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建立共和体制后，少数不能忘情于清室的复辟派仍然在活动，其中包括以前清王室成员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等为代表的宗社党人，以前清官吏如直隶提学使劳乃宣、湖南布政使郑孝胥等为代表的遗老派人士，以由维新派而蜕变为保皇派的康有为等为代表的保皇党人。他们多住在北方的天津、大连、青岛等城市，同声相求，同气相应，鼓吹复行帝制，并以拥清废帝溥仪复辟为号召。但是，除了宗社党人曾在某些日本人的支持下于民初在满蒙地区发动过武装叛乱并很快失败之外，多数复辟派只能撰文立论，发“思古”之幽情，表“忠君”之忠心，既没有实力行复辟之事，在社会上的影响也不大。真正有实力、有影响而致力于拥清室实现复辟的，是驻节徐州的长江巡阅使张勋，他不仅有复辟的理念，而且掌握着一支武装，有复辟的实力，所部在民国成立后仍然留发，被时人称为“辫军”，他本人也以“辫帅”自居。但即便如此，在民国成立后的共和体制制约下，张勋拥护复辟的主张也很难付诸实践。只是在府院之争激化，黎元洪、段祺瑞互不相让而又都想利用张勋为己方之援的情况下，才给了张勋实现自己复辟主张的机会。一方面，张勋与段祺瑞等北洋军人在政治态度、心理情感等方面更为接近，本来看不起张勋的段祺瑞也不时对他有所恭维，并通过下属与他保持关系，进行拉拢；另一方面，因为德国皇室对复辟派曾表支持，故张勋对中国参加对德作战并不积极，这似乎又给了黎元洪拉拢张勋的机会。当黎、段围绕参战等问题的矛盾激化后，双方“各挟私意以相争”，竞相拉拢张勋为己用，一时间，坐镇徐州的张勋似乎成了“各界倾仰”之解决时局的中心人物，图谋利用复辟而谋个人私利的一些军政界人士如雷震春、张镇芳等，亦于此时鼓动张勋称：“黎、段两人断难并立，趁此机会，厉兵秣马，可以定乱为名，收服人心，借图大计。时不可失，机不可缓。……中央麻木不仁，无力压制。似此政府，几类东周，有建义旗者，谁不响应？各省督军亦有赞助者。”如此一来，本已有心拥清室复辟的张勋也抛开了原先之观望态度，摆出一副应召进京“调停”黎、段之争的跃跃欲试之态，而其着眼点当然在于拥清室复辟，这在当时已是道路传言纷纷，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
1917年5月21日，因黎元洪不肯解散国会，督军团头目纷纷离京，其中皖省长倪嗣冲、鄂督王占元、闽督李厚基、鲁督张怀芝、豫督赵倜等及其他各督军代表南下至徐州，23日由张勋主持召开第四次徐州会议。其间，黎元洪免段祺瑞职的消息传来，“众愈哗”，群谋利用张勋倒黎以“泄愤”。张勋却以为时势非己出山不可解决，摆出架子扭捏作态称：“诸君既欲泄愤，则非兵力不可。然以何名义而兴师乎？既无名义，则只得听之耳。”见张勋不愿轻出，众人又谓张：“公意必在复辟，余等誓从公后。”张勋闻之正中下怀，立称“既若此，大善。然此事非空言，且须坚定不渝。”众以为然，乃定约署名而去，进行计划为解散国会、迫黎退位、复辟。代表段祺瑞参会的徐树铮对复辟图谋并未明确表示反对，他甚而对张言：只求达到驱黎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计，表现出军阀毫无政治信义的十足流氓姿态。然据时论所言：
各督军之所以必趋徐州者，以欲达决政治上他种之目的，势不能不有需于张勋之助力。而张勋则挟一复辟之心，以为此殆天假之缘，正可以是为交换之条件。于是于会议之时微露其意，与议者与张勋于复辟一事，虽未闻何等正式之许可，然亦未闻严为拒绝。盖各督军以此事决非今日所宜行，而张勋一人之力亦必不足以达其蕲向，故姑听其自为呓语。而张勋则自以为时机已熟，赞助有人，谋逆之心，因而益亟。
