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国共两党就合作问题深入谈判的几乎同时，蒋介石对国内其他抗日救亡势力的态度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在这里，最典型的就是对救国会领袖“七君子”案的处置问题。
“七君子”案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救亡运动抗拒国民党当局统制政策所导致的一场政治风波。还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起之初，国民党特务人员就断言其“分子复杂，活动范围广大”，“将来毒焰所及，势必直接及于各地青年团体及文化团体，间接更有侵入各种职业、产业团体及民众之危险”，因而国民党中宣部公开发表《告国人书》，危言耸听地指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实为共产党煽惑下赤色帝国主义者汉奸之爪牙与工具，如不加悔改，不听劝告，“政府自不得不本蝮蛇螫手，壮士断腕之决心，为维持社会之秩序与保护国家之治安起见，当予以最后的严厉之制裁”。南京政府亦于2月20日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特别作出规定：“军警遇有妨害秩序，煽惑民众之集会游行，应立予解散，并得逮捕首谋者及抵抗解散之人。”随后，上海等地国民党当局先后以鼓动学潮、毁谤政府的罪名，查禁了《大众生活》等24种倡言抗日的刊物，并逮捕了大学生救国会负责人十多名。然而，6月1日，以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陶行知等为常务委员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显示了上海各界坚持救亡运动的不屈不挠的态度。
救国会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影响日渐扩大，其公开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与蒋介石既定的国策明显冲突，这最终导致了国民党中宣部要求上海市政府出面逮捕沈钧儒等人。
1936年11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派出8个行动小组，会同租界捕房，分别到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陶行知家里捕人。除陶行知先期出国未遭逮捕外，沈钧儒等7人均被租界捕房解送到江苏高等法院高二、高三分院受审。经律师辩护，7人当天均因捕房拿不出证据与事实而交保释放，但上海市公安局随即又以从前拿获的某共产党员供认沈钧儒等人有共产党嫌疑的口供为借口，迫使高二分院再度发出拘票，拘押沈钧儒等人。12月4日，上海市公安局把沈钧儒等解送到苏州横街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羁押。
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在社会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极大震动。宋庆龄率先出面组织营救，冯玉祥、于右任等国民党人也出面参加营救。上海实业界领袖穆藕初等发起援救爱国七领袖运动；杜重远、黄炎培、马相伯、胡愈之等社会名流奔走呼号；平津文化教育界许寿裳、许德珩、张东荪、张申府等109位知名人士则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北平各大学学生救国联合会组成请愿队，南下赴京请愿，要求南京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七君子”。此外，成都、广州等地救国团体，乃至国外华侨团体，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救援活动。
蒋介石对救国会一事最初是力图诱导。他曾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一个月后，即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专门邀请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3人去南京面谈，一面说明政府决心抗日的立场，一面要求救国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但这次谈话未能使救国会的活动纳入国民党所要求的轨道，沈钧儒等甚至公开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等文章，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互通声气，并且公开声援上海日商纱厂罢工，使国民党当局高度紧张。因此，当上海公安局拘押“七君子”后，蒋介石亦明确认为处置适当。
