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1927年7月初，即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还没有对共产党人下逐客令的时候，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就都已经清楚地看到国共关系全面破裂的前景了。围绕着如何应付破裂的局面，中共中央内部早就开始了讨论。大家基本上一致认为破裂后的形势对共产党人不利，共产党要重新从地下走到街上来，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但是，如何才能在国共关系全面破裂之后，在强敌环伺的严峻环境下建立并保持这样一支革命的武装呢？蔡和森、毛泽东等人明确认为只有“上山”一途。
“上山”，就是指把有限的武装拉到南方的群山峻岭之中，依傍山地避开国民党各路大军的围攻，伺机发展壮大。然而，随着陈独秀辞去总书记职务，共产国际指派不满30岁的格鲁吉亚人罗明那兹前来担任新的国际代表，苏共中央出钱欢迎宋庆龄、邓演达及陈友仁等前往莫斯科商谈另立革命的国民党问题，武汉政府麾下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声言：“第二方面军无论如何决不反对共产党，不与共产党分家。”共产党人对形势的估计又明显地变得乐观起来了。
1927年7月16日，即武汉国民党正式宣布“分共”的第二天，新组建的中共中央五人政治局即作出决定：“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利用广东革命的基础，号召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据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信给广东省委，说明张发奎所部第4军、第11军反对“分共”，已到江西，或将回粤，要求广东省委“须有政治军事上的种种准备”。3天后，中共中央派中央常委李立三、中央秘书长邓中夏离开武汉前往九江，联络组织共产党人直接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向张发奎部靠拢，并派聂荣臻、颜昌颐、贺昌等军事干部组成前敌军事委员会，前往张发奎部队中开展工作。
李立三、邓中夏刚到九江，即得知张发奎已表示拥汪。7月20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举行紧急会议，认为继续以张发奎为领袖发动回粤运动，推行土地革命，已很少可能。大家一致认定，应当采取独立的军事行动，把可靠的部队迅速集中到南昌去，实行暴动，解决其他各军之武装，逼迫张发奎和朱培德与我们一致，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以建立新的政权为号召。
7月24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参与下，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了常委会。会议赞成在南昌发动暴动，并决定为此筹措经费和组织更多的干部前往九江，以实际行动赞助国民党左派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权、党权和军权的最高机关。随后，周恩来被指派为前敌委员会书记，于第二天动身前往九江，具体负责领导这次暴动。
周恩来到九江后，马上召集在那里的负责干部开会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在南昌举行暴动和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的指示精神。与此同时，张发奎对其所部贺龙的第20军和叶挺的第11军第24师颇不放心，一面下令要两部调往德安一带，一面派第5路军总指挥朱培德往九江，要两人速赴庐山开会。注意到张发奎可能会先行一步，共产党人不能不加紧了暴动的步伐。贺、叶两部随即抗命不遵，反而向南昌集中。27日，周恩来亦赶到南昌，组成了包括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在内的前敌委员会。
张发奎在庐山召集会议，是应汪精卫的要求，动员并督令各部队实行“分共”。29日，在汪精卫的亲自参加下，张发奎、朱培德在会上部署了“分共”的措施，并对贺龙、叶挺两部行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鉴于张发奎已决定要解决贺龙、叶挺两部，且决心厉行“分共”，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的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参加了会议后，迅速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了南昌方面。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当即召集起义部队领导人开会，部署了暴动计划和各部队行动任务，决定次日凌晨开始行动。
8月1日凌晨，贺龙的第20军，叶挺的第11军第24师，聂荣臻领导的第4军第25师一部，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留校学员和警察队、消防队等，突然发动起义，分别夺取了南昌城和德安县城。当天上午，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厅召集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出席者约40余人，叶挺报告了起义经过，与会者随即讨论了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问题。决定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张发奎、谭平山、何香凝、贺龙、叶挺、经亨颐、于右任、郭沫若、朱晖日、黄琪翔、张曙时、徐特立、恽代英、林祖涵、吴玉章、彭泽民、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彭湃、江浩、苏兆征等人为委员，以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谭平山、恽代英、贺龙、郭沫若等人组成主席团，准备于最短期间确立一革命之新根据地，以便据以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一切大政方针，重新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续革命之正统。
