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英《南京条约》第2条之规定，清政府允许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侨民商人带家眷居住贸易。在中国沿海增开口岸、扩大对华贸易是英国政府一贯的企图。根据中英条约规定，英国在五口具有设领、驻舰之权，侨民、商人也在五口享有特殊权益。随着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及中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条约的签订，清政府一体允准西方各国商人在五口通商居住，外国人在五口的特权也因各个不平等条约的互相援引而日益扩大，从而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先开放的五处通商口岸及其后逐步增开的沿海、沿江口岸，成为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的前哨据点，中国在这些口岸地区的行政权、司法权、关税自决权，甚至包括领土主权，遭到空前的损害。在此影响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开始由传统的、独立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危机与苦难日益加重。
一 五口的开放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条约口岸陆续开放。
第一个依约开放的口岸是广州。中英签约后，清廷授伊里布为两广总督，至广州继续与英使璞鼎查交涉通商事宜。双方约议，定于1843年7月27日于颁布通商新例当日广州开市贸易。伊里布病死后，清廷再派耆英为钦差大臣，赴粤继续与英方谈判商订五口通商章程和海关税则。1843年7月12日，璞鼎查照会耆英，要求依其与伊里布议定期限，开放广州。耆英初以时限紧迫，口岸章程和海关税则尚未议订妥帖为由，令黄恩彤、咸龄等人向当时在广州的马礼逊、罗伯聃、麻恭等人辩说。但英方骄横无理，急切地要把条约规定的侵略特权付诸实施。马礼逊等人坚持认为：“福州等处新设马（码）头，诚恐赶办不及。广州近在咫尺，又系通商旧地，一经颁发新例，即可奉行，无虞阻隔。且伊国众商货船停泊外洋已有三十余只，均因新例未定，不便进口贸易。”并威胁称：现在英国商船“久停洋面，台飓堪虞，且船户水手人数众多，一切汲取淡水，购买食物，甚为苦累。现在众情汹汹，有不能约束之势”。他们坚持要求先行将广州一口如前约定，届期开放。“黄恩彤等复严加驳斥，而该夷目等抗辩不屈，固请不已，情词极为迫切。”耆英认为，英人“以通商为性命，准其贸易则恭顺如常，绝其贸易则骄蹇难制，故自明至今，羁縻夷人皆借通商为饵”。现在英人坚持广州如约开市，而伊里布生前亦已与之议定，“即所称商船多只停泊洋面，观望苦累情形，亦尚非虚捏”。如果等待新订口岸章程及海关税则奏部议复后再行开市，总得在一个月之后，他担心“倘此一月内货船驶集日多，均停口外，不惟奸民私贩偷漏必多，且恐夷情或有变更，所关匪细。查现实税则，增者毋庸再与议增，减者亦不使之不减，通盘合算，实属减者少而增者多，于国课有赢无绌，将来部议似亦不致驳诘。与其迟行一月虑生反侧，何如早行一月俾知感戴。”因此，他“衡其轻重，擅自从权”，宣布准于是年7月27日广州开市，英商各船届时即可进口按照新订章程及税率进行贸易。道光帝接耆英奏报后，认为耆英“所办可嘉……深得大臣之体”。7月24日，耆英在奏报与英交涉议定《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时又称：“除广州一口已定于七月初一日查照新定章程，开市贸易，其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处，俟部复到日，再行开关。”但他又担心，“广州既经开市，诚恐福州等口商船闻风驶至”。因此，他请求道光帝速下谕旨，“敕下部臣迅速议复”所奏章程及税则，“并由部径咨各该省知照，俾有遵循”。1843年7月27日，即在耆英和璞鼎查在香港公布《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的当天，中国近代史第一个依据不平等条约设立的通商口岸——广州被迫开放。7月30日，道光帝下谕予以批准。
