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其实力远不能和西方列强相比，然而苏俄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却很快超过了英、美和日本，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晚清以来，西方列强既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所要抵制和反抗的对象，又是中国现代化运动所要学习和仿效的榜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人的学习榜样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巴黎和会拒绝中国的合理要求，给中国知识分子以莫大的刺激。中国知识精英在对西方列强藐视公理愤恨的同时，也对欧美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怀疑。值此之际，苏俄政府适时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强迫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人闻之，备感兴奋和鼓舞。举国上下，洋溢着浓郁的“友俄”氛围。知识界更是交相赞颂，称许苏俄的举动“足为世界革命史开一新纪元”，“为世界外交上树立了未曾有的模范”，“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因为这空前的事业，实在是自有国家这个东西以来，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所不愿做，不能做，不敢做的；又实在是今天全世界的平民，所大家希望的”。
在对苏俄满怀感念的同时，社会主义思潮亦在中国知识界汹涌澎湃。当时《东方杂志》记曰：
一年来，社会主义的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的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
五四时期的刊物，很少有不谈社会主义的。《东方杂志》在当时算是一个保守的刊物。1921年，连《东方杂志》也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译注刊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如此流行，自然与俄国革命的胜利有直接关联。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在救国无门之时，把俄国革命，从一个专制统治下的落后国家，成为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先例，视作中国前途的希望所在。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一个来自西方又批判西方，并申言能解决西方问题的思想，自然容易深入人心。这个时期介绍和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并不限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分子，国民党人中亦不乏热衷者。如胡汉民、戴季陶、徐苏中、林云陔、冯自由等均是。尤其是胡汉民、戴季陶，不仅阅读、翻译，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方法（如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问题。在这样一种社会大背景下，由“友俄”发展到“联俄”、“师俄”，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
孙中山晚年的联俄政策，是其40年革命生涯中的重要决策之一。孙中山的对俄态度，在欧战前后，有明显的转变。欧战期间，他曾深以战后俄国可能进取中国为虑。但当俄国战败、十月革命发生后，孙很快断定俄国有可以为友的条件，并致电列宁祝贺。俄国革命晚于辛亥革命6年，孙中山乐于将中俄两国革命的情形作比较，并密切关注俄国政情的变化，初以俄国革命受中国革命影响而自喜，继又反思何以俄国革命能迅速成功，而中国革命的结果却不能令人满意。孙将俄国革命的理想和中国革命的目标等量齐观，故而对俄国革命抱有亲近和同情之感。这当是孙中山联俄的心理基础。
孙中山联俄的另一因素，是其对革命过程的现实考量。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为了达成其革命目标，向来运用灵活的政治策略和外交手腕。在此之前，孙一方面愤恨列强欺凌中国，一方面又不断谋求与列强结盟，希图从列强那儿寻求道义的支持与物质的援助。同样，孙一方面斥责军阀为中国祸乱之源，另一方面又时常与此派或彼派军阀合纵连横。孙中山联俄亦不无政治谋略的运用。
1920年9月，孙中山派李章达前往苏俄，代表他本人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一项军事合作的协定，请求苏俄红军于1921年春进兵中国新疆、甘肃，接应并援助四川的革命党人，推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李章达直到次年春天才抵达莫斯科。此时苏俄政府也开始在中国寻求支持和合作者，故对孙中山的这一建议，最初的反应比较积极。但未久，孙中山因重回广州组建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为争取国际社会亦即列强的承认，孙中山放弃了寻求苏俄援助的初衷。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1921年12月间前往桂林、广州同孙中山接触时，孙明确表示，他目前不能同苏俄公开结盟，担心过早联俄会招致列强的干涉。甚至到1922年2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接见新任“赴俄全权代表”张秋白时，苏俄方面尚不清楚孙中山是否愿意与苏俄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1922年6月，陈炯明兵变。孙中山刚刚建立起来的广东根据地毁于一旦。孙痛心疾首之余，复而再度寻求苏俄援助。党内同志，如蒋介石等，亦力主联俄。恰当此时（8月26日），苏俄新任驻华全权外交代表越飞致函孙中山，希望与他建立密切关系，并就与张作霖的关系等问题，探询孙的态度。未久，越飞再次致函孙中山，并派军事参赞赴上海与孙中山会谈。此时苏俄的对华政策有双重目标：一方面希望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联盟，一方面希望同北京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设法维护沙俄时代取得的一些在华权益。苏俄希望北京中央政府变成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政府。但北京政府在持续两年的对俄交涉中一直过于重视列强的态度，并在蒙古、中东铁路两个问题上不愿做出让步。由于吴佩孚在当时中国的军阀中颇有“开明”的声誉，又早与苏俄有过接触并表示“亲俄”之意向，且以反对苏俄在远东宿敌日本著称，故在苏俄看来，若以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同吴佩孚的军事力量相结合，建立一个“亲俄”的中国政府，当是最佳的选择。但此前孙中山与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已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对付直系的吴佩孚。苏俄试图促成吴佩孚与孙中山合作反对张作霖。因张作霖的亲日背景，苏俄视之为敌人。越飞曾通过各种努力想使孙中山放弃联张反吴的策略。孙中山则希望苏俄援助他建立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中国的统一。孙打算在中国西北创立军事基地，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希望俄国提供武器和物资。在与国内实力派的关系问题上，孙中山仍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吴佩孚“对新思想感兴趣是不容易的”，而“土匪张作霖是个可以进行加工的‘原料’”。孙表示会劝说张作霖改变对苏俄的态度，但不会同张作霖决裂。事实上，即使在越飞开始同孙中山建立联系，并极力劝说孙吴合作的时候，孙与段、张之间仍在继续磋商共同反对吴佩孚的军事计划并付诸实施。越飞与孙中山，显然各有所图。