但是，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剿共”战争停止、国共两党开始具体商谈妥协事宜，国民党内对救亡运动的态度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严重分歧。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张人杰、李煜瀛、孙科等14人联名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之提案》，提出：“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为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虽与本党向处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停止危害本党政权之企图，拥护统一抗日，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杨虎城、于学忠亦提出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负责救国和停止内战、释放上海被捕爱国志士等主张，孙科、冯玉祥等还提出《请特赦政治犯案》《促进救国大计案》，李宗仁、白崇禧等则提出《保障民众爱国言论解放民众爱国运动扩大救国力量案》，潘公展、张继等亦提出《请确定巩固和平统一之实施步骤案》等。所有这些主张和方案，几乎都一致地提出了开放言论、团结救亡力量的思想，足见西安事变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同情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内也已形成一股潮流。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由蒋介石等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起草的《根绝赤祸案》，提出了处理与共产党关系的“最低限度办法”四条：
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对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
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于22日宣告闭幕，其宣言中第一次提出要准备抗战。这样，一方面主张和共，一方面主张抗战，国民党的政策明显地发生了进一步的重要转变。蒋介石在会后答记者问中甚至特别提出：除了宣传赤化、扰乱地方治安的言论和无端造谣外，对任何言论主张均应持开放的态度，并“希望全国一致尊重合法之言论自由”。
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其对“七君子”案的处置。1937年4月3日，鉴于对“七君子”法定羁押侦查期满，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炮制了一份起诉书，对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陶行知以及罗青、顾留馨、任颂高、张仲勉、陈道弘、陈卓等14人提起公诉，指称他们犯有“十大罪状”，即：（1）有意阻挠中央根绝赤祸之国策；（2）不承认现政府为有统治权，并欲于现政府外更行组织一政府；（3）蔑视政府，故为有利于共产党之宣传；（4）提倡人民阵线，有国际背景和政治野心；（5）抨击宪法；（6）煽动工潮；（7）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8）与第三国际有关系；（9）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引发西安事变；（10）罗青曾参加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的团体，有牵涉章乃器并及沈钧儒、邹韬奋之处。按国民政府1931年1月31日颁布之《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关于“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规定，各犯均应被判刑。
鉴于这一审判影响巨大，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亲自过问并插手其间，试图在不扩大事态和影响的情况下，将此事平息，同时也要将沈等变相定罪，由法院移送反省院，结具悔过，以保政府颜面不失。此举自然遭到了“七君子”的坚决抵制。6月初，蒋介石已决定邀集一些社会名流上庐山开会，共商抗日御侮、复兴民族的大计。“七君子”本来就是著名学者，又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领袖，蒋自然也将他们列入必须邀请的名单之列。但是，很显然，蒋希望叶楚伧等能使沈钧儒等稍做悔过表示。却不料叶等只是一厢情愿，他们的这种做法反而造成事态僵持不下。6月25日，江苏高等法院更新审理“七君子”案的当天，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诸青来、沈兹九、胡子婴、王统照、张天翼、陈波儿等16人公开发表入狱运动宣言，声称：“沈钧儒等七位先生关押在牢里已经七个月了，现在第二次开审，听说还要判罪。沈先生等犯了什么罪？就是犯了救国罪。救国如有罪，不知谁才没有罪？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抢救这危亡的中国。我们不能因畏罪就不爱国不救国。所以我们要求我们拥护信仰的政府和法院，立即把沈钧儒等七位先生释放，不然我们就应该和沈先生等同罪。沈先生等一天不释放，我们受良心驱使，愿意永远陪沈先生等坐牢。”宋庆龄倡导的救国入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界人士，包括作家、导演、电影演员、大学教授、音乐家、剧作家、学生、职员等数以百计，向江苏高等法院具状，请求与沈钧儒等同负法律责任。此事使蒋介石十分被动，以致大发脾气。正值这时，卢沟桥事变爆发，沈钧儒等率先发起抗日救亡运动更无罪可言，蒋介石亦乘势电令江苏高等法院将沈等开释。