随之开放的口岸是福建省厦门。1843年10月26日，英国派驻厦门领事记里布和派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一同先至厦门，巴富尔随即转赴上海，记里布在厦门与地方当局交涉，选择开港码头。经调查，记里布选定厦门海关前吴姓关闭之空行房屋一所，认为与海关紧相毗连，便于稽查，甚为合意，遂出钱赁住，以作码头。11月2日，厦门开市，一切通商事宜，遵照广东议定条款。厦门开港后，福州将军复奏荐福州知府戴嘉谷驰赴厦门，会同兴泉永道恒昌、协领霍隆武等，会同办理通商事务。但在开市之后，英领事记里布复以“厦门民居稠密，屡有火患，此外空隙之处又多坟冢”为由，擅自移往此时尚为英军所据的鼓浪屿建造领事馆，并请璞鼎查向耆英照会。时任闽浙总督的刘韵珂以鼓浪屿依约应于1845年交还中国，事关重大，一面派福建布政使徐继畬与记里布交涉迁出，一面移咨广东耆英。耆英咨复称，璞鼎查照会要求英领事欲在鼓浪屿居住，业经向其复绝，并嘱福建当局一体严拒。刘韵珂乃复饬徐继畬与记里布再三交涉，该领事则以尚未见到璞鼎查之通知，借词迁延。同时，徐继畬等“连日将厦门可以建盖夷馆各处饬令选择，该夷又以地势不便为词”，不肯迁出鼓浪屿。1844年3月26日，刘韵珂将此情形奏报清廷，并称：“记里布业经璞酋撤退，另派李太郭前来接替……探闻李太郭现在粤省另有经手事件，须三四月间方可到厦……俟李太郭到日，由臣等督饬兴泉永道等妥为谕止，令在厦门择地建屋居住，以杜希冀。”道光帝遂于4月25日谕令刘韵珂等：英国领事馆选址之事，“即令空房给令赁住……俟李太郭到后，饬令该道等将住居鼓浪屿一节，坚持原约，向其峻拒。该夷如已帖服，即行饬令妥办。倘仍事渎请，一面资商耆英再向璞酋申谕，一面仍饬徐继畬驰往厦门，相机经理。”其后，英国全权驻华公使璞鼎查奉调回国，英国改派德庇时来华接替璞鼎查之职。1844年8月，经福建当局移咨耆英与德庇时交涉，德庇时表示待中国政府依约交清1845年赔款后，英军即由鼓浪屿、舟山撤兵。闽浙总督刘韵珂复派员与英国驻厦领事记里布交涉，谕其将领事馆由鼓浪屿撤出，在厦门觅址建馆。记里布无奈，只得先在厦门择“官荒”二处，以为建馆之址。同年11月间，德庇时至厦门“查看马（码）头，所言亦复相同”，刘韵珂再次“饬兴泉永道等催令记里布在选定处所建盖房屋”。不久，德庇时改派亚利国至厦门接充领事，记里布返回广东。亚利国至厦后，又复多多挑剔。至1845年2月间，经福建当局与厦门地方同亚利国多方交涉，亚利国始选定厦门兴泉永道旧署余地一段作为驻厦领事馆馆址。不久，李太郭改派驻厦领事。1845年3月22日，英军自鼓浪屿全数撤出。因其驻厦门领事馆尚未建竣，英领事李太郭等人仍暂栖岛上。7月1日，英驻厦领事馆建竣。9月11日，李太郭率英领事馆全体人员迁出鼓浪屿。
接着，上海、宁波也相继开放。璞鼎查所派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离开厦门后，于1843年10月28日带同译员麦华陀驶抵上海。10月29日，苏松太道宫慕久即往与晤，双方议定上海口岸于11月17日开放。“惟因建造会馆尚需时日，暂先登岸凭寓居住，并不骚扰居民，一面觅地建馆，即行搬移。"12月19日，英国驻宁波领事罗伯聃率大小火轮船各一艘，兵船一艘，驶至宁港，即与浙江提督李廷钰会晤，约定宁波于1844年1月1日开市贸易，罗伯聃等于城外江北地方赁租民房，暂为居住。6月30日，英国驻福州领事李太郭乘船驶抵福州，经由地方当局代觅寓所，暂住于城外鸭母洲空房数间。7月1日，其即带同随员、通译等，欲往各衙门会晤。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因该夷甫经到省，未便即令进城，致骇观听”，又觉于其初到之时，即出城与之接触，“未免有亏体制”，因此先令藩司徐继畬等先与接洽。7月3日，徐继畬、协领霍隆武及沈汝瀚、王江等，在城外空庙与李太郭会晤。一般认为，是日即是福州开港之期。至此，依据中英《南京条约》规定的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五处通商口岸，全部开放通商。
