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轫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逐渐输入中国，在介绍与传播这些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中国学人开始进行了近代新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使近代中国新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得以初步创立，积极地推动了中国传统学科体系的近代转型。
（一）新史学
史学，为中国旧学所固有，如梁启超所谓“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近代新史学，则是在吸收西方近代史学理论与方法，并对旧史学进行批判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学科。一方面是对西方近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介绍。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据日本史学论著译编《史学概论》一文，在《译书汇编》上发表；1903年，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也被留日学生译成中文，并以《新史学》为名出版，等等。这些论著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一些西方近代史学理论与方法。在此前后，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所译《泰西新史揽要》、林乐知所著《中东战记本末》，以及英国史学大家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日本学者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等史学著作，也被纷纷译成中文面世，为近代中国新史学的建构提供了范例。另一方面是对传统旧史学的批判。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正式揭橥“史界革命”的旗帜。他深刻揭露旧史学有“四蔽”、“二病”。“四蔽”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为“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在他看来，所谓二十四史实是“二十四姓之家谱”，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竟被写成“相斫书”、“墓志铭”、“纪念碑”、“蜡人院”。因而，“史界革命”势在必行，“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与此同时，邓实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史学通论》，马叙伦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史学总论》，呼应“史界革命”，新史学思潮于是勃兴。新史学的基本内容有四：一是以进化史观取代历史循环论；二是以民众史学取代帝王将相家谱式的旧史学；三是史学方法的多元化及其研究领域的扩大，广泛吸收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四是史书编写体例的变革，用新式篇章节体取代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等旧史书体例。1901年，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都提出了编撰新的中国通史的构想。1903-1906年，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相继出版，为近代中国新史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初步的基石。另外，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汉晋木简、商周铜器及一些史前遗址遗物的发现，不仅为新史学建设提供了大量新史料，而且为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中罗振玉、王国维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二）哲学
