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相距仅3年，两者引发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契机几乎是同一的。考察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发现两党的党员构成和社会基础，其实并无太大差异。两党党员大致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其主体均是五四知识青年。当时北方报界已注意到：“南方政府大可算是青年政府，南方军队大可算是学生军队，所以学生们在南方，可说是时髦之至。宣传主义用学生，侦探军情用学生，图谋内应用学生，组织政府也用学生。”南方党军与党政府各机关中，“差不多俱无四十岁以上的人”。
由于中共在知识青年中的吸引力远比在工人中的吸引力为大，中共早期在知识青年中发展组织工作，比在工人中发展较为顺利。李一氓回忆，北伐前后，整个中国共产党都还很“学生气”。当时中共党员之间互称为“大学同学”，而把青年团员称作“中学同学”。连中共中央通告中亦称“各级同学们”。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则称“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这些称呼虽含有“暗语”意味，但仍然可以体察当时充溢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中的“学生气”氛围。这个时期知识青年在中共党团组织中扮演着领导者、组织者和启蒙者的角色。
当国民党一大宣布改组时，北洋旧阵营一方的舆论宣扬国民党“赤化”、“过激”，而在“新青年”一方，却嫌国民党不够进步。国民党方面反对国共合作的，主要是一批“老同志”。从冯自由到“西山会议派”诸人均是。这其间实不无代际冲突的因素。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倚赖的主要不是元老派，而是党内的少壮派和中共新青年。对国民党元老派来说，眼见这些后进少年轻而易举跃居党内高位，难免心有不服。在国共合作初期，像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这批国民党少壮派和中共新青年相处尚属融洽，多被中共视为左派或中派；而被中共视为右派的，则多是国民党内的“老同志”。中共最初在国民党内的斗争矛头亦主要指向“老国民党员”，认为只有将那些“国民党老朽”清除出去，才能组织一个新国民党。
在国民党内部，“老同志”和少壮派之间亦不无冲突。国共之争和国民党内部的左右之争最初几乎表现为老少之争。如国民党改组后不久，戴季陶即已深切感受到国民党旧同志与共产党新青年之间的差距：“今日最能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而国民党旧同志之腐败退婴，已无可讳。”戴于失望之余，愤而辞卸党内一切职务，一度不复与闻党事。此时年近四十的蒋介石，亦常流露出对国民党“老同志”的不满，如他曾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公开指责：“许多老党员，应该知道他自己已是暮气沉沉，差不多已成为古董，只能陈列着，不能有什么实用。现在最革命的差不多都是青年分子。”蒋在致张继的一函中甚至认为：“总理革命四十年而未成功，其原因甚多，然亦未始非一般老同志从旁掣肘，使总理不能径行其志之所致。”蒋在私下场合更是埋怨：“本党老同志实不行也。”李云汉认为，廖仲恺被害的一个主要原因，亦与他时常流露出对国民党老同志的不满而招人怀恨有关。
由于革命是青年人的事业，故青年最革命、最能奋斗之观念，渐成为国共两党的共识。与此相对，“老”也就于无形中成了“老朽”、“保守”的代名词，以至于与“老”字相关的称谓，都难免暗含贬意。如“西山会议派”即指责中共将孙中山称为“老革命家”是别有用心，不怀善意。邹鲁指出：“犹记十三年冬，共产党在广东编平民学校教科书，称总理为老革命家，革命家而下一‘老’字，何等深刻！……其消灭本党的阴谋……可于此见出。”
青年学生既被认为是最革命、最能奋斗的一群，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政党竞相争夺的对象。五四前后的中国都市社会，正游离出一大群“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就业无道、谋生乏术、前途渺茫而对社会现实产生疏离和不满情绪的中小知识青年。他们自然也成为国共两党都想吸纳的政治资源。这个时期国共两党的有生力量正是这批中小知识青年。
以往研究者认为，国民党改组后，大量吸收农工党员入党，使农工党员占有很大的比重，其论据多举1926年12月广东省国民党党员的职业统计为例：农民约占40%,工人占25%,学生占25%,商人不足10%,其余军、警、法、政、自由职业及其他人员共占百分之几。值得注意的是，广东虽是国民党改组的首善之区，但其党员构成在当时全国国民党党员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资料显示，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以后，虽是多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但其党员主体一直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又主要是青年学生。