张勋在徐州会议上得各省督军支持之表态后，即于24日发出致黎元洪电，以“民国适用责任内阁制，凡任免官吏，向由国务院发出，非由国务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为由，指责黎元洪“逾越职权，擅发通电，宣布命令，殊属创举，当然不能认为有效。共和国家首重法制，如果任意出入，人民将何适从？中央现既首先破坏法津，则各省惟有自由行动”；并威胁：“如无持平办法，必将激生他变。”所谓“他变”，当然是向黎暗示军阀独立、各行其是的可能性。果不其然，29日，安徽省长倪嗣冲率先发表通电称：时局为“群小揽权，扰乱政局，议员乘机构衅，日事纷扰，派别竞争，权利攘夺，正人则多方沮抑，党人则尽力疏通，以至臟私之案层见迭出，几于政府一空。所定宪法，议员专制，险象环生，实堪浩叹。为大局计，为小民计，非筹解决方法，不足以拯危亡。”宣布“自今日始与中央脱离关系”。其后，北洋系控制的河南、浙江、奉天、陕西、山东、直隶、黑龙江等省督军、省长亦先后宣布“独立”。6月2日，“独立”各省在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下设军事、军机、军需等部，以雷震春为总参谋，对外发表通电，声称此举实为“内之将有分崩离析之虞，外之已成四面树敌之势，若不急图，国将不国”；并称“各省意在巩固共和国体，另订根本大法，设立临时政府临时议会，其详细办法，当与各省公同商订。但求有利于国，决非有他。”至此，督军团公然倡乱之势已成，在段祺瑞的暗中默许与徐树铮的积极运作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俨然成为与北京政府相对立之“临时政府”机构（但未得列强支持），摆出了与黎元洪分庭抗礼之势。
此时，北京政坛处在一片混乱之中，政府几无人负责，国会亦因拥段的研究系议员出走而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5月25日，黎元洪在游说北洋元老徐世昌和王士珍出山为其担责不成的情况下，任命清末曾任云贵总督的老官僚李经羲出任国务总理，意图组成完全内阁，抵御段派压力。但在天津赋闲的李经羲在北洋军人“独立”的喧嚣声中，自觉无力转圜，一直怯于进京就职。黎元洪无奈，只能提出请张勋进京，“磋议调停之责”，并请徐世昌“合力匡救”，同时允修改宪法，解散国会，表示“总统地位，决不留恋，能及早调停就绪，即当洁身引去”。6月1日，黎元洪发令，以张勋“功高望重，至诚爱国”为由，着其“迅速来京，共商国是，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此举实为黎元洪饮鸩止渴、引狼入室之失策，惟在当时，手中没有实力而又受制于北洋武人的黎元洪也只能抱所谓“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侥幸一搏，张勋拥清室复辟之大幕由此而徐徐拉开。
张勋入京前，北京已是“讹言蜂起，一夕数惊”。黎元洪曾在6月6日致电徐世昌、段祺瑞和李经羲，请他们转告张勋：“毋庸多带军队。如军队业已启行，亦请暂在天津以南驻扎，庶不致人心摇动。”然张勋就是要带兵进京摆威风。6月7日，怀抱“天下汹汹，舍我其谁”心态的张勋，率所部10营兵力数千人马浩浩****由徐州乘车北上。8日，张部到达北京，京城市民与闻“辫军”入城，群抱好奇之心以迎之。据记者描述，张军士兵“蓝衣赤帽”，“辫发长垂，颇有古风”，所持之军帜样式“与予见于某戏园者略相似，外有长枪数杆，曾于三国志绘图中见之，大刀数口，我国数千年来之宝物也。”张勋未随其部进京，而是在天津与有关各方会见，提出条件，筹划复辟之举。他向黎元洪提出的“调停”条件是：解散国会，修改约法，惩办总统府若干职员，政治权尽移内阁，不使现议员制宪等，得黎首肯；同时又向段祺瑞等提出复辟主张，段“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据张勋言，他到京后复派代表与段相商，段告“解散国会推倒总统后，复辟一事，自可商量”）。此时，段祺瑞要借张勋推倒国会、赶走黎元洪，黎元洪则希图借张勋以自保，张勋却以拥清室复辟为己任。本无交集之三方各有所求，并形成以张勋为主角，黎元洪、段祺瑞各捧其场的一幕活剧。
