵丹妙药，让日本脱胎换骨，能与西方诸强争胜。章太炎为此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民国时期的大部分传统知识分子都曾大声疾呼要把一件宝贝从日本拿回来，这个宝贝正是王阳明心学。
王阳明心学是如何在日本落地生根茁壮成长起来的呢？
有两个人的名字被记入史册，第一个叫了庵桂梧，是个日本和尚，另外一个就是日本阳明学的创建者和传播人，大名鼎鼎的中江藤树。
了庵桂梧和王阳明相识的具体时间不详，不过从1513年他回国时，王阳明为他写了篇感人的送行文章足以证明，二人交情不浅。1513年，王阳明创建心学已五年，了庵桂梧肯定了解了这门不同于朱熹理学的新学说。了庵桂梧回到日本后，把王阳明心学传播开来。稍有遗憾的是，他把王阳明心学仍然看作是朱熹理学的分支，而且当时的日本思想界是朱熹理学一家独大，王阳明心学在墙缝中苟活着。
中江藤树（1608—1648年）独具慧眼，发现了王阳明心学的无上价值，在把王阳明心学摆到台面上的同时也成就了他自己。
中江藤树家境一般，只是能读得起书而已，从小接受了规范的朱熹理学教育，由于他聪明异常，所以20多岁时对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有独到见解，这使他在日本思想界拥有了一席之地。他自信之余，开始把目光对准当时风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日本“武士道”出现于公元7世纪，是中国儒道的加强版：臣为君死，天经地义。“忠诚”和“勇气”是日本武士讲究的最高天理（道）。
中江藤树发现，武士道发展了几百年，坚持的最高天理不过是些准则，而准则背后没有思想支撑，很容易受到质疑。比如，武士必须对他的主人忠诚，但如果主人不停地凌辱武士，武士该怎么办，还要忠诚吗？
中江藤树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他在中国儒学，特别是朱熹理学中找不到理论，更要命的是找不到实际例子。如果稍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就知道，理学家们都是伪道学，李贽对他们的抨击可谓入木三分。理学家们平时提倡杀身成仁，危机来时，全都明哲保身。
中江藤树面临困惑，直到他37岁时接触了《王阳明全书》，了解了王阳明心学，他的困惑才得以冰释。
中江藤树从王阳明心学中看到了哪些宝贵的思想呢？他说，阳明心学告诉我们，道德秩序的最高范畴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只要“明德”“慎独”“格物”，每个人都能成为圣贤。而真正的学问（圣人之学）就是“以心读心”的“心学”。他重新回到“武士道”精神上来说，武士遵循的那些准则都是外在的，是盲目的遵从。真正的武士应该问自己的心，只要和自己的心契合，才能达到武士道的最高境界：毫不留恋地死，毫不顾忌地死，毫不犹豫地死。
武士不应该为主君毫无保留地舍弃性命，真正的武士应该为自己的良知毫无保留地奉献生命。无论是武士还是普通人，都应有这样的觉悟：只向心中的真理称臣！
在中江藤树的后半生，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阳明学的修行和传播上，他捻出了王阳明心学的精髓“练心”作为自己和弟子们的终生课。王阳明心学虽然缓慢但却扎实地开始在日本落地生根，在中江藤树的众多弟子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后来明治维新的豪杰。当然，还有一位更加惹人注意，甚至是光芒万丈的，此人就是大盐平八郎。
大盐平八郎出生时（1793年）正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江户时代后期，他的家庭在日本属于武士阶层，享有并不让人惊喜的一些特权，比如他在14岁时就按传统继承了爷爷的大阪东町奉行所的“与力”（警察局候补局长）。当他回想自己的少年时代时，鼻子是酸酸的，大盐平八郎吃了不少苦，7岁丧父，8岁丧母，爷爷的薪水勉强能让他吃饱。