李太郭在福州城外栖住月余，“意甚相安”。10月间，新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德庇时至福州查看码头，徐继畬奉饬出城与晤，德氏认为英国领馆“卑陋”，要求另觅新址。德氏去后，李太郭即致函徐继畬，要求在福州城内白塔寺附近地方租房设馆，闽浙总督刘韵珂等以“白塔寺地居省会之中，民居稠密，一旦该领事移入居住，舆情是否相安”为忧，未敢遽允。“其时绅民许有年等亦已闻知其事，即联名赴藩司衙门呈请谕阻”，徐继畬遂以“民情不顺”为由，拒绝李太郭之要求。同时，刘韵珂等移咨耆英与德庇时交涉，“转向李太郭阻止”。李太郭复又提出租赁福州城内鸟石山积翠寺数间空房为址，刘韵珂、徐继畬等“再三固拒，而李太郭以城外恐有水火盗贼之虞，坚求入城，词意激切”。结果，1845年初，福建当局无奈遂许李太郭向积翠寺僧人租房，移入居住。2月底，李太郭经由德庇时调任驻厦门领事，驻福州领事职改由原驻厦领事亚利国任。亚利国至福州后，亦经由福建当局允许，寓于积翠寺内。
二 广州人民的反入城斗争
福建当局允准英国驻福州领事进入福州城选址设馆，复被德庇时援以为例，进而在广东向耆英提出要求，英使馆欲移驻广州城内。1845年12月，德庇时利用清政府将于1846年1月依约交清赔款、英军应遵约从舟山撤军之机，拒绝接受清政府的最后一批赔款，向耆英提出待进入广州城后，再行考虑英军自舟山撤退之事。于是耆英以事关舟山收还，连续上奏清廷，陈述准予英人进入广州城的利弊。耆英认为，英人坚持要求进入广州城，“立意甚坚，兼有各国夷人从中怂恿，其势不如所请不止。复查前议条约并无准夷人进城之说，而稽考历来案牍，亦并无不准夷人进城明文，且福州、宁波、上海等处业已均准进城，独于粤省坚拒不允，尤难免有所借口。”但他既怕坚拒会“致生枝节”，又复担心答应英人要求则“粤东民心浮动，众论不一”，因此请求道光帝授权“体察情形，酌量办理”。12月21日，道光帝谕示耆英，令其向英使说明“贸易之事期于彼此相安，今欲更改旧章，人心必为疑怪，粤民素称强悍，且恐良莠不齐，倘或滋生事端，彼此均为不便”，要求耆英拒阻英人进入广州城。但英使仍然固执前说，要求入城。耆英复向清廷奏陈，英使现将舟山撤军与广州入城二事“牵合为一，借以挟制”，“若不允所请，恐未必即肯退还”。同时，“粤省民情浮动，若不俟众论允洽，骤准夷人入城，又恐易滋事端”。1846年1月10日，道光帝因顾忌英人借广州入城之端不肯依约从舟山退军，只得下谕：“即使准其入城，如何予以限制，严明条约，俾民夷两不相扰，可以经久相安，方为妥善。”同时，他对英人借端要索，也自甚为恼火：“求进广州省城既非条约所有，该酋屡次渎请，究竟是何意见？且民情不顺，即易滋事端，恐生枝节……若舟山交还，自当以银两全清为断，与进城一节毫无关涉，何得因此议未定，借词挟制，有意迁延？”他心中虽然有些怨怒，但还是原则上准允英人进入广州城。
英国侵略者借端滋事，要求进入广州城，遭到了广州人民的坚决反对。耆英奉谕后，于1846年1月13日张贴准英人入城的告示，当夜即为广州群众撕毁。同时，广州人民还张贴出许多揭帖，警告清政府当局，如果准允英人入城，“义民将攫官而杀之”，同时表示将以武力对付入城的英国侵略者。第二天，数千群众攻入广州知府衙门，烧毁朝珠公服，广州知府刘浔越墙而逃。为了缓和民众情绪，耆英只得贴出“杜绝英人入城之请”的告示。这样，英国第一次借端要挟进入广州城的要求，在广州人民的坚决抵制下，遂化泡影。
但是，英国侵略者并未就此罢休。事隔一年之后，1847年1月，两名英国水手潜入广州城，遭到当地民众的驱逐。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乃借此大做文章，他向英使德庇时发出指令，令其向广东当局要求惩罚“凶犯”，同时威胁称：“英国政府决不容忍中国群众虐待落在他们手里的英国人。如果中国当局不用自己的权力处罚或禁止这类暴行，英国政府不得不自己来处理。“4月，德庇时率大小舰船20余艘，载英军1000余名，占领沿江炮台，炮击广州城，向广东当局提出包括进入广州城在内的7项要求。耆英既惧怕英军扩大事态，同时又惧怕允许英人入城激成民变，最终他与英人约定，两年之后准予英人入城。1848年3月，徐广缙接任两广总督，其时英国政府改派其新加坡总督文翰接任驻华公使职。文翰来华后，即着手安排于1849年9月进入广州城事宜。但此时清政府迫于广州民众的压力，有意取消耆英与德庇时所订两年后准予英人进入广州城的协议。1848年8月31日，道光帝传谕徐广缙，令其与文翰交涉废除入城协议。1849年3月，徐广缙与文翰在虎门会晤，文翰以武力威胁，并扬言要驾船北驶进京询问，坚持要进入广州城。徐广缙上奏清廷，请求批准英人入城。3月11日，道光帝只得下谕，批准英人“暂令入城瞻仰”。他同时谕令广东文武各员，“慎密严防，各将所辖兵民加意抚戢，务要处处周匝，不令多事……设有疏虞，朕必将何人所辖之地，所司之事，查明致衅之由，严行惩治，断不稍加宽贷”。但是，广州民众具有坚决反抗英国侵略的精神，他们对清廷的决定并不买账。允许英使入城的消息一经传出，广州民众便在城厢内外贴满红白揭帖，坚决反对。同时，当地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准备武装抗击英军侵略。结果，在广州人民的坚决反对下，清政府再次收回准许英人入城的决定。英国侵略者亦曾领教过三元里数万民众自发抗英的威力，加之中英战争结束未久，暂且无力也不愿再次发动战争，使已经攫取到手的特权受损，因此广州入城问题遂被搁置。
