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中国知识界的救亡运动明显地处于低潮之中。这一方面是受到中日关系此时的复杂形势所影响，另一方面也同国民党南京政府为谋求日本谅解日渐采取压制抗日救亡活动和进一步加强独裁统治的情况不无关系。当一向坚持反日立场的《申报》主笔史量才被暗杀后，《申报》顿时失去了往日的战斗精神。而1934年由共产党发起的由众多名流学者署名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也未能在国内引起应有的反响。相反，当南京政府于1935年公开提倡“中日亲善”之后，特别是进一步发布《睦邻邦交令》之后，一切反日言论、行为及其组织都受到严厉禁止，各报刊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谈论御侮救亡问题了。然而，对侵略者如此卑躬屈膝，对要求救亡的中国人如此蛮横无理，就是在那些力主对日妥协的知识分子看来，也是难以容忍的。由胡适等人主持的《独立评论》也按捺不住地发出了反抗之声。他们公开发出质问：“在‘九一八’以后，在‘一·二八’以后，在长城抗战以后，在天羽声明以后……大讲亲善，高谈提携，此中妙用，不但阿斗莫测高深，恐怕就是诸葛亮也不敢认为是神策妙算罢？”进而，他们明确指责南京政府“一方面对于劫持我土地，残杀我人民，以倾覆我国为天职的恶敌，则打躬作揖，满脸堆笑地来讲亲善；一方面对于天真烂漫的，孥云捉月，从未曾给过社会以丝毫损害的少男少女，则凌以雷霆万钧的凶威”，这种政治人格“何等丑恶”!
从1935年5月以后，日本军队开始接连在华北制造事端，进而逼迫南京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尽管人们这时对协定的内容难于真正了解，但从一系列现象当中，人们还是迅速意识到了事态无比严重。10月以后，日本方面进一步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并在11月24日先行成立了第一个华北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同时公然逼迫华北地区国民党军政领导人宋哲元宣布华北自治。经过了一段幻梦般的平静之后，中国人这一次再度吃惊地注意到华北数省又在步东北的后尘了。一时间，北平、上海等地教育界、文化界和思想舆论界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又纷纷发表宣言和通电，坚决要求“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要求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东北伪组织”，并主张“全国民众立刻自动组织起来，采取有效的手段，贯彻我们的救国主张”。知识界的抗日救亡运动重又开始显示出新的活力了。
华北事件的发生使整个舆论界的倾向迅速发生了改变。一段时间以来甚嚣尘上的妥协主张又受到严厉抨击。邹韬奋在他主持的《大众生活》上根据两年来的历史事实直言胡适过去妥协见解之错误，毕云程、吴世昌等人也纷纷撰文或写信对胡适过去的说法进行商榷。而胡适这时固然仍旧不相信中国军队能够抵挡日本军队的进攻，相信必须通过直接交涉，甚至承认“满洲国”来换取几十年的和平，但他毕竟也多少承认自己对“塘沽协定”意义的估计是不那么正确的了，并开始了解到“屈辱是无止境的，求全是绝不可能的”，“我退一寸，人进一丈”，故而在主和的同时，也公开转换了口吻，强调今日国家已到最危急的关头，主张要“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并且提出“应当在中央的指导之下，商定整个华北的守卫计划”。
自“九一八”以后，南京政府要统一，中间派知识分子希望统一，统一问题却久拖不决，让国人备感焦虑与失望。到1936年，统一问题重新又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共产党人参加到中国的统一运动中来，并且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中国的统一运动明显地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舆论基础。
中共的统一战线主张最早提出于1935年7-8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此之前，由于实行苏维埃政策，单纯奉行依靠贫苦工农大众的阶级路线，中共不仅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而且视一切中间势力为最危险的敌人。但是，随着日本对中国的入侵不断加深，再加上共产国际开始提出新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共也渐渐地开始改变过去关门主义的做法，转而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来了。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代表团公开宣布了他们起草的关于组织全中国统一的人民的国防政府的提议书，决定要向“一切政党、派别、军队、群众团体以及一切政治家和名流们”提议：“与我们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人民的国防政府。”它明确表示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们，一切已经在用武器保国卫民的军官和士兵们，一切愿望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真正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们”，“与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共同加入统一的人民的国防政府”。中共代表团的这一主张，随即在1935年10月1日出版的《救国报》上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的形式正式发表出来。它同时还以《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的形式，将此一政策和策略正式传达到当时活动于平津一带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中共地下组织中。信中明确要求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和蒋介石，只要反蒋的势力增加，就是中国革命势力的增加，因此，全党同志必须到一切反蒋抗日的集团力量中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阶级，不管什么党，只要他们愿意从事任何反日反蒋的活动，“中国共产党都愿意诚恳的与之建立统一战线，以共同担负起救中国的责任”。
