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自1900年代后期由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日本开始宣扬，1910年代一度沉寂，1920年代因国民党的改组而再度成为时代思潮之一。与1900年代相比，1920年代的三民主义显然具有了新的内涵。孙中山晚年对其革命理论的阐述相当积极。据统计，从1923年10月11日下令改组上海国民党本部起，到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止，孙中山总共发表演讲42篇、谈话12篇、宣言及文告28篇，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尤其是1924年1月至8月的三民主义系列讲演，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异同作了详尽的阐释，一方面声称“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另一方面他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不予认同，认为马克思以阶级争斗为因，社会进化为果，“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而民生主义相信“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基于求生存的原因而努力使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相调和，才发生了社会进化的问题；民生主义也讲共产，但“我们所讲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更不会用革命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孙中山还批评中共在中国提倡社会主义，是青年人追求时髦，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他认为中国的问题首先是贫穷，不能按照共产党主张的那样马上来均贫富；俄国因其社会经济程度比不上英、美发达，而不得不改行新经济政策，中国更不可能实行马克思的办法。
孙中山自称，在其三民主义理论中，以民生主义最为深奥，但在他逝世前，民生主义尚未讲完。
孙中山逝世后，如何维系党的组织和政治凝聚力，自然摆在了国民党人的面前。为此，国民党召开一届三中全会（1925年5月18-25日），作出两项重要决议，一是接受孙中山遗嘱，以孙之遗教作为党的最高指导原则，要求全党“一致奉行总理遗教，不得有所新创”，“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施方针，更必须以总理自著之《三民主义》为标准”。二是重申1924年8月一届二中全会关于容纳共产党员的原则，训告全体党员：“中国共产党并非出于何等个人之空想，亦非勉强造作以人力移植于中国者，中国共产党乃中国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自然的阶级斗争所涌现之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之组织既系如此，则自不能不为国际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之一部。即使吾人能以人力解散现存之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必不能随之消灭，彼等必将另行组织。故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党者，只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这实际是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历史必然产物。严格说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这一说法与不赞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孙中山之“遗教”已有所悖离。
孙中山在世时，除他本人讲述三民主义外，其他国民党人自然没有资格对三民主义加以阐释。而中共对三民主义的宣传本不积极，而且有所偏重，如规定：“宣传中山的三民主义，应以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大会的宣言、党纲、政纲为根据”；“切戒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作比较，对于民生主义亦不可多作解释”。宣传三民主义而不以孙中山本人亲口讲述的《三民主义》原典为准绳，而以由鲍罗廷起草、孙中山勉强接受的国民党一大宣言政纲为根据，显然是中共的宣传策略。孙中山的那句名言“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其出发点本是为了弥合国共两党分歧，实际却不为中共所认同。1925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党内通告中提到：“在宣传上，我们应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各地可在国民党党员中组织三民主义学会，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解释三民主义。”此后，中共中央在有关决议中又强调“不宜宣传空洞抽象的三民主义，更不要宣传什么建国方略和五权宪法”，“宜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如联俄、联共、拥护工农利益的民生主义”等。
孙中山在世时，其崇高的威望足以慑服党内异议分子。中共虽对国民党的政策时有批评，但两党基本上没有在意识形态上公开对峙。孙中山去世后，这一局面被打破。最先从意识形态上向中共挑起论战的是戴季陶。
戴季陶是国民党人中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劳工问题的人，曾将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译为中文。上海共产党筹备发起时，戴季陶是参与者和赞助者之一。当孙中山决定“容共”时，戴担心“存留两党籍”将“启他日之纠纷”。国民党改组后，戴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但几个月后，戴季陶辞卸一切党政职务。他自述其辞职的原因，主要是对“容共”之后的国民党充满悲观。他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叙述其经历说：