三 “国中之国”——租界的出现
英、美、法等国又逐步将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在五口地区赁房造屋居住的特权扩大，延伸为列强可以在条约口岸租划成片地界以为居留地，从而逐步在中国土地上形成了一个个“国中之国”——租界。
英国是第一个在中国土地上攫取租界的国家。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后，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利用中英《南京条约》《虎门条约》的相关条款的规定，向上海道台宫慕久要求在上海划出一块仅供英国领事、侨民占用的居留地。宫慕久认为华洋分居可以减滋事端，乃将划定上海外国人居留地作为地方事务处理，与巴富尔进行谈判，并签订了《上海租地章程》。1845年12月29日，宫慕久以道台名义，用告示的形式公布了这一章程。据此，巴富尔将上海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东起黄浦江岸地方，划为英国侨民租住之地。次年9月，宫慕久复与英方议定，以边路为英人租地之西界。这样，这块面积约为830亩的地段成为英国人占用的居留地，亦即后来的上海英租界。继英国之后，法国、美国也依据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的相关条款，在上海勒索独占的居留地。1848年1月，法国第一任驻上海领事敏体尼一到任，即在上海县城与英租界之间的地段内租地造屋，设立领事馆，并开始援引英国先例，向上海当局勒索居留地。上海道台吴健彰迫于法国压力，于1849年1月发布公告，将南至护城河、北至洋泾浜、东至广东会馆至洋泾浜一段河岸、西至关帝庙至周家木桥，总面积约为986亩的地段，划为法国租界。美国则迟至1867年6月，也在上海勒索到从“壕沟起，沿苏州河至黄浦江，过杨树浦三里之地，由此作一直线至壕沟”的面积约为1856亩的辽阔地段，为其租界地。英、法、美等国在租界地内非法设立工部局，实为租界政府，以为殖民统治机关，下设有军警、监狱、会审公廨等，拥有租界地内征税、审判、管理市政、教育卫生等权利，剥夺了中国政府在外国租界地区的行政司法主权。后来，西方列强将租界制度推行到广州、厦门、福州、杭州、苏州、天津、营口、奉天、安东及镇江、九江、汉口、沙市、重庆等中国沿海及内地沿江重要城市，成为它们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政治奴役、经济掠夺和文化腐蚀的堡垒和基地。同时，由于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承认其于租界地之内的独立的行政权、司法权、治安权、市政权及其他主权，因而租界俨然“国中之国”，对中国的领土主权进一步构成了巨大损害。
四 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
东南五口开放通商之后，根据不平等条约确立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利益均沾的原则，英国、美国、法国以及其他来到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里几乎享有同样的侵略特权。于是，他们在五口地区倾销商品，走私鸦片，掠夺原料，掠卖劳工，强占租界，培植买办，控制海关，无所不为。殖民主义侵略者贪婪凶恶的本性暴露无遗，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通商口岸成为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前哨据点，成为藏纳殖民主义罪恶污垢的渊薮。西方列强以条约口岸为基地，凭借武力讹诈、商品倾销、鸦片走私和天主教传播，将其殖民侵略势力步步伸向中国内地，在进而为其攫取更多、更大的侵略特权的同时，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促使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变化。
