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8日，即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第二天，何孟雄、林育南等18位中共地方党的领导人就发出《告同志书》，强烈抗议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强行召开四中全会，片面改组政治局。
随后，全总党团、海总党团、上海外县委员会、上海工联党团等亦相继作出决议，反对四中全会。政治局委员徐锡根、王克全等也公开表示反对四中全会。
几天后，这些党内反对派联合起来，不断召开会议，研究对抗办法并上书共产国际。全总党团会议在远东局代表出席并极力施压的情况下，与会代表群起抗议，谴责四中全会是米夫和陈绍禹玩弄的政治把戏。在会议通过的决议里，全总党团不仅要求撤销执行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领导人，反对“引进同样犯有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丝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陈韶玉（即陈绍禹——引者注）等负政治局领导重责”，而且抗议国际代表“对于多数同志们提出的政治意见，不采用党内正确的思想斗争的方式，而实行一种无原则的谩骂、挑拨、诬蔑同志的宣传和煽动，并且一再强迫同志通过其无理由的决议”。他们要求“国际撤换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代表，另派真正能够执行国际路线的代表来领导中国革命”。
面对来自中共党内大批中高层干部的强烈反对，米夫及远东局一时陷入相当尴尬的境地。坚持六届四中全会的合法性，党内势必出现严重分裂；接受反对派的要求，不仅共产国际代表尊严尽失，原定的扶植留苏学生干部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会危及到日后共产国际代表机构和中共中央之间的关系。正在此时，林育南、何孟雄等来自江苏省委、全总、上总、左联、反帝大同盟党团等20多名重要负责干部，于1月17日秘密举行反对四中全会的联席会议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进而很快被杀害，使党内反对四中全会的力量受到了沉重打击。远东局的态度亦因此而逐渐转为强硬。特别是王克全公开宣称否认四中全会以后的政治局和经过陈绍禹改组过的江苏省委，煽动下级区委反对派干部抵制新的省委；罗章龙等到处散发《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的小册子，号召全党同志根本废除政治上、组织上已经完全破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以挽救党。这些都明显地变成了一种有组织的分裂行为。对此，中共中央根据远东局的建议，强硬地宣布将罗章龙等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取消其党籍，将王克全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并对有其他类似分裂行为者均施以同样严厉的处罚。
中共中央的严厉态度并没有能够阻止党的分裂。罗章龙等很快争取到江苏省委以下及各地工会系统中相当一部分中高层干部，组成了“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继续向共产国际进行申诉，并公然与中共中央对抗。与此同时，这个委员会还派遣干部去各地争取基层组织和干部、党员，原工会系统的组织有相当一部分被归入其麾下。这种情况不能不使1930年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共在中心城市的工会组织因分裂而遭受严重的损失。据2月底的统计，仅上海一地，赤色工会会员数就从1930年的大约2000人，骤减到只有513人了。随之而来的思想混乱，工作情绪低落，更使相当一批干部、党员感到苦闷和无出路。于是，自首变节之风平地而起。4月间，多年负责中央保卫及情报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顾顺章被捕后叛变，迫使中共中央将近一个月时间无法从事正常工作。两个月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变节，以致中共中央在将近5个月的时间呈陷于半瘫痪状态，所有在上海活动时间较长的中央负责干部都不得不撤离或转移了。中共城市工作从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蹶不振。
当然，中共城市工作在1931年以后极大削弱，也有其工作重心转移的背景。1930年以前，中共中央一直把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看成是“割据保守”观念，对红军亦因其农民军队性质而不甚重视。用周恩来的话来说，自中共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不接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观念。“政治局把建立根据地看作是把革命限制在固定的地区和不让革命运动向根据地以外发展”的割据保守观念。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始终热衷于夺取中心城市，“把一些军，特别是3、4和5军（在赣南——引者注）调来调去，未在任何地方巩固胜利成果，未在任何地方给农民提供发挥积极性的机会”。
严格说来，红3军、红4军和红5军并非没有在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发挥作用，但中共中央对根据地和红军作用的认识确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的确没有给予相当的重视。最典型的就是共产国际提出在上海召开全国性的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进而确定一巩固的根据地召开正式会议之后，莫斯科相当重视，甚至预先就组织了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提供各种决议案的草案，并且在其各种机关报上大力加以宣传，然而中共中央却并不十分热心。原因是，他们相信在农村根据地而不是中心城市组织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哪怕只是召开全国性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都是不适宜的，它只会助长党内的割据保守倾向。因此，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力主在上海开会，只派代表去苏区参观，自然它也就不会计划在上海开准备会了。