国民党改组之初，在全国各地开展党务的主要是知识青年。据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5月25日报道：“国民党自改组以来，组织日益完备，主张日益鲜明；国民了解了国民党的内容，因而挺身加入者，据现知概数，已达百万以上。其中最占多数者，就是知识阶级之学生；学校中也有党部、党团之组织，至少都有几万党员活动。国民党与学生间之界线，已连成一气！”该报道所称国民党当时已数愈百万无疑夸大，但它所描述的青年学生群相涌入国民党的情形，能得到其他史料的佐证。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时，在12个已知党员成份的省份中，学生党员超过半数的有7个省份。谭平山在二大所作的党务报告中说：“各地多未注意本党在各种群众中的平均发展。党员多集中于城市，且多属于智识阶级。"1926年2月，鲍罗廷在联共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的报告中亦谈到，国民党党员主要是城市青年学生。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两湖农工运动迅猛发展。但此时湘鄂两省国民党党员以知识青年为主的格局一时并未被打破。1926年10月国民党湖南省省党部报告，该省党员的吸收，多囿于知识分子。1927年1月湖北省省党部报告，该省国民党的基础“建筑在青年学生上面，还没有深入工农群众”。出席该省第4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大多数是学生。
这种现象并非湘鄂两省所独具。1927年1月吴倚沧在有关国民党现状的报告中谈到，此时国民党党员人数超过100万，内中学生最多，占26%,其次为军队，占23%,自由职业者占12%,工人占11%,农民占9%,商人占3%,其他占16%。农、工、商党员合计尚不及学生党员所占的比例。而学生党员按比例推算，多达26万人。依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程度估测，这一数字不无夸大，但青年学生在国民党党员中所占比例最大，当无疑义。以往论者以广东一省党员的构成来例证国民党党员以农工为主体的说法显然以偏概全。有人对那时的国民党党员形象作过这样一番描绘：
一个穿中山装的雄纠纠的青年，不可向迩地直率并且激烈，铁面无私地纠弹这个，打倒那个，苦口婆心地这里演说，那里致辞，席不暇暖地上午开会，下午游行，拿的薪水总是只够糊口，交游的人总是面有菜色，居住的屋子总是只看见标语不看见墙壁，他们的行踪总是马策刀环游移不定。
这里所描述的正是一个率直急进的青年学生形象。知识青年群趋入党，蔚为1920年代一大独特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五四爱国运动激发了一代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在时代大潮的呼唤下，知识青年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积极主动投身于政党从事政治活动；另一方面，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后的积极表现，使各政党认识到青年学生是一种大可利用的重要政治资源，亦主动挟其主义学说渗入学界，竞相争取和汲引这一股新生的社会力量。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帜着一个主义时代的来临，各种外来新思潮的涌入，促发了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的信仰，因怀着对主义的信仰而群相加入政党。当时舆论指称：“现在的一般青年，未免太爱学时髦了……不谈政治则已，一谈政治，至少也要共产主义，再不然，还要无政府主义。"1927年2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对部分青年学生的政治信仰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青年学生信仰“主义”的热情甚高，“他们如果不研究主义，没有主义的信仰，人家说他是书呆子，甚至于给他一个‘时代落伍者’的头衔……于是大家都立意做一个‘新青年’,做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越‘新’越好，愈‘进步’愈好。”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因为此时（1926-192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已过去，而“主义的时代”却并未结束，至少在那时城市知识青年群体的社会时尚认同中，“新青年”和“进步青年”的标准和表征，仍以信奉主义为归趋。而且在崇洋趋新的风气下，主义愈新，对“新青年”愈具有吸引力。1927年2月的调查还显示，“新青年”们信奉的主义非常庞杂，而且大多对所信奉的主义之内涵相当模糊。调查中发现，不少“新青年”自称信仰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但对这些主义实际并不甚了解，甚至对不同主义之间的概念亦混淆不清；他们大多声称曾经信奉过多种主义，或同时信奉多种主义。如其中不少人自称同时信仰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自然与孙中山强调“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以及当时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有关，但仍然反映出当时“新青年”们信仰的模糊性。广东省党部这次调查的对象多为中学毕业或肄业生，也有少数大学生。调查者称他们为“有些智识而又没有充分智识的青年”。实际上，这个时期国共两党的基本队伍正是这批“有些智识而又没有充分智识的青年”。虽然未见这个时期国民党党员教育程度的直接统计资料，但据稍后的间接资料推测，这个时期国民党党员中人数最多的是一批受过中小学或私塾教育的青年。