蒋介石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态度与在“七君子”案问题上的态度也颇为相似。卢沟桥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在军事指挥权等问题上仍旧锱铢必较，毫不让步，对中共要求3个师以上设一总指挥部独立指挥绝不答应，甚至拖着不着急解决红军改编问题。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初，其态度也还是相当犹豫。周恩来等7月14日到达庐山参加谈话会，首先听说的就是蒋介石不仅不同意中共军队设总指挥部，而且不许以政治机关代理指挥。蒋介石坚持，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接隶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周恩来致函蒋介石，据理力争，说“上次在庐，承面告三师以上不能设指挥总部时，来即陈说在改编后不能无统率机关以管理人事经理教育指挥等事的困难。先生当答以可由政治机关如政治主任来管理联络。来彼时曾反问，政治机关如何能指挥军事，先生曾说：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面谒后，来以政治名义管理军队究极不妥，曾向子文先生及蒋夫人再三陈说三个师以上的统率机关应给以军事名义，因先生坚持未允，来乃归陕北磋商，中间并一度来电重申前请”，至不得已时，才“据此再三向党中军中诸同志解释”，取得了谅解；而此次反复，“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周恩来同时提出了关于谈判的12条意见，要求蒋介石同意发表中共宣言，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划定18县之疆界，共同派人赴南方联络与传达两党合作方针，以改编红军游击队。
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会谈，双方对政治问题没有太多争论，军事指挥问题仍谈不拢。蒋介石虽略有让步，从“政治机关只管联络”，让步到“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却仍坚持“三个师的经理教育直属行营”，且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政治主任要周恩来或林伯渠当，最后甚至提到可要毛泽东任副主任，总之坚持不要军人。鉴于双方观点相左，一时难以沟通，共产国际这时又有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由自己包办不应让步的指示，周恩来等在“力争无效”之后，不得不返回宁沪“暂观时局变化”。
时至于此，中共中央已无路可退，决心“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要周恩来等干脆返回延安。在这个问题上，朱德、彭德怀等众多红军将领的态度最为坚决。他们坚持认为：“蒋介石对红军改编所提条件，超过我们统一战线最低限度原则，如果接受其条件有瓦解危险。我们改编三个国防师一军部及若干地方武装，是最低限度的原则与要求，否则（应）拒绝谈判。”他们相信，只要利用现在有利形势，立即自动地改编为三个师一个军部，向全国公布，蒋介石将没有理由宣布谈判破裂，即使他以经济和粮食来封锁红军，红军一面向共产国际请求接济，一面广泛募捐，也不难应付。显然，由于中日战端已开，中共中央相信蒋介石已失去进一步讨价还价的资本，不仅独立指挥权问题，就是成立独立的总指挥部或军部的问题，都有解决的可能。
果然，7月27日，蒋介石沉不住气了，在反复考虑要不要给红军番号、令其改编出动之后，到底还是电催共产党人，照庐山所谈内容在10日内改编完毕，明示南京将发表3个师的番号及各师旅团长与政治主任名单，并建议以康泽为副主任，同意不再加派各级副职人员。但中共中央这时已不满足于用政治机关代行指挥权的前议了，而是明确提出非有独立指挥机关不可。中共中央强硬地表示：“（1）八月十五日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2）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3）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4）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5）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随后，中共一面申请各种补助，一面即下令迅速集中红军主力于三原进行改编，同时决定借此机会设立总指挥部，并“不管南京承认与否，实行在军委领导下之全权指挥”。