随着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初步形成，中国领土完整、国家主权独立受到严重损害，国家权益严重流失。中国由一个传统的、独立的国家，开始了走向半殖民地化的进程。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通过《南京条约》规定，使其在战争初期对中国香港的武装占领合法化。从此，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在英国政府割占香港之后，葡萄牙人也于1849年8月攫取了中国政府对澳门的管辖权。英国、葡萄牙对香港、澳门的霸占，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极大地刺激了西方列强霸占中国神圣领土的贪婪欲望。在此后的中国近代史上，中国边疆危机迭起，大面积领土沦丧，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更大的损害。而这一切，皆以香港、澳门被英国、葡萄牙强占为其肇端。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国家依据其强加给清政府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沿海地区强迫开放通商口岸。依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列强国家在通商口岸拥有领事裁判权、居住权、传教权、驻兵权、航海权，并据片面协定税则的规定，逐步控制了中国海关。同时，根据不平等条约确立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利益均沾的原则，列强国家得以共同分享拥有同其中一个或几个国家从清政府那里通过侵略战争、武装讹诈及其他各种手段攫取的侵略特权，进而造成中国的司法权、内政权、关税自主权和领海权等国家主权大面积流失沦丧，国家的独立自主被损害几尽。
中国社会经济在鸦片战争之后重大变化的另一个表现则是，西方列强利用开放的通商口岸为据点，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逐步解体，并逐渐沦为西方倾销商品的巨大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中国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东南五口开埠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者利用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由通商口岸出发，把其侵略势力伸向周边地区，进而扩张到中国腹地。他们肆无忌惮地走私鸦片，倾销其工业化生产的廉价商品，掠夺原料，拐卖和残害华工，一次又一次地给中国社会留下创痛至深的伤害。
鸦片走私贸易作为引起中英战争的直接导火索以及给中国社会和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元凶祸首，在鸦片战争后，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加恶性泛滥。鸦片战争前，英国等殖民主义国家的鸦片贩子们的走私基地尚局限于广州一口。不平等条约签订后，鸦片贩子们的走私趸船公然驶向每一个开放的口岸，甚至中国沿海的许多重要城市。据统计，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843年，印度的鸦片输出数量即达42699箱，已经超出鸦片战争前输出最高年份1838年的40200余箱。1849年达53075箱，1853年达66574箱，次年又暴增至74523箱，1855年更达78354箱，10余年间，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而这些由印度输出的鸦片，绝大多数走私倾销到中国内地。