这批知识青年何以会成为20年代国共两党的基本力量？除了“五四”前后的政治思想和社会背景外，有必要把这一问题放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其中最应注意的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比较科举制度和近代从西方引入的新教育制度，可发现科举体制有一种为后来新教育制度所不具有的消解读书人政治参与压力的机制。在帝政时代，正式编制的官僚队伍的数额有限，每年通过科举晋身仕途的人数更有限。在读书人以入仕为圭臬的时代，候补入仕人数与官僚数额的悬殊，势必会形成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然而在科举制度下，有一种自我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有效机制：一方面是官绅分流，使大部分读书人以“绅”的身份居于民间，给以优越于平民百姓的特殊地位，使读书人入仕之途大为舒解；另一方面，科举取士没有年龄限制，使读书人感到仕途之门始终为他们开放，入仕的机会和希望始终存在。在这种心态下，即使屡考屡败，依然对下一次成功充满着无限的期盼，虽有个别科场失意者可能会产生对现存秩序的不满、疏离甚至反叛，但读书人群体性的社会不满和反抗性的政治参与压力难以形成。
科举废除后，新的教育体制既丧失了科举体制的儒学内涵所具有的社会凝聚和整合机制，也不具备科举体制所特有的那种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功能；而新学堂对读书人的批量生产，远大于私塾书院时代的师徒传授的产出。新的教育体制本与近代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对各类人才的大量需求相适应，当新学堂取代旧科举后，知识分子的数量大大膨胀，而近代化进程的迟缓导致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并没有得到相应扩充。加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惯性，政界仍是多数知识分子的首选目标，从而形成比帝政时代远为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
到五四时期，经新学堂十几年的培养，新一代知识分子队伍已相当壮观。据统计，在五四前夕，全国共有公立学校52650所，学生约450万人，与1910年相比，学生人数增长了3倍。以中学而论，1915年全国共有中学444所，学生69770人；到1923年增至738所，学生多达118548人。此外，大学生和国外留学生人数亦达数万人。而那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尚无法提供足够相当的职位和就业机会来吸纳源源不断从新式学堂和国外留学归来的知识青年。因此，在五四前后，中国都市社会集聚了一大批因就业无道、谋生乏术、前途渺茫而对社会现实产生疏离和不满情绪的知识青年。据1916年对1655名回国留学生就业情况的调查，其中在家赋闲者多达399人。留学生尚且大量失业，一般中小学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谋职之难，更可想而知。
这一情形随着国内政局的混乱和恶化而加剧。1926年11月，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说：学生无路可走，已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社评指出，民国以来，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每年以数千计，各省中学毕业学生每年以数万计。对于大学专门毕业生，“国家无最高学府以养成之，社会无学艺机关以奖进之，甚至以教员终身，亦复为饥寒交迫。其大部分欲投身社会者，则政府机关肥美重要之差缺，大小人员概都与军政要人有连，绝无容纳学校出身人才之余地；闲散职位为数无几，幸而得之，亦复枵腹从公，等于坐毙；至若私人机关，本属寥寥，而当事人物大都脑筋陈旧，厌恶学生，不但非技术人员不肯录取学生，即技术人员亦不乐用专门。故每年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除有父兄特别关系者外，欲循正当轨道，以求容纳于社会者，百不得一。若夫中学毕业学生，除一部分进入专门大学者外，更无消纳之处。”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中小知识分子人数最多而境遇最差。1923-1924年前后的统计显示，中学毕业生能继续升学的只占19%-20%。这就是说，80%以上的中学毕业生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或因自身学力等因素而不能升入大学或出国留学，自然也就失去了跻入上层知识精英行列的机会，但他们对社会承认的期待和往上爬升的愿望非常强烈。他们因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而不愿认同于普通民众和甘居社会下流，但他们的知识、学力和能力又无法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谋得一个相当的职位。