三月二十九日，祭黄花冈归，与平三（引者注：指谭平山）及香凝夫人同车到廖宅，是日所感特深，乃将数月来潜藏于胸之意见，尽量言于平三。弟（引者注：戴氏自称）云，今日最能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而国民党旧同志之腐败退婴，已无可讳；然今日中国之需要，则又为一有力之国民党，共产党人亦既承认之矣。若于此日，共产党之同志，能牺牲其党籍，而完全做成一纯粹之国民党，使国民党中，不致同时有两中心，然后一切纠纷，乃可尽除。而组织工作，乃不至受此无形的障碍。此日之谈话，在弟可谓尽吐露胸中积愫以相劝矣。平三云：此事现在绝做不到，两党之合作，能至何时，现在亦殊难逆料，将来总有分离之日。今日欲共产党抛弃其党籍，则绝不可能。平三为此说时，其决心与诚意，现于眉宇。弟之苦劝既无效，而对于党事前途之悲观，亦遂加严。盖一方则旧日同志，绝不觉悟，不合群，不努力，一方则共产党之扩张发展，日进无已；而党之基本政策，又造成一含混不清之局，组织则有两重纪律之危险，宣传又有两重理论之困难……至是而弟决然辞去一切职务，赴沪之意决矣。
戴季陶赴沪半年间，对国民党党事不复闻问。直至同年11月17日，孙中山北上过沪，始以日文秘书名义，随同北上。孙中山病逝后，戴季陶感到必须迅速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立为国民党的“思想中心”。1925年5月，戴季陶由北京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会上，戴极力宣传他的这一主张。未料遭到来自左右两方的反对。国民党老同志担心“树立此政策为帮助共产党人之举，群起而反对之”，而共产党人亦有异议。据戴季陶推测，共产党方面可能担心“树立一思想之中心，则今后国民党将以一独立思想为基础，而不能为共产主义之思想所同化”。全会经数日之争论，最后仅通过几项在戴季陶看来是“不左不右之决议”。戴认为，党内各派尚未明了孙中山思想之精髓，从而影响全党在思想上的真正统一。鉴此，他在广州会议期间撰写了两篇文章：一是《民生哲学系统表》，一是《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戴季陶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理，全部包含在民生主义之内，其全部著作可总称为“民生哲学”；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目的相同，而哲学的基础和实行的方法完全不同。戴声称，自同盟会以来，革命党常患幼稚病。民国成立后，老一代患幼稚病的革命党逐渐老衰。欧战以后，社会革命潮流冲入中国，后起的革命青年茁壮成长，将老衰的革命党注入一些新血轮，才生出一种活气和生机，但同时又生出一种新的革命幼稚病。孙中山由于受到老革命党的老衰病和新革命党的幼稚病的双重刺激，“活活气坏了”。
戴氏似乎站在“中派”的地位立言，既不赞同冯自由等国民党老“右派”的看法，也不认同共产党的急进主张。他申言：
我们所以不认阶级斗争为革命唯一的手段的原故，并不只是在国民革命时代，为维持联合战线而糊涂过去。我们是认为在阶级斗争之外，更有统一革命的原则。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这一种病态既不是各国都一样，所以治病的方法，各国也不能同。中国的社会，就全国来说，既不是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就不能完全取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更不能等到有了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才来革命。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所以我们是要促进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知难行易说在革命运动上的意义，便是如此。并且就事实上看，我们中国数十年来的革命者，并不出于被支配的阶级，而大多数却出于支配阶级。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面，除了生活能够自如的人而外，实不易得到革命的知识。所以结果只是由知识上得到革命觉悟的人，为大多数不能觉悟的人去革命。……革命是由先知先觉的人发明，后知后觉的人宣传，大多数不知不觉的人实行，才能成功的，并且革命的利益，全是为不知不觉的人的利益。
戴季陶认为，由于革命是“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人，为了“不知不觉”的人的利益而革命，也是“要治者阶级的人觉悟了，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在资本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地主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农民阶级的利益来革命”，革命的意义是利他的，而非利己的。所以，他认为“仁爱是革命道德的基础”，“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
戴氏的《民生哲学系统表》和《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两文，主要从“哲学”的层面阐述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认为前者讲“仁爱”而后者讲“斗争”，对孙中山反对阶级斗争的思想作了一番阐发。
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后，戴季陶于1925年6月离粤返沪，在法租界白来尼蒙马浪路慈安里设立“季陶办事处”，继续闭门从事理论著述，其成果是另一本名为《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
在这本小册子里，戴氏开章明义提出：“凡是一个主义，必定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一定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要图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戴氏所强调的独占性和排他性，自然是以中共为对手。他声称：“我们今天在国民革命进程中，为农民工人而奋斗，绝不须用唯物史观做最高原则，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绝不是革命者所应取的途径。”戴氏虽然也批评了国民党右派之“糊涂”，但矛头主要指向共产党。他指责中共在国民党中扩张组织，排拒非C.P.,操纵国民党；“心里想的是共产革命，口里说的是半共产革命，手上做的是国民革命”；“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他自己本身组织”，“只单纯地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和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是一种齐天大圣对付牛魔王的“寄生政策”。戴氏对共产党时常批评国民党也深表不满。据他观察，自改组以来，国民党的机关报从没有对共产党作过任何中伤、挑拨，从不曾发表过有损共产党信用的言论，而作为友党的共产党，却总是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政策和国民党的领袖，败坏国民党的信誉。
