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革命派发动的二次革命被镇压后，袁世凯一统天下，国内政治局势可谓万马其喑，一派肃杀。曾经积极参加武力讨袁的革命党人，多遭当局追捕通缉，只能被迫流亡海外，即便是那些主张法律和政治解决的革命党人，也不见容于袁世凯，难有其政治活动空间，只能风流云散，各谋出路，有人退出政治，另做打算，有人意图隐忍，暂避其锋，也有人投靠袁党，甘为效力。一时间，革命党人的势力和地位均一落千丈，再度成为秘密活动的地下党。除了少数革命党人依托租界掩护，还在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之外，多数革命党领导人及中坚分子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海外，主要是日本。1913年8月9日，孙中山与胡汉民等乘船到达日本神户，18日抵达东京。27日，黄兴等亦来到东京。在此前后，李烈钧、柏文蔚、居正、谢持、许崇智、钮永建、邹鲁、陈其美、戴季陶、朱执信等国民党领导人，均以各种方式到达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当时落难中的革命党人主要的云集之地。虽然日本政府也担心大批革命党人在日本的活动会影响其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但日本一向与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建立联系以图其利的政策和做法，使其对革命党人在日本的活动或多或少采取了默认态度，再加上孙、黄等人在长期的反清革命期间于日本建立的诸多老关系与结识的诸多老朋友的帮助，也使得日本政府一时不便于对他们采取过激行动。革命党领导人由此在日本获得了暂时的喘息之机，虽然他们的生活因缺乏经济来源而十分艰苦，但毕竟躲过了袁世凯政府的追捕，而得以总结经验，整顿力量，寻求支持，决定方向，以备再战。
二次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党人对前途悲观失望，认为袁世凯势头正盛，“以为其锋不可犯，势惟与之委蛇而徐图补救”；“今已一败涂地，有何势力可以革命？”如何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鼓舞大家的精神士气，寻找继续革命的路径，是革命党领导人面临的首要任务。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革命党领导人却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还在二次革命发动之前与进行过程中，革命党内部实际上已经有了不同意见，不过后来由于革命的发动，紧迫的战争行动掩盖了不同意见的分歧。而在革命失败后，过去的意见分歧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因战争的失败以及总结失败的原因而进一步凸显。孙中山认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一在党人“不服从”，尤其是“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致各行其是，贻误时机；二在“无统一”，“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因此，他认为“吾党之败，自败也，非袁败之也”；“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对革命前途表示乐观。他还认为：“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力为民国制造革命党。”“当此四方不错之时，内外交迫之际，不特应聚精会神，以去乱根之袁氏，更应计及袁氏倒后，如何对内，如何对外之方策。”
与孙中山着重强调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相比，黄兴比较强调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即袁世凯对发动战争早有图谋并有强大的实力，而革命党则为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不得已之战，故此“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正是基于这种对形势的客观分析，黄兴认为，革命失败后的情况较前尤盛，袁世凯的实力更强，而革命党“今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因此主张“决不轻言国事”，等待时机，“蓄之久而发之暴”。