他们一方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会地位不稳定而产生莫大的心理失落，同时又因目睹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败落和衰颓而心怀不满。这双重的失意、焦虑、无望乃至绝望，使他们很容易被某种意向高远，甚至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政治理想所吸引。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识，自然也最易在这一处于游离状态的知识青年群体中蕴育而生。《大公报》指出：“试问此每年递增数万以上之毕业学生，欲求学不可得，欲作事不可能，生机断绝，路路不通，予以相当之知识，迫以及身之饥寒，当年富力强之时，正心粗气浮之际，其心理若何？其愤慨若何？故在今日学校出身之失业青年，对于现在社会上政治经济之组织，咸怀极端不满之意。苟有可乘，便思破坏者，与其谓为思想所激，毋宁谓为生计所迫。近来南北学生，纷纷投效革军，冒白刃而不辞者，其数日多……每年加增数万知识阶级之失业者，即无异每年加增数万知识阶级之革命者。民国十五年矣，以抽象的统计，此种知识阶级因生计而迫于过激者，已在数十万以上。”
正因为此，这个时期学运、学潮的主力军是青年学生，国共两党的有生力量也是青年学生。黄埔军校前三期通过考试选拔入学的两千多名学生中，其学历大多是高小和中学文化程度。1919-1927年间，全国学运、学潮有57%发生在中学（含师范学校），大专和小学分别为38%和5%。
中小知识青年与上层知识精英相比，其学识能力毕竟稍逊一筹，故而在时代大潮中，他们一般不能成为领潮者，而只能扮演随潮和追潮者的角色。他们常常踵从于上层知识精英之后。当各种主义流行时，也难免盲目从之。其时即有人指出：“一般青年多数只晓得空口谈主义（其实恐怕谈主义的资格都不够），一味盲目地跟着人家跑，究竟主义是什么东西？哪种主义适合国家社会目前的需要？……他们通通不暇顾及。”这里所流露的正是上层知识精英对中小知识青年的看法。在前者看来，后者连“谈主义的资格都不够”。
五四以来，白话文运动对中小知识青年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增长，其作用实不可低估。白话小说最大的读者群和白话文运动的最大支持群体，正是那些介于上层精英和下层大众之间、“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知识青年群体。以往只有熟读文言或洋文者才能跻身于新旧精英行列，如今却做白话文也能与上层精英们一比高低。
不过，对广大中小知识青年而言，更大的机会，或许还是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共的成立。要知道，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一直到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实际上均是新旧上层精英在唱和，中小知识青年无缘也不够资格参与。当孙中山宣布改组国民党，国民党宣布要面向大众，由一个封闭型的精英组织改组为一个开放型的群众组织时，试想这对中小知识青年们来说，该是多好的一次参与政治和跻身精英之途的机会啊！国民党党章规定：“凡志愿接受本党党纲实行本党议决”者，均得为该党党员。这意味着只要愿意接受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即使普通民众也可以加入国民党，与一些先进的上层精英互为同党，互呼“同志”。不过，真正下层的工农大众若非知识分子们“回到民间”去做耐心细致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不会主动来投奔国民党的。因此，真正积极主动投入国民党怀抱者，大多是那些“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青年们。
再者，国民党改组以后的党纲决议，已是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不再像《民报》时代那样深奥费解，也迎合了中小知识青年的文化程度。尽管孙中山个人对白话小说和白话诗文并不欣赏，但这并未妨碍他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人运用白话文作为唤起民众的工具。李剑农指出：“辛亥以前的革命党机关报的《民报》，连高等学堂的学生都有读不懂的（特别是章太炎的文章），现在的高小毕业生——让一步说初中毕业生——大概都可以读懂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白话经典了罢；这种最低限度的效果，恐怕就是中山也不能不承认。”这些能读懂孙中山白话经典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正是这个时期国民党的中坚力量。