次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举行了宣誓就职典礼，并以宋庆龄等人的名义于此前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斥责“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同志及将士，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党人在其中主持和领导。加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何香凝、于右任、张发奎、黄晖日等人的名字，根本上只是一种斗争的策略，寄希望于他们能够最终站到共产党一边来。而在事实上，正如暴动前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在26日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所强调的，对于张发奎等人，即使能够争取一同回粤，到时候也还是要分裂的。因此，中共中央的暴动政策从实施之日起，其实就没有对左派国民党人的参与抱太多的希望。
南昌起义成功之后，刘伯承被任命为参谋长，贺龙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被任命为第11军军长兼代理前敌总指挥，朱德被任命为第9军副军长，周逸群被任命为第20军第3师师长。随即开始实施南下广东计划，决定从临川、会昌直取东江，充实力量后，再取广州。整个方针以发动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为方向，而实际的行动却仍是以夺取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
8月3日之后，起义部队陆续撤离南昌。由于部队接连发生叛离和逃亡事件，从南昌到临川200多里的路程，就损失了1/3以上的兵力。在临川休整和补给之后，剩下的1万余人只能选择较为偏僻的路线南下，然而仍旧不能不在会昌与敌钱大钧部发生激战。此役虽然取得了胜利，但部队也付出了伤亡1700余人的代价。进入福建之后，由于敌情判断和军事指挥方面的失误，特别是错误地采取了分兵的策略，导致部队接连遭遇战斗失利，终被打散。叶挺等人从海口撤往香港，剩下的部队一部转入海丰和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一部由朱德、陈毅率领，转入粤湘赣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军事斗争的开始，因而也是其创立自己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南昌起义的军队毕竟还是以国民党的旧军队为基础，起义后打出来的也还是国民党的旗号，部队多数的军官和士兵更不了解共产党在其中的领导地位与革命的目的，故真正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应当说还要属于由毛泽东指挥的在湖南实行秋收起义后改编的那支武装。
湖南秋收起义的决定，是在中共中央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一次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最终确定下来的。这次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唱主角，与会的中央委员除瞿秋白外，还有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同时湖南、湖北和军委均有代表参加，他们分别是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担任会议记录。另外，苏联驻华农民运动顾问罗摩罗佐夫和他的妻子洛蜀莫娃也出席了会议。
罗明那兹在会上首先肯定了中国下一阶段革命的土地革命性质。毛泽东则突出强调了农民革命和军事革命的意义，明确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为正式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为候补委员。会议批准了中共中央前此于8月3日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由毛泽东、彭公达具体负责重组湖南省委，并拟定出暴动的具体军事计划。
8月12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开始加紧讨论和制定秋收暴动计划。8月30日，新成立的湖南省委最终确定将全省暴动集中到湘中地区，以长沙为中心，组织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组织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负责指挥。“九日开始破坏铁路，十一日各县暴动，十五日长沙暴动”。随即，毛泽东乘火车前往安源，具体落实暴动的军事行动部署，决定分兵三路，由平江、浏阳、醴陵三个方向，取包围态势逼近并夺取长沙。暴动的主要军事力量是以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以及由平江、浏阳以及鄂南通城、崇阳的农军合编起来的部队约两个团，再加上安源煤矿的部分工人纠察队。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开始，邱国轩团和钟文璋团从修水进攻长寿街的行动就因邱国轩团叛变而受损失，钟文璋团长失踪，钟团损失人枪200余，余部被迫向浏阳方向转移。第二天，安源的王新亚团夜袭萍乡城亦未得手，不得不转向醴陵，因遇敌增援，又转向浏阳，占据浏阳后陷敌重围中，部队大部被打散，只有少数人得以突围。毛泽东率领的另一团在铜鼓起义，11日占领了浏阳的白沙镇，12日打下了东门市。随后也遭到敌军的包围，被迫突围而出。其余零星的农民暴动也是一哄而起，一扑即灭。原定的分兵三路逼近并夺取长沙的暴动计划已无从实现。5000余人的部队，暴动几天后即锐减为1500余人。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了计划，下令各路起义军退至文家市集中，并将难以进攻长沙的情况报告了湖南省委。湖南省委因此亦停止执行原定的长沙暴动计划。
9月19日，前敌委员会于文家市通过决定，改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当天，中共中央对湖南停止长沙暴动和听任部队改变计划进行了严厉批评。但是，毛泽东此举成功地保存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支公开打出自己旗号的武装力量——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该部20日离开文家市后，一路打到永新县三湾村，虽然途中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部队只剩下不足千人，而毛泽东在三湾对剩余部队的改编，却成为此后中共创建新型军队的一个重要开端。这是因为，起义以来的这支军队，就其本质而言，基本上还是一支旧军队，不过换了共产党人来领导而已。由于部队官兵成分复杂，政治觉悟参差不齐，军官对士兵的管理全靠命令和体罚，以致全无民主气氛，内部关系紧张。毛泽东在三湾实行改编，重建了部队的军事、政治制度。对于不愿跟共产党走的，发给路费；为解决内部关系，提高士兵觉悟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参与军事和经济管理；同时健全党的组织，不仅把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制度搬过来，而且把支部直接建到连上来，在营、团设党委，加强党在军队指挥和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改编后的部队随后落脚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创立了中共历史上第一块农村根据地。