中国传统学术虽然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在传统学术门类中并没有“哲学”的名目，哲学作为一门近代新学科，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产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之时，学界或以“智学”、“理学”、“心智之学”、“心灵之学”等名词对译。“哲学”是日本学界的用语，后被中国学者借用并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名称。何谓哲学？时人以为：“哲学二字，译西语之philosophy而成，自语学上言之，则爱贤智之义也。毕达哥拉士所下之定义，以为哲学者，因爱智识而求智识之学也；亚里士多德亦以为求智识之学；而斯多噶学派以为穷道德之学；伊壁鸠鲁学派以为求幸福之学。哲学之定义，如此纷纷不一。虽然，希腊人哲学之定义，则以相当之法研究包举宇宙与根本智识之原理之学也。约言之，则哲学者，可称原理之学。”他们认识到，哲学是探究宇宙与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科学。其时，西方一些重要的哲学思想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大都被介绍进来，诸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牛顿、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詹姆士等著名哲学家渐被中国学界所知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严复译述《天演论》，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的进化论学说，对近代中国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康有为、梁启超到章太炎、孙中山，他们的哲学思想都无不深深地烙上了进化论的印迹。中国哲学因此而逐渐脱离传统经学的羁绊，并初步具备近代形态。
（三）政治学
近代中国政治学也是在译介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1902年，卢梭的《民约论》经杨廷栋译出，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名《路索民约论》。1903年，严复、马君武分别翻译了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严氏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名《群己权界论》;马氏译本由译书汇编社刊印，名《自由原理》。同年，张相文由日译本转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名《万法精理》，由上海文明书局刊行。1909年，严复又从英文本翻译《论法的精神》，名《法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04年，严复翻译甄克思的《政治史》，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名《社会通诠》。其他如约翰·穆勒的《代议政体论》、伯伦知理的《国家论》等，也有中文译本行世。通过这些译介工作，西方近代政治学说如“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三权分立”、“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理念，逐渐为国人所认识与接受，从而为近代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四）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在近代被译介过来时，有“平准学”、“计学”、“生计学”等多种名目。“经济”一词为中国所固有，其本义有经国济世、经世济民之意，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谓的“政治”；而作为近代新学科门类经济学中的“经济”概念，也是从日语转借的。近代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译介，首推严复。1901-1902年，严复翻译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以《原富》为名，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1902年，梁启超著《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对于从古希腊到亚当·斯密的西方经济学史作了简要介绍。随后，陈昌绪译的《计学平议》、熊崇煦与章勤士合译的《经济学概论》等，对西方经济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如英国学派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德国学派的李斯特、罗杰斯等人的经济学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近代中国的经济学就是在译介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
（五）社会学
社会学在近代西方也是一门新兴学科，由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于19世纪中叶创立。随后，有关社会学的知识便逐渐传入中国，时人多以“群学”名之。中文“社会学”一词，最早见于谭嗣同《仁学》。其云：“凡为仁学者……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1902年，章太炎翻译了日本人岸本能武太所著的《社会学》，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这是第一本西方社会学著作的中文译本。1903年，严复翻译了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的绪论《社会学研究法》，名《群学肄言》，作为学习与研究社会学的入门书，所谓“《群学肄言》，非群学也，言所以治群学之涂术而已”。其时，西方社会学中译主要著作还有马君武译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吴建常译美国学者吉丁斯的《社会学理论》、金鸣銮译日本学者澁江保的《社会学》、林纾与魏易合译德国学者哈伯兰的《民种学》等。与此同时，一些新式学堂开始开设社会学课程。