越、孙两人在策略上虽有歧见，但基本目标尚无大的冲突，故双方各派代表继续沟通。越飞锲而不舍地在孙中山和吴佩孚之间进行调解，无奈孙、吴双方均无合作诚意。孙、吴的敌对关系，并非因两人的性格、观念之歧异所致。吴佩孚当时颇有“好军阀”的声誉，许多人的心理都深恶奉系，左袒直系。孙中山联奉倒直，实与一般国人的心理相反。舆论甚至认为孙中山“联络张胡子去打吴秀才，未免近于倒行逆施”。而在孙中山看来，直系吴佩孚是当时各军阀中最强横的一个，而且控制中央，直接威胁自己的革命事业；南方反对孙中山的军阀如陆荣廷、陈炯明等都是直系军阀的同盟者或受直系的支持，“擒贼先擒王”，要打倒军阀，便要先从打倒直系下手，奉系既能俯就，不妨暂时与他合作。虽然苏俄方面通过各种办法希望孙中山改变联张反吴的策略，但孙中山始终不为所动，反而一再要求苏俄改变对张作霖的态度，劝说苏俄不要在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冲突中支持前者。
在调解孙、吴合作前景渺茫的情况下，苏俄面临在中国几大政治和军事实力派人物中作最后选择的问题。孙中山从1922年10月开始的旨在恢复南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进展。这使孙在苏俄对华政策中的地位变得愈益重要。大约在1922年底1923年初，越飞开始由助吴联孙，转向弃吴联孙。越飞预期孙中山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北京政府之外的中国的统治者，而吴佩孚所控扼者，仅为河南一省和北京周边一小块地区而已。因此，越飞申言：“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谁是中国事实上的政府，我们应该跟谁打交道。”
1923年1月4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决议，采纳越飞关于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建议。1月17日，越飞前往上海，与孙中山进行正式谈判。谈判的结果，双方达成一项至关重要的协议，此即有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同意维持中东路现状和苏军暂时驻扎外蒙古，越飞则承诺孙中山“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并保证“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孙、越会谈中，双方就孙中山提出的两个军事计划达成了初步共识。第一个计划是：在苏俄给予财政、军事援助下，孙中山的军队先在广东战胜陈炯明，然后从湖南和四川两个方向北伐中原，进攻吴佩孚，然后，入主北京，统一中国，号令各省。第二个计划是前一个计划失败时的应急计划，其内容是：在西北建立一支由苏俄武装的10万革命军，然后进行北伐。两个计划均以吴佩孚为讨伐对象，而以张作霖为友军。这意味着孙中山成功地说服了苏俄，使原有的反军阀斗争方略同新的计划接轨。
为了进一步讨论合作的具体问题，孙中山还派廖仲恺专门陪同越飞前往日本热海进行秘密会谈。会谈结果，苏俄政府同意向国民党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援助，并准备协助孙中山在中国北部或西部建立军事基地。孙中山自然分外欣喜。要知道，当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眼中，孙中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trouble-maker）或梦想家。虽然孙中山一直寻求西方列强的援助，招致的却经常是轻蔑和侮辱。如今，苏俄热情地伸出援助之手。孙中山怀有“雪中送炭”的感念之情。孙中山当时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专访时，深有感触地说：“吾人已对美、英、法或其他列强之协助丧失希望，唯一对南方表现诚意的国家是苏俄。”当记者故意提及苏俄是否民主时，孙中山意态怡然地说：“只要他们愿意协助我们推翻北京，我并不在乎他们是否民主呢！”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
就个人关系而言，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五四前后译介社会主义思潮时，国民党人胡汉民、戴季陶等曾积极投入。中共发起时，戴季陶、邵力子等人曾一度参与。中共创建初期，党内对国民党的态度不尽一致。中共一大决议“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但大会报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又解释说：多数与会者相信，依据中国的现状，“我国的军阀就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共产党需要与其他党派共同行动，以反对共同敌人。这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国民党而发，但当时中共以外的“其他党派”中，国民党显然是最具历史和影响的。
中共成立未久，适逢共产国际邀请中国各革命团体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策划东亚的反帝革命运动。曾经在爪哇从事过工人运动、有过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听到这个消息，很快就萌生了联合中国各革命团体的设想。1921年12月，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会晤孙中山，在那里勾留了九天，与孙中山长谈三次，并与其他国民党要人有所接触。通过此次对国民党的实地考察，马林进一步坚定了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几乎与此同时，列宁向在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表达了同样的意愿。
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最初的反应并不积极。孙告诉马林，他对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做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他还直率地向为马林做翻译的共产党员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在老革命家孙中山看来，五四运动之后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激进小组织，不过是年轻人崇洋媚外和标新立异的表现。中共自然也不例外。