张勋所部进京后，段祺瑞隐身于天津作幕后活动，大戏的前台暂时留给了张勋和黎元洪。张勋以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为担任“调停”的基本条件，国会本为黎元洪与段祺瑞相争的基本依靠，前此督军团要求解散国会的主张一直为黎所拒，但如今在张勋的武力胁迫下，黎元洪无所依靠，不惜自毁长城，同意解散国会，同时希冀以此换取张勋的支持，在府院之争中赢得头筹。不过，解散国会的命令须由总理副署，而代理总理的伍廷芳却坚拒副署此等违宪命令。不脱军阀本色的张勋闻知后在天津大发威风，说“这种命令，要副署何用，只管从速发布”。此时的黎元洪已经感觉到请张勋进京“调停”实为请神容易送神难，但又无法再作退步，只能另谋途径，于6月12日先免伍廷芳职，后任北京步军统领江朝宗暂代总理，再由江朝宗副署解散国会令：“参众两院组织宪法会议，时将一载，迄未告成，现在时局艰难，千钧一发，两院议员纷纷辞职，以致迭次开会，均不足法定人数，宪法审议之案，欲修正而无从，自非另筹办法，无以慰国人期成之喁望”；“本大总统俯顺舆情，深维国本”，“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尅期另行选举，以维法治”；“此次改组国会本旨，原以符速定宪法之成议，并非取消民国立法之机关”。大概黎元洪自己也知道，以“俯顺舆情”和“以维法治”名义解释其解散国会之举实在太过牵强，故在同日致各省通电中，黎元洪又对此举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称其为“皖奉发难，海内骚然。众矢所集，皆在国会，请求解散者，呈电络绎，众口同声。元洪以约法无解散之明文，未便破坏法律，曲徇众议，而解靖难，智勇俱穷，亟思逊位避贤，还我初服。乃各路兵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自由号召，并闻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人心浮动，讹言繁兴。安徽张督军北来，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迭经派员接洽，据该员复述，如不即发明令，即行通电卸责，各省军队自由行动，势难约束等语。……亡国之祸，即在目前。元洪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实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痛。为保存共和政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护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尽管如此，黎元洪也很难为其屈从军阀、解散国会的违宪举动辩白，如其自称，此举实可谓“内疚神明”。如果说，在袁世凯称帝时黎元洪的消极抵抗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则其下令解散国会却是他政治生涯中显见之污点及其后为世人垢病之处。不过无论如何，黎元洪解散国会的命令使张勋如愿以偿，并为其进京拥清室复辟铺平了道路。14日，张勋得意洋洋地偕黎元洪任命的国务总理李经羲等自天津乘车到北京，随后即开始谋划拥清室复辟之举。
国会解散，张勋进京，22日李经羲内阁成立，“独立”各省取消“独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也在李阁成立的当天撤销，北京政局的混乱局面似有缓解。不过，表面的暂时平静之下却涌动着方向相异的政治暗流。张勋进京后，16日即秘密前往紫禁城“觐见”前清废帝溥仪，表示出拥其复辟的决心；段祺瑞等与张勋实已分道扬镳，正在等待时机再起，而讨伐复辟则是最好的借口并可得社会各界的支持。有鉴于此，段祺瑞等在天津一方面密谋策划，一方面对张勋阳示支持，甚而有意无意地纵容其复辟之举，以为己利。就政治眼光以及对社会和公众心理的把握而言，同为武人的段祺瑞与张勋相比较，毕竟还是段较为“趋新”，而张更为“守旧”；而就20世纪中国社会心理的大环境而言，“新”总是胜于“旧”，故张勋复辟之失败及段祺瑞讨伐复辟之成功其实在事件发生之前或已可概见。
