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年代，中国三个以“革命”为主旨的党派之间，实际经历了多次分合互动的过程。粗线条的描述大致是：先是中国青年党与中国共产党的部分成员从少年中国学会分化而出，同属“五四”一代的共、青两党十分一致地视辛亥一代的国民党为“落伍”。继而是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形成国共合作共同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局面。在北伐前后，以中国青年党为一方，以国共两党为另一方，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互为论敌，形成激烈的“主义之争”，导致国共两党联手打压青年党的局面。国共关系破裂后，中国青年党一面继续反对共产党的“赤化”，一面坚持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中国国民党则在武力“清共”的同时，亦强力钳制青年党；中国共产党也是两手出击，将主要矛头对准国民党的同时，也不忘兼顾青年党。于是形成国、共、青三个党派循环敌对和相互抗衡的局面。

中共创建之初，本无意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决定对现有各政党采取独立、攻击和排他的态度。当共产国际表示要让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中共党内最初几乎是一致的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主要有：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革命宗旨不同；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看来，国民党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社会的信仰全失，永无发展的机会。依照中共的这一说法，似乎中共在成立之初即已得青年社会的信仰，而加入国民党则会失去这一信仰群体的支持。这反映了早期中共的过于乐观和自信。

当1923年中共党员开始加入国民党时，国民党号称有20余万党员，而中共党员人数不过400多人。但中共不仅没有顾虑可能被国民党吞并和溶化，相反抱有要充当革命动力去推动国民党革命的意图。孙中山固然轻视中共弱小而不愿与之对等合作，而中共实际上更瞧不起国民党。在中共“新青年”眼中，国民党人已是“老朽不堪”的前时代人物，是落伍者，加入国民党，意味着共产党退化。

中国青年党自1923年12月成立后，至1929年8月才公开党名。在此期间，青年党对外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面目出现。该党最初的计划是：“先行办报，从主义和政策的宣传，以吸引青年知识分子；期之三年，有了可以信赖的干部同志，站住脚后，然后再将青年党公开出来，以与国共两党相周旋。"1924年10月，中国青年党在上海创办《醒狮》周刊，宣传其国家主义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青年党不仅自称“革命党”，而且以“新革命党”自诩，称“新”是为了区别于国民党之“旧”。与中共党人的心态一样，在青年党人眼中，国民党人已是“过去人物”，“早失信用”，“既有二三先觉之士，亦无支配全党之能，若欧美政党之旗帜鲜明，纪律严明者，殆难以望诸彼辈”。亦充分流露出对国民党的藐视之态。他们还批评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是一种依赖行为，“与过去人物同为一丘之貉”，有失革命党的独立精神。

如以代际来划分，老大的国民党与新生的共产党和青年党大致分别代表了辛亥一代和五四一代。共、青两党中不少人原来同属少年中国学会，最初为了寻找一条改造中国的道路而聚集在一起，最后又因选择何种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道路而分道扬鏣。青年党在建党初期，曾经一度提议与中共建立“神圣联合”，而中共却无意于此。1924年11月，该党党魁曾琦在致郑伯奇的一封信中谈到：“国内共产一派之青年既加入国民党而实行‘国民革命’,在理宜与吾辈无冲突，故不佞在欧尝倡‘神圣联合’之说，盖以彼此明明尚有共同之大敌在前，即军阀与列强是也，乃彼等对于国家主义仍日肆攻击，竭力诋诬，一若军阀可恕，官僚可赦，政客可逭，而爱国派不容稍宽者。呜呼！匹夫无罪，爱国其罪，党见如此，奈之何哉！亦惟有‘各行其是’而已。”

五卅运动发生后，中国青年党又向国民党提出“神圣联合”的建议，申言“凡主义不同、主张不合之党，皆可各保其组织，特于某一时期，某一事件，各党协商一共同之意见，而各竭其全力以相助。如此，则既无妨于各党鲜明之旗帜，又可以救共同托命之祖国。时至今日，外患已迫，吾人极愿仿法国政党之所为，与国民党及其他爱国团体实行‘神圣联合’以‘一致对外’。苟该党能放弃其联军阀之政策，则对内亦可一致进行革命。盖吾人虽不赞成‘各党混合’,却极主张‘新党联合’也。”但国、共两党没有回应青年党的提议。

中共对青年党的态度，实际也有一个变化过程：最初尚承认它是一个谋求中国独立的革命党派，只是觉得他们把士商阶级看得太重，而忽略农工平民的力量，因而批评青年党的国家主义是“士大夫救国论”、“秀才造反论”。虽语含讥讽，但“救国”、“造反”仍多少含有肯定的意味。当青年党公开发表批评中共和苏俄的言论后，中共开始指责青年党“把革命事业放下，反转只顾和比较革命的人为难，像那些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一样”。此后，两党彼此以对方为主要论敌，笔战愈来愈猛。随着论战的升级，中共于是径称青年党为“反动派”和“反革命”，“像走狗”也升级为正式“走狗”。同样，青年党亦称中共为苏俄的“走狗”，将中共与军阀、官僚、奸商、卖国贼等归为同类，后来又将“反革命”的头衔回敬给中共。

