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来看，第二次直奉战争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北洋军阀中最具实力的直系在此次战争中惨败之后，吴佩孚力图再起，却挽救不了直系江河日下的颓势；段祺瑞在北京政变之后虽然出山执政，老牌皖系并未乘此中兴。相对后起的奉系和新兴的国民军一度成为主宰北方政局的要角。
冯玉祥在1922年被取消河南督军，转任陆军检阅使，进驻北京南苑，当时一般人均认为是吴佩孚有意与他为难，因为陆军检阅使是一个没有地盘的闲职。冯玉祥本人亦觉吃亏不小。焉知祸福相倚，两年后冯玉祥发动兵变，一举推倒曹吴政权，进而挟制中央，暴得大名，造成了远超过其军事实力的影响，显然与他进据京畿这一特殊的战略性的地理优势有着直接关联。这恐怕出乎当时多数人，也包括冯玉祥本人的预料。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将自己和胡景翼、孙岳的部队改名为“国民军”。国民军的名称，冯玉祥自称是为了表明所部“拥护中山先生主义”，为国为民的意思。但未久，冯玉祥于1924年12月14日又通电取消了国民军的名号，还多次写信给国民军第二军和第三军，让他们也赶快取消国民军的名号。冯之所以取消国民军名义，是考虑到名称与“赤化”的国民党相近，容易招致列强和其他军阀的攻击。随后在李大钊及徐谦的劝说下，冯又认识到该名称便于得到苏俄援助和接近国民党，故在军中没有真正禁用该名，对内仍称国民军。1926年初，国民军处境再度逆转，冯在通电下野的同时，又对外宣告“不再沿用国民军的名义”，但未久，他又分别授予魏益三和方振武以国民军四军和五军的名义。名称的反复，在某种意义上是冯玉祥政治谋略的运用，但也反映了这个时期冯玉祥政治态度的摇摆不定。
国民军在北京政变后自成一系，虽然脱离了直系，但还没有脱离北洋军阀集团。国民军其实是一个松散的军事联盟，其第一、二、三军之间互不统属。冯玉祥虽然一举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但其羽毛毕竟尚未丰满，根基亦未巩固，其实力自不能与踞有东三省丰厚地盘的奉系相比拼。奉系也不把冯玉祥的国民军放在眼里。冯自知不是张作霖的对手，只好以退为进。当段祺瑞入京就职之际，冯玉祥向段提出辞职，并且发表下野通电。段祺瑞明白其心机，极力敷衍他，表示决不偏袒一方。此时段也需要利用冯去牵制张作霖，以免受张的挟持。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顺着两军已成的形势，划定两军的势力范围：以津浦线区域归奉军，以京汉线的豫省及西北区域归国民军。段政府于1925年1月3日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从此国民军主要以西北为地盘，世人亦渐称其为“西北军”。
每一场军阀之间的战争，其结局必然是一次地盘资源的再分配。而在再分配的过程中，往往又酝酿着一场新的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与张作霖联手将吴佩孚打败。战争一结束，奉军与国民军之间在收编直系残兵和地盘分配上的明争暗斗即提上议事日程。1925年上半年，因两军各就其势力范围分途发展，各忙其事，相互之间的矛盾尚未演化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此时国民军自知实力不如奉系，对奉系基本上持一种忍让求安的态度。在此期间，国民军主要向西北内陆省区扩张地盘，而奉系则沿津浦线向东南地区拓展。在此过程中，两军均遭遇到地方原有军阀的抵制。不同的是，奉军南扩所遇到的对手是十分强悍的北洋正统部队，而国民军在西北所遇到的对手则是较为弱小的北洋边缘部队，故相较而言，国民军的西北开拓更具实际成效。
当胡景翼率领国民军第二军进入河南时，与同样觊觎豫省的陕军将领刘镇华发生冲突。1925年2-3月间，战争在胡景翼与刘镇华的部将憨玉琨之间展开，时称“胡憨之战”。战争结果，刘镇华、憨玉琨失败。从此河南正式收并入国民军的势力范围。
战后不久，胡景翼病逝。胡临死前保荐岳维峻继任河南督办。岳接任后，大肆扩编军队，不到半年时间，将国民军第二军扩充到20万人。由于扩编太快，军械粮饷难以为济，加之岳的威信和能力均不及胡，军队战斗力实际有限。
刘镇华兵败后，国民军想趁机夺取陕西的地盘。冯玉祥等一方面电请段政府惩办刘镇华，一方面保荐孙岳任陕西军务督办。但段祺瑞和张作霖均不同意更换陕督。刘镇华败走后，自知无法回陕，电请段政府任命吴新田为陕督。吴原属皖系，又与段氏有亲戚关系。段政府遂于5月1日任命吴新田为陕西督办。国民军的目的没有达到，决定以武力图陕。7月中旬，孙岳的军队与吴新田的军队交火。吴军战败。陕西从此亦为国民军所控制。段政府尽管很不情愿，但也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于8月底任命孙岳为陕西督办。至此，国民军第一、二、三军控制了北京、察哈尔、绥远、河南和陕西的大部分地盘。