井冈山农村根据地和工农革命军的创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俄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估计。还在秋收暴动准备期间，毛泽东等人就已经在强烈地主张抛弃国民党的旗号了。毛泽东代表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讲：共产国际代表来湘，谈及共产国际的新训令，主张中国应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百。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〇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了”，“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帜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失败”。“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
毛泽东这里所讲的“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指的分别是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前者在俄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象征，后者则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象征。1905年革命作为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故把国共合作的破裂所导致的共产党革命的失败与之相比，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中国革命处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低潮之中，还需要经过12年之久的长期斗争和准备，才有可能走向胜利的1917年革命。而继续打出国民党的旗号，也意味着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还需要很长时间以后才有可能真正展开。显然，在宁、汉两地的国民党已经开始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之后，这是当时许多中共领导人难以相信，也无法接受的一个事实。
坚持要继续打出国民党的旗号，这其实是莫斯科，或者说是斯大林的意见。这里面无疑有策略上的考虑在内，因为国共分裂之初，一些国民党人，包括宋庆龄、邓演达等仍在积极活动，准备成立革命的国民党，国民党内部还存在着相当多左倾的力量可以争取。但与此同时，它也与斯大林对形势的估计有关。斯大林相信中国革命同俄国革命一样，需要经过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四个阶级联合的所谓“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时期。它类似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的广州政府时期就属于这样一个时期。第二个阶段革命开始以土地革命为中心，成为典型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阵营”，革命阵营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它类似于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即推翻沙皇统治，由社会革命党等组成克伦斯基政府的时期。中国革命的武汉政府时期就属于这样一个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土地革命深入发展，开始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社会引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苏维埃革命阶段，“不大可靠和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已出于“对日益增长的土地革命的恐惧和封建地主对武汉政府的压迫”而“脱离革命”，革命阵营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它接近于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即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一举推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工人、士兵革命时期。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现在更“类似于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败”，应该要经过比俄国革命更长一些的时间，革命才有可能重新走到大街上来。而在革命**还没有到来的情况下，“不要太跑在前面，不要现在就成立苏维埃”。