究孙、黄对二次革命失败的经验总结及其对形势的看法而言，各有其侧重，亦各有其理由，很难说孰是孰非。平心而论，孙中山一向是革命理想家和领导者，富于远见卓识，但有时难免稍过超前；而黄兴是多年的革命实干家，勇于身先士卒，但有时难免稍过持重。两人在反清革命斗争中“奔走海外，流离播迁，同气之应，匪伊朝夕”，互补短长，相得益彰，可是却由于对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看法不一，连带对其前后革命的战略战术亦产生不同意见，牵连到两人彼此间发生了一些个人矛盾。孙中山对黄兴在二次革命前后的表现多有批评，责难黄兴幻想法律解决，贻误战机；开战后“措置稍乖，遗祸匪浅”，并且不能坚持到底，结果“贸然一走，三军无主，卒以失败”。黄兴对孙的批评反应低调，并没有针锋相对地回应，而是自责“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本来，黄兴对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是尊重的，而孙中山对黄的批评虽有过当之处，但以黄一向之为人，即使有所不快，也还不至于张大其实。但问题在于，孙、黄各有拥护与支持者，如陈其美、戴季陶、许崇智、朱执信等拥孙，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等拥黄，而当对革命失败的经验总结过多牵涉到对个人的批评时，难免使他们各自的支持者心有不满，而革命党领导人又没有及时认识到此事之后果而居间化解双方，尤其是双方支持者的矛盾，致矛盾于有形无形中继续扩大，形成孙、黄间的隔阂与分离，也产生了对革命党人的不利影响。
由于对革命失败的原因和当下形势看法的不同，革命党人内部实际形成了两派，分别以孙中山和黄兴为首，在实行什么样的革命战略与策略方面，两派各有不同的认识和做法。孙中山“继续持积极主义，统率新旧同志，爰谋第三次进行，务以武力削彼暴政”，为此他主张重新组党，继续发动武力革命。黄兴则主张从根本入手，整理党的队伍，光大党的主义，团结各方力量，立定长远规划，培养造就人才，徐图扩充发展。孙、黄的反袁革命目标其实并无二致，唯因对形势的认识不同，而致看法有别，但双方未能力谋沟通，孙中山且批评黄兴“不维始终之义，遂作中道之弃”；“若公以徘徊为知机，以观望为识时，以缓进为稳健，以万全为商榷，则文虽至愚，不知其可”。再加上各自支持者的互相争论以至攻击，双方的裂痕不断扩大，终在组织上亦分道扬镳。
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已经失去革命性，组织涣散，各行其是，不能担当领导今后革命的重任，因此坚持重新组党。他将新党命名为中华革命党，拟其入党誓约为：为救中国危亡，拯民生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目的，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1）实行宗旨；（2）服从命令；（3）尽忠职务；（4）严守秘密；（5）誓共生死。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而且入党者必须有人介绍，立约宣誓，并按指纹为证。此项誓约虽然延续了孙中山一贯的三民主义革命主张，但其主旨在“党魁特权，统一一切，党员各就其职务能力，服从命令”。孙中山自信自己是革命领袖，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并将二次革命的失败教训归结为缺乏对领袖的服从，因此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表示“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特别强调党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并认此与“专制政体，实截然两事，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做法表现出自同盟会资产阶级民主组织原则的后退，以及向中国传统封建组织原则的复归，是其组党过程中最为人所诟病之处。也正因为如此，中华革命党在一些原来的革命党人心目中，失去了当年的理想主义色彩与民主精神，“近于专制”，“丧失自由”，使他们不愿加入其中。尽管他们对中华革命党本质和孙中山良苦用心的理解不无偏颇之处，但孙中山强调中华革命党对其个人服从的做法，确实是妨碍其扩大组织并发挥作用的重用因素之一。
1913年秋，孙中山发展陈其美、戴季陶等为中华革命党第一批党员，其后陆续在国内外建立组织，发展党员。因为孙中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领袖地位及其个人魅力，不少革命党人投身于其门下，党务逐渐有了起色。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主持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对外正式打出了中华革命党的旗号（国民党海外各支部因筹饷等之需要仍可沿用国民党名义）。中华革命党拥孙中山为总理，以陈其美任总务部长，居正任党务部长，许崇智任军务部长，胡汉民任政治部长，张静江任财政部长。