1935年11月20日，负责向国内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统一战线新政策精神的张浩，成功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瓦窑堡。张浩介绍了共产国际七大开会的情况和中共代表团提议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策略方针问题的四点指示，即：（1）实行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2）以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统一战线的最高表现形式；（3）改工农苏维埃为人民苏维埃；（4）以往剥夺富农的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亦应随之改变。据此，中共中央亦很快发表了与《八一宣言》内容一致的宣言，并很快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决定改变过去各项政策，从今以后的任务是：（1）给予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切实保护小资本工商业；（2）给予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以发展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及技术天才的机会；（3）给予一切愿意反日反卖国贼的白军官长（不分官阶）以优待的权利；（4）向一切个人、团体、政治派别和武装队伍提议订立抗日讨卖国贼的协定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5）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6）欢迎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来苏区投资设厂开店，保护其生命财产之安全，并尽可能减低税租条件；（7）积极保护华侨的利益，并欢迎华侨资本家来苏区发展工业。
中共这时还没有放弃武力反蒋的方针，但后来很快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宣传口号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各界对蒋介石“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以及以武力求统一的做法，本来就存在着颇多争议。没有人不了解安内统一关系到抗日御侮的利钝成败，问题是用以暴易暴的办法是否真的就能达成安内和统一的目的。至少到1935年为止，经过了多年血腥战争，国民党地方势力公开割据或变相割据的现象仍随处可见，共产党红军在西南和西北也仍旧继续存在，很少人相信安内统一之日已经为期不远。然而，安内统一尚无实现之日，日本的侵略程度却日益加深。随着华北事变的发生，人们自然对蒋介石坚持武力的安内统一政策更加心生怀疑。事实上，华北事变的发生，不仅极大地刺激了国内各界乃至各党各派，甚至连蒋介石也不能不想着寻找安内统一的捷径了。他除了秘密地试着向苏联请求结盟以外，在看到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提出统一战线政策的各种文字之后，马上找到回国述职的驻苏武官邓文仪，要他赶回莫斯科，去与中共代表团进行接触与谈判，争取用政治的办法来解决共产党问题。由此不难看到，中共代表团发表在《救国报》上的《八一宣言》，确实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
“一二·九”运动发生前，北平城内早已是人心惶惶。日军不断地施以武力威胁，步步进逼，要把平津及冀察两省变成第二个满洲，国民政府却一退再退，委曲求全，北平成为日本占领地的危险已迫在眉睫。故宫博物馆的稀世珍宝开始装箱南运，一些高等学府也酝酿南迁，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刺激了大批爱国的青年学生。恰在这时，北平中共地下党人看到了《八一宣言》，宣言号召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对象展开反日反蒋斗争，这给了他们自主发挥斗争策略的天地，使他们得以放手组织民众运动。因此，他们很快就开始在青年学生当中宣传统一战线的思想，鼓吹团结御侮，全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由于华北事变造成了国人的激愤，一时间在学生当中的中共党员迅速成为政治的骨干与核心，并成功地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组成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中共党员郭明秋任执委主席，姚克广任秘书长。为便于领导，中共还成立了学联党团，彭涛、黄敬、姚克广、郭明秋等为党团成员。
学联成立不久，北平就发生了日本鼓动的少数卖国分子发起的游行示威，要求实行华北自治。学联很快得知南京政府已经部分地对日妥协，准备取消北平军分会，于12月9日成立半自治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对南京政府的步步退让早已极端不满的学生们愤而决心要阻止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他们在北平学联的领导下，于8日在燕京大学召开了各校代表大会，决定次日组织学生到新华门向何应钦请愿。
学生们准备向当局请愿示威的消息几乎马上就被秦德纯等知道了。9日晨，燕京、清华两校学生准备出发时，发现通往市内的校车已被扣押，校门外还有大批军警试图阻止他们前往市内请愿游行。学生们用尽各种办法冲破了军警的阻拦，步行赶到了西直门外，又遭遇全副武装的警察的拦截，且城门也已被关闭。这样，城外的学生最终也未能进到城里参加请愿活动。但是，在城内的东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民国学院、市立女一中、艺文中学、东北中山中学的上千名爱国学生依旧举行了请愿和示威。他们聚集到新华门前，派出代表向当局提出了反对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和准许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等6条请愿要求。在递交了请愿书后，学生随即举行了示威游行，一路高呼抗日口号。沿途辅仁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大学、中法大学、弘达中学、市立女二中、志成中学、成城中学、镜湖中学、汇文中学、艺文中学、河北高中、河北省立十七中学、孔德中学、竞存中学、精业中学等大中学校的学生，也陆续加入其中。由于害怕学生会冲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领馆，特别是冲击日本使馆，故当局早早就在通往东交民巷的王府井南口部署了大批军警，并且调来了消防车，以便进行阻截。当游行队伍来到王府井南口时，军警们即开始用高压水龙向游行队伍喷射。在与军警争夺高压水龙的搏斗中，有30多名学生受伤并被送往医院。清华大学救国会当天发出的《告全国民众书》写道：“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北平各校的学生更加激愤。几天之内，有70多所学校成立了自治会或学生会，多数学校在市学联的号召下宣布罢课。北平当局惧于日本压力，急忙发布《禁止青年学生聚众游行》的布告，扬言违者将依法究办。北平市社会局局长也出面发表谈话，声称绝不姑息学生的轨外行动。受到当局的恫吓之后，东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当局也纷纷贴出布告，训诫学生不宜再作抗议活动，如有煽惑罢课者，一经查明，立即开除学籍。各校校长于13日联名发表《告学生书》，要求学生埋头努力于学问之研究，更不必涉及课外之活动。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法阻止学生救亡的热情。