当然，斯大林并不否认中国存在着迅速推行苏维埃革命的客观条件。布尔什维克当年在俄国领导“七月革命”虽然一度遭受了挫折，仅仅3个月后就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以“七月失败”来比喻中国革命目前的情势，亦可见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重新走向**颇具信心。他明确讲：“在最近的将来”，一旦新的革命**成为事实，“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可以作为当前口号、作为与资产阶级政府的对抗而提到日程上来了”。也正因为如此，一方面莫斯科不同意马上放弃国民党的名义，打出苏维埃的旗号，另一方面却同意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迅速开始宣传苏维埃，准备一旦革命出现**，即公开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这种情况促使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和中共中央很快就宣传苏维埃革命的主张了。到9月20日，莫斯科正式发出了批准打出苏维埃革命旗帜的指示，共产国际代表迅速起草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交中共中央讨论通过。决议案宣称：鉴于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是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土地革命的急剧发展，已经使一切动摇犹豫的上层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的战线，“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所以过去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策略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中应成立苏维埃”。
在国民党已经公开反共，并以“清党”的名义大量杀害共产党人的情况下，放弃国民党的名义和青天白日旗，打出工农革命的旗号，固属必要，但转而在中国广泛推行俄国的“苏维埃”革命模式，比照俄国革命的程序和经验来认识乃至于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却不能不造成许多麻烦。
“苏维埃”是俄语Совет的译音，原义是“会议”或“代表会议”的意思。它之成为特有名词，纯粹是俄国革命本身的产物。它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出现的工人代表会议的一种简称，最初只是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后来很快发展成为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自治政府性质的一种权力机构。到1917年，这种劳动群众自治政府性质的政治机构再度出现，并日渐成为和上层立宪会议相抗衡乃至与政府相并立的一种事实上的政府。进而，布尔什维克利用它在苏维埃中逐渐取得的优势地位，把苏维埃变成了反政府的革命起义机关，并在革命胜利后以苏维埃作为苏联权力机构的形式和名称。作为一种权力机构的苏维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不按区域，而是以生产单位为基础来选举代表的，从而保证了代表同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它废除了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体制，是身兼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各种权力，高度集中且具有高效率的一种独裁机关；同时它完全剥夺了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在政治上的发言权，从而使共产党人找到了实现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
把苏维埃的革命模式搬到中国来，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远远达不到俄国的水平，中心城市产业工人的数量和组织远不足以发动像俄国革命那样的群众性暴动。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力量以及民众的情绪，也还远没有达到可以通过群众暴动迅速夺取中心城市的程度。尽管有了成功组织南昌起义、秋收暴动等一系列武装暴动的经历，然而所有这些暴动都清楚地暴露出城市中共产党组织极其薄弱，不仅不足以发动广大群众起义，而且虽有少量军事的支持，也远不足以真正夺取城市，更谈不到在中心城市中建立政权了。自暴动政策实施以来，除了南昌以外，事实上共产党人几乎没有能够在任何一个中心城市组织过有效的暴动。即使是以农民暴动为主的冲击城市的行动，也毫无成功的个案。事实上，无论中共中央多少次强调革命正处于**中，期望通过有组织的暴动来造成各地群众起义的局面，然而，暴动的结果，中共组织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日渐萎缩。据湖北省委统计，7月时武汉的党员有8000余人，武汉国民党采取“分共”措施后迅速减少了5000人，到8月中旬又减少了1000余人，到9月份则只剩下约1000人了。同样的情况，中共五大时全国有党员约50000人，到11月间已减少了4/5，只剩下10000人了。不要说这10000名党员中相当部分不在城市之中，就是能够把他们集中起来，要想像俄国革命那样通过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成功也没有可能。
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刚刚提出，中共领导人通过已有的一系列暴动已经清楚地注意到，中国不同于俄国，依据中国自身的条件，中国革命可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这不免造成了共产党人思想上的极大困惑。因为已经发动的种种暴动，只是造成了一些“游击式斗争及农民割据”。它和苏维埃革命的模式，以及俄国革命的经验，相去甚远。按照苏维埃革命的方针，这种“游击式斗争及农民割据”无论如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它根本无法满足苏维埃模式对无产阶级，即对产业工人领导地位及其在革命中的骨干作用的那种要求。从苏维埃革命模式的角度看，暴动结束后一些共产党人在偏僻的乡村所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和根据地，距离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相距甚远。
如何使苏维埃革命这种模式适合于中国的现状？1927年11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对此进行了讨论。会议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目前这种以农村为主的斗争方式具有合理性。一方面强调，“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另一方面则肯定，“直接革命的形势之时期，并非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既然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故现有条件下，中共革命的总策略就是要首先努力使互相隔离的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变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通过游击式的战争推动农村和城市中各种暴动的展开，进而使工人的暴动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助联络，最终造成全国总暴动的形势。不过，越是肯定革命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肯定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而是最大限度地发动农民暴动，许多中共领导人也就越是“感到悲观”，认为“这样干不会成功”。