成立大会通过了孙中山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提出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孙中山认为，民国成立后，反满民族主义的任务已经基本解决，故在党章中未提民族主义，而将重点置于以民权主义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以民生主义解决民生困苦。这是孙中山提出中华革命党纲领时的一大失误，因为列强侵略中国而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民国成立后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增长，不能适时提出民族主义的口号与主张，实际也就不能引领时代潮流与民心民意，而且在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国内反日浪潮高涨之际，孙中山出于历史关系与现实考虑，一度还有“联日讨袁”设想，刻意强调反袁，而少提反对日本侵略，也不利于凝聚民心。为了实现革命目的，总章将革命进行程序分作军政、训政、宪政时期，其中军政时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宪政时期“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在宪法颁布前，统为革命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上述三个时期的划分，体现了孙中山的革命阶段论，也不无对中国国情之体认，但过于机械的时期划分，其实并不利于孙中山本所追求的民主制的实现。
中华革命党强调革命精神与服从义务，入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久遵守。”同时又以党员入党先后分为首义党员（革命军起义前入党者）、协助党员（革命军起义后入党者）、普通党员（革命政府成立后入党者），三者的权利义务并不平等。革命成功后，首义党员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为有功公民，“得选举及被选权利”；普通党员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孙中山对党员作如此划分，本义或为鼓励大家早入党多入党，俾壮大革命声势，同时严格党员纪律，防制投机。但其以入党时间早晚机械地规定权利义务的做法（少数有功党员可经10人保证，追认为首义党员），却阻断了普通党员的上升之阶，阻碍了普通党员的进取心，反而妨碍了党外人士入党的积极性，非常不利于党的发展；而且党内等级制的存在，造成了党内的特权阶层，领袖及高阶党员高高在上，他们与普通党员之间的地位鸿沟，也不利于发挥普通党员的革命积极性。总章还规定“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此为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中最为矛盾之处。孙中山发动革命的本义，是建立共和民主制度，发扬民权，但这样的规定，却将绝大多数民众视为革命的附庸而非革命的参加者，甚而不予他们以基本的公民身份，背离了孙中山发动革命的初衷，也表现出他在总结以往革命失败教训时的片面与误区。无论孙中山本人的革命理想多么高远，意志多么坚定，脱离了大多数民众，仅靠其个人或少数人的奋斗，是无法获得革命成功的，这也是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其后未能率先发动反袁护国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中华革命党的成立，毕竟在革命低潮时期重新聚集了革命力量，先后设立了18个省支部及39个海外支部，人数最多时有万余名党员，公开树起了反袁革命旗帜，对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革命事业仍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华革命党之外，那些批评中华革命党不够民主及不愿对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的部分革命党人，拥护黄兴为领袖，走了另外一条组党革命的道路。孙中山与黄兴之间，由于对二次革命失败的总结及对形势的认识不一，产生了一些矛盾，再加上各自支持者的互相论争，双方之间的裂痕日深。孙中山对黄兴不时有批评，致黄兴认为这是因为他“不赞成中山之举动，以是相迫，不但非弟所乐闻，且甚为弟所鄙视”。他既不完全认同孙中山的做法，又不愿因此而破裂革命阵营，眼见“同志之间意见日深，将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给敌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因此一度对政治表示消极，认为“国事日非，革命希望日见打消，而犹自相戕贼若是，故日来悲愤不胜”。但黄兴对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的尊敬始终如一，认为革命党的领袖唯孙中山一人而已，并无另拉山头、与孙相争之意。当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时，黄兴尽管不愿加入，但特意致函孙中山，表明“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