根据中共中央2月3日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将于1930年5月1日在上海召开。“这一大会的召集将以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党为主要的发起者，各地苏维埃区域及红军亦将被邀请列名”。7日，以任弼时为主席的筹委会开会，周恩来出席并作报告，对会议日期、代表名额分配、会议议程和决议草案等问题做了说明。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进一步提出了给全国苏代会的决议草案。3月，由于工作关系，罗章龙接任筹委会主任，林育南担任筹委会秘书长。由于远东局坚持要求按照共产国际原定方针，在上海召开准备会，去苏区开正式大会，中共中央才不得不于3月20日又将会议改称为“中华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会议”。然而事实上，当拖到5月19日，在各地所到正式代表仅几个人、其他多为非正式代表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避免麻烦，又把准备会开成了正式的大会，会议名称又改回为“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中共中央改“中华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会议”为“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会议”，还含有更深一层的考虑。那就是，苏代会召开之际，正值中共中央全力迎接革命**之时。它正准备夺取武汉等中心城市，争取全国暴动，进而推动世界革命，当然不希望看到在农村根据地召集什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把上海的准备会搞成“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显示对根据地工作的重视，也就够了。而在根本上，正如中共中央6月12日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电报中所说的那样，它“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
对于改“中华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会议”为“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会议”，远东局明确认为不妥。远东局指出：这“不仅是一个政治损失，而且是一个政治错误”，因为事实上它完全失去了宣传上的效果，不具有重大影响的意义。随着远东局坚持要再度召开中华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会议，以便正式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更加坚信必须要加紧推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即必须夺取一重要城市，如湖北沙市、宜昌，来建立作为全国政权的苏维埃中央政府，然后再把它移到中心城市武汉去。总之，不能把中央政府建到农村去，因为它与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不相适应。
中共中央的这一观点与斯大林这时的看法相去甚远。还在1930年5月间，斯大林就与周恩来等人在莫斯科谈到过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意义问题。他在突出强调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同时，明确认为，中国是一落后国家，它与西欧不同，德国工人在柏林暴动即可夺取全国，在中国却只能一省一省地取得胜利。这就要求中共必须从敌人统治最薄弱，而党的工作最发达的地域发动广泛的群众斗争，创立和扩大红军，巩固党的领导，逐渐开辟和扩张革命根据地，一步一步有力地向外发展，直至夺取中心城市。因此，他相信，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应视为中心问题。他举吴佩孚为例，称吴当年还能在四川存在，中国（共产）党总不会不如吴佩孚，只要有四川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就有办法。
对斯大林的这种设想，联共（布）领导人最初也还不能完全理解。当中共中央来电询问可否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时，联共（布）多数领导人仍然认为：“在目前条件下成立苏维埃中央（临时）革命政府为时过早，因为苏维埃政权尚未扩展到任何一个大工业中心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经过斯大林修改之后，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发出的回电才改变了这一说法，强调了在农村根据地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必要性。它指出：“我们认为，只要保证我们在苏区中央（临时）革命政府内的影响，就可以成立这样的政府。”当然，“苏维埃政权要扩展到一个大工业中心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但目前应当首先在苏维埃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加强红军，现在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和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进而根据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将注意力和力量集中在夺取一个中心城市上来。
注意到中共中央对在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建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表示怀疑，共产国际再度致电中共中央，强调在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电报指出：“我们认为，在最有生活保障的地区建立完全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并能成为工农苏维埃政府支柱的真正的红军，就可以成立这样的政府。”当然，我们应当将苏维埃政权扩大到一个大工业中心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中去，使之成为我们在苏区发挥领导作用的最可靠的保障。只要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适合于这样做，就必须集中注意力和精力去夺取这样一个中心城市。紧接着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更具体地说明了实行这一策略的几个步骤，即：（1）组织并巩固苏维埃中央政府，以此作为号召群众与国民党政权相对抗的一面旗帜；（2）使红军强大到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3）把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斗争浪潮扩大到新的区域去；（4）加紧组织和推动城市工人的大规模政治斗争。