张勋拥清室复辟，除了其本人的守旧思想理念之外，以郑孝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前清遗老和保皇党人也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他们捧张是“进有万全，退无一是；进有不世之功，退有不测之祸。孰得孰失，不待智者而决矣”；“正宜立建龙旗，宣言复辟，使薄海远近，望风兴起，忠义奋发，必将天旋地转，旦夕遂定”。当张勋在北上途中滞留天津时，康有为即去函，告其“从来非常之事，同盟既定，发于旦夕，令人措手不及，不得不服，若久则变生，则支离蔓延，不可收拾矣。故五日之书，请直抵丰台，立办大事，而请勿驻津为避此也。……今外交安稳，亟应正名，迟则恐别有事变，益艰难矣。”在他们的鼓噪之下，张勋进一步坚定了拥清室复辟的决心。6月28日康有为到北京，立即与张勋和复辟派诸要人开会，最后决定了拥清室复辟的计划。时论所谓“大帅（张勋）入都，共和已危，然尤得保存一线，圣人（康有为）一到，乃连根尽去，甚矣！圣人之可畏较大帅为尤烈也。”于此形象地凸显了康有为在复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6月30日晚，张勋召集负责维持北京治安的军警界要人——陆军总长王士珍、步军统领江朝宗、警备司令陈光远、警察总监吴炳湘等，告知复辟计划。张谓：“近数年中，余屡欲至京，以实行余蓄意已久之事。此次自徐起行，即已预行筹划，至津后，向各方面探询意见，则谓万不能行，为人心所不欲，余闻之颇灰心。然至京后，又觉勇气勃勃，现在则已决计为之。质言之，余将扶宣统帝复位，诸君赞成否？王（士珍）、江（朝宗）二人言曰：此事可做，但要看外省情形。张曰：外省同情。王、江复曰：慎重些好。张曰：然则你们反对？王、江急曰：并不反对。张曰：然则签名。又高声曰：今夜来者，不签名，不能出门。王、江以下各人，遂无言签名矣。……复令江朝宗开城，放辫兵入城。江请以天明，张不许，怒言曰：有不许开城者，今日亦不准出门。王遂令江用电话饬令放入城内。”随后，张勋换上前清蓝袍黄褂官服，顶戴花翎，率康有为、王士珍、江朝宗等至紫禁城前清废帝溥仪寝宫，上奏称：
共和实行以后，上下皆以党贿为争端，各便私图，以贪济暴，道德沦丧，民怨沸腾，内外纷呶，迄无宁岁，……列强之世，非建设巩固帝国，不足以图存，此义近为各国所主张，尤深合吾民之心理。……外察各国旁观之论，内审民国真实之情，靡不谓共和政体，不适吾民，……臣等反复密商，公同盟誓，谨代表二十二省军民真意，恭请我皇上收回政权，复御辰极，为五族子臣之主，定宇内一统之规。臣等内外军民，誓共效命，竭忠保佑皇室，伏恳我皇上大慈至德，俯允所请，天下幸甚。所有国本动摇，人心思旧，合词吁请复辟各缘由，谨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巡示施行。
如果说1909年登基时只有3岁的溥仪毫无对世事之觉察而纯为他人手中的木偶道具，那么1917年张勋拥其复辟时11岁的溥仪，虽然已经有了对前朝先人“文治武功”和皇帝无上威权的眷恋，但毕竟年龄有限，加以终日深处宫中，仍然没有多少政治意识与历练，基本上还是他人手中的木偶道具。溥仪在复辟后所发上谕，多系他人起草，其本人不过钤章盖印、照本宣科而已。