没有哪个共产党人不了解，苏维埃革命本质上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至少也是由产业工人阶级领导和充当骨干，以中心城市领导乡村的工农革命。正是这个原因，9月苏维埃革命方针最初提出时，共产国际代表特别要在决议案中写明：苏维埃的组织应当建立在如广州、长沙等中心城市，“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的拒绝组织苏维埃”。然而，仅仅两个月之后，当中共中央在11月间召开紧急会议之时，共产国际代表的提法就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他在新的决议案中明确写道：只要“暴动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内得胜而有固守的规划之可能，便应当建立苏维埃”。这种情况足以说明共产党人的苏维埃革命观念正在受地方暴动实际需要的影响而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态，江苏和广东两地的共产党人都大胆地开始了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具体实践。中共中央农运委员会书记、江苏省委负责人王若飞是最早开始进行这一实践的中共领导人。他在10月初就主持召开江苏省常委会，确定要在宜兴、无锡、常州、江阴、常熟五地举行暴动，建立苏维埃，而以宜兴为首发，其他各县为响应。11月1日，宜兴县各路农民暴动队伍攻占了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告成立了宜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随后无锡、江阴、崇明等地共产党人亦先后以暴动予以响应，但所有这些暴动几天之内就在强敌压制下失败了。而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彭湃趁广东李汉魂与陈济棠两部争夺地盘相持不下，也领导海丰、陆丰农民举行了武装暴动，占领了两县县城。在得到广东省委批准后，彭湃相继在陆丰和海丰分别组建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并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这是共产党人在中国一度建立起来的第一个以“苏维埃”为标志的革命政权。
一方面在中国提出苏维埃革命的方针，一方面为适应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悄然地改变苏维埃革命既定的模式，这自然不是中共中央，甚至也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看到的。既然国民党当年能够以广州为根据地，借助于苏俄援助而逐渐发展壮大，共产党为什么不行呢？从“四一二”事变发生，两湖地区陷入困境开始，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就不止一次地设想过重新占领广州的问题。苏维埃革命方针刚一提出，中共中央就曾作出过建立以广州苏维埃为核心的“中国临时革命政府”，并“将党中央迁往广州的部署”。很明显，只要能够夺取广州，城市领导乡村、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关于这一点，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11月召开的紧急会议的态度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改变。会议决议也明确地认为，“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和赞助，单纯的农民暴动是不能获得最终胜利的”，因此必须要“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
既然相信城市暴动必须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在普遍地支持各地实施暴动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无疑并没有放弃尽早夺取广州的计划。11月紧急会议召开后不久，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就拟定并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决定要在广州举行暴动。决议明确认为：“广东工农群众之自发的暴动正在继长增高的向前发展，走向会合各地暴动成为总暴动的途径……广东省委应发表宣言，号召全省工农暴动，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暴动应以广州工人自主的、公开的、产业的、职业的、地域的工人代表会议为开始，直到形成全市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结合海陆丰之工农革命军和广州市郊及中路各县农运做扑城运动，以夺取广州政权。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马上积极开始筹划夺取广州的武装暴动。这时已经回到广州的张发奎部，联合黄琪翔等粤军部队，利用部分粤军将领不满李济深联合桂系黄绍竑部的情绪，趁李济深离开广州、委托黄绍竑主持政治分会的机会，一举赶走了黄绍竑，占据了广州城。而李济深则在南京国民政府下辖的陈铭枢所部的支持下，联合被赶出广州的黄绍竑部大举兴兵，企图夺回广州。围绕广州的这场争夺战已不可避免。鉴于第4军主力必须北上作战，广州形势险恶，张发奎曾多次秘密地派代表与共产党人接洽，试图首先稳住广州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工会组织，并力争取得共产党方面的谅解与合作。对此，中共广东省委坚决拒绝，并公开宣告：“共产党同任何军阀没有一点共同利益……你们，张发奎、黄琪翔及其他的先生们，是同一样的军阀，同一样的反革命。除非你们即刻释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即刻交还被强占的革命工会会所；完全保留并保护省港罢工工人原有的一切权利；完全恢复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罢工及工人阶级组织的自由权，共产党、革命工会及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完全享有公开活动的自由；逮捕一切惯于以恐怖手段对付工人的分子；即刻武装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指挥之下的工人。”正如中共广东省委所确定的，他们深知张发奎等人是不可能答应自己的这些条件的。在11月26日晚，张太雷等人就已经同共产国际秘密派来中国的德国暴动专家纽曼一起，商定了要趁张发奎与李济深两部开战、其主力开赴前线、广州城内空虚之际夺取广州政权。对此，中共中央很快回信表示赞成。