国民军的地盘虽然日趋扩大，无奈地处西北，资源贫瘠，仍然无法与占据东三省的奉系相抗衡。加之缺乏出海港口，无法从海外购买急需的军火。这是国民军在地理上的一个致命的战略弱势。自袁世凯以来，强大的军阀派系都集中于中国东部，内地军阀大多势力弱小。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即是军阀的军火战略物资大多仰赖海外进口。远离海岸线，妨碍与外国军火商进行交易，即使自办兵工厂，也遭到同样不可克服的困难，因为外国机器和原材料也面临进口和运输问题。冯玉祥深知自己所处的战略弱势。他一方面将拓展方向指向山东和直隶，企望打开一个通往海外的港口通道，一方面考虑向与西北陆地相邻的苏俄设法。
在苏俄看来，代表英美在华利益的直系吴佩孚失败以后，以日本为靠山的奉系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军阀。与苏俄交恶的日本和亲日反苏的张作霖势力的扩张，势必威胁到苏俄在远东地区的利益与安全。因此，苏俄想通过加强冯玉祥的国民军来抗衡和抑制奉系的扩张。
北京政变后的第四天，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即主动与冯玉祥联系并会谈。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加拉罕和跟随孙中山北上的鲍罗廷又多次与冯晤谈。1925年2月底，冯玉祥邀请李大钊和孙中山的代表徐谦到张家口，洽商争取苏俄援助的具体内容。随后，冯再派人到北京与加拉罕谈判。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次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一面致电吊唁孙中山，同时研究如何应对冯玉祥。苏俄方面综合分析北京政变以来的中国形势，认为国民军已是北方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如援助国民军，对北方的政治局势可能产生良好的影响。苏俄方面希望通过加强冯玉祥的力量，筑起一道反对张作霖和日本势力扩张的防波堤。会议因此决定援助冯玉祥，并拟定了初步的援助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在洛阳和张家口建立两所军事学校，为此组织两个军事教官团，并在一年内拨给100万卢布作为开办军校费用；二是有偿装备国民军。4月21日，在李大钊的安排下，鲍罗廷和苏俄驻华武官、前陆军总司令格克尔将军来到张家口，同冯玉祥商谈具体援助事宜。冯因为可以得到紧缺的军火，同意聘用苏俄顾问，并准许国民党政治工作人员加入国民军，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此后，苏俄军援陆续运抵冯部，两个军事顾问团共计105人也先后到达张家口和开封，分别在国民军第一军和第二军中工作。苏俄顾问不仅对国民军进行战术教练，亦进行政治训练。国民军中设有国民党政治工作机关。从这时起，苏俄在继续援助南方国民党的同时，对北方国民军的支持占有越来越大的分量。
苏俄对国民军的援助，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援助大多是有偿性的，即冯玉祥必须用货币或原料向苏俄换取军火，连运费亦须算清，无偿援助是少量的；二是援助是有条件的，即苏俄要求冯玉祥书面承认外蒙古受其控制，并在国民军势力范围内向苏俄提供租界等。冯玉祥对此虽有不满，但基于军事援助的考虑，只好表示接受。就此而言，苏俄和冯玉祥各有自身的实际利益考虑。苏俄并非单纯从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利益着眼；冯玉祥与苏俄的交往，亦非出于对苏俄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亦有一定的区别。
有意思的是，苏俄加大对冯玉祥的军事援助，不是基于对冯玉祥倾向革命的判断，而是基于相反的理由。其时苏俄驻张家口顾问组组长普特纳认为，如果冯玉祥真是中国北方反抗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运动的代表者，苏俄则无须以物质援助作为操纵冯玉祥的手段；反之，如果冯玉祥只是普通军阀，则其友俄只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俄对冯玉祥的物质援助必须占首要地位，目的是“使其军队一旦无吾人之参与，即不免回复其原来之状态”，这样就可以控制冯玉祥按苏俄的意愿行事。普特纳判断冯玉祥属于第二种情况，认为冯玉祥既往的政治态度反复无常，与国民党的关系也游移不定，对美国有明显感情等。鉴此，他建议莫斯科对冯玉祥采取第二种方案，使冯玉祥在军火上“仰赖我国之供给”，“使该军无我国之协助，其指挥能力即大感缺乏”。普特纳的这一建议，被莫斯科方面采纳。据统计，自1925年4月至1926年7月，国民军从苏俄得到的军事援助共计：步枪38828枝，子弹约460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炮弹约2.2万发，手榴弹1万余枚，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掷弹机10架，炸弹1000枚，指挥刀1000把，刺刀500把，飞机3架，药品若干等，总价值约1100万卢布。