战后，上海逐渐代替广州，成为鸦片输入的最大口岸：1847年，在上海走私进口的鸦片为16500箱，价值8349440元；1848年进口为16960箱，价值11801295元；1849年进口为22981箱，价值13404230元；1853年进口增加到24200箱。至1857年，鸦片进口增加到31907箱，这个数量“比二十年前输入全中国的数字还要多”。当时，“在中国的英美商家每一个人都充分利用了他们的资力去作这项毒品生意”。而由此造成的中国白银的外流，较之战前更形严重，数额之庞大足骇世人：1845年，中国在中外合法贸易中出超240万英镑，但当年鸦片输入值达490万英镑，中国反而入超250万英镑；1846年，中国对英、美贸易出超1600万元，而鸦片输入值达2300万元，中国反而入超1000万元；1849年，仅上海一口，由于鸦片走私输入造成的贸易逆差即高达241多万英镑。鸦片走私的恶性泛滥，造成烟毒之患更加猛烈。全国城镇乡村，吸食者之众已远非战前可比。而巨额白银的外流，使中国社会财富于烟雾腾腾之中化为乌有，银贵钱贱，不仅造成清政府财政上的巨大困难，也使下层民众在深受身心毒害的同时，生活益发困顿不堪。
除了罪恶的鸦片走私贸易之外，西方殖民者同样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种可资他们牟取暴利的机会，此为殖民主义本性使然。而在其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与掠夺的过程中，英、法等国所进行的劫掠拐卖华工的罪恶行为，尤堪令人发指。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侵略者即在中国开始进行拐卖华工出国的罪恶勾当。五口开放通商后，西方人口贩子更加肆无忌惮地以拐骗、诱逼、绑架等手段，把许多中国人贩卖出国。当时，“英国的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特别是秘鲁和古巴的垦植者，把中国看作是为发展他们大地产而招募劳工的一个场所”。1845年6月，法国船只把鸦片战争后第一批华工运往国外。此后，与广州、上海两口作为西方列强对华商业贸易和鸦片贩子走私贸易的主要港口有所不同，厦门成为西方人口贩子掠卖华工的主要港口。据统计，从厦门口被贩卖出国的华工，1845年为185人，1846年为200人，1848年为120人，1849年为280人，1850年猛增至1000人，1851年复暴增至2066人。另据美国驻厦门领事布兰特雷的报告，从1847年至1853年3月，在不到7年的时间内，即有12151名华工被劫掠贩卖出国。英国殖民侵略者则成为当时最大的人口贩子，他们开设洋行，在通商口岸和香港、澳门、汕头等地专门从事人口贩卖。1847年3月7日，英船“阿盖尔公爵”号即载运400-450名华工驶向哈瓦那贩卖。除厦门一口外，有人统计的鸦片战争后20余年间西方人口贩子从中国沿海各地劫卖中国人口的情况：1849-1855年，美国从广州掠卖出国华工39126人（其中尚不含1853年数），更有统计，在1860年之前，从广州被劫往国外的华工竟达六七万人之众；1851-1859年的数年间，从香港被贩出国的华工137829人；1852-1858年，从汕头被拐卖出境的华工达4万人；1853-1874年，从澳门被贩出国的华工更达到可怕的30万人。另据统计，自1845年起，10年之间，被劫出境华工之数超过15万人；19世纪上半期，出国华工估计为32万人，年均6400人；而在1850年后的25年间，出国华工更达128万人，平均每年高达5.1万人。
华工在被运往海外的船上，受到非人的待遇，途中死亡者不计其数。据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所记：
1850年，在开往喀拉欧的两艘船上的740名移民中，有247人在航程中死亡，占全数33%。1852年，在前往巴拿马的一艘船上的300名移民，有72人在航程中死亡，占全数的24%……1856年，“波特兰公爵”号载运332名中国移民离开香港前往古巴，其中有128人在航程中由于疾病和自杀而死亡，占全数39%;并且，“约翰·喀尔文”号船也载运298名移民前往古巴，在航程中有135人丧命，占全数45%。