7月31日，南京下达了3个师的番号，即八路军第115师、120师、129师，并同意照中共所提人数及编制改编。8月2日，蒋鼎文转蒋介石电，邀请周恩来“约同朱毛诸先生即来京面商大计”。3日，蒋介石再电周恩来，要红军立即向绥德、榆林及延安集中，以便出发抗日。4日，蒋介石正式颁布了红军改编后的师、旅、团番号。同日，蒋鼎文电告中共中央：“顷奉委座面谕：（1）限期贵部能于八日迟至十日出动，本月二十五日集中大同完毕工作……（2）正副总指挥及宣言仍须得抗日实现时发表；（3）政训主任及师旅团长均已照单发表，惟参谋长仍由中央选派。”显而易见，因战争关系，蒋介石虽仍然力图干预，但已不能再纠缠于指挥权不放，只得承认其设立总指挥部了。
8月9日，应蒋介石邀请，中共中央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飞往南京，参加南京政府组织召开的国防会议，同时准备提交中共对于国防问题的各项意见，并与国民党谈判红军改编出动等各项具体问题。但中共领导人在11日出席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集的谈话会之后，在隔日与康泽、邵力子、张冲的会谈中，却发生了冲突。因为，康泽将中共起草的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大加删改，削去中共初稿中有关政治纲领、国共谅解与合作等条文与字眼，并且连“共产党”三个字也统统删去不提，同时继续坚持派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等。朱德等当场与康泽发生激烈争执。据康泽自己说，当时“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程度”。
康泽是国民党复兴社的书记长，自7月被蒋召来主持对中共政治谈判以来，极力要想把国民党人的看法强加给中共，因而与中共代表在很多问题上都谈不拢。朱德等13日致电中共中央，痛斥“康泽捣乱，并勾结西安改组分子为难”我们，认为康泽对中共起草的宣言的修改，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但考虑到宣言应当早日发表，以便立即改编，争取主动，因此他们仍建议在文字上可将“民主”改“民权”，同意将“国共两党”等字眼删去，“与国民党获得谅解”改为“与中央获得谅解”或“号召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等。而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做如此让步。他认为形势不利于蒋而有利于共，因而坚持在国共合作等字句上不仅不应让步，反而应该进一步加上中共新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宣言可以修改，但决不能照康泽提案”，在国难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国民党“没有理由提出把国共团结等语改变”；主张宣言“不忙于要求发表”、部队也“不忙于迅速出动”，“欲速不达，缓则有济”。
1937年8月13日，由于日军开始大举进攻上海，战争形势严峻，国共双方的态度都不能不转趋软化一些。中共代表最终参考康泽的意见修改了宣言稿，删去了原稿中所有关于“国共合作”、“民族统一战线”之类的字眼，康泽也不再要求删去原稿中中共关于自己政治主张的那些说明。当然，关于发表宣言的时间问题，蒋介石仍坚持要等到中共军队出动达到前线之后才有可能。
由于全面抗战这时已经展开，蒋介石已直接电令红军参加作战，中共也以国民革命军第115师第1旅为先遣兵团，依照蒋令向前线运动，国共两党之间的军事合作实际已经开始，政治形式上的分歧已不能成为两党关系的重大阻碍。因此，中共中央最终同意在宣言问题上做出某些让步，除坚持党的近期奋斗目标必须写上外，凡“国共合作”与“两党亲密团结”之类的话均可依照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统统取消。但中共中央仍坚持：（1）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发表谈话；（2）发表边区组织组成；（3）发表指挥部组成；（4）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5）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6）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同时拒绝中央派政治副主任，只接受联络参谋。国民党方面也很快同意中共中央派人去南方以改编各地游击队，并开始部分释放在狱的中共党员。至18日，蒋介石终于正式发表指挥部组成：朱德为第8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拖延甚久的指挥部问题遂告解决。