（六）伦理学
20世纪初，西方近代伦理学著作也被大量译介进来。主要中译著作有上海广智书局译印日本学者户水宽人的《道德进化论》、蔡元培译德国学者保尔孙的《伦理学原理》、麦鼎华译日本学者元良勇次郎的《伦理学》、樊炳清译日本文部省编的《伦理书》等。另外，在《新民丛报》《教育世界》《女子世界》《学报》等报刊杂志上，也发表了不少译介西方伦理学的文章，如《泰西伦理学变迁大势》（《新民丛报》第4年第21号）、《汗德（康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教育世界》第123号）、《男女交际论》（《女子世界》第2年第6期）等。这些译介论著介绍了西方近代伦理学的一些基本知识、理论与方法，对近代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建设有一定的促进作用。19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蔡元培所著的《中国伦理学史》，是借鉴西方伦理学研究理论与方法清理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开拓性著作。该书参考日本学者木村鹰太郎和久保得二用西方学术史方法研究东洋（尤其是中国）伦理学史的著作，系统地论述了从先秦到清代的中国伦理思想变迁史。在书的结尾，蔡氏特别强调了西方伦理学说的输入对近代中国伦理学建构的影响，认为“吾国之伦理学界，其将由是而发展其新思想也，盖无疑也”。
（七）逻辑学
中国传统学术，如先秦诸子的墨家、名家著作有着丰富的逻辑思想，但在传统学术门类中并没有逻辑学。近代中国逻辑学的形成，主要得益于西方逻辑学思想的输入。早在明末，李之藻翻译了《名理探》;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翻译了《辨学启蒙》，由广学会出版。这两本书介绍了一些西方近代逻辑学的基本知识，但在中国学界影响并不大。20世纪初，国人对西方近代逻辑学论著译介较多，大都以“辨学”、“名学”、“论理学”名之，其中尤以严复居功至伟。严复在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时特别重视逻辑学，他认为逻辑学“如贝根（培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1900年，严复在上海开设名学会，讲授逻辑学。1905年、1909年，严复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逻辑学译著：《穆勒名学》和译自英国学者耶芳斯《逻辑学初级读本》的《名学浅说》。“自严先生译此二书，论理学始风行国内，一方学校设为课程，一方学者用为致学方法。”可见其对于近代中国逻辑学学科建设的影响之大。与此同时，王国维译耶芳斯《逻辑学初级读本》为《辨学》，林祖同译日人清野勉的《论理学达恉》，田吴炤译日人十时弥的《论理学纲要》，胡茂如译日人大西祝的《论理学》等，也陆续出版。这些译著多为教科书，为近代中国逻辑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八）美学
美学也是近代西方一门新兴学科。20世纪初，西方美学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其时主要的译介论著有：王国维的《叔本华与尼采》《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汗德（康德）画像赞》，蓝公武的《斯宾塞之美论》，章行严的《康德美学》，侯毅译日本学者高山林次郎的《近世美学》等，其中尤以王国维贡献最大。他不仅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美学思想，而且还运用所接受的西方美学思想研治中国古典文学，其代表作有《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王国维会通西方近代艺术的典型学说与中国传统艺术的意境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美学上的“境界”说，开启了中国美学的近代化进程。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对美育（美感教育）的倡导。民初，蔡元培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身份发布《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认为“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美感教育是世界观教育的重要途径，“美感者含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美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美感和审美情趣，以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二 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长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但到近代以后，则远远落后于西方。近代中国自然科学各门类，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医学等学科的兴起，是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不断输入的结果。