溥仪所发复辟上谕宣布：“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1917年7月1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并将所有应兴应革诸大端，条举如下：一、钦遵德宗景皇帝（光绪帝）谕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定为大清帝国宪法，列为君主立宪政体；二、皇室经济，仍照所定每年四百万元数目，按年拨用，不得丝毫增加；三、懔遵本朝祖制，亲贵不得干预政治；四、实行融化满汉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满蒙官缺已经裁撤者，概不复设，至通婚易姓等事，并著所司条议具奏；五、本日以前凡与东西各国正式签定条约及已付债款合同，一律继续有效。六、民国所行印花税应即废止，以纾民困，其余苛细杂捐，并着各省督抚查明奏请分别裁撤；七、民国刑律，不适国情，应即废除，暂以宣统初年颁定现行刑律为准；八、废除党派恶习，其从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九、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谕旨，悉听其便。
张勋在拥清室复辟的当日，曾在其南河沿住宅对记者言：“民国成立以来，纷扰不绝，生民罹涂炭之苦，皆由共和不适于中国，故遍商同志，断行宣统复辟以救国危，决非为予个人之名誉。且予力极微，此事亦非一人所敢擅举，京内外赞成者颇非少数，殊如冯国璋、陆荣廷已相互联络，故两广及江苏方面，似不足忧，其余山东、直隶、山西、河南亦赞成此举。黎大总统虽不愿辞职，然彼已得一等公爵，当无何等施为。仅段祺瑞反对此事，彼今毫无兵力，不足为念。”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全不似张勋此番言大而夸之论。清室复辟的消息传出后，除了一些前朝遗老遗少感到欢欣之外，全国上下各界非但没有丝毫“同情”，却为一片反对的“不欲”之声，舆论口诛笔伐，民众淡然对之，即使是经溥仪上谕任命的官员也无动于衷，置之不理，只有被任命为民政部尚书的前直隶省长朱家宝向溥仪上折“谢恩”，说些“天道无往而不复，民心经乱而思平”的昏话。
张勋拥溥仪复辟之后，此前连续下令改组内阁、解散国会的黎元洪，总算吃到了和军阀与虎谋皮的苦头，不过黎元洪此时虽无力对抗张勋的举动，但尚能坚守维护共和的立场底线，拒绝拥戴复辟。7月1日，黎元洪发出通电，反驳张勋捏造其有“奏请归政”之上折，声明“受国民付讬之重，自当始终民国，不知其他”，对复辟“誓不承认”。2日，黎元洪又致电冯国璋，以自己“不能执行职权，民国势将中断”，请冯代行大总统职权，并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请他们“迅即出师，共图讨贼，以期复我共和，而救危亡”。为避免再遭张勋的胁迫，2日晚黎元洪潜入北京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寻求“政治避难”，得到使馆的同意。及至复辟失败后，黎元洪于14日移回东厂胡同原宅，但已无颜再谋复职，遂发表通电称：“此次因故去职，负疚孔多，以后息影家园，不问政治”，暂时离开了北京政治舞台。
其实，不待黎元洪发令，段祺瑞已在筹划起兵讨伐张勋。复辟消息传出后，全国各界多表反对，北洋实力派军人观察形势对复辟亦不表赞成，并发出一片反对之声。而坐镇津门、拥有武装实力的段祺瑞，对此早有准备，视此为自己复出的机会，复辟实行之后，段即与其部下紧张策划，准备发动讨伐张勋的战争。7月3日，段祺瑞发出讨逆通电称：