但马林对国民党充满乐观的看法。他在事后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对国民党的状况做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描述，建议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全力去帮助中共；中共力量弱小，与工人运动又毫无联系，最好的出路就是加入国民党，因为只有在那里他们才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马林很快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行。他分别同中共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可能性进行了商谈。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张继等人明确表示欢迎，但中共方面却遇到了阻力。1922年4月6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详细表达了中共方面的不同意见。反对的理由主要有：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革命宗旨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社会信仰全失，永无发展机会；
（四）陈炯明是广东实力派，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中山；中共倘加入国民党，将立即受陈派的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陈独秀还称，上述意见不仅代表他本人的看法，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
中共虽然幼小，但基于其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理念，对老大的国民党并不怎么瞧得起。他们坚持，两党若合作，至少要平起平坐，并且要由中共来负政治指导之责。中共二大专门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以目前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扶助”民主派起来共同打倒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确是必要，“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中共中央还强调，对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应由自己“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亦即由中共来主持。中共显然不愿扮演一个消极、被动的角色。
但是，俄共中央政治局鉴于国共两党力量悬殊，还是接受了马林的建议。1922年8月12日，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来到上海，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并做陈独秀等人的工作。为了等待北京的李大钊和张国焘来上海一同讨论，中共中央的会议延至月底举行。在此期间，孙中山适因陈炯明兵变由广东退居上海，处于极度沮丧、消沉之中。当马林向他转达共产国际决定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孙中山欣然赞成。
获得孙中山同意后，马林又转而对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进行说服工作。8月28-30日，马林与中共领导人在杭州西湖举行秘密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与会者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但当马林以“尊重国际纪律”相责后，反对意见则偃旗息鼓。会议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
中共中央同意后，孙中山委托张继等与在沪国民党负责人商议，并通电国民党相关支部。国共两党领导人终于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达成了初步意向。9月初，经张继介绍并由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率先加入了国民党。
尽管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已迈出了第一步，但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对两党“党内合作”仍存有歧见。维经斯基即担心中共加入国民党后，有丧失自身独立性的严重危险。马林对此坚决否认。他认为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即使存在，也只有与民族主义运动密切合作才能发展。对于马林与维经斯基等人的争论，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采取妥协调和的策略：一方面肯定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中共党员应当加入国民党，另一方面又指出国共党内合作不能以取消中共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一方面要求“全力支持国民党”，准备向国民党提供大笔援助，另一方面又坚持中共要大力组织和争取工人群众，建立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正是这种策略为两党以后的党际关系埋下了无穷的后患。
1923年2月7日，被中共引为骄傲的京汉铁路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武力镇压。北方工人运动受到重创。这对那些一心希望独立发展的中共领导人震动极大。他们开始重新认识孙中山国民党及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价值。同年6月，中共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倾向于赞同马林的观点。在他起草的决议案中承认，因为中国产业落后，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自然不能产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所以，“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但负责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蔡和森和负责工会组织工作的张国焘，以及北方工会组织的代表仍持有不同意见。他们坚持：“在中国没有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能与工人力量的发展相比”，“在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控制工会工作，那里没有国民党的影响”；“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不能扩大他们的影响”。