本来，对中小知识青年而言，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辩证法、唯物史观等不免过于深奥，但这个时期这些马恩经典原著尚未译为中文，他们不可能也无须去读。他们所接触到的至多不过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参与中共创党的陈公博谈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通俗晓畅的语言文字对阶级斗争学说所作的简单明了的解释，正迎合了中小学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们的脾胃。不过，中共是一个严密的列宁主义政党，对党员要求有坚定的信仰、坚强的个人品质和铁一般的纪律约束，而且在当时一般国人的心目中，共产党有如洪水猛兽，所谓“父子之亲不认，夫妇之情不顾，打倒智识阶级”乃至“共产共妻”等种种流言，令一些人畏避三舍。即当国民党“联俄”“容共”之后，外间传闻国民党已“赤化”时，孙中山亦未敢等闲视之，发动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四处辟谣，唯恐影响其“清名”。故此，这个时期中小知识青年加入国民党者远比加入共产党者为多。
中小知识青年群趋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是一个有历史、有领袖、有势力、有地盘的政党，自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国民党在广东一隅已是一个执政党。这对一个谋生无道的知识青年来说，加入国民党，或许能为自己的“饭碗”带来一线希望。当黄埔军校第1期招生时，投考资格限定在高小毕业并入过中学1年以上，或具有相当程度者，正适合众多中小知识青年的条件。计划录取324人，结果报名人数多达2000多人，最后录取500余人。这固然说明“五四”以后青年学生们热心国是，不过也未尝不可视作知识青年就业竞争激烈之反映。这个时期的其他资料也显示，确有不少知识青年是出于谋生的动机而入国民党者。当时广州除黄埔军校外，国民党还办有各类名目的养成所、训练所和讲习所，招收中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入所短期培训后，分配从事工运、农运和政治宣传等工作。他们入所受训，固然不乏投身革命的热情和愿望，但也兼有谋生求职的个人动机。1927年《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刊有多名知识青年写给编辑的信。他们毫不讳言自己离开家乡至广州加入国民党，带有“糊口”的动机。一位名叫“亲先”的国民党青年，自称曾在“训育所”毕过业，也曾在“宣传所”念过书，还曾领导千百个群众参加过革命运动，但他为无法养活自己而焦虑。他声称自己本是个“革命热”的青年。他说：“依着总理遗嘱，含辛茹苦，继续冲上革命战线去努力吗？固所愿也，然而哪里有养活臭皮囊的经费？”他指望组织上能给他一个噉饭的处所，以解决其基本的生存问题，但他又叹息“国民党太膨大而无严密之组织，决无能力以分配同志担任工作而解决其生活问题也”。据他所称，有不少与他同样境遇的青年同志在找不到噉饭处所的时候，埋怨国民党不能解决党员的生活问题，进而埋怨国民党无能。这意味着国民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小知识青年政治参与的欲望，却一时难以满足他们入党谋职甚至入党做官的意愿。中小知识青年的纷纷涌入，一方面大大强化了国民党的党势和声威，但随之而起的是对国民党构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这种政治参与压力对国民党的影响将在以后较长时期内呈现出来。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自成立时起即将其注意力投向工人运动，继而又扩大到动员农民。不过，在实际动员过程中，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所接受，尚值得探讨。《向导》周报曾刊登一封署名“冬原”的读者来信。来信以“冬原”家乡的情形为例，说明农民不仅看不懂《向导》，也买不起《向导》，进而指责《向导》与其说是给无产阶级看的东西，还不如说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信中说：
如贵刊者，实在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我们苦人不但看不懂，买也买不起了。所以我要问你们：你们是希望资产阶级觉悟让步，而尽量地给他们《向导》看呢？还是主张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而尽量地给他们《向导》看呢？……里面虽写着“工人、农民、兵士们！起来！起来！”等话，但我老实告诉你们……他们买一块豆腐要吃惊，更说不到买《向导》了。因为《向导》究竟是废纸，包油条的废纸。他们并没有听着你们叫；他们也未曾看着《向导》这样的东西。你们的文字太深了……你们那些“列宁”、“马克思”、“实际”、“封建”、“军阀”，他们确实看不懂。比较看得懂的，是“共产”两字。你们想，这是多么恐怖的“共产”!所以你们现在既不瞎想帝国主义让步，却偏偏又要受过很好的教育的朋友才能看得懂的东西，需要革命而不知革命为何物者却偏偏不能给他看懂。这是一个什么的向导？
这封读者来信颇能说明当时中共精英在意识形态社会化过程中的“自说自话”。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两不搭界。启蒙者实际上是在对自己臆想中的被启蒙者布道，而真正的被启蒙者浑然不觉。《向导》周报并非免费赠阅，每份定价6分，对当时的农民来说，10文一块的豆腐已不敢问津。更重要的是，《向导》周报的文字非中等文化程度者不能看懂。1920年代初的江苏南通，在张謇主导下大力发展实业、教育，以“地方自治”著称一时。即使在南通这样开风气之先的地区，其民众识阿拉伯数字者也不过百分之二三。试想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连阿拉伯数字尚且不识，遑论“列宁”、“马克思”等洋导师以及“狄克推多”、“苏维埃”、“帝国主义”、“军阀”等洋名词了。