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阻兵京国，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国体之奇变。窃惟国体者，国之所以与立也，定之匪易，既定后而复图变置，其害之中于国家者，实不可胜言。且以今日民智日开，民权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严，驯伏亿兆，尤为事理所万不能致。……今张勋等以个人权利欲望之私，悍然犯大不韙，以倡此逆谋，思欲效法莽卓，挟幼君以制天下，……横逆至此，中外震骇。若曰为国家耶？夫安有君主专制之政而尚能生存于今之世者，其必酿成四海鼎沸，盖可断言。而各友邦之承认民国，于兹五年，今覆雨翻云，我国人虽不惜以国为戏，在友邦则岂能与我同戏者？内部纷争之结局，势非召外人干涉不止，国运真从兹斩矣。若曰为清室耶？清帝冲龄高拱，绝无利天下之心，其保传大臣，方日以居高履危为大戒。今兹之举，出于逼胁，天下共闻。……祺瑞罢斥以来，本不敢复与闻国事，惟念辛亥缔造伊始，祺瑞不敏，实从领军诸君子后，共促其成。既已服劳于民国，不能坐视民国之颠覆分裂，而不一援。
通电号召各将“戮力同心，戡兹大难”，表示“祺瑞虽衰，亦当执鞭以从其后也”。4日，段祺瑞又与冯国璋联衔发出通电，将张勋拥清室复辟归为“八罪”，声明“今已整率劲旅，南北策应，肃清畿甸，犁扫逆巢，凡我同胞，谅同义愤，伫盼云会，迅**霾阴”。在全国各界同声反对清室复辟的情况下，段祺瑞的讨伐举动颇为彰显出其吊民伐罪的“正义性”，并置张勋于背叛民国之叛逆境地，从而占据了讨伐张勋的政治制高点。
1917年7月6日，在南京的冯国璋以黎元洪“因故不能执行职务”，兹依《大总统选举法》宣布“代理”大总统职权，同时“电商段总理在津主持，并急图进兵规复京道”，表示“一俟军事布置妥贴，即当北上”。此时的段祺瑞又有了总理的合法地位，踌躇满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6日他在天津设立国务院办公处，处理各项政务，发出对张勋的通缉令，以其“动摇邦本，沦陷神京，罪恶贯盈，薄天同愤”，下令“即褫去本职，并褫夺军职、勋章、勋位，著传知前敌各军严拿务获，尽法惩治”。
段祺瑞决定发动讨伐战争后，以天津近郊的马厂为其司令部所在地，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军事部署为李长泰的第8师和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在东线沿津浦路，曹锟的第3师和范国璋的第20师在西线沿京汉路，两路会攻，进军京城。7月4日，段祺瑞督率“讨逆军”在马厂誓师，其后东西两路“讨逆军”分别与张军接战。张军实力自无法与段军相较量，双方交火后，张军迅即后退。7日，“讨逆军”已进至北京近郊军事与交通要地丰台，张军被迫退守城内。为了威慑张军，“讨逆军”在进攻中动用了几架飞机投弹，这是飞机发明后空军在中国较早运用于战争的记录。
张勋随带“辫军”入京拥戴清室复辟，本以为自己有实力，也有北洋实力派军人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不反对的默契，但他实行复辟之后的情况却完全不似其预期，可谓不知己亦不知彼，既无勇也无谋，实为单打独斗的蛮干。但张勋可以不在乎舆论的口诛笔伐，却不能不在乎北洋军人的武力反对。复辟实行后几无实力派支持的现实，使张勋也不能不为自己预留后路。7月5日，张勋致电上海各报馆并转各省督军等，公开复辟实行前后之经过为：
变更国体，事关重大，非勋所独能主持，谁非清朝臣子，各有应尽之责。数年以来，密谋进行，全仗众力。去岁徐州历次会议，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梁（启超）诸公及各督军，无不有代表在场；即勋此次到津，徐东海（世昌）、朱（家宝）省长均极端赞助；其余各督军，亦无违言。芝老（段祺瑞）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勋到京后，复派代表来商，谓只须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勋又密电各方面征求同意，亦皆许可，函电俱在，非可讳言。现既实行，不但冯、段通电反对，并朝夕共谋之陈光远、王士珍，首先赞成之曹锟、段芝贵等，亦居然抗颜反阙，直逼京畿，翻云覆雨，出于俄顷，人心如此，实堪浩叹。孤忠耿耿，天日可表。虽为群小所卖，而此心至死不懈。但此等鬼蜮行为，不可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以免混淆黑白。