上述这些事实，“仅是少数被发现的案件而已”。而那些幸存者，被人口贩子运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和英国在中美洲、拉丁美洲、澳大利亚等以及亚非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后，被以200-400元不等的价格在人口市场拍卖，失去人身自由，被迫从事奴隶劳动，受到更加酷虐的待遇，直如坠入人间地狱。在古巴，华工在契约期内的死亡率高达75%,劳动寿命均只有5年。而西方殖民主义者则从这血腥无比的人口贸易中，牟取惊人的利润。
在进行罪恶的鸦片走私贸易和血腥的人口贸易的同时，西方殖民主义者当然也在华通过五口从事“合法”的商业贸易。但是，这种合法贸易是在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保护下的商品倾销和农业原料的掠夺。以英、美对华贸易为例，1843年，英国输华货物总值1456180英镑，几乎是1840年输华货物总值524198英镑的3倍。1845年，总值增至2394827英镑，增长达100万英镑；1852年为2503599英镑，1860年为5318036英镑，是1843年的将近4倍。美国输华货物总值，1850年为148.6万美元，1851年为215.6万美元，1852年为248万美元，1853年为3213万美元。在英、美输华的货物中，其大宗为机器棉纺织品，所占比重均在2/3以上，最高接近90%。在对华大规模倾销其机器化生产的棉织品等廉价商品的同时，英、美等国也对中国的丝、茶等农产品进行掠夺性输出。它们从中国口岸运出的茶、丝的数量，1844年茶为7047.65万磅，丝为2604包；1850年茶为7743万磅，丝为21548包；1853年茶超过10122.7万磅，丝为62896包；1859年茶为11091.52万磅，丝为67874包。
鸦片战争后，开放五口的中外贸易的特点有所不同。除了上文所述厦门一口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进行人口贩卖贸易的主要港口外，宁波对外贸易额一直不大，地位较低。福州在开埠10年间对外贸易额也很小，但以其临近武夷山茶区，自1853年后，逐渐发展成茶叶出口重要口岸。广州和上海则是五口之中对外贸易最为发达的口岸。该两口的对外贸易地位也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在开埠的头10年间，即至1852年，广州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均处领先地位，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而上海则以其毗邻长江下游富庶繁华的江浙地区，辐射中国中部内陆腹地的优势，在开埠后，对外贸易得到很快发展，不论是非法的鸦片走私贸易，还是“合法”的中外商品贸易，在广州呈逐年下降趋势的同时，其进出口贸易额及其在全国的对外贸易比重呈迅猛上升之势，并最终于1853年超越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在这一过程中，中外贸易的中心也逐步由广州北移至上海。这一点也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变化。
随着五口开放后中外贸易的扩大，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态受到巨大冲击。英、美等国廉价棉织品在中国的大规模倾销，使中国原有的利用手纺车和手织机纺织的土布丧失了市场，从五口至内地，当时的中国逐渐接受并习惯购买“价廉物美”的洋布，进而严重打击了中国的纺织手工业，摧毁了传统的中国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形态；而英、美等国对中国丝、茶等农产品的大规模购运出口，也更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国内缫丝业和植茶叶的生产，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态起到了瓦解作用。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中国社会开始艰难地向近代商品经济社会迈进。这一点堪称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变化之最为深刻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