1927年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正式组成革命委员会，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为委员，吴毅为秘书。同时初步拟定了一个15人的苏维埃委员会的名单，并成立了红军总指挥部及侦探、交通、宣传等部门，开始秘密印制苏维埃政府的布告和捕杀反革命分子及没收其财产的传单。暴动原定12日发动，主要依靠张发奎部队在共产党影响下的教导团和警卫团之一部。因得知张发奎的军队有调回广州的消息，临时决定提前发动。10日夜，广东省委任命的总指挥叶挺由香港秘密到达广州几个小时之后，广州暴动就在11日凌晨发动了。
暴动最初进展得相当顺利，除了长堤和西关方面战斗较为激烈、河南为军阀李福林部所控制没有拿下来外，广州市区几乎是唾手可得。11日当天，张太雷即宣告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并仿照苏联分别设置了主席（苏兆征，未到前由张太雷代）、人民内务委员（黄平）、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杨殷）、人民土地委员（彭湃，未到前由赵自选代）、人民劳动委员（周文雍）、人民外交委员（黄平兼）、人民司法委员（陈郁）、人民经济委员（何来）、人民陆海军委员（张太雷）、秘书长（恽代英）、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徐光英）。
作为中国第一个在中心城市中进行的苏维埃革命的实践，广州苏维埃政府一经成立便立即发布了一系列告民众书和宣言，以表明自己的政策。就政治措施及其政纲而言，它明确宣布广州的一切权力归代表工农兵执行政权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提出要“即刻封闭”“反革命的工会”，“杀尽地主与富农”，“逮捕并枪毙一切反革命军官”，“一点都不怜惜的消灭一切反革命”，包括“枪毙一切有一点反共产行动或宣传，或有反苏维埃的行动或宣传，及与帝国主义做反革命宣传的分子”；逮捕李济深、张发奎、黄绍竑、黄琪翔、朱晖日、李宗仁、蒋介石和汪精卫，“能割取上述每要犯头颅者赏五万元”。就社会经济措施及其政纲而言，它宣告对工人即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资本家财产，没收土地归农民、兵士”；“银行、铁路、矿山、大工厂、大轮船收归国有”；“消灭一切债务，禁止偿还，再取消贫苦人民的房租、捐款”；没收一切阔佬的公馆、洋楼拿来做工人的寄宿舍；对农民实行“不交租、不纳税、不还债”，“烧尽一切田契和债约”。可以说，广州苏维埃政府的上述措施及施政纲领，已经大大超出了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它实行的是剥夺剥夺者和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的政策，并把所有敌对势力，包括资本家、地主、富农和一切为国民党政府效力的人员，统统列为专政对象。这使得它明显地带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色彩。
然而，广州暴动没有能够成功。暴动当天组织工作的混乱已暴露出暴动的筹划和民众的宣传都过于仓促，除少数部队和赤卫队外，参加暴动的上万名工人几乎处于无组织的状态，多数民众，甚至是工人，对暴动的性质和中共的要求全无了解。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周边大批敌军的围攻下有效地坚守广州城，完全没有可能。故叶挺当晚就明确提出了避敌锋芒、转移乡下、保存实力的建议，然而他的这一建议却遭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的严厉斥责。随着第二天下午河南李福林部开始进攻，起义军马上就陷入到苦战之中。紧接着张发奎的部队也迅速回攻，各处要隘很快失守，张太雷等亦在街头被打死。最后，除部分武装成功突围前往海丰、陆丰，另有一部武装退到广西左、右江外，相当多的起义人员在国民党军队的反扑中被杀害。就连苏联驻广州副领事等，也因公开出面支持起义而遭杀害，并被暴尸街头。
广州作为中国革命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座中心城市，在苏维埃的旗帜下成功地举行暴动的消息一经传开，立即就在中共中央和莫斯科方面引起了高度的重视。中共中央明确认为：“广州市政权能否长久维持不大重要，而主要的是要扩大暴动”，因为“广州可说是全国大暴动的开始”。中共中央为此发表《告全国工农民众书》，公开号召工友、农友、士兵弟兄统统暴动起来，声称：“广州暴动是广东总暴动的开始，是全国各地工农暴动的信号”，只要大家行动起来，必可组织起自己的政府——苏维埃共和国。共产国际亦向全世界工人、士兵及被压迫民众发出宣言：“广州在革命争斗之中，顿开一新的局面，广州的工农夺取了政权，苏维埃革命的鲜红旗帜已经在南部中国的首要城市之中高揭起来了。广州工人空前的英勇精神实在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事实。”尽管红色的广州已经陷落，但“我们可以断言，反革命势力在广州的胜利必不能保持得很久”，“新的争斗必然重复震动起来”，“必然比较以前更加扩大起来”。
广州暴动失败后，到底没有能够像共产党人所希望的那样，在全国各地引发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动。这一时期共产党领导了全国大大小小近百次暴动，然而所有这些暴动，几乎只有农民暴动有坚持下来的可能，无论是最初计划进攻城市的暴动，还是像广州暴动这样的中心城市暴动，最终也还是只有走向农村才能找到生存的空间。这种情况最终促使中共中央领导人逐渐意识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他们开始认识到：由于工人与农民革命运动发展程度的不平衡，地域上革命运动发展程度的不平衡，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许多半独立的区域的存在和“豪绅资产阶级军阀的统治”有强有弱，要想一举夺取全国政权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从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开始，乃至于从一县数县的胜利开始，逐渐走向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