（一）数学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数学也有一定的发展，并开始逐步向近代数学转变。其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有：项名达著《椭圆求周长》，首次提出求椭圆周长的正确方法，与西方数学家用椭圆积分法所得相同；戴煦著《求表捷术》，创立指数为任意有理数的二项定理展开式，简化了对数表达法，该书被英国传教士艾约瑟译成英文；李善兰著《则古昔斋算学十四种》，在尖锥术、垛积术、素数论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其中《方圆阐幽》将尖锥术正确运用于圆面积、三角函数、幂函数、对数等方面，《垛积术》提出了著名的“李善兰恒等式”，《考数根法》证明了法国数学家费尔玛提出的素数论方面的定理“费尔玛定理”。与此同时，西方近代数学论著也被大量译介进来，其中以李善兰与华蘅芳成就最大。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了《几何原本》的后9卷以及《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圆锥曲线说》《奈端数理》等5种著作。华蘅芳与傅兰雅合译了《代数术》《微积溯原》《三角数理》《代数难题解法》《决疑数学》《算式解法》《合数术》等7种著作。这些译著使西方近代代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概率论等数学理论知识开始传入中国，为近代中国数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当时，在新式学堂中大都开设了数学课程。社会上还出现了专门的数学报刊，如1900年杜亚泉在上海创办《中外算报》，1912年崔朝庆在南通创办《数学杂志》。清末民初，胡敦复、郑桐荪、秦汾、王仁辅、胡明复、姜立夫等人留学美国著名学府，专攻数学，学有所成，为中国数学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物理学
（三）化学
近代化学知识首先是由传教士和教会学校传播进来的。1839年在澳门创办的马礼逊学校就开设了化学课，讲授了粗浅的化学知识。1855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了英国传教士合信编译的《博物新编》，其中有关化学知识的内容涉及到元素理论，并简要介绍了氧气、氢气、氮气、二氧化碳、硫酸、硝酸、盐酸等化学物质的性质和制法。19世纪中后期，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近代化学论著，主要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的徐寿与傅兰雅译的《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物体遇热改易记》，徐建寅与傅兰雅译的《化学分原》，汪振声与傅兰雅译的《化学工艺》，《格致汇编》上连载的《化学卫生论》和《化学器》，以及京师同文馆翻译出版的《化学指南》《化学阐原》《分化津梁》等。其中尤以徐寿贡献最大，他在翻译《化学鉴原》时，创造了化学元素的汉译法，即取元素西文名称的第一音节音译为汉字并加偏旁以区别元素类别的所谓“华字命名”法，如钾、钠、钙、锰、镁、锌、镍、钴等元素即依此方法命名。此法很快为近代中国化学界所接受，并沿用至今。20世纪初，西方近代化学知识得到进一步传播。1900年，杜亚泉在上海创办《亚泉杂志》，介绍了十多种新发现的元素，如惰性元素氩、氟，放射性元素镭、钋等，还专门介绍了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新学制颁布后，不少新式学堂设置了化学课程。在留日热潮中，大批日本化学教科书被翻译过来，如余呈文译《中等化学教科书》，何燏时译《中等最新化学教科书》，胡朝阳译《普通化学教科书》，范迪吉等译《无机化学讲义》《有机化学讲义》，杜亚泉译《化学新教科书》等。大量日文汉字化学名词，如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元素、分子、原子等，被直接借用过来，成为近代中国化学基本术语。清末民初，曹承嘏、丁绪贤、张子高、杨石先、吴承洛、黄鸿龙、戴安邦等人留学欧美各国，专攻化学，成为中国近代化学教育与研究的开创者。
（四）天文学