1914年6月底，黄兴离日赴美，以避免卷入党内纠纷。其后，一些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革命党人亦自谋出路，如李烈钧赴法，钮永建赴英，柏文蔚赴南洋，李根源、程潜等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不过，这些仍然留在日本而又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人士因为意气相投，出于联络感情、互通信息的需要，经常相聚，讨论时局。在讨论过程中，李根源等提议成立组织，集合力量，研究问题，共图大局。经过一番讨论，决定将新成立的组织定名为欧事研究会，以讨论正在进行的欧洲大战的学理面目出现，以避免和中华革命党形成直接对立的两个政党。1914年8月，欧事研究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参加者主要是多年追随黄兴并与黄兴有较多个人关系的部分军人，如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熊克武、钮永建、林虎、程潜等，以及部分由前统一共和党与国民党合并后转为国民党的成员，如李根源、谷钟秀、吴景濂、张耀曾等。这两部分人在政治上本非完全一致，但都共同主张缓进，不主张在袁强我弱的形势下立即采取过于激进的革命行动。在反袁行动策略上，他们与孙中山坚持的武装斗争路线显有分歧，但在反对袁世凯统治的大方向上两者并无区别。当然，他们也不认同孙中山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要求立约按印的一些做法。
欧事研究会成立之初，发起人在其起草的“协议条件”中提出三项主张：（1）力图人才集中；（2）对于中山先生取尊敬主义；（3）对于国内主张浸润渐进主义。“浸润渐进”是该会的主要政治取向，但这不过是一种进行方法，而并非明确的政治主张。由此出发，他们反对以“激烈心理，逞一时之愤”，主张“蓄远势毋狃于目前，计全局毋激于一部”。确实反映出欧事研究会对形势的认识以及不主张立即发动冒险主义反袁行动的缓进态度。欧事研究会奉黄兴为精神领袖。当该会成立时，黄兴尚在美国游历，应该会同人的敦请，黄兴表明个人对该会的态度是：“欧事研究会，本爱国之精神，抒救时之良策，主旨宏大，规画周详，其着手办法，尤能祛除党见，取人才集中主义，毋任钦仰。又承决议认弟为本会会员，责任所在，弟何敢推辞？”因此，虽然黄兴在欧事研究会中并未有领袖名分，但其在欧事研究会成员中实际的精神领袖地位却毋庸置疑。
中华革命党与欧事研究会虽同为反袁革命组织，但因为理念与策略之异，反袁活动的内容亦有不同。中华革命党着重在国内发动武装讨袁，自其成立起，陈其美、戴季陶、邱丕振等在东北，凌霄、李国柱、雷英、雷瀛等在湖南，夏之麒等在浙江，哈在田、韩恢等在江苏，范鸿仙等在上海，邓铿、朱执信、洪兆麟等在广东，先后策动多次武装起义，但均以实力不济而失败。根据形势的发展，为进一步组织与协调武装讨袁，1915年夏，孙中山决定在国内分区建立中华革命军，并任命陈其美为东南军总司令（驻上海），居正为东北军总司令（驻青岛），胡汉民为西南军总司令（驻广州），于右任为西北军总司令（驻陕西三原），筹备大举发动武力讨袁。孙中山也注意到在袁世凯势力较为薄弱的西南发展力量的可能性，提出过“先从西南造我根据”的设想，并派吕志伊等在云南，张百麟等在贵州活动，但未及充分实施，即被前立宪派占据头筹。
中华革命党在国内发动的武装讨袁和地下组织活动，由于实力所限，一时尚未对袁世凯统治形成根本的威胁，真正使中华革命党在国内名声大振的，是其策划并实施的一系列暗杀行动及上海“肇和”舰起义。
广东将军龙济光效忠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为党人所痛恨。1915年5月，革命党人钟明光等潜入广州，筹划暗杀龙济光，但因其防范甚严，迟迟未能得手。及至7月17日，钟明光觅得龙济光外出巡视之机，向其投掷炸弹，但因其周围卫士群集，炸弹爆炸后卫士被炸死多人，而龙本人仅伤左脚，钟明光被捕后从容就义。