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大都个性内向孤僻，死抱着一种倔强的孤独不放，所以他在工作中得罪了不少人。有一天，一位同僚挑战他的权威：你的学识无法支撑你坐在这个位置。
大盐平八郎的自尊被激了起来，他发誓要出人头地，开始积极地学习朱熹理学，又学习骑射和枪炮技术，准备“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是难以实现的梦想，当时由幕府统治下的日本腐败透顶，不可能给大盐平八郎一个晋身之梯。大盐平八郎因为有志难酬，而在朱熹理学中又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开始消沉，不过一段时间后，他就突然生龙活虎起来，因为他接触到了王阳明心学。
据说，大盐平八郎是从中国明朝人吕坤的著作《呻吟语》上看到的阳明心学的片段，后来找到王阳明全集，如饥似渴地阅读。他被王阳明心学思想彻底征服，感动得一塌糊涂。大盐平八郎对王阳明心学的理解很简洁：人一到世上来就有一颗明辨善恶是非的心，不必向任何人请教。可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总对欲望迁就，于是就遮蔽了这颗明辨是非善恶的心。如何才能让这颗心重焕光彩呢？大盐平八郎的方法和王阳明一样：练心，知行合一，事上磨练。
王阳明心学带给大盐平八郎的不仅是“心即理”的洗礼，还有王阳明心学主张的人人平等（满街都是圣人）的思想。大盐平八郎眼见当时日本下层民众倒悬于水火之中，断定这是极不公平的。他在笔记中说：“贫农也是自天而降生的人……一切人都应受到宽宏大度的待遇。”他质问，“既然人人都是圣人，那么人人都是平等的，我没有权力命令你，你也没有权力命令我，可为什么那些官老爷会放肆地摧残我们？”
他说：“我必须要让百姓懂得这点，为自己争取权力。”1830年，大盐平八郎抛弃官职，开办“洗心洞”学堂，传播王阳明心学。
这是王阳明当年在中国的重演，大盐平八郎的弟子几乎都是贫苦农民，民众对“自由”和“平等”的觉醒是后来明治维新的基石。
“自尊”的意思有了，但生活在当时幕府暴力统治的日本，“自尊”不可能是坐等来的，必须要主动去争取“自尊”，向摧残自尊的人索要自尊，必然面对的是血腥和暴力，所以大盐平八郎用王阳明心学教导群众：不恨身死恨心死；心若不死，乃与天地人做无穷之斗，要无所畏惧。
1836年，大盐平八郎对王阳明心学的实践机会到来。本年，日本气候异常，稻子收成只有往年的一半，所以粮食价格大涨，贫民无钱购买，饿殍遍地。大盐平八郎要求日本幕府赈济，得到的回应却是日本幕府的冷漠。
大盐平八郎进一步指出，幕府的粮库里明明有很多粮食，可却被倒卖给有关系的商人，商人加倍售卖。大盐平八郎对他的徒众们说：“如今只有一条路：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去争取属于我们的权力。”他的徒众们被激励得义愤填膺，开始制造火器，筹备枪炮，准备同幕府大干一场。
起义之前，大盐平八郎的弟子见肯为自尊献身的人只有一百多人，就问大盐平八郎：“这会有什么用？”
大盐平八郎平静地回答：“感觉到了长久以来都很排斥的寂寞空虚（因什么也没做过而感到的空虚）。”这是王阳明心学“必有事焉”的革命版，也是大盐平八郎对王阳明心学最深刻的感悟：人为了争取自尊和自主，必须要做点什么，哪怕是明知不可为的事，也要杀身成仁。
1837年2月19日，大盐平八郎带领他的一百多名争取自尊的革命者拿着自制的火药和枪炮，冲上大街，攻击政府粮仓。正如孙中山多次主持的刺杀革命一样，大盐平八郎的这次革命瞬间被镇压，大盐平八郎在失败后逃到一个村庄躲避，后被幕府追击，大盐平八郎自杀。
大盐平八郎的革命虽然转瞬即逝，但这次革命的火花却照亮了民众幽暗的心智，因为这是一次建立在“人人都应该平等”的神圣立场上的革命，它让人们渐渐地明白，人不受压迫，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是天经地义。如果有这种情况存在，那就要奋起反抗，绝不能苟活在世，千万不要有“因什么也没做过而感到空虚”的感觉。
