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进入到一个严重危机的关头。面对日本军阀武力吞并中国东三省，制造伪满洲国，作为中央政府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受到极大考验。东三省的沦陷和求助国际联盟干预的无效，迫使国民政府逐渐放弃了“不抵抗政策”，转向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两面政策。淞沪抗战所掀起的抗日浪潮，明显地激发了国人的救亡热情，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人们在内外政策上的争执与分歧。强调中日力量对比悬殊，主张对日应暂取妥协态度，安内方能攘外，统一始能御侮的，以及为保存一己实力，不愿轻言牺牲的军政领导人，都不能不处于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从“九一八”的不抵抗到“一·二八”的淞沪之战，从热河沦陷到长城抗战，都显示了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在国人救亡情绪高涨压力下，不能不从不抵抗逐渐走向局部抵抗的重要变化。但是，从求助国联干预，到上海停战，再到屈辱的塘沽协议签字，蒋介石显然并没有放弃其备受争议的“安内攘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实力派冯玉祥独树一帜地发起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等以反日反蒋为号召发动福建事变，也是很自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