进入到8月份，眼看中共中央急于在各中心城市组织暴动和兵变，调动各路红军攻打大城市，莫斯科方面更进一步强调了红军和根据地的重要性。8月8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建立一支坚强的、组织严密的、政治上坚定的、有充分供应保障的红军，是中共工作中目前的中心环节，正确而有力地完成这项任务能保证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为此必须选择和开辟能保证组建和加强这种军队的根据地。对根据地的基本要求是：相当程度的农民运动，从容组建的可能性，获得武器的前景和保证今后能夺取一个有足够工人居民的大的行政政治中心的发展前景。目前显然赣南、闽南、粤东北地区首先能够成为这样的根据地……另一个后备根据地应是湘鄂川边区及其附近地区。”
8月下旬，周恩来被派回国，马上就开始贯彻共产国际提出的这一思想。在周恩来传达莫斯科的提议时，政治局大多数人“不接受这个方针”，他们相信建立根据地等于是把革命限制在固定的地区和不让革命运动向外发展，因而是典型的割据观念。对此，共产国际的态度很明确：“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不仅不排除扩大根据地的必要性，而且是扩大根据地的必要前提……只有占领具有足够社会经济前提的地区，才能保证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对运动的领导，才能保证进行土地革命的地域范围的扩大。”按照共产国际要求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最终接受了上述方针，会议明确肯定：“当前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巩固的阵地，就是建立集中统一的真正和工农群众密切联系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最有保障的地域——苏维埃的根据地，创造并且巩固真正坚强的，政治上军事上有充分无产阶级领导的红军，以便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政治中心。”
事实上，在1930年夏天联共（布）中央开始提出中国革命首重根据地和红军的观点时，他们还没有能够完全摆脱传统的中心城市论。在他们的指示和文件中，还时常可以看到对中心城市作用的突出强调。即一方面认为农村根据地更重要，另一方面也还是不忘说明中心城市的核心与领导的地位。最典型的莫如远东局10月间对中共中央的批评，它明确认为中共中央不应该“不去夺取县城和建立连成一片的苏区，而是热衷于攻占大城市”，同时却又不得不强调“不夺取大城市而要建立巩固的和持久的苏维埃根据地自然是不可能的，舍此也不可能有苏维埃政权在中国领土的扩大”。但这种情况在10月间却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共产国际这时发出的针对“立三路线”的指示信，第一次明白提出了要以农民运动来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思想。它指出：“正是重要的工业中心城市，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中心城市，不但在帝国主义武力干涉的直接打击之下，而且帝国主义对于工商业行政的中心城市，有直接和经常的军事政治的控制”，不仅工人还没有力量通过暴动来夺取城市，就是红军也还没有力量去攻占它们。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开展暂时还不是苏维埃区域的乡村之中的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的**像一个箍的一样的去围绕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组织军阀军队里的我们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就是去捣乱国民党的政权，到处去动摇国民党的政权。只有这样，才能够准备工业中心的大城市的暴动，用暴动起来的工人和红军占领这些城市”。
发展农村根据地的方针，从1930年10月之后已开始成为共产党人自上而下的共同使命。出于对根据地的重视，共产国际开始着手帮助中国党建立通往根据地的固定的交通路线，选择有能力的干部进入根据地开展工作。共产国际并且试图派遣自己的代表到根据地去。中共中央也第一次开始真正重视苏区、红军及其政权工作，迅速组成了苏区中央局，以加强对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下决心要在湘鄂赣边建立统一的中央苏区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把红军建设成能够担负大规模国内战争任务和争取全国革命总的胜利的强大武装力量。
当然，由于六届三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只存在了3个月多一点的时间，这样一系列转移工作重心的任务事实上最终是由1931年1月7日产生的六届四中全会的新的政治局来完成的。也正因为如此，派往各苏区去负责的主要领导干部，相当多数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干部和留苏学生。考虑到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中央任命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苏维埃中央军委主席，但仍然派出了一个以留苏学生为主的中央代表团；对鄂豫皖苏区，则指定由新近从莫斯科回国的政治局委员张国焘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会主席，并指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陈昌浩、沈泽民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陈昌浩兼少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对湘鄂西苏区，则指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夏曦担任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共中央自1930年底1931年初开始，先后把60%的党务人才、城市工人骨干派遣到各个苏区去了。单是1931年1月下旬至2月下旬，中共中央就派出了63名军事人员和近200名工人前往各个苏区。