大盐平八郎和他的一百多名心学战士倒下了，王阳明心学又重新寻找可塑之才，这些可塑之才是明治维新前三杰：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坂本龙马；明治维新后三杰中的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
明治维新是一场震动天地的国家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明治维新后，日本彻底摆脱了西方殖民者的占领和侵略，它比改革前要强大百倍千倍。而正是这些明治维新的斗士们运用王阳明心学的力量才使这种奇迹发生。现在我们一一陈述，看看王阳明心学到底让他们拥有了什么。
明治维新前三杰的首杰吉田松阴（1830-1859年）从小就特别关心日本国防，22岁时，他违反幕府规定私自出境考察日本地形被当局判有罪，没收了他的一切荣誉和财产，他就此成为一个浪人。两年后，吉田松阴又跑到日本沿海，幕府把他投入监狱，就是在这场牢狱之灾中，他接触了王阳明心学，并且深深地喜欢上了它。不久后，他又接触到了王阳明心学左派巨子李贽的著作，他欣喜若狂，再后来，他又读到了大盐平八郎的心学笔记，于是对天发誓，此生只服膺王阳明一人。
吉田松阴当然是有感而发，当时的日本被西方国家强行撞开国门，已沦陷为任人宰割的境地。吉田松阴三番两次到海上考察海防，就是希望能为祖国贡献力量，可他的一片苦心却被日本幕府视为大逆不道。当他看到王阳明、李贽，乃至大盐平八郎的思想和生平事迹时，不禁动容。这些人都曾经历艰难困苦，但最后都成了名动天下的人物，他们这种顽强的精神不正是他们信奉的心学提供的营养吗？
吉田松阴从王阳明心学中得到了这样的启示：必须要立下大志向，一旦立下大志向，就要知行合一，为了这个志向的实现，要奋不顾身，无惧死亡：“生死离合，人世倏忽，但不可夺者志，不灭者业，天地之间，可恃者独此而已。”他在给弟子高杉晋作的信中**四射地写道：“贵问丈夫所可死如何？仆去冬以来，死之一字，大有发明。李贽之功为多，其说甚长，约言之，死非可好，亦非可恶，道尽心安，便是死所。世有身死而心死者，有身亡而魂存者，心死、生无益也，魂存、亡无损也。”这是为了心中的真理，奋勇向前，永无畏惧。
吉田松阴的大志很简单：尊天皇攘夷狄（西方列强）。但他有生之年没有实现这样的志向，也没有看到日本的崛起，1859年，吉田松阴因放肆地宣传王阳明心学的“无畏”思想而被幕府处以斩刑，离开人间前，他留下浪漫的遗诗：“肉躯纵曝武藏野，白骨犹唱大和魂”。
明治维新的第二杰是被称为日军之父的武士出身的高杉晋作（1839—1867年），他是吉田松阴最得意的弟子，不过从他一贯作风来看，他并未领会王阳明心学“人人平等”的概念，据说他临死前曾对老婆说：“武士之妻与町人百姓之妻身分有别。”他叮嘱妻子，我死后，你坚决不能接受伊藤、山县等的接济（高杉晋作出身于俸禄150石的中级武士家，而伊藤、山县均属于最下级武士家）。另外，高杉晋作还有一种王阳明提倡的变了味道的“狂放不羁”：他把嫖妓当成生活的主要部分，上马指挥杀贼，下马就嚷着要去艺妓馆。同时，他亲手创建的奇兵队虽然不讲出身地位，唯才是举，可他本人却总保持着日本武士那种昂首阔步，不可一世的派头，他常常在前呼后拥的侍从保护下携艺妓张羽伞，悠然醉步徜徉在街头。
不过，他能成为维新前三杰的一员，必有原因。这就是他在日军上的独特创建，而这一创建思路正来源于王阳明。高杉晋作24岁时曾到中国的上海搞过贸易，当时正好是中国太平天国之乱，他亲眼见到清朝军队的不堪一击和太平军的残酷杀戮，这让他毛骨悚然。他清醒地意识到，政府腐败必遭战乱，不是内部就是外部。
回到日本后，他开始为倒幕和攘夷而大声疾呼，并且在吉田松阴门下学习王阳明心学，小有所成后，他写下这样的读后感：“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义皇以上人。”
高杉晋作要做“义皇以上人”，必须要听从良知的指引。而良知告诉他，要把停泊在日本沿海的西方列强船只统统赶走。为此，他仿效王阳明在江西时组织的团练而组织了一支“奇兵队”。奇兵队成员都来自社会底层，为了让这些人死心塌地地为国家卖命，他宣传“四民（士农工商）平等”的思想：无论你是农民、商人还是武士、小工业者，你们和那群幕府大家伙都是平等的，你们为了祖国而战斗是光荣的，历史必将记住你们。