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的系统输入，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译载了几篇关于哥白尼学说的文章，并附录了地球沿椭圆形轨道绕太阳的运行图。1859年，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的名著《天文学纲要》，取名《谈天》，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该书以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为基础，系统地介绍了太阳系结构和天体运动规律、天体力学基本理论、天体测量方法，以及恒星周年视差、行星摄动理论、彗星轨道理论、太阳黑子理论、光行差和小行星、天王星、海王星等一系列天文学新发现的成果，展示了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与理论的基本面貌。1879年，徐建寅与伟烈亚力又补充了一些最新的天文学成果，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谈天》的增订本。此外，还有英国传教士合信编译的《天文略论》、郑昌棪与林乐知合译的《格致启蒙·天文学》、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天学图说》等，以及传教士创办的杂志《六合丛谈》《益智新录》《格致汇编》等，也介绍了一些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近代中国的天文学教育极不发达，虽然京师同文馆早在1866年即增设天文算学馆，1903年颁布的新学制也明确规定在格致科大学设星学门，但直到1917年才在济南齐鲁大学建立第一个天文系。晚清时期的中国天文气象事业基本上为外国势力所控制，列强在华设立了不少天文台和气象观测站，如法国的上海徐家汇天文台，英国的香港皇家气象台，德国的皇家青岛观象台，以及日本、俄国在台湾、新疆、东北等地设立了多种气象测候所。1912年，民国政府在北京设立中央观象台。1916年，张謇在南通创办军山气象台，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民办气象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竺可桢于1910年留学美国，1913年转入哈佛大学专攻气象学，后来为近代中国的天文学、气象学学科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五）地学
（六）生物学
西方近代生物学知识的输入，最初也是以翻译为媒介的。1851年英国传教士合信译的《全体新论》，及稍后另一英国传教医师德贞所译的《全体通论》，都是较早介绍人体解剖学知识的译著。1858年，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韦廉臣编译《植物学》，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近代植物学的基础理论知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报刊发表了不少译介生物学知识的文章。1897年上海农学会罗振玉等人创办的《农学报》，发表了《植物始产诸地》《阿芙蓉考》及日本学者松村任三的《植物学教科书》《普通动物学》《日本昆虫学》等文。1903年上海科学仪器馆钟观光等人创办的《科学世界》，刊载了《原生物》《论动物学之效用》及虞和钦的《植物对营养之适应说》、虞和寅的《植物学略史》、胡雪斋的《植物营养上之紧要原质》等文。1906年上海宏文馆薛蛰龙等人创办的《理学杂志》，发表了仲篪的《野外植物》、侠民的《植物学语汇》、公侠的《论动物之本能与其习惯》及《昆虫采集之预备》等文。此外，如《金陵光》《地学杂志》《东方杂志》等刊物也刊登了一些生物学科普文章。清末新学制颁布后，又编译出版了不少生物学教科书与教学参考书，如1906年山西大学堂翻译出版了《植物学教科书》，上海宏文馆出版了中学教材《动物学》《植物学》和参考书《博物学大辞典》，19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奚若等人翻译的《胡尔德氏植物学教科书》。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05年杜亚泉主持编辑大型工具书《植物学大辞典》，历时13年，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收集植物名称和植物学名词8980条，附图1000多幅，对普及近代植物学知识和推动近代中国植物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一批青年学子如陈嵘、梁希、黄以仁、张珽、张巨伯、韩安、邹树文、秉志、金邦正、凌道扬、钱崇澍、胡先骕等人留学日本及欧美，主攻生物学，成为近代中国生物学教育与科研的中坚力量。
（七）医学
近代西医传入中国后，促使中国传统医学领域发生了结构性变革，由中医一统天下而逐渐变为中西医并峙的局面。近代西医理论知识输入的主要途径有四：一是教会医院与医学堂的创办。1820-1860年，外国人在香港、澳门及通商五口地区共开设了14所医院，如广州博济医院、香港医院、宁波华美医院、上海仁济医院等。据统计，到1905年，全国教会医院达166所，诊所241处。自1866年广州南华医学校建立，到1911年，教会医学堂达数十所之多，较著名的有广州夏葛医学校、上海震旦医学院和同济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校、四川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沈阳南满医学堂等。二是西医书籍的译介。1851-1859年，英国传教士合信编译《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与《博物新编》，后来合编为《合信氏医书五种》，介绍了不少西医基本知识。1859-1886年，美国传教士嘉约翰编译了《西医略解》《西药略说》《割症全书》《内科全书》《炎症论说》《皮肤新编》等西医书籍20多种。另外，英国传教士德贞、傅兰雅等人也编译了一些西医书籍。1906年，江苏人丁福保在上海设立医学书局，有组织地编译出版西医书籍，到1914年成书68种，合编为《丁氏医学丛书》，较系统地介绍了西医知识。