12月14日，北平报纸透露，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6日正式成立。得到消息后，北平学联迅速作出决定，要在16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经过更周密的准备之后，16日一早，打着“中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脱离中央”“反对华北特殊化”等横幅的游行队伍分别冲破军警的阻截，拥上了街头，近万名学生和市民聚集天桥广场召开了市民大会，当场通过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傀儡组织、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8个决议案，随后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为先导，浩浩****向东交民巷口的外交大楼前进，去反对即将在那里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次示威游行遭遇到军警更加残酷的镇压。据燕京大学出版的《一二·九》特刊事后报道称，当天参加示威的7775名学生中，被捕者8人，重伤者85人，轻伤者297人，另有23人失踪。
由于南京政府从1933年起开始实行新闻管制，有关华北事变的种种消息通常难以见报。因此，北平学生再度示威的消息自然在北平当局的干预下被严密地封锁起来，几天之内北平的报纸几乎没有进行正面的报道，只能曲折地透露一些情况。但是，北平学生的抗议活动和遭遇还是通过各种途径被各地学生了解到了，这不可避免地激发了全国各地学生的救亡热情。26日，平津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同时决定组织南下宣传团，从北平和天津出发，沿途宣讲北平学潮真相和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并至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学生们到达河北固安后，被奉命行事的国民党固安县强行解散，并将部分学生用武力押送回北平。
然而，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燃起了救亡运动的火焰。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名人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陶行知、李公朴、钱俊瑞、周新民、钱亦石、沈慈九、顾名、金仲华等28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强烈要求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坚决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
12月17日，北平学联的代表赶到上海，通过《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见到章乃器以及沈钧儒、王造时、沙千里等人。当天，上海中学学生联合会成立，北平学联代表被请去报告“一二·九”运动情况。次日，上海80余所中学的学生发表联合宣言，反对华北自治。19日，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交通大学，以及持志、法商、税专等学校的学生和其他中学学生数千人连夜举行游行，向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维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保护救国运动，保障言论、集会自由。市长吴铁城和教育局长潘公展被迫出来接见了学生。
21日，史良等发起成立了妇女救国会，并组织近千名妇女上街举行了声援学生爱国运动的示威游行。随后，上海文化救国会、学生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电影界救国会等相继成立，进而产生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创办了《救亡情报》等救亡刊物。24日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性游行示威。游行的学生一大早就来到南京路大陆商场楼前，汇合成浩**的人流，沿着南京路开始行进。途中虽与英国巡捕发生冲突，但队伍并没有被冲垮，相反还吸引了大量市民，一直前进到北火车站声援复旦大学赴京请愿团。这数百名赴京请愿团的学生头天晚上就占据了一列火车，要求赴京，被军警团团围在火车上。上海各工会、文化团体、各界救国会及各大中学校的代表听到消息后都纷纷赶来慰问，并送来面包、水果等。到当天上午，请愿团的规模已经扩大到3000人左右。由于火车停开、游行示威学生声势浩大，吴铁城最后被迫同意用火车送学生去南京；但路上却利用破坏铁轨等办法，阻止学生前往，终于使学生们被阻在无锡无法前进，最后反被军警重新送回上海。此举更进一步激怒了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
就在大批学生被强行送回上海的第二天，即28日，上海各界救国会出面组织了新的示威游行。游行名义上是为了纪念“一·二八”阵亡将士，但仍旧起到了声援请愿学生的作用。
受到北平“一二·九”运动和上海救亡运动蓬勃兴起的影响，全国各地声援北平学潮、反对华北自治的示威游行活动也是此起彼伏，让南京政府颇感头疼。在前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发动请愿或示威游行的就有南京、武汉、杭州、开封、西安、济南、太原、南宁、扬州、苏州、保定、梧州、长沙、焦作、桂林、徐州、宁波、安庆、常州、南昌、重庆、宜昌、信阳、南通等城市。因学生要去南京请愿索车索船受阻而导致断绝交通的，就有杭州、开封、焦作、南通、常州、信阳数处。而那些没有举行示威游行和请愿活动的城市，如贵州、昆明、芜湖、安庆、张家口、石家庄、唐山、青岛等地的学生，也都发出通电和宣言，响应并声援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香港的爱国学生和各界人士也开展了募捐和宣传活动，并发表了救国宣言。