上海因租界关系是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之一，也是袁世凯的防备重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领袁命守上海，对革命党人极尽镇压之能事，亦成为革命党人暗杀的重要目标。1915年11月，陈其美等在沪密谋策划暗杀郑汝成的计划，在其可能途经之各处均伏下人员。10日近中午，当郑汝成所乘汽车行至英租界北口苏州河外白渡桥时，潜伏的革命党人王晓峰与王明山连掷两枚炸弹，迫使汽车停驶，王晓峰遂上车开枪，将郑汝成击毙，并在桥头演说，宣传革命。王晓峰与王明山被捕后，于12月7日慷慨就义。革命党人受刺郑成功的鼓舞，随后一鼓作气，在上海发动起义。陈其美、杨虎、吴忠信、蒋介石等经商讨后决定，首先运动驻沪海军起义，俾可进退自如，得手后攻制造局及吴淞要塞，立有根基之后再图扩大。由于驻沪“肇和”舰舰长黄鸣球支持党人，该舰率先同意响应起义，随后又得到了“应瑞”、“通济”两舰部分官兵的支持。12月5日下午，杨虎率人登“肇和”舰，顺利发动起义，但孙祥夫率领的另一路人马在登“应瑞”、“通济”舰时为租界巡捕所阻，致两舰未能同时响应。“肇和”舰起事后，革命党人随即以市内各处警察局为主要目标，发动进攻，但因人寡势弱，装备缺乏，经验不足，均为北洋军所败，此时只有“肇和”舰还在孤军奋战。为了尽快镇压革命党人的起义，新任淞沪护军使杨善德和驻沪海军司令李鼎新对“应瑞”、“通济”两舰官兵许以重金和官衔，诱其参加镇压行动。6日晨，两舰炮轰“肇和”舰，“肇和”舰仓促应战，力有不支，起义党人最后只能弃舰而走。刺杀郑汝成与“肇和”舰起义，是中华革命党在袁世凯称帝前发动的最有影响的武装行动，一时使袁世凯极为恼怒，陈其美也因此成为袁追杀的对象，并最终在1916年5月18日被袁世凯派出的刺客所杀。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在困难的形势下，发展了组织，凝聚了力量，发动了一系列起义与暗杀活动，表现出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决不屈服袁世凯统治的坚定精神和坚强意志。然而这些起义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小众之中，旋起旋败，缺乏广泛的支持与呼应，对袁世凯的统治无法构成根本的威胁。
与中华革命党相比，欧事研究会的反袁活动主要在积蓄力量，进行宣传，联络策动各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共同反袁。在国内，谷钟秀等在上海创设泰东书局，出版《正谊》杂志，从事舆论宣传活动。在海外，黄兴在美国大力进行反袁宣传，“将袁氏罪状节节宣布，使世界各国皆知袁氏当国一日，即乱国一日，欲保东亚之和平，非先去袁氏不可”；并坚定地表示“将奋斗到底，使中国成为一个实至名归的共和国”。在东京，欧事研究会出版《甲寅》杂志，阐释民主原理，反对专制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当孙中山一度幻想实行“联日反袁”时，欧事研究会却在“二十一条”交涉进行时一度幻想“联袁反日”。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等欧事研究会领导人曾联名发表通电，提出以国家利益为重，联合对外，暂时停止反袁活动，以使政府全力进行对日外交，所谓“国若不存，命于何革”。虽然他们的主张与孙中山似乎是南辕北辙，但实际上都反映出两者对形势认识的某种误区以及脱离民众、自身力量不足的无奈。及至袁世凯筹谋帝制的企图公开后，欧事研究会重又提出反袁革命主张，并有回国发动武装讨袁之议。1915年11月，李根源等由日本、钮永建等由美国分赴上海，与在上海的谷钟秀等讨论时局。他们认为，形势已经有了重要变化，袁世凯称帝之举实为倒行逆施，欧事研究会应该与其他各派采取一致行动，发动武装讨袁。此后，欧事研究会的反袁活动显然较前明显趋于积极。他们组织共和维持会，发表宣言，揭露袁世凯“悍然以暴乱**国会，撤销自治，改约法，弃国务院，政治大权，已侔君主”；“今将饩羊共和之虚名，而欲去之，曲副君主专制之实”；誓言“重念缔造共和之艰难，誓发鸿愿，力予维持”。他们发动舆论宣传，猛烈抨击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行径，尤以他们在上海创办《中华新报》，“以促进民气，唤醒迷梦与袁氏精神上之宣战，可谓自此开幕，隐然系天下重望，而言论界得此雄鸡之鸣，亦渐有赓同调者矣。说者谓推倒满清，得力于民立报，摧灭洪宪，得力于《中华新报》，徇非过言也。”
在武力讨袁的发动过程中，欧事研究会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因为欧事研究会的不少参加者与进步党人及西南地方实力派有较深的历史渊源、较多的往还及共同语言，因此，欧事研究会较中华革命党更能够发挥对进步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联络鼓动作用。当袁世凯称帝的图谋公开化之后，欧事研究会在全力反袁的同时，也表示“不论各党派政见如何不同，不论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何种嫌怨，只要他们现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凯的，都要与他们合作”。为此，欧事研究会派出不少成员潜回国内，前往各地联络力量，酝酿发动讨袁，尤以对云南最下功夫。欧事研究会成员、前赣督李烈钧曾在云南讲武堂任教，在云南军政界有广泛的关系，他先与滇督唐继尧信函往返，继派其过去的下属方声涛入滇策动。在云南起义发动前夕，李烈钧于12月17日到达昆明，协助蔡锷等发动讨袁大业，对云南首举义旗起到了重要作用。