三是医学期刊的创办。清末民初，专门的医学期刊约有20种，如北京的《中华医学杂志》，上海的《博医学报》《医学世界》《中西医学报》《医学杂志》，广州的《西医新报》《医学报》《西医知新报》《医学卫生报》，浙江的《绍兴医药学报》，江苏镇江的《医学扶轮报》，以及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医药学报》《卫生世界》等，都是近代西医理论知识在华传播的重要媒介。四是留学生。最早的医学留学生是广东人黄宽，他在1846年与容闳一起留学美国，1850年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1857年毕业回国后在广州博济医院行医，并在南华医学校任教。20世纪初，在留学热潮中，更多的青年学子赴日本、欧美学医，成为促进近代西医理论知识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力量。如颜福庆于1909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民初出任长沙湘雅医学院院长，为近代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近代应用科学技术的发展
近代科学的发展推动了应用技术的进步。鸦片战争以后，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近代应用科技逐渐传入中国，并在交通、通信、能源以及冶金、采矿、化工、纺织、造纸、印刷等轻、重工业领域逐渐得到推广使用，既大大地提高了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应用科学技术的发展。下面择要略作介绍。
（一）造船
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建成第一艘蒸汽机明轮船，并在哈德逊河上试航成功，在世界近代造船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方造船技术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木质轮船时代，于1850年进入铁木混结构船（即铁肋船）时代，1860年又出现钢质船。此时，近代中国的轮船制造业尚未起步。1865年，在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著名科学家徐寿、华蘅芳等人成功地试制近代中国第一艘蒸汽机木质明轮船“黄鹄”号。1866、1867年，福州船政局与江南制造局船坞先后建成，是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两家造船厂。1868年，江南制造局船坞造成第一艘木壳轮船“恬吉”号；1885年，又造成第一艘钢质兵船“保民”号。1867-1885年，江南制造局船坞共造船15艘，总排水量为10490吨。此后一度处于停滞状态，至1905年，船坞从制造局分离出来，改为商办，称江南船坞。1905-1911年，江南船坞共造船136艘，总排水量为21040吨。1912年，江南船坞又改称“江南造船所”，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福州船政局于1869年造成第一艘木壳轮船“万年清”号，1877年造成第一艘铁肋船“威远”号，1888年又造成第一艘钢质船“龙威”号。1866-1907年，福州船政局共造船44艘，其中木质船19艘，铁肋船9艘，钢质船16艘。其他近代造船厂还有广东黄埔船局、直隶大沽船坞、旅顺船坞、青岛造船厂等，规模均不大。近代中国造船业尚处于起步阶段。
（二）铁路
1825年，英国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并试车成功，开创了世界近代交通史上的新纪元。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擅自在中国领土上修建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长达14.5公里的窄轨铁路，随后被清政府购回拆毁。1881年，清政府修建了一条从唐山到胥各庄长约10公里的轻轨铁路，这是近代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据统计，到1911年，中国境内总共约有铁路9618.1公里，其中外国列强控制下的铁路有8952.48公里，占总数的93.1%,中国自主铁路只有665.62公里，仅占总数的6.9%。值得提及的是詹天佑主持修筑的京张铁路。詹天佑为留美幼童出身，1881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学位，1888年受聘为中国铁路公司工程师。1905年，清政府设京张铁路局，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后升任总办），负责修筑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京张铁路全长约200公里，途经居庸关、八达岭等险要地区，山路崎岖，地形复杂，工程难度极大。外国媒体公然讥讽说：能修造此路的中国工程师尚未出世。詹天佑不畏艰险，毅然受命，亲自勘定最佳线路，精心制作施工方案。他在八达岭山区创造性地设计出“之”字形线路，科学地解决了山路施工的技术性难题。总计全路共开凿隧道1645米，架设桥梁125座，挖掘涵洞200多个，动用土石方约200万立方。经过4年的艰苦工作，至1909年10月，京张铁路全线通车，比原计划提前了2年，并节省了4%的工款。京张铁路的成功修建，揭开了近代中国铁路史的新篇章。
（三）航空