实际上，那时的革命者未必不知他们所要唤起的民众之接受能力。1926年4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一本名为《我们今后怎样工作》的小册子，要求每个党员必读。在这本小册子中，中共中央鉴于过去宣传口号提得过高，未能深入群众，提醒今后的宣传要顾及群众心理，适合群众要求，“群众有时很糊涂，我们便不能太过聪明，使他们离开我们，这时我们不妨也随着糊涂一点，引导他们由糊涂的路走到聪明的路。”此时的革命知识分子自以为比“糊涂”的群众要“聪明”，显然自我感觉良好。唤醒民众，启蒙民众，是“五四”后革命知识分子自任的一大使命。但如何唤醒？如何启蒙？显然还处在摸索之中。《向导》周报在答复“冬原”时亦承认：“不用说卖钱，不用说《向导》式的文字，即使用极通俗的言辞，无代价的向农民去说，他们也不愿意来听，即来听亦难使他们了解……可知革命的理论是一回事，革命思想的通俗化又是一回事。”“《向导》之不能通俗化，我们是承认的，然而中国革命中万分需要《向导》一类的刊物，这应该也是公认的事实，顾此则失彼；《向导》既然担起指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责任，自不能兼顾通俗化……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共产主义的经典，然而一般工人又何尝能看懂呢？难道马克思也是希望资产阶级觉悟让步，而著作《资本论》给他们看吗？不过他方面革命思想之通俗化，亦是刻不容缓的事。本报读者来信亦常有提及之者。”
《向导》周报以“中国革命中万分需要《向导》一类的刊物”为由，认为不能“顾此而失彼”。这实际透露出《向导》在工人农民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潜在的读者群。这个潜在的读者群正是广大的中小知识青年。据1925年4月青年团广州地委的报告，《向导》“在广州只知识者看，一般工农群众一因国语白话，二因意义深奥，很少看得明白”。除《向导》周报外，那时广州青年团还办了一份《平民周刊》。广州团委承认，该刊虽名为《平民周刊》，但“阅者多非平民，故宣传意义，不外对非平民说：要注重平民教育”。
“对非平民说”，恐怕是这个时期中共宣传刊物的共同特征。《向导》式的文字无疑适合那群趋新崇洋的“非平民”的知识青年的胃口。中共上层精英担心，《向导》周报和《平民周刊》若真通俗到能让普通工人和农民看懂，又恐失去这群知识青年读者。“顾此则失彼”即此之谓也。
《向导》周报明白它所宣扬的革命理论不可能直接为工人和农民所接受。“冬原”指责它不是给无产阶级看的，而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亦不无道理。依中共的阶级划分，中小知识青年属于小资产阶级。广大中小知识青年的作用，正是介于中共上层精英和底层民众之间，充当两者沟通的桥梁和革命的媒介。中共精英先向广大中小知识青年灌输革命理论，然后再通过他们深入民众中去动员和唤起民众。共产国际鉴于中共的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工农群众都是文盲，曾要求中共广泛利用学生党员建立一支为工农服务的干部队伍，给工农群众读报讲报，宣读和讲解党的号召书和小册子。
以今天的眼光观之，《向导》式的文字并无新奇之处，但在当时人看来，《向导》周报中充满了时髦和洋化的语言词汇，如“实际”、“封建”之类的词语，在“冬原”眼中即很新鲜。据当时担任《向导》和《新青年》校对工作的郑超麟后来回忆，两刊上的一些文章带有莫斯科东方大学或上海大学讲义的味道，有的稿子甚至是直接从莫斯科带回来的。还有的文章和启事是用半文言写的。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些洋化和半文言的词汇颇迎合那时趋新崇洋而又半新不旧的“新青年”的胃口，以至于当时一些“新青年”以读《向导》和《中国青年》为时尚。有一名“新青年”在给上海《民国日报》编辑部的信中写道：“惭愧！像我这样年纪比较还轻，而受过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人……有时虽在读小说、诗歌、文艺一类书之外，也看过几本《中国青年》、《向导》一类的杂志，但这不算我的诚意的研究，不过拿它做我文字或谈话的点缀资料罢。”《向导》和《中国青年》的文字竟成了受过中等教育的“新青年”们用做谈话和作文的点缀资料，可见两刊在那时“新青年”心目中的“新潮”形象，以及两刊在“新青年”群体中之流行。这种流行，从另一侧面折射出当时“新青年”的急进化程度。
从《向导》和《中国青年》的读者群来看，其影响面显已远远超出了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范围。据1925年11月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是时《向导》的印数已达3万份，并在全国许多地方翻印。到1926年7月北伐前夕，《向导》销数达5万份。当时《向导》是有价销售，5万之数在那时全国刊物销量中当居前列。北伐途中有人发现，即使在江西赣州这样的内地小城，一个书铺每期能代售《向导》周报七八十份，《中国青年》五六十份。《向导》周报的大量读者来信也反映出它在当时广大“新青年”中受欢迎的程度，其中很多自称是“国民党青年”。1926年《向导汇刊》第4集出版时，其广告词写道：“本报自4年前出版至今，一向便是全国最急进的刊物。”敢于以“最急进”来自我标榜和招揽，显示当时中国社会已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趋于“急进”的社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