而在马林看来，中共是个“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它的整个工作几乎都依靠外国经费，多数党员没有职业，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要鼓励同志们到国民党中去，并把用这个办法支持国民革命看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绝对不要为此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能在工会的宣传中利用这面旗帜”。因为许多人“害怕共产主义”，而且会“削弱俄国同中国国民党人的合作”。由于“二七”惨案以后，中共党内的情绪已大为改变。马林的主张在党内得到较广泛的同情，蔡和森和张国焘的意见没有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马林最终促使中共三大做出决议：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为什么愿意吸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中华革命党成立初期，孙中山吸收党员本有严格规定。但在袁世凯死后，孙中山为顾及现实环境和联合各方势力，改取较为宽松的“大党主义”组党路线。“五四”以后，为了吸纳更多的青年学子加入其革命行列，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在孙看来，党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何况他此时正处于事业严重受挫时期，急需外援和外力相助。中共作为“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支新生政治力量，其蓬勃向上的活力正是老大的国民党所缺乏的。而且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吸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亦可汲取俄国革命经验，尤其是治党的经验，以振兴国民党。
其次，孙中山“容共”与其“联俄”策略密切相关。孙自然知道，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旨意。想得俄助，自有必要理顺与中共的关系。苏俄方面亦暗示，他们对国民党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对孙中山而言，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受其约束，至少要比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来得有利。在是时孙中山眼中，中共不过是一班“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的群体。据蔡和森回忆，孙中山当时甚至不承认有C.P.的党。孙中山称中共青年“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愚，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且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孙中山还称：“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在孙中山看来，俄之所以愿与之合作，乃在于他有所凭借：“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等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不容讳言，此时孙中山言词间流露出对中共的睥睨之态。孙中山自然不愿与“毫无所藉”的中共对等合作，而只容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服从他的领导。
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和革命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和一个在政治、经济上比西方更平等的改良社会。他不同意在中国实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他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明确声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尽管声明多少含有想要避免刺激列强的意图，但从其前后大量相关言论观之，亦未尝不是其本心的真实表白。在孙看来，中国的国情是患贫，中国人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还不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对立和冲突，所以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缓进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
而中国共产党人则认定社会上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有产与无产等相互对立的阶级，并以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代表自任。在他们看来，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所进行的革命如同俄国的二月革命，而他们则要发动十月革命，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他们坚信自己是当今世界最先进阶级的代表，是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宰，因而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和历史使命感。
当1923年中共党员开始加入国民党时，党员总数不过400多人，而此时国民党党员号称20余万。尽管如此，中共党人不仅没有顾虑可能被国民党吞并或溶化，相反抱有要充当革命动力去推动国民党革命的意图。在中共“新青年”眼中，国民党人的形象已是“老朽不堪”。曾几何时，加入同盟会的革命党精英亦曾是一批急进青年。无奈时代变换的步伐实在太快，不过十余年的时间，当年骂别人为“老朽顽锢”的“少年勇进之辈”，又很快被比他们更年轻、更急进的“五四”少年视为“老朽”。
孙中山固然轻视中共弱小而不愿与之对等合作，而中共实际上更瞧不起国民党。在当时中共新青年眼中，老国民党人是前时代人物，是落伍者，加入国民党，意味着共产党退化。当时共产党潜在的社会信仰群体主要是“五四”知识青年。如以代际来划分，改组前的国民党与新生的共产党大致分别代表了辛亥一代和“五四”一代。孙中山容纳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考虑，即是要将这批“五四”新青年吸纳到他的革命队伍中来。在当时孙中山的认知中，国共两党的分别，一是“老同志”，一是“新青年”。老同志固然疑虑“本党名义被彼利用”，而新青年更担心与老同志合流会失去青年社会的信仰。
当共产国际强迫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后，中共中央谆谆告诫其党员、团员：不要对国民党人“存嫌恶藐视心理”和“不屑与之为伍”的成见，亦不可有“骄矜自炫”的辞色，而应该对他们努力“扶持”、“诱导”和“掖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