尽管如此，张勋此电未得北洋阵营内部的反响，此时的张勋因复辟倒退之举而为千夫所指，已成北洋阵营独占中央政权的道义负担，无论是出于因应社会舆论的需要，抑或仅仅是维持北洋集团的派系利益，他本来的同党都不能也不会对他表示支持。因此，尽管张勋公开发出“同属北派，何忍同室操戈”的感叹，他的“北派”同僚也没有就此收手，所谓墙倒众人推，此其谓也。
因为既无法抵挡“讨逆军”的军事攻势，又没有其他实力派的支持，复辟刚刚一周，张勋即感觉再无力支持，请驻京公使团调停之议又不得回应，相反，公使团却对“讨逆军”给了不少实际的支持，同时要求张勋所部解除武装。张勋在内外交困之中，7月8日被迫辞去溥仪所委各职，将政务暂交王士珍处理。张勋还想保住其定武军编制，退回徐州，但为段祺瑞所拒。此时，复辟阵营内部已是人心动摇，惶惶不可终日。8日，张勋的亲信阮忠枢致函徐世昌谓：“现在事已至此，绍轩（张勋字）亦知为人所愚，但一发难收，追悔无及”；请徐“命驾来京，出而调停，清室之福，大局之幸，亦绍轩之所托庇也。”但未得徐之回应。9日，主张复辟甚力的度支部尚书张镇芳和陆军部尚书雷震春在企图乘车外逃时，于丰台车站被“讨逆军”查获逮捕。10日，记者再访张勋，见其“眉目之间颇露愤慨不满之色，与旬日前喜不自胜之容貌，似相径庭。”但张勋仍指责段祺瑞等“不过借词以攻予，予安能受？”强调“予所希望者，只皇上依然践位，其他无论何等条件，均甘坐受”；又虚张声势地声称：“若段不容予之主张，予当率我数千健儿，为国家、为皇上决一死战。外间闻有予已潜逃之风说，予有何潜逃之必要，即一战而授首，亦最痛快。”此时“讨逆军”方面由于陈光远第12师和张永成第11师的加入，声势更盛，对张军形成压倒优势，张军上下“以势穷力蹙，无不垂头丧气”。12日，“讨逆军”分三路向北京发动总攻，张军军心涣散，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至午即败，前此大言不惭“痛快授首”的张勋也没有勇气实践己言，而是仓皇避入荷兰使馆。讨伐张勋复辟的战争至此以胜利而告终。
张勋拥戴清室复辟，是继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之后、民国成立以来又一次企图复行帝制的举动，但其较袁世凯称帝更为短命的失败历程也充分说明，在有两千余年帝制历史的中国，经过了辛亥革命的洗礼，共和民主制优于君主专制已经在短短数年间成为多数国人的共识。尽管民国年间的共和民主制暴露出种种不足之处，名不副实处甚多，但其在形式上的至高无上仍然为多数国人所共认。即便是手握枪杆子的军阀武人，多数情况下对此也不敢公然冒犯。在这样的多数民意趋向之下，无论是建立新朝还是复辟旧朝的复行帝制之举，都不可能成功，张勋拥戴清室复辟事件也就成了君主制在中国最后的回光返照。诚如时论所谓：“霹雳一声，清廷复辟。凡属爱国男儿，无不奔走呼号，以图恢复我灿烂之共和民国。”“报馆为代表舆论之机关，规其主张即知民心之向背。……此次复辟，外埠如沪上、天津、武汉等处，无不以三寸之管口诛笔伐，痛斥叛国，即在张勋势力范围内之北京，如顺天时报、益世报、英文京报等亦皆掉舌挥毫痛詈张勋为逆贼，斥复辟为妄举，此则有外势，故敢怒而又敢言者也。若敢怒而不敢言者，于复辟翌日停版不刊者有十余家，曰东大陆报、公言报、国民公报、大中报、大信报，其余惟北京日报、甲寅报、亚东新闻等四五家，尚如鲁殿灵光，岿然独存，其持论亦是中立态度，无恭维复辟之辞，此可征人心之向背矣。”于此亦可体认，所谓共和民主制不适于中国的论调，更多的时候不过是当政者为把持权力而出于私心的“**”，并非真实民意的反映；相反，对共和民主观念普适性的体认，却是民国成立以后国人思想理念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