在高杉晋作的鼓吹下，这支民团式的军队迅速成长，很快就成为日本国内一支不可低估的军力，在后来攘夷和与幕府的军事斗争中，这支军队屡立奇功，也正是这支受到王阳明心学教育的军队后来结束了幕府在日本的统治。
高杉晋作被称为日本陆军之父，而另一位维新豪杰坂本龙马（1836—1867年）则被称为日本海军之父。
坂本龙马是日本海军现代化的奠基人，也是现代航海、贸易、股份公司的先驱者，更是自由、平等、民权、宪政体制的倡导者。他的“船中八条”[1]是明治维新的理论基础。
坂本龙马受教于日本心学大师胜海舟。胜海舟把心学的精髓传授给了他，那就是：行动在于我，评价在于他人，与我无关。坂本龙马则自己悟出了王阳明心学的真谛之一：不能执，不要拘泥，永远要与时俱进，走在别人前面。
有这样一个小例子很能说明坂本龙马的不执与变通：他曾经对一位朋友说：“今后在室内乱打乱斗的情况会多起来。我喜欢小太刀，小太刀灵活，比太刀实用（当时流行太刀）。”不久，这位朋友带了小太刀来见他，他却掏出来一把手枪说：“这个比小太刀更具威力。”这位朋友第三次来见他时就带了手枪，让他大为懊丧的是，坂本龙马居然掏出了一部《万国公法》（一本国际法方面的书），说：“手枪只能杀伤敌人，此书可以振兴日本！”
明治维新后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和坂本龙马关系密切，他不太喜欢坂本龙马的信口开河：“你前天所说的和今天所说的不一样，这样你怎么能取信于我呢？你作为天下名士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坂本龙马却一本正经地说：“不是这样的。圣人曾说，君子从时。时间在推移，社会形势在天天变化。因此，顺应时代潮流才是君子之道！你呀，一旦决定一件事之后，就想贯彻始终。但这么做，将来你会落后于时代的。”
这就是坂本龙马，他从王阳明心学中汲取了最高的智慧之一，敲开了明治维新的大门。
明治维新后三杰全是王阳明心学的理论家和实干家。西乡隆盛认为王阳明的“自得于心”的思想最符合他本人，他曾说：“空读圣贤之书，如同观人剑术，无丝毫自得于心。若不自得于心，一旦较量格斗，则唯败逃而已。”为了和内心相契合，西乡隆盛两次和上级发生冲突，被流放荒岛。在两次流放中，他随身携带的唯一书籍就是王阳明心学著作，他后来回忆说，是王阳明心学给了他力量：“即使在贫瘠的荒岛上遭受牢狱之灾时，我也没有荒废提高完善自我。”
大久保利通拥有的是王阳明提倡的为了理想而大无畏的精神，他号称明治维新第一政治家，他凭借自己的良知，兢兢业业，克服万难，为推行明治维新的改革贡献了苍天可鉴的力量。
于此证明，王阳明心学思想强调的是人人为了心目中的理想都需要自尊无畏的精神，而且要力行实功，在王阳明心学中，日本人挖掘出了尊重个人、强调个性、不惧外物、不畏权势的精华思想。这些思想被日本维新豪杰们牢牢地抓在手中，并与时俱进地和当时的现实接轨。
日本心学大师井上哲次郎曾有这样的评论：“阳明学派中人物，多有建树者，而固陋迂腐之人几乎没有。可见，阳明学果有陶冶人物之功无疑。”正是这些非“固陋迂腐”的人先是无畏地进行了倒幕运动，然后又开创了让日本崛起的明治维新改革。
这让我们既欢喜又懊丧，欢喜的是，王阳明心学令人惊异的神奇力量；懊丧的是，为什么这种力量在当年的中国没有展现。也许，日本心学大师高濑武次郎的话会是一个不错的答案：“大凡阳明学含有二元素，一曰事业的，二曰枯禅的。得枯禅之元素者可以亡国，得事业之元素者可以兴国。中日两国各得其一。”
有一点补充：王阳明心学左派除了我们上面介绍的那几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者外，其他都是穷嚼蛆分子，尤以东林党为标杆。明末清初的很多思想家都说，明亡就灭在党争，而东林党是罪魁祸首。穷嚼蛆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说起话来大言不惭，一遇到事就浑身战栗。喜欢辩论，别人说是，他必说非，别人说非，他必说是。
另外，自卑猥琐的清人入关后对王阳明心学的激烈扼杀，也是中国人不能获得王阳明心学大能量的主要原因。
想到此，不由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