军队指挥权问题解决之后，宣言及边区政权问题变得突出起来。由于对日作战在即，红军有生力量的保存关系到中共和边区的生死存亡，再加上在半年多的谈判过程中中共领导人深感蒋介石怀有某种对红军不利的企图，因此，毛泽东颇感不安，明确表示担心会出现“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的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的极端被动局面。故中共中央此时在部队出动问题上仍十分谨慎，在第115师向南京军委指定地点前进后，又派出第120师及八路军总部向前线集中，但对第129师则决定“非把国共间各主要问题弄好后决不出发”。尽管，南京方面对红军出动缓慢颇有怨言，蒋也以此为由拖延发表宣言，甚至红军将领和中共政治领导人中都有人对这种做法表示疑问，但毛泽东等坚持认为：为迫使国民党让步和确保问题之解决，中共中央目前的“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不要听信国民党一部分人之无理浮言，而自乱其步骤”。
8月30日，康泽通知中共代表：边区政府已决定以丁惟汾为正、林伯渠为副，八路军政治部已决定周恩来为正、李富春为副，两党关系宣言则必须在中共部队全部出动抗日之后才能发表。据说，南京政府这时还确定了派驻红军的高级参谋人员。得此消息后，中共中央当即表示反对，并致电自己的谈判代表称，“丁维汾是过去反共首领，苏区民众决不承认他为长官，必以林伯渠为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以任弼时、邓小平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国民党给周恩来的委任状必须退还。同时，中共中央强调：南京所派“高级参谋前方实行挡驾，不许踏进营门，理由是南京应该信任红军，不应该破坏红军，但外面传说高级参谋是康泽等派来破坏红军的，因此不敢欢迎，如改为联络参谋并改派红军同意之人选则不拒绝”。
周恩来于9月2日向康泽等强硬表示：“（1）中共宣言与蒋先生谈话请照庐山原案，同时签订即日发表；（2）边区政府请即以林伯渠同志任正长官、张国焘任副长官名义发表，以便早日取消苏区实行改制并办善后；（3）八路军总部及各师高级参谋其任务系在联络，务请受命者认识清楚，免生误会；（4）八路军政治主任弟方久已推荐任弼时、邓小平两同志分任，今颁命周、李，恕难接受，请即改任任、邓，以利团结。凡上所述烦即转陈蒋先生，请对弟方人员部队予以绝对信任。弟敢言合作大计既定，长期抗战已起，共党红军除在民族战线上努力外，无异意也。因之一切人事提议请以整个团体者信之，各事必将迎刃而解，否则徒增弟方不安耳。”
由于战争形势异常危急，蒋介石对中共种种要求，“此时惟有顺受之”。9月之后，国民党方面一再催促共产党的军队尽快出动。为表示抗日诚意，自中共中央8月下旬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也已经派出2个主力师转赴华北前线，但仍留1个师不动，作为迫蒋让步之手段。中共中央的目的已很明确，即要蒋介石立即发表中共宣言，承认中共合法，边区政府坚持林正张副，“不要国民党任何人”，甚至南京派来的高级参谋和政治部副主任，也“全部坚决拒绝，不许其进入营门一步”。中共中央确信：只要宣言发表，我们取得合法地位，其他问题暂时不能解决均“无大妨碍”，我们完全可以“一切自行组织，不管国民党如何”，“就大势看，再过几个月，此层可以办到”。
果然，国民党内部也已经开始有不同意见了。黄绍竑受命考察华北战局过程中，即明确提出：“山西方面所有部队仅足布防，惟恃第八路军作为机动。但闻该部行动迟慢，其原因为中共宣言未发表及边区问题未决之故。职意当此紧急时期，上述问题似宜解决，以免碍及军事行动。”阎锡山也期待中共军队能够如数开拔，参加山西抗战，故对宣言和边区主任两事同样颇多同情，希望蒋能予通融。其电称：“至宣言与边区两事，据称宣言系中国共产党宣言，正主任人选，仍应由中央派定，但彼方拟请中央由彼前在南京提出名单中选派就职等。观察该路军抗敌情绪兹为积极，当此用兵之际，其所请两事应予照准。俾彼将士各得安心早日加入前线，扩大战果。”有鉴于此，再经博古、叶剑英与康泽等进一步交涉，国民党方面终于不得不作出新的让步，同意照中共意见重新修改宣言，以同时发表中共宣言与蒋之谈话来宣布共产党之合法化，确定高级参谋为联络性质，同时对边区政府组织以丁惟汾暂不到职，由林伯渠代理正职的方式表示妥协。这样一来，中共中央所争取的目标实际上基本已达到了。
9月22日，经过反复磋商之后，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的宣言了。中共在宣言中宣称：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战线之职责。
次日，蒋介石也公开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存在，并表示愿意不计前嫌。谈话称：“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竭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为无可动摇、无可移易者。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
中共宣言得以发表及蒋介石公开发表谈话承认接纳共产党，终于结束了这场耗时21个月之久的曲折接触和艰苦谈判的过程。国共之间的矛盾以政治方法得以解决。尽管，这种解决与蒋介石早先所设想的情况相差甚远，而且就国共两党此后长达数年的磨擦冲突和交涉的历史而言，其实也才仅仅是一个开头，但它毕竟为中国的全面抗战赢得了一段可贵的内部和平时期，从而成就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国内统一与团结的局面。