欧事研究会的反袁态度复趋积极，拉近了他们与中华革命党的距离。当此之际，革命党人内部要求捐弃前嫌、联合反袁的呼声日起，认为“当兹国势危殆，吾党仍分缓急两派，各自为谋，实于国家大大不利。宜设法早日团结一致，共谋国是，庶不致被内奸外患所乘”。本此之旨，中华革命党的冯自由、欧事研究会的章士钊等于1915年夏赴东京，向孙中山阐述“主张本党各派大团结，以推翻袁世凯拥护共和之意见”，并“商榷合作办法”。孙中山表示“本人始终如是主张”，“绝无成见”。黄兴亦主动表示愿与孙携手合作，共谋反袁。此后，欧事研究会与中华革命党在组织上虽仍各有系统，但在共同的反袁革命目标之下重新团结合作，双方过往关系之裂痕得到修复。
与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始终如一的反袁立场相比较，进步党人对袁的态度则经历了明显的变化过程。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人，自民国成立后一直是袁世凯的支持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主动扮演了替袁摇旗呐喊的角色。革命党人在民初政治的失败，固因其政治弱点所致，但与进步党人的拥袁亦不无关系。梁启超的学生蔡锷曾经坦承：“暴烈派之失败，虽以兵力为之，而进步党之鼓吹社会扶助政府者，其功亦诚不小。”进步党人之所以如此，与他们信奉的改良主义政治观有关，他们担心革命引发社会动乱，希望经由一定的权威政治过程，实现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即使是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采取了一系列废弃共和民主制度的举措，进步党人仍隐忍未发，寄望未来，梁启超且以“开明专制”的说辞为袁辩护。但令进步党人非常失望的是，袁世凯并未以威权促进民主，相反却以威权为个人专制开路，直至上演称帝的闹剧。事实使进步党人抛弃了对袁世凯的幻想，他们感叹当年对于国民党“所唱之激说，断然反抗之”，然“抚今追往，转不得不叹赏曩时国民党勇气青年者流，果有先见之明，贤于吾辈万万也”。进步党人与袁世凯在政治上已渐行渐远，梁启超即为其代表。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出笼，以梁启超的聪明和敏感，不会不知其后的背景，但他仍不顾袁世凯的利禄**与恐怖威胁，于1915年9月初毅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并在发表前修书致袁世凯，明告“近顷变更国体之论，沸腾中外……谬倡异论者，徒见其利，未见其害，轻于发难，实恐摇及大局。窃不敢有所瞻忌，辄为一文，拟登各报相与商榷匡救，谨先录写敬呈钧览。……独念受我大总统知遇之深，若心所谓危而不以告，殊违古人以道事上之义。”他在文中论述了所谓国体与政体问题的异同，认为“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他又道出了君主制不可复的浅显道理，即“我国共和之日，虽曰尚浅，然酝酿之则既十余年，实行之亦既四年。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诸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其尊严渐亵；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当国体骤变之际与既变之后，官府之文告，学校之教科，书报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盖尊神而入溷牏之日久矣！今微论规复之不易也，强为规复，欲求畴昔尊严之效，岂可更得？”因此他的结论是：“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如梁启超所言，他发表此文“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能复属文耳”，表现出其“以今日之我否定旧日之我”的勇气精神。梁启超此论既出，反对帝制的立场义正词严，而且以其过往之名声及多家报纸转载之效应，更易引起社会关注，一时间街谈巷议，反对帝制者深受鼓舞。进步党人由“非袁不可”到“非去袁不可”的转变，对反袁阵营的形成与袁世凯的败亡有重要的意义。诚如论者所谓：（1）进步党的领袖，与北洋派的文武要人夙通声气，可以摇动北洋派拥袁的础石，纵不能使北洋派人物积极地反袁，至少可使那消极反袁的益趋于积极；（2）进步党的领袖，夙以稳健两字博得惰性国民的同情，现在转为积极反袁，使许多人知道反袁不是革命党的多事了；（3）进步党在旧势力方面，既可以与官僚复辟派人发生关系，在新势力方面，又可以与国民党的温和派连为一气，而国民党的温和派自然与激进派可以联络的，因此进步党人与激进的国民党人也一时成了朋友。于是，各种消极、积极的反帝制势力，不知不觉地形成一条不自然的联合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