戴氏认为“党内合作”这种形式对国民党十分不利。他说：“一个大团体当中，包着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尽力地发挥他的组织力和排他性，旧的细胞是失了生活力，新的营养又被小团体尽量的吸去。这样一个畸形的团体，真有无从整理之苦。”他认为两个团体混在一起，必然互相排斥，不如国共两党“联合组织一个共同的最高干部，处理关于国际的问题，和对付共同的敌人”。戴也承认中国共产党人“真是为民众的幸福而奋斗的勇士”，他们虽然利用国民党，但其“目的很纯洁，心情很高尚，他们所企图的，是在中国社会的急激的进化”。但是戴氏认为，中国落后的经济和低微的文化条件还不具备实现中共理想和计划的可能性，时代还不需要共产主义。因此他劝告共产党人把三民主义认做唯一的理论，把国民党认做唯一救国的党，诚心诚意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不然的话，“你们就真正组织起一个工党，或者把你们自己的党拿出来”。戴季陶同时号召国民党党员也组织起特殊的团体与中共相抗衡。他说：“中国国民党中，已经有了一个很坚固而秘密的C.P.和C.Y.的小团体，如果我们真正的三民主义信徒，没有特殊的团结，深刻的觉悟，严密的训练和组织，是一定不能完成国民革命大事业的。”
戴季陶自称该书“把人所要说而不能说、不愿说、不敢说的话，替大家说了出来”。在此之前，国民党内反对“容共”者虽不在少数，但公开著书立说，用文字系统表达出来者，戴氏当属第一人。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戴季陶，忽然以“孙文主义”阐释者的姿态，在短期内连续发表一系列激烈批评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的言论，无异于替国民党内怀疑和反对“容共”政策的党员树立起一面政治旗帜。正如李云汉所言：“戴季陶的理论，已隐然形成了一股潜在的反共力量”，“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及反共运动的酝酿，莫不深受戴氏反共理论的影响”。一时间，戴季陶的文章和小册子在国民党内广为流传。《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在短时间内即发送完毕。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鉴于前来索书者仍源源不绝，不得不在《广州民国日报》上接连数日发表“已无存书”的布告，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在国民党内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戴季陶深感欣慰。但他对国民党右派利用他的言论作为攻击共产党的武器，十分不满。他认为自己的初衷是为了救国民党，而右派的目的则是“反革命”。他不愿看到那些“真正之反革命者，欲利用我之理论，而达其目的”，曲解其观点，给共产党人提供更多的批评口实，申言自己本“欲为三民主义作一忠实的拥护者，其结果只为反革命者供资料供谈助，事之伤心宁有甚于此者乎？”戴季陶还指责国民党右派“不顾大局，不明事理，不知时代之关系，不解革命之意义，更不听我苦心孤诣之劝告，与痛哭流涕之批评，反欲借我彻底的为国民革命而发之理论与实际政策，达其反革命之目的”。
鉴于戴季陶论著的广泛影响，中共自然要奋起反击。陈独秀斥责戴季陶在理论方面“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在态度方面，“以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不是促进国民党而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一时间，中共机关刊物发表大量文章，对戴季陶口诛笔伐，把他列为与帝国主义、军阀同等罪恶的“反革命右派”。在中共猛烈的文字围剿下，戴季陶几乎没有回击的余地，但戴氏却亦因此而声名大振。“戴季陶主义”的称呼亦因之而出笼。
按照戴季陶原定的写作计划，《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分前、后两篇，已出版的只是前篇。在共产党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发出通告，予戴季陶以严厉批评，并下令销毁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其后篇也就胎死腹中了。
就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出版前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工人、农民两部部长、国民政府委员、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廖仲恺于1925年8月20日遇刺身亡。廖案的发生，显示国民党内“容共”与反共之争，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廖仲恺本系华侨出身，早年受过西方教育，27岁时参加同盟会。“五四”前后，廖氏曾热心于以土地分配为中心的经济、社会问题之研究。孙中山酝酿改组国民党时，廖仲恺是“联俄容共”政策的热心推动者。国民党改组后，廖对农工运动积极支持，对中共党人颇为信任。反对“容共”和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人对廖颇不谅解，甚至视廖氏为共产党员；而廖仲恺在言论上时常流露出对一部分老同志的不满，亦是招人怀恨而致杀害的一个重要原因。
廖案发生后，原来长期聚集在广州坚持反共和反“容共”政策的一批国民党员因恐受到牵连，大多逃离广州。国民党高层人事也随之发生变动。汪精卫的政治竞争者胡汉民和蒋介石的军事竞争者许崇智相继被排挤出局。广州出现了汪蒋合作的局面。整个国民党中央日显左倾。鲍罗廷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更为加强。当然，这只是现象的一个侧面，另一侧面则是国民党内排拒共产党的右翼力量亦在进行新一轮的聚集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