西方近代航空知识传入中国，是通过译介科普著作和科幻小说以及外国飞行家来华进行飞行表演等途径。如1855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英国传教士合信编译的《博物新编》，就介绍了氢气球和降落伞；1903年海天独啸子翻译日本押川春浪的《空中飞艇》，传播了飞艇知识；1911年法国飞行家环龙自带两架飞机到上海江湾跑马场进行了三次飞行表演（最后不幸遇难），使更多的中国人初步了解了一些飞机知识。事实上，当时已有一些旅外华侨华人开始探索航空知识的奥秘，并试制飞艇、飞机等飞行器。澳洲华侨谢缵泰于1899年采用铝合金为主要材料，用电动机驱动的螺旋桨为推动装置，设计制造了一架名为“中国”号的飞艇。旅美华侨余焜和于1910年自己设计制成一架飞艇，并试飞成功。自1903年美国人莱特兄弟发明并试飞飞机成功以后，中国人也很快实现了自己的飞行梦想。旅美华人冯如于1909年终于研制成功一架飞机，并顺利试飞。1910年，冯如又制成一架飞机，曾试飞10余次，并获得美国国际航空学会颁发的甲等飞行员证书。1911年2月，冯如携带自己所制两架飞机回国，准备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广州燕塘进行飞行表演，不幸失事遇难，年仅29岁，为近代中国的航空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另一个旅美华侨谭根，也在1910年制成一架水上飞机，并参加芝加哥万国飞机制造比赛大会，获水上机组第一名。后来，谭根还多次在夏威夷、日本、南洋等地作飞行表演，并成功飞越菲律宾境内2416米高的马荣火山，创造了当时一项世界飞行高度纪录。另外，清政府在1909年以后也曾派遣一些留学生出国学习制造和驾驶飞机的技术，如留英的厉汝燕，留法的秦国镛、潘世忠、张绍程、姚锡九，留日的李宝焌、刘佐成等人，他们回国后大都在民初进入了军事航空领域。
（四）电信
近代电信技术主要有有线电报、电话、无线电报三种，首先是由外国势力引进并控制，随后便由中国仿办并自主建设。1868年，美国旗昌洋行在上海租界私设电报线，这是列强在中国开设的第一条电报线。187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俄国等列强的支持下，敷设了从海参崴经长崎到上海，以及从上海到香港的水线，沟通了北连日本、俄国，南接欧美各国的国际电报通信线路。接着，英国大东电报公司等外国电信机构也纷纷在中国沿海港口敷设水线，甚至非法登陆，严重威胁了中国国家主权。有识之士为保利权，呼吁自主兴建电报通信。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在台湾建成一条从台南到高雄全长95公里的电报线，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条自主兴建的陆路电报线。1879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试办电报成功，便于次年奏请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并于1881年建成从天津至上海全长1636公里的南北电报干线。至1899年，各地先后建成粤港、沪粤、川汉、川滇、粤桂、湘鄂、赣粤、闽台、津奉、津保、保陕、陕新等线，总长约45000公里，初步构成全国各大城市之间的干线通信网络。自1876年美国人贝尔发明电话以后不久，丹麦大北公司于1881年就在上海租界安装了电话，并于1882年在上海设立了第一个电话交换所。随后，英、德等国又在汉口、厦门、青岛、烟台等地开办市内电话。1900年，丹麦人濮尔生在天津租界开设电铃公司，并于次年开通京津之间的长途电话。清政府于1899年在天津的衙署官邸首先安装了少量电话，并于1905年收购了濮尔生的电铃公司设备，将京津之间的长途电话线收回自办。至1911年，天津、南京、苏州、武汉、广州、北京、上海、奉天、太原、厦门、烟台、昆明等地都开办了市内电话，中国总计共有电信局所503个、电话交换机容量8872门、电话用户8369户。自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报后，欧美列强竞相效用，并很快推广到中国。1904年，法国在秦皇岛高地设立了无线电柱。1905年，俄国在烟台建立无线电台。同年，两广总督在广州督署及马口、前山、威远等军事要塞和“广海”、“宝壁”、“龙骧”等江防舰艇设置无线电报机；北洋大臣也在天津、保定、北京南苑等处行营及“海圻”、“海容”、“海筹”、“海琛”等军舰上安置无线电报机。1906年，广东琼州海线中断，开始使用无线电进行民用通信。1907年，江苏吴淞与崇明之间也使用了无线电通信。无线电通信虽然在清末发展缓慢，但因其技术优势而终将取代有线电报。
（五）电力
1879年，在上海公共租界虹口乍浦路的一家外商仓库里，一台10马力的发电机成功发电，点燃了炭极电弧灯，这是电力在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应用。1882年，英商集资在上海租界成立上海电气公司，创建中国第一座发电厂——上海乍浦路火电厂。该厂的建立比1875年在法国建立的世界上第一座火电厂仅晚7年，比美国第一座火电厂晚3年，与英国第一座火电厂同年，比日本最早的火电厂还早5年。1888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衙门旁边建立发电厂，使衙门里亮起了电灯。同年底，紫禁城里也开始用电灯照明。1905年，在台湾淡水河支流新店溪建成的龟山水电站，是近代中国第一座水电站。据统计，1882-1911年，英、法、美、俄、德、日等列强在上海、香港、广州、天津、北京、大连、青岛、汉口等20多个城市相继兴建了约30座电灯厂（公司）；同期内，中国官僚、民族工商业者在上海、宁波、杭州、福州、汕头、苏州、镇江、芜湖、武昌、重庆、成都、昆明、开封、长沙、济南、烟台、太原、吉林、满洲里、齐齐哈尔、台北等40多个城市，也相继开办了40多座电灯厂（公司）。这70多座发电厂的发电设备总容量约有37000千瓦。当时中国的电力主要用于照明，在一些城市里电灯逐渐取代了煤气灯。