把大批党的各级干部和城市工人骨干派去农村的结果，是城市工作受到明显的削弱。据1931年4月的统计，全国中共党员除苏区外，仅有不足11500人，其中城市中的党员数仅4000人左右，其中工人党员不足一半，受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工人，除满洲外，尚不足千人，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减少。上海赤色工会会员数从2月到4月间就从513人减少到只有300人左右。再加上由于六届四中全会造成的党的严重分裂，许多干部党员惧于对“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的批判，工作态度消极；党的中央机关又因政治局委员、情报部门负责人顾顺章4月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6月被捕变节，不能不导致中共在城市中的工作逐渐地开始萎缩，群众基础越来越小。与此相反，当时国民党仅在上海就已经建立起120多个工会组织。他们通过支持各工厂工人的经济斗争以及反帝斗争，要求8小时工作制、劳动立法等，动辄就可以发动起数千工人示威游行。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之所以不得不通过一些强迫命令的方式，要求下级党员干部和赤色群众骨干去冒险举行各种飞行集会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也实在是不得已的一种办法。
与中共城市工作萎缩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工作重点转移后共产党在红军、苏区及其政权建设方面取得的明显进展。自1930年12月下旬至1931年9月中旬，红军在江西根据地连续进行了大规模的运动战，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发动的三次“围剿”，歼敌数以万计，将赣西南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包括4个县、区，拥有数十万人口和5万名主力红军的相对稳定的中央根据地。进入到1932年，随着红军不断地向周边地区扩展，到该年秋天，中央苏区的人口已达到百万以上。到1933年秋天，中央苏区更进入到鼎盛时期。据不同的统计，其全盛时至少也有21个县（黎川、广昌、瑞金、兴国、宁都、石城、雩都、信丰、会昌、安远、寻邬、建宁、泰宁、宁化、清流、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归化），占地总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至多则可能达到4个省区（江西、福建、闽赣、粤赣）60个县（兴国、博生、胜利、瑞金、公略、永丰、万泰、新淦、崇仁、宜黄、乐安、杨殷、南丰、广昌、康都、石城、洛口、长胜、赣县、龙冈、赤水、太雷，长汀、宁化、上杭、龙岩、永定、武平、兆征、汀东、连城、彭湃、泉上、代英、新泉、清流、归化，崇安、铅山、上铅、广丰、建阳、邵武、光泽、广埔、贵南、黎川、建宁、泰宁、资溪、东方、建东、金南，会昌、门岭、西江、寻邬、安远、雩都、信康），占地总面积约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了450万。
与此同时，湘赣、湘鄂赣、赣东北、鄂豫皖及湘西根据地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1931年底，湘赣苏区占据了将近10个县，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拥有人口近百万；湘鄂赣苏区1931年7月成立省苏维埃政府时，下辖18个县苏维埃政府，拥有人口亦在百万之众；赣东北苏区在第三次反“围剿”时遭受严重损失，但1932年以后逐渐复苏，在1933年也进入全盛时期，据有20余县，人口总数上百万；鄂豫皖苏区因“立三路线”盲动受损，1930年12月、1931年3月和9月又遭受国民党连续三次“围剿”，但苏区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31年底苏区达到全盛期，建立县级政权26个，总面积4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300余万。
全国红军的发展也是一样的情况。1930年8月23日，中央苏区红军红1军团和红3军团合编成红一方面军，总兵力约4万人。经过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三次反“围剿”作战，总人数有所下降，大约3万人。但随后，国民党第26军在宁都起义，组成红5军团，加入红一方面军，红军主力又发展到5万人。此后中央苏区不断扩大，扩红运动不断展开，到1933年6月，中央苏区红军部队总人数已发展到12万人以上，其中红一方面军主力7万余人，地方部队近5万人。湘赣苏区红军主力是1930年9月成立的红军湘东独立师，仅2个团的兵力。1931年2月发展到3个团，1000余人。1932年7月发展到2个师，合编成红8军，2800余人。一年后湘赣、湘鄂赣红军合编为红6军团，辖3个师，约4000人。1930年6月湘鄂赣苏区红军主力组建成红3军团，辖3个军。后红3军团与红1军团合编成红一方面军，湘鄂赣苏区主力为红16军，辖2个师。1932年发展到7500余人，加上3个独立师，红军达到1.5万人。2个独立师改编为红18军后，红16军与红18军于1933年与湘赣苏区红8军合并，编成红6军团，红16师留湘鄂赣苏区，红18师开赴湘赣苏区。赣东北苏区主力红军为1930年7月编成的红10军，6000人。1933年改为红11军，调入中央苏区，加入红一方面军序列。新编红10军留在赣东北苏区。1933年春，新编红10军发展到2500人，编成2个师。鄂豫皖苏区红军主力是1930年3月编成的红1军，下辖3个师和1个独立旅，共2000余人。1931年新编的红15军与红1军合编，组成红4军，全军1.2万余人。三次反“围剿”之后，新成立红25军，进而于1931年11月合组成红四方面军，辖红4军和红25军，共3万余人。到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已发展到辖有2个军、1个少共国际团和4个独立师的规模，共有10个师，约4.5万人。总计全国红军（包括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到1933年已经发展到28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