北伐前后，青年党以《醒狮》周刊为“喉舌”，共产党以《中国青年》和《向导》周刊为阵地。这个时期的“主义之争”实际主要在共产党和青年党之间展开。国、共、青三党相比，国民党实际最不擅长理论宣传。北伐前后，国民党几乎没有一个堪与《向导》《醒狮》相匹敌的理论“喉舌”。国民党虽有《广州民国日报》和上海《民国日报》等大型党报，但两报均侧重新闻报道，不似中共的《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以及青年党的《醒狮》那样专门致力于意识形态理论宣传。《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文字有时竟照搬《向导》上的言论。国民党人甚至承认：“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刊所发的言论，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无不视为金科玉律，奉行惟谨，而真正宣传中国国民党主义之刊物，转寂然无所闻。”其时有国民党青年埋怨国民党除了三民主义教条和偶尔发几个宣言、训令外，没有一个像中共《向导》那样的中枢言论机关，亦缺少面向青年的政治理论读物。一位国民党青年感叹说：“我们这几年来所看见的刊物是些什么？我们谁都不能否认是《向导》、《中国青年》、《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然而这些刊物只是为共产主义而宣传。”国共之间，很少在舆论宣传上公开对峙。共产党不时发表一点批评国民党的言论，虽然也会引起国民党人的不快和反感，但除偶尔表示抗议外（如对陈独秀反对北伐的言论），国民党基本上不予回应。而且在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上半年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度由共产党人毛泽东代理。西山会议派也承认：“本党宣传工夫不如共产派，很可虑的。”这个时期中共的几位领袖人物如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等，将相当多的精力投放在意识形态宣传上。《向导》周刊几乎每期都有总书记陈独秀的文章，有时整个一期全是他的文章。而国民党方面，自孙中山去世后，几乎无人在思想理论宣传方面堪与中共的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人相抗衡。唯有戴季陶一人公开著书立说，试图与中共进行意识形态对垒。

青年党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堪称是中共的论战对手。青年党党魁（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曾琦亲自主编《醒狮》周刊，将主要精力致力于文字宣传。如陈独秀之于《向导》一样，《醒狮》周刊几乎每期都有曾琦的文字。曾琦甚至模仿陈独秀在《向导》发表的《寸铁》，亦在《醒狮》开辟一个《笔枪墨剑》专栏。《向导》于1922年9月创刊，到1925年11月，印数已达3万份，到1926年7月，自称销数达5万份。《醒狮》于1924年10月创刊，半年后销数达到八九千份，一年后增至2万份以上。这个数字虽然比不上《向导》，但以当时中国报刊的出版销售行情论，也是相当可观。因两刊均以青年学生为对象，青年党显然对中共构成了潜在威胁。国、共、青三党的党员构成虽各有侧重，但青年学生均是他们竞相吸纳的对象（国、共两党基本上以青年学生以骨干，同时大量吸收工、农分子，而青年党则完全偏重青年学生）。

青年党与国民党的关系，远不如青、共关系之剑拔弩张。尽管青年党睥视国民党为“旧革命党”，亦不时对国民党加以批评，但在青年党看来，国家主义的全民革命理论与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理论尚有相通之处，不像与共产主义的阶级革命理论那样水火不容。1926年1月，曾琦明确指出：“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在理论与方法上无往而不冲突，故吾人对于共产党，实无调和之可能。……若夫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依孙中山先生原有之解释，与吾人实无何等冲突，予已屡次言之。唯其政纲当有待于商榷，而策略则尤不敢苟同：容许共产党跨党，一也；亲俄，二也；联军阀以制军阀，三也。此三者，无论从何方面观察，皆有害而无利。”

国民党对青年党，虽不如中共那样花大力气去攻击，但毕竟没有好感，加之受中共的影响，视青年党人为“思想落后之徒”，有时亦不能不摆出敌对的姿态。如1926年10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训令各级党部、党报对“甘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豢养”的国家主义派努力反攻，“以期扑灭邪说”。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曾通饬广东各地禁止《醒狮》报销售。广州中山大学的国家主义派教授，也被迫辞职。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国共两党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青年党在粤、湘、鄂、赣、皖、川等省份的处境也日趋艰难。青年党手中没有武力，北伐军所到之处难免受到打压，学校被关闭，报纸被禁止，人员被拘禁，言论与活动受钳制，不得不转入地下状态。

当国共两党联手打压青年党的同时，国共两党的关系也随着北伐的推进而日趋紧张。国共两党决裂后，青年党曾有意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但国民党方面并没有因反共而立即改变对青年党的排斥态度。1927年7月，青年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多数主张继续在夹攻中奋斗，一面反对共产党的“赤化”，一面反对国民党的“党治”。国民党亦在武力清共的同时，对青年党人加以钳制。对南京当局而言，除了在绝俄反共这一点上与青年党有所相似外，青年党坚决反对一党专政的立场，以及它在中国各地所进行的党务组织活动，对主张“一切权力属于国民党”的南京新政权构成直接的威胁。故国、青两党的敌对和对峙状态一直延续到3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