（六）冶金
冶金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钢铁冶炼的近代化。1885年，贵州巡抚潘霨奏请兴办青溪铁厂，1890年建成投产。不久即因资金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而停产。这是近代中国兴办钢铁厂的最初尝试。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兴建汉阳铁厂，1894年正式投产。全厂包括炼生铁厂、炼熟铁厂、炼贝色麻钢厂、炼西门士钢厂、造钢轨厂、造铁货厂、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厂等大小10个分厂，内置248立方米高炉2座、8吨酸性贝色麻转炉2座、10吨碱性马丁平炉1座。由于大冶铁矿石含磷较高，贝色麻炉不能排磷，必须改用碱性马丁炉。1904年，汉阳铁厂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拆除了原有的2座贝色麻转炉和10吨小马丁炉，改建30吨马丁炉4座，并新建250吨炼铁高炉和150吨混铁炉各1座，还更新了一些其他机器设备。经过技术改造之后，汉阳铁厂的产量得到大幅度提高，生铁产量1902年为15825吨，1910年猛增到119360吨，钢产量至1919年达50113吨。1908年，汉阳铁厂与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组成汉冶萍联合公司，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在钢铁工业发展的同时，金、银、铜、锡、锑、铅、锌等有色金属工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出现了一些采用新式机械采矿的厂矿，如漠河金矿、云南蒙自锡矿、贵州铜仁锑矿、湖南水口山铅锌矿等，但当时各种有色金属的冶炼技术仍大多采用土法，只有极少数采用西法（如湖南1910年建立的黑铅炼厂，从美国采购机器设备，用鼓风炉火法冶炼，日炼铅砂50吨），有色金属的冶炼技术亟待改进。
（七）化工
近代中国的化工厂最早是由外国人开办的，如：1853年，英商上海开办老德记药房，配制西药；1870年，英商在上海开办美查肥皂厂，生产肥皂等日用化工产品；1889年，英商在上海开办美查制酸厂，用铅室法生产硫酸。在西方近代化学知识与化工技术输入的影响下，近代中国化学工业开始起步，当时稍具规模的民族化工业主要生产硫酸、纯碱及一些轻化工产品。1867年，江南制造局建成了采用铅室法技术制硫酸的工厂。1876年，天津机器局建立磷硝厂，用铅室法生产硫酸，日产量达2吨。1880年，上海燧昌自来火局开始生产火柴。1888年，叶澄衷在上海创办燮昌火柴第一厂，日产梗硫磺火柴36万盒。1889年，唐廷枢创办唐山细棉土厂（即后来的启新水泥厂），开始生产水泥。1903年，山西人李京客在内蒙古白彦淖设立大兴号作坊，开始生产锭子碱。1910年，北京人董立衡在吉林大布苏湖成立天惠公司，生产面碱，年产700-800吨。1914年，范旭东在天津开办了久大精盐公司，用粗盐再结晶技术制造精盐。1915年，上海建起开林油漆厂和瑞太石粉厂，生产油漆等装饰材料。同年，广州建立广东兄弟创制树胶公司，生产胶鞋。1917年，范旭东创办永利制碱公司，拟采用苏尔维法生产纯碱，后来该公司发展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在近代中国化工领域颇具影响。总之，近代中国化工生产设备与技术主要依靠外国，民族化工业尚在萌芽状态。
（八）纺织
19世纪末，中国纺织业开始引进欧美动力纺织机器。如甘肃兰州织呢局引进德国全套毛纺机器的纺、织、染设备，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织布局引进英国和部分美国的全套棉纺、棉织机器设备。这些机器设备的技术水平，在当时世界上是先进的。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自己的纺织技术人员，完全不懂操作技术，只能依靠聘请的外国技术人员；而且这些引进的设备，又多不能与国产原料相适应，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技术的实际改进与产品质量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纺织厂主要是生产14英支的棉纱，织造14磅的粗棉布，而且所需工人甚多，大致每万锭的工厂需用工人650人。20世纪初，随着英国、日本等外资在华开办纺织厂的增多，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纺织技术，如自动换行、三罗拉双区牵伸、皮圈式牵伸等逐渐传入。同时，民族资本家为维护利权集资办厂，聘请留学生及外资厂里的熟练工人为技术骨干，还自行培养技术人才，使中国技术人员逐渐掌握了动力机器纺织技术，并不断改进提高。据统计，到1919年，中国棉纺有143万锭，其中日资33万多锭，英资24万多锭；纺织厂织机近8000台，其中日资近2000台，英资近2400台。尽管近代中国纺织业的半殖民地性质仍然非常明显，但就纺织技术而言，其进步是显著的，手工纺织业正在逐渐向近代机器纺织工业过渡。
（九）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