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国内的危机进一步加深。社会各阶级之间，尤其是官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各级官府，首先是州、县的所谓“亲民之官”，只知变本加厉地敲诈、勒索，把战费与赔款的负担转嫁到广大纳税者，尤其是贫苦农民头上，致使他们的生活陷入绝望的境地。官府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激化了。早在1843年，即鸦片战争后不久，时任两江总督的耆英向皇帝汇报说：“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吏治日坏，民生日困，民皆疾视其长上。一朝有事，不独官民不能相顾，且将相防。困苦无告者，因而思乱。“1847年夏，道光帝在接见即将赴四川按察使任的张集馨时，更把国家比喻成一所年深日久的大房子，“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他看到了清王朝统治危机日益显露，却提不出根本解决的办法。立朝已两百年的清王朝，此时已毫无振作的希望。尽管鸦片战争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盲目虚骄自大，但统治集团依然昧于天下大势；极端的封建专制主义，又使得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无法改革弊政，从而有所作为。为官清谨者但拘文法循资格，中下者更惰废苟且，形成了“贪与廉皆不能办事”的可悲局面。大局的败坏，已非“随时粘补修理”所能解决。底层社会，尤其是南方各地的社会动**开始加剧。到了1850年，连绵不断的反抗官府的起事，终于汇成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人民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