受此影响，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纷纷宣告成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之后，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于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圆明园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举行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到会者有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共70多人，会议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纲领》等文件。会议选举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陶行知、孙晓村、曹孟君、张申府、刘清扬、何伟等14人为常务委员。宣言中明确批评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只知用武力来消灭异己、推进统一，殊不知“放弃了当前的大敌，对敌人作无限制的让步，而想用武力征服敌党敌派，用权威排除异己，用权术巩固政权，那结果反只有使人心离散，而自陷于覆亡”；而今之计，只有推动对立的各党派停止军事冲突，派遣代表展开谈判，以便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最终成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创立民主制度，以实现保障领土完整和谋求民族解放的目的。
在上海以及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建立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在其中所发生的影响。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经提出，一向与共产党来往密切并自觉地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左翼知识分子当然热烈欢迎。鲁迅就公开宣称：“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而一向属于中间派知识分子左翼的大批知识分子，如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沙千里等，也迅速接受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并与很快来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冯雪峰等建立了联系。全国救国联合会关于“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立刻释放政治犯”“立刻派遣正式代表”谈判“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等主张，就明显地是与中共的《八一宣言》相呼应的。1936年7月15日，由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4人联名，系统阐述他们所倡导的救亡联合阵线主张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也正是在中共代表团成员潘汉年的鼓动和授意下完成的。文章公开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所谓国策，与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文章在要求中共停止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红军立即停止攻袭中央军，放弃前此对地主、富农和商人的政策，停止推动可能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和阶级斗争政策的同时，更多地批评了国民党。文章宣称：“五年来安内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主张是失败了。五年来安内的结果，剿共军事并没有片刻停止，到最近中央和西南却发生了裂痕。可见安内政策并不能促成真正的内部统一，而惟一得到‘安内’的利益的，却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照这样情形下去，恐怕‘内’不及‘安’,而中国全部早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据此，他们明确表示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安内攘外”政策，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用自杀的手段伤耗民族的元气！”“中国人民目下的要求，是停止一切内战，大家枪口一齐向外，大家一齐联合起来抗战自卫！”
沈钧儒等人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中共代表团的机关报《救国报》马上就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则以毛泽东的名义专门致信4位作者，表示中共中央同意救国会的宣言、纲领与要求，并愿意在救国会这些纲领和要求下面与各党派各团体诚意合作，共同奋斗。冯玉祥也明确讲：这篇文章真是震动了全中国各界人民的心，大家都希望各党各派能够按照他们所提出的方向去做。
对于共产党人以及沈钧儒等人的统一战线主张，自然也有些中间派知识分子是有疑惑的。张东荪是最早公开发表文章欢呼中共的《八一宣言》“真不啻中国民族前途的一线曙光”的，他并且宣称对于中共所提议的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主张“无条件双手举起表示赞成与接受”，但是，他对中共是否真心愿意停止苏维埃的宣传与政策，并在南京政府允许各党派代表共同讨论决定大政方针时，承认南京政府为事实上的中央政府，则颇表怀疑。对此，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曾专门以“陶尚行”的笔名发表文章给予答复，表示中共完全赞成在中国还没有完全驱逐帝国主义以前不实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任务，并宣称：“南京如自动召集圆桌会议，我们虽不赞成这种方式，但我们准备派代表参加，只要南京抵抗，我们援助南京。”张、陶的文章立即引起了知识界的高度重视，负责刊载这两篇文章的《自由评论》一时竟接连收到了数十篇要求参加讨论的来信和文章。其中有些信固然是对共产党的意图极端怀疑的，但相当一些来信和文章对中共的政策转变是表示由衷欢迎的；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欢迎这种交换意见、讨论问题，最终相互达成谅解的方式。他们认为：“全国各党派大合作”虽然“不过仅仅开始”，然而各党派能够站在中国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开诚布公地交换并讨论救亡的意见，这毕竟构成了“全国各党派大合作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