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使馆区的围攻与战斗断断续续进行的时候，清政府虽然无法与各国公使进行直接的沟通，但也没有完全停止外交努力。6月29日，清政府通过军机处向中国驻外使节发出一份关于北京正在发生事件的详细说明，指示这些使节按照这个说明的原则与所驻国进行交涉，向这些国家的政府详细说明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清政府如此处理的“万不得已”的苦衷，请求各国“深谅”，并指示各使节继续留在自己的岗位上，要求他们尽力向各国政府说明各国在北京的使馆继续得到清政府的保护，说明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是由于乱民所为，说明在京津地区所发生的这场骚乱主要的是由于各国对大沽炮台“不适当的”索要以及后来所发生的武力抢占所致，同时表示清政府对义和团必将相机自行惩办，一定争取尽快恢复京津地区的社会秩序。

清政府态度的变化并没有立即被各国公使所获知，因此也就无法立即改变使馆区的态势。6月29日，使馆卫队在窦纳乐的指挥下安排了两次主动性的出击，其目的是希望能够缴获两门克虏伯大炮，以巩固使馆的防御。然而由于清军的布防有了变化，使馆卫队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结果只是放火焚烧了一些房屋以泄愤。下午，围困使馆的清军开始发动新的攻击，导致使馆内多人伤亡。窦纳乐事后回忆说：对于防务而言，这一天是一个不吉利的日子，每一个国家都不得不哀悼它的某些成员的牺牲；法国人和日本人在经过艰苦的战斗之后，丧失了土地，他们也只好转移到英国使馆中。晚上10时许，天开始下大雨，使馆卫队方面估计这场大雨应该给使馆带来安宁的夜晚。然而情况却相反，清军方面在这个夜晚持续不断地向使馆射击，持续的时间和发射的子弹数量远远超过了以前所发生过的任何一次攻击，直至黎明从未间断。据窦纳乐估计，清军在这一夜必定发射了20万发子弹。不过，由于大雨如注，使馆方面既没有组织反击，也没有受到怎样的损失，只是使馆区的树木和屋顶被打得七零八落。

7月2日，清廷以慈禧太后的名义向各驻外公使发出一份电报，说明各国驻北京的公使馆仍然无恙，而且她正在对各国使馆提供她所能提供的保护。由于北京实际上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份电报是通过保定府发出的，而且送达各国的时间也比较晚，俄国政府经中国驻俄国公使获知这一电报的内容时已是7月中旬，法国政府是通过该国驻俄国大使获知这一消息的，然后再由法国驻英国大使转达给英国政府，待到英国外相索尔兹伯理获知这一电报内容时实际上已经是7月17日。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这封电报对于化解各国的敌意，尤其是对慈禧太后的敌意，还是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在这份电报稍后，清政府又以光绪帝的名义致电日本天皇，表示清政府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平息义和团引起的骚乱，期待中日两国的友谊不要因为各国使馆的侵犯和杉山彬的被杀而有所变化。这封通过济南府发来的电报大约滞后一个星期，直至7月13日日本政府方才收到。清政府的意思显然是希望与各国和解，然而日本政府却不愿意这样做，日本政府严肃地告诉中国驻日公使说：“任何国家对国际法的最严重的侵犯，就是攻击各国外交使节。”所以，在义和团骚乱被彻底镇压之前，不可能存在友好谈判的问题。日本政府随即将这一情况及日本政府的态度通知了德国，而德国外交官很快也向英国政府作了转述，以便协调各国立场。

7月13日，驻英国公使罗丰禄将清政府6月29日请求各国“深谅”的上谕送给英国外相索尔兹伯理，索尔兹伯理看过这份上谕之后告诉罗丰禄：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各国使馆以及目前被拘禁在北京的其他外国人，并且使经过正式委派和接待的外国使馆所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获得承认，英国政府除了要保证所有各文明国家政府承认的那些原则之外，别无其他目的。他还“顺便”询问罗丰禄，他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罗丰禄可以收到清政府的直接信件，而清政府却不允许各国驻北京的公使把信件直接寄给各国政府呢？