苏俄的援助，使国民军迅速发展壮大。国民军从北京政变时的3个军、4万余人，发展到1926年1月最盛时的5个军、30万人。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京、津、冀、豫、热、绥、察、陕、甘、鲁等地区。尽管如此，苏俄对国民军的援助，仍然无法与日、法、美等国向奉系的军火输出相比。据统计，仅1925年一年和1926年的头两个月，日、法、美三国共供给奉系步枪20.4万枝，马枪1.5万枝，子弹7000万发，飞机4架等；除此之外，英国还给予张作霖500万英镑的军用贷款和给吴佩孚1.5万枝枪，远远超过苏俄给国民军的援助。
另一方面，冯玉祥最初允许苏俄顾问和国共两党宣传员在国民军中设立俱乐部，开展政治工作，但因既畏张作霖之压迫，又深恐于其军中输入共产主义，于1925年11月下令关闭俱乐部，停止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苏俄从军事、政治两方面改造国民军的计划实际没有得到顺利实施。俄共中央政治局亦承认对国民军的工作，成果是不够的。1926年4月15日，俄共中央决定召回在国民军中的大多数教官，5月和6月，又两次拒绝了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冯玉祥所提增加军援的要求，只同意转交按原计划尚未提供的武器和弹药。
北京政变以后，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动向，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和重视。1924年底，中共北京区委分析了北方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冯玉祥的政治态度，确立了争取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和张作霖的策略。李大钊亲自出面做冯玉祥、胡景翼及国民军其他高级将领的联络工作。五卅运动爆发后，冯玉祥数次发表宣言，声称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关税自主，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和支持国共两党在北京地区开展政治活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利用国民军控制北京的有利时机，组织民众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军阀的群众运动。陈独秀认为，国民军有一定的革命倾向，是一支有别于奉直军阀、“较为进步，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是“从旧军阀分化出来的左派，在近数个月中的事实上，已颇表现其反帝国主义反对反动军阀之倾向，并能相当接近民众”。瞿秋白甚至断言，北方国民军的形成，是“中国军阀战争史中最重要的现象”，在“中国军阀之中，居然发现一派较与民众接近的武力——虽然他们不能直接算是国民的武力，然而他们在四围复杂的环境里，全国民众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要求里，不能不如此表示，始终可以说，即使不是民众武力的形成，至少也是军阀武力的崩溃；即使不是民众方面增加一部分武力，至少也是军阀方面减少一部分武力”。因此，“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较重要的关键”。中共注意到冯玉祥国民军与民众的接近，也看到“在国民军政权下，比较容许民众自由”。正是利用这一条件，中共在北方各省组织工会、农会，发动工农运动和反帝运动。中共对此予以肯定。
当然，冯玉祥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亦含有政治谋略和现实利益的考虑。段祺瑞政府虽由国民军与奉系联合扶植上台，但段氏本人更接近奉系。对冯玉祥而言，民众的示威游行，能给段政府形成压力，使段不得不借重和倚靠国民军的力量。由于国民军自身没有独掌和操纵中央政府的实力，必须让段祺瑞维持局面，故对民众的反政府行为有必要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即以不推翻段政府统治为限。1925年11月下旬，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决定策动一场名为“首都革命”的行动，计划以群众起义的方式，推翻段祺瑞政府，然后组织国民委员会，建立革命政权。这是一次大胆的设想和行动，其缘起与北京政变前国民党人策划“中央革命”有些类似，其不同之处是，“中央革命”寄希望于冯玉祥这样的实力派军人；而“首都革命”则借助民众的力量。事前，国民军将领、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表示支持民众的反段斗争，但到事发当日，在冯玉祥的指示下，鹿钟麟改变初衷，不仅下令保护段政府，而且禁止群众集会，并逮捕数十名示威群众，从而使“首都革命”流产。这个时期，冯玉祥的政治倾向明显处于一种游移不定的状态。故中共在肯定他接近民众的同时，仍将其视为“军阀”的一部分，称之为军阀中的“左派”，以区别于军阀中的“反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