7月14日，自围困以来与清政府一直中断的联系终于获得了恢复。先是，7月初，各国公使委派一名罗马天主教徒金四喜赶往天津向各国领事及各国海军舰队指挥官报告公使馆的处境，然而在途中金四喜却被义和团捕获，他所带的信件也被义和团没收。由于当时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的转变，义和团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清军的外围，所以金四喜就被义和团交给了官方，并终被引至荣禄的官邸。金四喜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接待，三天后（即7月14日）被委派充当清政府的信使，负责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劻等人致各国公使的一封照会带回公使馆，并被要求将公使的回信送回来。

金四喜在另外一名中国人的陪同下，携带总理衙门的照会从水门进入公使馆，将照会当面交给了英国公使窦纳乐。总理衙门在这封照会中表示了对各国公使的关怀与善意，以为“各国使馆虽相距不远，究系四处分住，中国保护之力，诚恐顾此失彼，是以拟请归并总署，庶可用全力专顾一处”。这显然是期待公使们能够有一个善意的回应，以便恢复双方的联系与对话。

清政府的诚意并没有被各国公使所理解和接受。7月16日傍晚，金四喜又受总理衙门的委派举着白旗从北御河桥沿着河边走到英国公使馆，带来了总理衙门致窦纳乐的信。这封信实际上也是对窦纳乐7月15日代表各国公使致总理衙门那封信的回复。总理衙门对各国公使不能接受总理衙门的安排转移到总署表示理解与遗憾，对于公使的怀疑也作了必要的解释与澄清。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各国公使的要求，而且确实从此开始，清军极大限度地减少了对使馆的袭击。在一定意义上说，已从原来的围困转变为保护，整个使馆区实际上开始了休战状态。这种休战一直延续到援军到达前10天或12天。与此同时，在荣禄的授意下，围攻西什库教堂的军队与团民也从这一天停止了进攻。

7月17日，总理衙门又给窦纳乐送去一封回信。在这封信中，总理衙门对此次中外冲突的原因作了简要的历史说明，将责任推到民教冲突上。并要求使馆卫队应该从城墙上撤走，然后双方订立一项互不开火的协议。

7月18日，窦纳乐还通过一名中国人带信给荣禄，向荣禄解释各位公使的态度，建议荣禄派遣一位能够负责任的官员前来讨论问题，并希望荣禄能够说服清政府同意各国公使尽快与天津方面取得联系。

荣禄对窦纳乐的建议很快作出了善意的回应，他立即委派一名中国军官带着他写给窦纳乐的信于当天（7月18日）下午冒险前往双方冲突的中间地带——城墙上——与窦纳乐当面会晤，并就休战条款达成了一项谅解。

当天（7月18日）下午，总理衙门章京文瑞手持荣禄的一封介绍信来到东交民巷，在英国公使馆正门受到了欢迎和殷勤的接待，大多数外国使节参加了会晤。文瑞首先代表总理衙门对各国公使先前几周所遭遇的“不方便”表示极大的歉意，对各国使臣及眷属所受到的骚扰表示慰问，对于德国公使克林德和日本公使馆书记员的不幸遇难深表痛惜，不过他也明确告诉各国公使，所有这些行动并非清政府所为，而是义和团所致，无关政府。对于文瑞转达的清政府对和平的期待，各国公使自然表示欢迎，但是法国公使也向文瑞明确指出：清政府对和平的期待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关键要看清军是否真的进攻各国使馆还是保卫各国使馆，空言未可为凭。各国公使已经数周没有和本国政府及各国驻天津的领事、舰队指挥官发生联系，他们急于知道外面的消息，俄国公使、美国公使委托文瑞为其代发一份密码电报，文瑞欣然接受了下来。英国公使提出清政府如果真的关心使馆的安全，就不是仅仅由政府来慰问和送水果、蔬菜，而是应该允许外面那些卖水果和冰块的人进来，或者允许使馆派兵护送采买青菜，以及将北京出版的官报送进来。

文瑞的来访虽然没有多少实际效果，但对于恢复清政府与各国公使之间的联络还是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